第一奇人杨度有多奇？做过帝王师，救过，交过杜月笙

（说历史的女人——第1345期）

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所谓的奇人，但好多奇人其实都是有名无实或者徒有虚名的。而时有位高人，他博学多才，18岁中举，做过“帝王师”，救过袁世凯和，而且曾同梁启超、蔡锷和杜月笙等身份各异、主义不同的名流成为至交，堪称第一奇人。那么此人究竟是何方高人？他究竟有何历史功绩？最终的归宿如何？本期解读。

（一）出身虽贫寒，胸有奇志

此人叫杨度，他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虎者，山中之王也。仅从杨度的一系列别号中就可以窥见此人非同一般。杨度于1875年1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she）石塘村。中国近代史上，湖南出了很多名人，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而杨度也是湖南名人中的佼佼者。

杨度出身比较贫寒，尽管其祖父杨礼堂曾在湘军中任职（官至正四品都司衔），但其父杨懿生却是一个农民，为了谋生还当过吹鼓手。这还不说，杨度10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他只有和弟弟妹妹一起跟着伯父过活。所以杨度小时候还是过了一些苦日子的。好在伯父也在军中供职，才使杨度还能上得起学，有书可读。

杨度天赋异禀，书读得自然很好，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便考取了秀才。第二年，他18岁时又中了举，似乎仕途光明。但他在接着的会试中却不幸落第。不幸中也有幸，因为他在会试期间恰逢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他也欣然响应，结识了梁启超等人。自此，他便同梁启超成为挚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结交梁启超，鼓吹立宪

杨度会试落地之后，拜著名学者王闿运为师。王闿运学识渊博，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门下弟子众多，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还有齐白石等。但王闿运尤其欣赏杨度，对之尽传其学。杨度也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刻苦努力了三年，学到了王闿运的“绝活”，即为“帝王师”之术。这对杨度的一生影响很大。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当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时，杨度便去听课。自此，杨度和梁启超等人经常探讨学问，批评时政，纵论天下大事。

1902年，杨度留学日本，又与革命家黄兴结为至交。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能力往往受其朋友圈的影响，杨度跟梁启超、黄兴、谭嗣同这些人物交往，就意味着他本人的不同寻常。此时的杨度思想进步很快，成了一个激进分子。不久就和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爱国刊物《游学译编》，宣扬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也不断写文章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

不久，杨度为了给《游学译编》筹备经费回国。时来运转，他被推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等第二名。然而不幸的是，他被除名了。因为当时得第一名的是梁士诒，梁士诒因为戊戌变法等原因，得罪了慈禧太后，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也受到牵连，且他曾有过攻击朝廷的言论，被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也被除名了；这还不说，他还被怀疑是革命党，不但官没有当成，还受到通缉。

所以杨度只好回家乡避风头。不久，杨度的机遇再次来了。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后名声大震；杨度也大受启发，遂作《湖南少年歌》一文，发表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文中有几句话写得斗志昂扬：“若道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这在当时大大振奋了民心。杨度凭此文名噪一时，同梁启超并称，时人有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的赞誉。

1904年，杨度再次到日本留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的宪政。自此他的思想开始全面接受宪政。此时他又结识了当时还是爱国学生的汪精卫，并同留日的蔡锷结为至交。蔡锷在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二人的友谊被传为美谈。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发表《粤汉铁路议》等文，主张中国收回铁路权以维护国家主权。之后，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被清政府收回，杨度居功至伟，自此声望大增。

1906年，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杨度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再一次辉煌。当时清政府派出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继而又派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立宪报告。于是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文，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文。五位大臣将杨度和梁启超的文章加工、润色后，上呈慈禧。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可以说，清政府能够下决心实现君主立宪制，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因为赫赫有名的戊戌变法也是这个意图。因此，此次促进清政府立宪，杨度确实是立下“奇功”。

此后，杨度和梁启超抓住时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两人频频会面或通信；与此同时，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三人在神户进行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杨度于1907年又在日本东京自办了《中国新报》，任总编撰，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阵地；又与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

