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气节还是托词？

推荐：崔护诗里“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结局如何？

文/潘志远

【作者简介】潘志远，安徽宣城人。作品散见《文苑》《青春美文》《作家村》《辽河》《作文新天地》等，收入《被照亮的世界》《中国网络文学精品年选》《中国人文地理散文精选集》，获行走天下全国美文大赛三等奖，出版《鸟鸣是一种修辞》《心灵的风景》《槐花正和衣而眠》。参加第十四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中国好散文诗主持人之一。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以下为一组大型民族舞剧桃花源记的图片）

起初，我以为五斗米少，后来知道不是少，而是多。五斗米是当时一个县太爷的月俸禄，也就是月薪，折算一下还挺丰厚，若在当今该是高薪了。

折腰也不是点头哈腰，向人屈服；而是行个礼，鞠个躬。这是官场上下级见上级的一种礼节。即使行了，也不算委屈，让人笑话；而不行，恰恰是失礼，会遭人诟病。陶渊明在为官期间，这种折腰肯定有过，且不止一次，也不多这一次。

那么陶渊明奈何此次老大不情愿，且挂印辞官，归隐园田了呢？《晋 宋书》里虽有记载，寥寥几语，也只述了个大概，至于深层的原因，则不了了之。

我揣想原因有四：

一是觉着升官无望。

眼见着过了四十，年华向老，没了前途。再徒留官场，多一年少一年，实在意义不大，不如早去为好。

二是官场有风险，且有很大的风险。

稍有不慎，会招来杀身之祸，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己倒没有什么，一家老小怎么办。这样的先例屡见不鲜，陶渊明见过，也一定触目惊心过。

三是受了些刺激。

他妹妹的死使他更觉得生死无常，也备加珍惜生命。那个年月，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已属风烛残年。悲观一点，已没有多少活头，何不安享晚年？至于陶渊明活到六十一岁，才“托体同山阿”，绝对算是长寿了。

四是离官时家中还算富足，日子绝对能过。

这从《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中便能找到根据，诸如“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都表明他家业已属中产阶级。至于后来日子捉襟见肘，少酒，乃至断炊，完全是家中儿女多，开销大，又不擅持家，坐吃山空所致。加之陶渊明书生一个，又不会生产，或者疏于管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是一个例证。

说他“性本爱丘山”，也不假。可爱丘山，与做官并不矛盾，边为官边徜徉山水，寄情山水，像谢灵运那样，不也挺潇洒，挺滋润。只可惜谢灵运人在山水，心在朝政，后卷入宫廷争斗，落了个腰斩下场，真令人惋惜。

想当年陶渊明因养家糊口而出仕，也没见得他有多气节。所以现在辞官归隐，也气节不到哪儿去。说他多崇高多伟大，显然有些勉强，是说者的一厢情愿，或后来者有意抬高和标榜。

即便如此，在仕途畅达时，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辞官退隐，总是到穷途末路时，非得如此不可了，还给自己找一个托词，往自己脸上贴一块金，这也是一种精神慰藉。说穿了就是阿Q精神，中国人的阿Q精神真可谓源远流长。不过直到鲁迅时，才说明白了，说具体形象了，说得合乎众人心意了。即做到了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这也算是鲁迅的高明和伟大之处吧。

纵然陶渊明不崇高不伟大，但至少不庸俗，不卑鄙，不龌龊。我想，这也是做官为人的底线，干吗非得要崇高，去做千秋万代的楷模呢。

陶渊明活着时绝对没这么想过。硬把一个人捧出来当楷模，乃至做万世师表，实在是国人的一个坏毛病。且坏到如今，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汤显祖：比陶渊明归隐得更好

关于陶渊明我想说：《桃花源记》是一篇中国文人无力从政的投降书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关注、点赞、转发，欢迎参与评论，说出您的想法；若不喜欢，敬请留下批评，分享您的见解。

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年轻时也曾有过“千里走单骑”壮举

关羽“千里走单骑”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殊不知，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年轻时也曾以文弱书生之躯“千里走单骑”呢。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荆州江州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但是，陶渊明九岁时父亲就不幸辞世了，家道立时中落下来。

失去父亲的陶渊明不得不和妹妹跟着母亲到外祖父家里生活，这个经历对陶渊明的一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陶渊明的外祖父名叫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跟随北伐名将桓温横扫中原，是当时的一位名将兼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他的个性作风在小外孙陶渊明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桓温。

外祖父家里藏书很多，这给喜欢读书的陶渊明提供了修生养性提高自己的机会。在东晋后期那个重道轻儒的时代，好学的陶渊明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神话之类的所谓“异书”，所以，长大后的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道家情趣，又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儒家胸怀。

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满怀，报国心切的陶渊明到荆州投奔北伐名将桓温之子，都督八州军事的后将军兼荆、江二州刺史桓玄。

陶渊明本来以为桓玄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有着北伐中原，恢复故土之志，可是等他来到桓玄身边做属吏时，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且不是一般的骨感——年轻气盛的桓玄根本无意收复被五胡异族占据的中原大好河山，却时刻觊觎着东晋皇帝的宝座，准备找个机会取而代之。以天下为己任的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后悔自己当初远离家乡亲人来到荆州，在诗作中感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第二年便借着老母病逝之机逃离虎口，回到了家中。

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陶渊明所预想的那样，桓玄举兵叛乱，攻入建康，夺取了东晋的军政大权，随后改国号为楚，把退位的晋安帝幽禁浔阳。

翌年，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等人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晋安帝带到了江陵。

刘裕率兵继续西上讨伐桓玄时，满腔忠君报国之情的陶渊明凭着“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气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乔装改扮后孤身一人冒着危险，从家乡浔阳出发，沿江而下，“千里走单骑”，几经辗转赶到刘裕军中，及时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给刘裕，实现了他为民请命，为国尽忠的意愿。

后来，他在《荣木》第四章里仿效《诗经》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兴奋之情“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在陶渊明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的帮助下，刘裕的军队及时准确地把握住了战机，迅速西进，一举击溃了桓玄的叛军，平定了严重威胁国家命运的这场大乱。

叛乱平息之后，刘裕把晋安帝迎回都城建康之后，开始着手整顿“百司废弛”的东晋朝廷。

经过刘裕的一番治理，“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但他冷酷无情，任人唯亲的一面也渐渐显露出来了——为了剪除异己，培植亲信，他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辜受累的王愉父子，却把众人皆曰杀的奸佞小人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要职。

耳闻目睹此类黑暗丑恶现象，陶渊明又一次深感失望，虽然他已是刘裕身边的镇军参军，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辞职回家了。

后来为生活所迫，陶渊明不得不在叔父的推荐下到彭泽担任县令，于是历史的舞台上便诞生了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辞官归园田居这流传千古的壮美一幕。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