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回忆》：四平保卫战失利之后，主席想了三天三夜

《胡乔木回忆》书中写道：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主席想了三天三夜，是和彻底翻脸决裂，还是再次坐下来谈判……

当年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终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强大的军队，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光辉历史，其过程和经验至今仍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重庆谈判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经过艰苦的14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也达到了最高峰，军队总人数达500余万。

谈判桌上，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装着一个清单。

陆军中，其部分嫡系部队的装备与美军陆军装备毫无二致。轻武器中，除未装备加兰德自动步枪外，美军步兵班其他的武器几乎全部都列装了。

其中包括“M1903春田步枪”、“M1卡宾枪”、“M3黄油枪”、“汤姆逊冲锋枪”、“M1910重机枪”、“M1917水冷式重机枪”，甚至还有英国造“司登式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

其最先从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回国参加滇西战役的重炮部队，全部列装了美军105毫米大口径榴弹炮。后勤方面，就连军官风衣和作战服，甚至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官兵一模一样。

如此的军力和装备，被当作筹码摆到了谈判桌上……

从延安赴渝谈判的主席，出发前，口袋里也揣着一个清单，这个清单上清楚地写着，军队的总人数是127万。

这个数字是在重庆谈判前，少奇同志亲自调研得出来的确切数字。

500万对127万，战力优势毫无疑问地偏向了。

但是，最重要还不是人数，而是武器。当时我军最强的主力部队，其最好的装备也就只是缴获自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和“九四式”山炮。

重庆和谈期间，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如果和谈失败，内战爆发，以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是根本没有机会打赢的。

2003年，经中央批准，《胡乔木回忆》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公开了非常非常多的历史资料，解密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胡乔木在书中这样写道——

“……带着部队撤离四平，杜聿明集团对其穷追不舍，东北联军一败再败，最后退过松花江，南满全部丢失，北满也危在旦夕。

向中央打报告，甚至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放弃哈尔滨，将伤员渡江送到朝鲜后，主力部队分散进山打游击……

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主席想了三天三夜，是和彻底翻脸决裂，还是再次坐下来谈判。

主席最后决定，跟彻底决裂，打！”

但是打得赢打不赢，党内高级干部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打赢。

就在此时，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

“……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也正在休养生息，不能马上支援我们……”

“……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非常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对抗的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

李富春、黄克诚二人写给中央的这份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普遍思想：若打不赢，不如就坐下来好好谈！

应该说，当时主席决定打的这个决心，在党内属于极少极少的少数派，这在主席的革命生涯中，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于是，主席也写了一个长篇，对此做出回复和解释——

“……李黄二同志的报告已详阅，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主席的这个回复，建国后收录在《军事文集》和《文集》第四卷里。

主席在回复中提到的困难，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抗战刚刚胜利，要做的头等大事是恢复沦陷区。要从日军手中接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不但接收，还要把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完成的任务。

所以，这是要面临的头等困难！

2、每接收、占领一个城市，就要担负起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

占的地方越多，五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可以集中用来和我军作战的兵力就会越少。

这是的第二大困难！

3、内部派系林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都不难看出，保存实力确保割据，是他们的一贯作法。

过去有刘湘、韩复榘、何健、陈济棠，现在亦有李白（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只要加以分化利用，并非铁板一块。

这是的第三大困难！

4、有此三大困难，我们只要汲取四平的教训，重新回到“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正确路线上来，未尝不可与之一战。

这个论断，体现了主席作为一个战略家高屋建瓴的政治远见，阐述了“打与不打之间，打，则更为有利”的道理——

“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更要看到比我们更困难！”

最终，全党全军在主席的这一论断下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于是历史的进程按着主席的设想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从东北开始，人民战争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

1947年7月，主席在陕西葭县（今佳县）给葭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主席的这句题词，讲述着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

1947年3月，胡宗南集结近30万兵力向陕北发起进攻，妄图一战歼灭我驻守在延安执行保卫任务的2万延安守军，进而彻底摧毁位于延安的中央机关。

1947年7月，主动撤离延安的中央机关转战到陕西葭县（今佳县）。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中央决定在葭县打上一仗，因为这是胡宗南契入陕北解放区的一颗“钉子”，必须将其连根拔出，以绝后患。