1907年7月，杨度又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后更名为“宪政公会”，他上书清政府召开国会，并确立了公会的宗旨，即“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杨度领导下，宪政公会的声势盛极一时。此时30刚出头的杨度可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潮和主义都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一不小心，你可以成为领先潮流者，也有可能成为落伍者。而书生意气很重的杨度此时便陷入了极大的争议的漩涡，那便是同袁世凯的瓜葛。

（三）帮助袁世凯，做帝王师

杨度在自己的《中国新报》月刊上宣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他还发表了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等文章，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宣传君主立宪，声势日隆。此时中国的报界，杨度的《中国新报》和同盟会的《民报》以及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

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因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亲贵族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

当时，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自由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被当朝权贵们尊为老师，一时间杨度身价倍增。

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出任统计局局长。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杨度渐渐被对方“征服”，二人惺惺相惜，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杨度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有资格做帝王的“非常之人”，而他杨度本人就是辅助袁的“帝王师”。当摄政王载沣窥出袁世凯的野心，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拒不草诏，冒死相救。这也令袁世凯对之十分感激。

终于，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成为袁的幕僚，后又成为其内阁学部大臣。政府刚成立，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政局。由于杨度与、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他便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

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

是年，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1914年袁世凯颁布《中华约法》，1915年12月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但此时，共和已经是民心所向，故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唾骂声讨。辅佐老袁称帝的杨度也在家乡被骂为汉奸。而此时，他的挚友梁启超则顺应时代潮流，主张共和，支持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把矛头直接对准袁世凯和杨度。梁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嬖人指皇帝宠幸的妃子和臣子）。

在全国的大势之下，做了83天皇帝的袁大头不得不宣布退位，最后郁闷而死。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

但杨度还是磊磊胸怀，为老袁写下如此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对袁世凯可谓忠心耿耿了。不过这也表明了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

后来国学大师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的论断，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也发布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杨度名列第一。可见杨度在袁世凯称帝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袁世凯死后，杨度的帝王师之梦终结，他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他在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文章。

经过一番反思，杨度终于有所醒悟。感到君主制已不可能再在中国立足了。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试图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为复辟助力，杨度则断然拒绝，他声称：“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自此，杨度闭门学佛参禅。杨度可谓一个智者，学佛也很有一套，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名震佛界。

（四）帮助，不毁誓言

杨度这人其实很像他的挚友梁启超。梁启超也是在社会的进程中，不断纠正自己，从主张君主立宪到共和，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一直在更新变化。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坚定，没有操守，朝三暮四。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许是他的聪明智慧之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开始就成型，他肯定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关键在于他是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当然时代潮流也未必就是真理。

杨度也是如此。这表现在他同先生的交往上。杨度当年在日本时就结识了，二人即成为至交（其实黄兴就是杨度介绍给认识的，孙黄二人的合作，杨度也是出了力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中国的革命问题，“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不过当时杨度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不赞成的革命思想。

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力邀杨度参加，但被他拒绝了。杨度坚持君主立宪救国的道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哥们，咱们还是各行其道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不过杨度还是名如其人，十分大度，他跟承诺，咱们尽管各弄各的，但兄弟情义还在。若有一天，大哥弄成事了，小弟事败了，我放下我的主张去帮你；反之，小弟赢了，大哥也要助我啊！事是事，兄弟是兄弟。

果然义气。后来君主立宪失败后，杨度便放下自己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共和。并且，后来他还真帮助或者说是救了一次。

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陷入困局。杨度仗剑而出。他出任特使，施展了自己的纵横之术，游说曹锟，制止了军阀吴佩孚对陈炯明的援助（当时的曹锟和吴佩孚可是中国权势很大的人物），致使陈炯明陷入孤立，帮助度过了政治危机。为此，大赞杨度：“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杨度也于当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

但3年之后，去世。陷入乱局。老蒋和汪精卫开始迫害，于是，杨度再次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

（五）结交杜月笙，支持革命

杨度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晚年同当时的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交往。

杨度曾在上海通过认识了李大钊，开始和一些员的交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提供过不少情报。在1927年时，还设法营救过李大钊、成舍我等革命人士。

1928年，杨度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1929年秋，杨度申请加入中国，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曾有人讥讽他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晚年的杨度同杜月笙成为至交，他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作为贺礼。杜月笙也十分敬重杨度，对他的生活也十分关心，知他有瘾，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他烟瘾犯时享用。

杨度晚年根据生前的建议，准备撰写《中国通史》，看来此人在学术上也十分了得。但他虽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终因身体原因，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杨度晚年积劳成疾，又有肺病、胃病，于1931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享年56岁，也算是英年早逝。当时周恩来、潘汉年等前往吊唁。

​杨度一生虽短，但也足够轰轰烈烈了，真正能称为一个奇人。他结交了梁启超、蔡锷、、袁世凯甚至是杜月笙等人，其思想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再到主义，经过一系列蜕变，不要讥笑他“主义”不正，自始至终，他是走在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的。奇人杨度的一生应该肯定。

（文/说历史的女人·冰岛啖冰）

参考资料：《杨度传》《杨度：第一奇人》《杨度：“君宪国师”的哀歌》《杨度宪政主张的正途与歧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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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从帝制祸首到秘密党员，有着强悍朋友圈的湖湘书生

杨度：功过谁觉晓，千古奇书生

说起清末民初的奇人，可以列举出一大堆，可在我的心目中，真正首屈一指的，非杨度莫属，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先看他的身份。

湖湘大才子，公车上书的参与者，变法维新的斗士，满清四品官员，袁世凯的帝王之师，洪宪帝制的祸首，的特使，卖字鬻画的落魄人，遁入空门的佛门禅师，青帮大佬的师爷，员，员。

再看他的朋友圈，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黄兴、蔡锷、章士钊、汪精卫、杜月笙、李大钊、周恩来、陈赓……

他的头衔多得让人目不暇接，也令人不可思议，这也使他成为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朋友圈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存在，连起来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史。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名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如果有印象的话，也肯定是负面居多，一般会将其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甚至视为时代的“跳梁小丑”。

据说，袁世凯在即将离世之际，用尽全力连着大叫三声，“是他误了我！”而他所指的，便是杨度，这也成为杨度身上最为显著的标签，也就是说，是他竭力鼓吹帝制，怂恿袁世凯称帝，于是，袁大总统听其言，未及三月便退位，吐血而亡。

杨度何许人也，能让袁世凯言听计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精明一世的袁世凯，如何会在一个毛头小伙的撺掇下，进退失据，自取其辱。

一般都认为是袁世凯野心使然，但杨度的推波助澜，也是其重要原因，至少是之一；所以，认识了杨度，就能知道那个时代一半的基本脉络；读懂了杨度，就能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上下求索的曲折和心路历程的苦楚。

他有一句话很多人肯定是知道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出自他写的《湖南少年歌》；此文振聋发聩，通篇文章气势磅礴，慷慨激昂。

果然，多年以后，从湖南韶山冲中走出的一位伟人，率领着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杨度，字晳子，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富裕家庭，祖上曾为湘军将领，父亲早丧，他在伯父的关照下长大成人，从小就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

他敬仰乡贤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渴望能经略天下，建立不世之功，及长，师从湖湘大名士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

王闿运也许大家不是很熟悉，他长期任曾国藩的幕僚，著有《湘军志》，后任国史馆馆长，湖湘英才半出其门下，除杨度外，另一位大名鼎鼎之人是齐白石，不过，齐大人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乃师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年袁世凯要称帝时，为了让王闿运签字拥戴，三个字就花了30万大洋，可见当时王大师的影响力之大。

杨度天赋异禀， 18岁便考中秀才，然后又一鼓作气地拿下举人，去京师参加会试时，恰好遇到因甲午战败而发生的“公车上书”，他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袁世凯和徐世昌等一众风云人物，建立了自己人际关系的基本盘。

“木落高台，草虫悲鸣。心之忧矣，当欲语谁。”国之危难，如大厦将倾，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杨度，一心想以自己的才干，辅佐一位“真龙”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他对自己是有着自知之明的，自言为：“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湖南新政时期，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以及自立军的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杨度与蔡锷、刘揆一等人俱是同学，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国事，互相交流，抒发报国豪情。