我军攻打葭县前，主席召来了葭县县委书记：

“我们准备打三天仗，把葭县拿下来，但是你要给我想办法筹来三天的粮食。”

战斗开始后……

第一天，葭县全境老百姓的口粮都拿出来，供部队吃了一天。

第二天，又把田里的所有青苗都割了，供部队又维持了一天。

第三天，我军攻占了葭县，依靠缴获，部队已能自给自足。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赶紧通知葭县县委，让县委不要继续供给部队粮食了。

但葭县的老百姓仍然自发地把村里的猪、牛、羊、都杀了，缚上大红绸，敲锣打鼓地送到了部队。

葭县县志至今还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此役之后，葭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享有如此强大的后勤支援，这就叫作人民战争。

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建国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淮海战役中，我们的后勤部就是老百姓。”

“一位老人家参加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车上装着两发105口径的炮弹，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场，推了三四百里，半路上下起雨，怕炮弹受潮打不响，老人家把衣服脱下来盖在炮弹上。

小车推到战场后，老人家并不急着回去，一直跟着那两发炮弹走，他是想看着炮弹打出去了才放心……”

时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的李作鹏将军，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廖耀湘辖下的的新5军起初军纪还是不错的，军长陈林达还特别规定部队宿营时不准进村，不准骚扰老百姓。

于是军民互不打扰，军队不理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招惹军，彼此相安无事，陈林达也算做了件好事。

我们后来在公主屯将新5军歼灭了，16师的部队离村子还有好几里地，乡亲们就欢天喜地的来迎接我们了，油灯点上，热水烧好，老百姓的炕头就是我们部队的宿营地……”

当时各解放区的土改政策都有这么一个条款：“……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军队服役的官兵家属，皆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新5军军长陈林达中将被俘后说道：

被围后，我就怕你们拿个大喇叭喊话，第一是“兄弟们快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

第二就是“饿了就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

只要你们一喊话，士兵在晚上准会跑掉一大拨……

最有意思的例子也是发生在辽沈战役，辽西追歼廖耀湘，一仗下来抓了好几万俘虏，全蹲在野地里等待处理。第一次俘获这么多人，东北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为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一下子抓了这么好几万人，怎么去甄别呀？

没办法啦，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干脆命令政工干部们，让各部队战士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十几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大字“解放门”。

几百名解放军战士来到俘虏堆里，拿着大喇叭对俘虏们喊话：

“愿意参加解放军的，从这个门走过去。不愿意的就原地不动，给你们每人发两块大洋做路费，家里分地了，都回家好好种地去吧！”

最后，大部分俘虏兵都从“解放门”走过来了，我军的政工干部们就在门边握手欢迎，东北野战军一下子就扩充了好几万兵员。

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及其高级将领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1946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转瞬之间800万军队就灰飞烟灭了？

1948年7月6日，豫东战役胜利落下帷幕。该役，华东野战军连续作战20天，攻克开封、歼灭区寿年、打残黄百韬、重创邱清泉，以伤亡33000余人的代价，歼敌94000余人。

8月，在南京国防部召开军事检讨会议，除被俘的区寿年外，豫东战役所有的参战将领全部到会，在会议上说道：

“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感慨抗战时期，中曾经有相当多的高级将领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宁死不屈，血溅沙场，为中华民族英勇捐躯。

但是在解放战争中，截止1948年7月，在各大战场上与解放军的交锋中，被解放军摁在地上活捉的少将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就已经近200名。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官兵都开始感到疑惑，自己究竟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就拿东北战场来说，从1945年11月的山海关战役算起，东北联军每场仗打下来都伤亡很大，但人却越打越多。至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时，东北野战军从出关时的11万人，短短3年时间竟发展到90余万人。

到了渡江战役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员额竟达到了400多万人。各大野战军随便拉出一个基层连队，其中百分之四五十都是“解放战士”。

什么叫“解放战士”？

就是掉转枪口，从俘虏兵转身加入了解放军。其中不少人当上了解放军的班长、排长，基至有些人已经成长为连长、营长。

政治上的也直接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民心丧尽，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退到台湾后，总结了自己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惨败，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接收”，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教训深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各路军政大员趁着“接收日伪资产”之机，之风在高层迅速蔓延。