而亦师亦友的梁启超，也十分看好他的这位湖南学生，曾不无得意地说：“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晰子。”

此时的杨度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倡言改革时政、富国强兵之说，积极参与君主立宪运动，但是，随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后，极大地刺激了杨度，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道路之艰难，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在张之洞的保举下，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详尽地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他在结识了后，相见恨晚，他们“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阵营，一是信奉的革命排满说，二是认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尽管竭力说服在留学生中颇有威信，且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的杨度，可并未让杨度改变固有的信仰。

其实，在当时非黑即白的环境下，杨度在留学生中的地位一直很尴尬，他既不赞同暴力革命，被人视为保皇派；他又不满于君主专制，被人看作革命党，因为，他念念不忘的主张是君主立宪。

后来，杨度将黄兴介绍给，由此促成了孙、黄合作，但当成立同盟会并力邀其参加时，杨度明确表示拒绝，因为他不赞同的革命主张，希望以改良来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他是竭力反对的，他对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也就是说，我们各走各的路，以后谁成功了，再相互帮衬，由此可见，杨度始终没有放弃他固有的立宪主张。

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来到尚在家乡“钓鱼”的袁世凯身边，成为袁总督的心腹幕僚，但形式的发展不以他的意愿为转移，随着立宪变共和，杨度深感失望，尽管袁大总统依然非常地器重他，让他担任了内阁学部大臣。

杨度与革命党和北洋系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因而他成为南北双方沟通的重要渠道，他与汪精卫一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专门负责南北调停，此时的他还是抱着立宪的理想，拒绝黄兴了邀请他加入的要求。

君主立宪是杨度追求的最高目标，他锁定了袁世凯作为“圆梦”的最佳人选，写了大量的文章鼓吹君主立宪，称其为中国的“救亡之策，富强之本”，并同严复和刘师培等人一起，成立了“筹安会”，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筹安六君子”，不遗余力地为帝制大造舆论。

对此，袁世凯对杨度是大加赞赏，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以示嘉奖，但杨度却也因此受到民众普遍地谴责，曾经的密友梁启超更是骂他为“蠕蠕而动的嬖人。”这对昔日挚友，就此闹翻！

然而，二人的友谊是浸透在骨子中的，虽然政见不同，殊途不同归，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心底间的惺惺相惜，在梁启超逝世后，杨度送上了挽联，与其说是写给曾经的师长，不如说也是对自己未来的谶言：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在以杨度为首的一众帮闲的鼓噪下，袁世凯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自然不得人心，包括各路军阀在内的全国民众群起反对，蔡锷在云南起兵，组织“护”进行讨伐。

一时间，袁世凯众叛亲离，挞伐之声不绝于耳，不得已，他在巨大的反帝浪潮中退位，不久便离世，“洪宪帝制”如闹剧般的匆匆落幕，杨度也因“助纣为虐”，被时人称为“帝制祸首”。

此时的他声名狼藉、人尽唾弃，是舆论口中没节操的文人，袁氏的忠实走狗，政坛的跳梁小丑；黎元洪上台后，在通缉的名单中他排名第一，无奈的他只能隐世避祸，惶惶不可终日。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是他为袁世凯写的悼联，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见，此时的杨度还是不服，只是内心的无奈和酸楚无处挥洒，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恩师王闿运离世，这对杨度的打击相当沉重，于是，他写下了两行悼念的文字。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联中的“愧师承”是他自己对此前努力的评价，忙忙碌碌大半生，到头来，不仅一事无成，还被视为帮凶和小丑，最终，心灰意冷的他遁入空门，取法号为“虎禅师”，潜心佛学，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

但是，他虽然出家，却依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将“我空法有”的教义改造后，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公心”而为，这是自嘲，还是认识的局限，实在不是太好说。

有意思的是，当张勋复辟之时，杨度是反对的，他公开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这是因为他也看出了，这些所谓的帝制，与他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从此，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君主立宪制离他是越来越远，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

经过沉痛地反思后，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

君都没了，哪还有君宪？从此，杨度彻底地放弃了君主立宪制的梦想，再不做那飘渺不可及的宪政美梦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青灯古佛旁，了却一生。

但是，还是发生了意外，遇到了危机，陈炯明发动了叛乱，吴佩孚抓住机会大力援助，意图一举解决南方革命党，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想起了那个一心为国，现在又落寞为僧的杨度。

于是，力邀其出山，杨度也豪爽，按当年“谁成功便助谁”的约定，前往上海会晤，故而感叹不已，赞曰：“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而首举反袁义旗的蔡锷，在弥留之际，也不忘自己的这位同窗好友，他在遗嘱中上书革命党高层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度接受了邀请其加入了的请求，当即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而杨度也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他利用自己的人脉，游说曹锟，阻止了吴佩孚援陈的动意，从而迅速解决了陈炯明叛乱带来的危机，为革命建立了不朽之功勋。

他作为的特使，在后来革命的进程中颇多成效，特别是在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功绩甚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说服军阀张宗昌暗中策应北伐等等。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可惜，的离世让杨度悲恸不已，于是杨度写下了上面这副挽联，但随之而来的革命党内部纷争，使杨度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他决心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继续为革命倾心尽力。

幸运的是，不久后，他遇到了李大钊，二人迅速成为知己，杨度对李大钊很是佩服，接受了主义理念，表示愿意为党为民族尽一份力量。

当他得知李大钊被捕后，立即卖掉北京的公馆，“毁家纾难”，积极疏通关系，四处奔走以解救，但是，终因土匪底色的张作霖还是将李大钊等人杀害。

后来他看到李大钊在狱中的绝笔后，痛不欲生，又将自己在青岛的房产卖出，所有的外来钱款全部用来周济遇难者家属，并决定加入真正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

因为，自发动“四一二”后，杨度对为首的大失所望，所以，当上海特科的负责人陈赓，要其帮助收集情报，帮人工作时，他毫不犹豫的承担了下来。

此时的他，正担任着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私人顾问，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收集了大量情报，通过单线联系的潘汉年送出，在我党于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由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的批准，杨度成为了中国的一名秘密党员，这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他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很是尴尬的名字。

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杨度在加入以前，始终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追求真理的泥淖中，将自己弄得混沌不堪，尤其是“帝制祸首”的标签，让他成为一个负面人物，所以，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是被视为反面教材，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存在。

由于杨度特殊的身份，以及斗争的残酷，他员的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而潘汉年在建国初便被打成“内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联络人夏衍也因各种原因自身难保，更是无法为其正名，直到周恩来病重即将离世时，方才将杨度的真实身份说出。

周总理特别交待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的事写上。”而此时距杨度去世，已过去了45年的时间了。

杨度是1931年逝世的，时年56岁，病重期间，他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短短一联，概括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哀伤中，将自己未完成的理想，寄希望于后来人的身上，有释怀，也有无奈，更有着满满地不甘。

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文化耆老夏衍，以及早年特科成员李一氓等革命前辈，分别发表纪念杨度文章，可惜，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杨度的名字还是负面的存在。

直至今天，依旧没有太大的改观，只是《辞海》在“帝制余孽”后面，加了一句“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仅此而已。

不过，近年来仿佛大有改善的趋势，比如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杨度的形象并不是那般地不堪，似乎是以一位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着实令人欣慰。

少年才子狂士风，纵观杨度的一生，他从一个从宪政先驱到“帝制祸首”，从中山特使到秘密党员，这跨度之大，实在令人咋舌，他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能为之献身的主义和理想。

他绝对不是攀龙附凤的“变色龙”，也不是为人不齿的“投机分子”，更不是人们口中“三姓家奴”式的反面教材，他是一位怀着赤子之心，在那个云诡波谲的时代中，不断地上下求索，努力求真的知识分子。

袁世凯、、，他都曾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也是他“大地何年起卧龙”的对象，于是，他竭尽全力报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他朝秦暮楚，甚至人格之人，只能说他们不懂杨度。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事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杨度的一生很是令人感叹，他曾经豪情万丈，一心想成为姚广孝式的人物，最后才发现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却是历史前进中的绊脚石，不仅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还落得个被世人耻笑，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一个不堪的形象。

好在他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中，有了正确的选择，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为党作了哪些贡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一生不断地探求中，最终找到了能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希望，有此作为人生的结局，夫复何求！

一代国士，一代奇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杨度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毁谤半生却不改救国初心的探索者，他得意之时或落魄之际，都是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李鸿章曾说过一句很令人深思的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环境下来审视杨度，这样才能读懂他被历史洪流裹挟，难以与之抗衡的苍凉与无奈，唯有如此，才能读懂他传奇的人生。

往事云烟，尘埃落定后，一切都任后人评说，最后，敬录一首他写的《黄河》歌词，以示我对杨度的崇敬之情，此曲在上世纪末中国“二十世纪经典歌曲”的评选中，力压李叔同的《送别》而排名第一，其歌曰：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的地下党生涯​

在很多国人的记忆里，杨度是个反面人物，因为他曾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效力。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杨度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不仅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还成为秘密战线上的特别党员，在上海做了大量情报工作，且至死恪守组织纪律，连家人都不知其真实身份。

杨度

卖房营救李大钊

尽管很多人骂杨度是立宪“祸首”，但他实际上是一名勇于补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洪宪帝制失败后，他看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便开始倾向革命。

1922年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实现当年的东京约定，跟随走上革命道路。彼时很是惊喜，他紧握杨度的手，说：“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

但是，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忽然加入，会使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加入。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照样可以为工作。”

在结识了领导人李大钊后，杨度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在获悉张作霖即将搜捕人的绝密信息后，还费尽周折转告给李大钊等人。

只是李大钊轻视了张作霖派兵捕人的可能，最后包括李大钊一家四口在内，30多名员和3名俄国人一齐被捕。

当时一得到消息，杨度立即前去安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与此同时，杨度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用来贿赂审案官员，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

到最后，杨度甚至不惜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竭力。尽管最后营救失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但杨度仍然各方奔走，救济李大钊的家属，积蓄为之一空。

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为生。而他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全部捐献给了上海“中国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

“中国大同盟”的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政府的统治；“中国革命互济会”则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由于杨度连续不断的义举，他很快进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视野中。

1929年春，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找到杨度，希望他能为中国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杨度投身革命的真诚性表示怀疑。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一个著名的君主立宪派和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会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服务？于是，中央又派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去和杨度联系，进行考察。

潘汉年经过与杨度的深入接触，感到他对马列主义抱有信心，确实有为革命而工作的诚意。

彼时，杨度正担任上海“闻人”杜月笙的私人顾问。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大厅内，供宾客观赏。后来，杜干脆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做地下工作，也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

杨度以此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高官大员的情报或绝密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

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秘书长，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可见对杨度的重视。

与狼共舞历尽艰险

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而又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就会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碧，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

杨度还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追捕的人的紧急避难所。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许多人得以在杨度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再妥善转移。

在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搜捕，就曾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夏衍每月都会与杨度联系一次，向他通告国内外形势。

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出语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去世。临终前，杨度叮嘱儿女：“任何时候都不能反对”，还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错捕并长期受到关押，没有人再提起关于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事迹；就连与杨度有短时间联系的夏衍，因政治环境所限，也不便对杨度的地下革命活动多说。杨度为党工作的这段历史，因此一直被尘封。

直到1975年冬，病危中的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跟前，让其转告有关方面：“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直到他死。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的事写上。”（来源|《读者报》 作者|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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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宝藏书法家的身份藏不住了

杨度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已多为人知。

他在政治、历史、佛学和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在《杨度集》《杨度传》《杨度研究论文选集》等多本书中已有详细记述，唯独书法方面的成就在文字书中难以表达，人们对杨度的书法造诣知道的较少。

△ 《杨度书法作品选》，岳麓书社出版

杨度出生于湖南乡村，父亲善写文章，初通乐律，略懂绘画，曾在曾国藩营帐中做过文案。家中藏有较多的诗书和唐代书家名帖，这使得杨度幼年读书写字拥有较好环境。

十岁时，杨度父亲去世，由母亲执掌家政，家规极严，从旁督促其读书写字，这为他书法水平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杨度少年时临帖限于唐楷，十六岁时到伯父家求学，才开始接触到碑隶。三年后回湖南带回了《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帖，从此与魏晋书法结缘，这也逐渐成为杨度书法的主要取向。

杨度在学书法、写书法的过程中，在吸取前贤精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

他的字体酣畅饱满，古拙厚朴，以形写神，非常耐看。他的作品疏朗开阔，大气磅礴，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可谓字如其人。他的书法艺术，即使在碑学鼎盛的清末民初的泰斗书坛中，也显现得底蕴深厚，风格独秀。

原上海书法协会副主席洪丕谟先生曾收藏了一幅杨度所书“屋小堪容膝楼闲好著书”楷书联，他对杨度书法和此联评论如下：“他的书法，融汉《张迁碑》和北魏诸碑于一炉，沉着质朴，很有功底……笔者藏有一幅楷书对联，字大近尺，很是气派。其书风格方拙而又本色，一点儿不着修饰的痕迹，流露他本性中质实恬退的一面。”这个评论是非常中肯且符合实际的。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图片的传播提供了极大方便。各种艺术创作、新闻照片和书法图片均在网络上便捷流传。

杨度的书法作品也已经大量上网，在网络上搜索就会立即发现数十幅杨度作品，在各大拍卖行的网页上也有不少杨度作品展示和成交记录。网络传播书法作品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大多呈现出无序状态，不能系统展现杨度书法全貌，难以探析其书法造诣。此外，网络图片有些像素太低致使字迹不够清晰，也有的字幅残缺不全、质量欠佳。

有鉴于上面所述，为尽可能保存杨度书法作品全貌，展现其深厚的书法造诣，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将《杨度书法作品选》专题立项，由笔者与雷树德、夏金龙三人共同搜集杨度书法作品，加以整理与编辑。

本作品选字幅图片来源多处：有些图片直接拍自杨度手迹后加以编辑而成，如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图书馆、湘潭市博物馆、湖南大学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以及杨度亲属等处保存的作品原件；有些图片则从网络下载后进一步处理而成。

杨度的一生，特别是其晚年曾一度以鬻字卖文为生，留下的墨迹数量众多，流传也很广。

本作品选搜集到的杨度书法作品有一百余幅，在整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辨别作品真伪。为尽量去伪存真，我们在请教书法专家的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法，在可疑图片的笔画、字体结构和书写风格等方面与其他相近的字幅仔细比较分析。如果疑为伪造，则即使字迹清晰，幅面干净，也坚决不选入本作品选中。遇到同一诗句有几幅不同的杨度墨迹，取用其中一幅完整和清晰的作品，力图保持书法作品的高质量。

作为杨度的后代，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整理其书法作品，展现其艺术成就，以贡献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本书为杨度书法作品的精选，采用彩色高清印刷出版，每幅图片经过精细处理，还配有文字说明，使读者对作品内容和人物事迹能多一点了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杨度逝世于上海，本作品集也是对杨度逝世九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得到书法爱好者和研究学者的喜爱和欣赏。

杨度长孙、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杨友龙

2021年4月 年90岁

本文为岳麓书社《杨度书法作品选》序言一，作者杨友龙。

《杨度书法作品选》

作 者：杨友龙 雷树德 夏金龙 合编

定 价：￥98.00

本书为近代政治家、书法家杨度的书法选集，是在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由杨度长孙杨友龙先生、湖南图书馆雷树德先生及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夏金龙先生共同编选而成。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中堂、条幅、扇面、对联、题字、书信、日记等多个部分。本书收集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从未发表过的，如北京档案馆提供的《杨度日记》手迹、湖南图书馆和湖南大学图书馆提供的部分馆藏品、杨度长孙杨友龙先生提供的部分家传墨宝等等。

本书的出版，将对研究碑隶艺术在清末民初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有难以替代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可以从中窥见杨度的书法艺术特点，以及呈现其书法作品中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