全国上下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的大员们，打着“接收”的旗号，个个中饱私囊，不择手段的大肆敛财。

彼时的高级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倒买倒卖。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当将军仅是他们的副业，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做生意，才是他们的主业。

淮海战役时，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率部驻扎海州。

南京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驻扎海州的部队和野战兵团沿着陇海铁路迅速向徐州收缩，避免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但是，这一行动所冒的风险极大，因为华东野战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为此，南京国防部对这次行动的保密级别很高，第二天要出发了，身为兵团司令官的李延年头天夜里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的夜里，李延年正要睡觉，海州商会的会长竟然找上门来，央求他：

“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

李延年当时就对他说：

“我不走呀，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送走会长后，李延年倒头就睡，但躺在床上却越想越不对头，赶紧爬起来给南京方面打电话。

果然，国防部的友人告诉他，第二天就要撤退，命令天亮就会下达，让他个人赶紧有所准备，消息先不要外传。

挂掉电话，李延年非常愤怒。要是不打这个电话，他作为兵团司令官直到此刻都还不知道明天将要率部撤退。而这个商会会长，区区一个小老百姓，他又是从哪里得知的这次军事行动？

李延年连夜派宪兵将那个会长抓了起来，一审才知道，这位会长的身份了不得，他不光是海州商会会长，更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生意代理人，为刘峙操持着海盐生意。

关于李延年兵团撤退的机密，正是刘峙透露给他的。

作为徐州“剿总”司令官的刘峙，非常清楚这次军事行动如果泄密，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刘峙为了自己的生意免受损失，仍然将这次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提前通知给了自己的生意代理人。

李延年晚年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如此上行下效，不败才奇怪了！”

淮海战役中，这样的泄密事件，并非孤例。

杜聿明从徐州撤退，五个军几十万人马往江淮疾进。事关生死存亡，为了迷惑解放军，撤退前夜杜聿明仍在做戏。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了，头天晚上还请了个戏班子到司令部唱戏。

就在戏班子正在戏台上敲锣打鼓之际，杜聿明悄悄命令徐州警备司令部，连夜将国民政府徐州金库里的黄金迅速装车，明天随部队一起转移。

但是没过多久，徐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回来了，向杜聿明报告：

“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已经全部离开徐州了，黄金也都被他们运走了。”

实际上，这样的泄密事件只要敢查，就一查一个准。但杜聿明不敢查，因为他知道，只有一群人能够事先通知那些身处徐州的银行家和财阀们撤走，这群人就是南京国防部的高官们。

这些高官里，很多人在徐州都有生意，任何有关徐州的军事行动，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马上就由南京国防部的最高层泄露出去了。

杜聿明最终在陈官庄兵败被俘。

在功德林的那些岁月里，杜聿明不止一次地对同样被俘的将领们说道：

“这样的党国，没有希望了！”

国民政府的大员们，身处政治集团食物链的顶端，整天嘴里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行动上却是私利高于一切。

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虽然围住了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但包围圈外，却也被另外三路增援部队的十几万人马紧紧逼迫着。

张灵甫自恃整编第74师是王牌中的王牌，自信地认为在孟良崮上坚守5天不成问题。

摆在双方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

1、要么华野迅速吃掉张灵甫，随后疾速退走。

2、要么张灵甫顶住了华野的围攻，等援军一到，实施中心开花，四面夹击华野，一仗歼灭华东野战军。

战斗打响后，局面果真让华东野战军承受了巨大压力。孟良崮久攻不下，敌人援军却已三路推进。如果再耽误下去，就只能立即撤出战场，否则，华野就有反被敌人吃掉的危险。

但是，令张灵甫没有想到的是，援军虽近在咫尺，过了3天却仍未赶到，整编第74师就此覆灭。

右翼援军李天霞83师距74师不足10里即停止增援，竟派出一个连冒充一个旅，携带大功率电台渗入华野腹地，目的就是故意暴露电台位置，以此向友邻部队证明，向上级交代，83师确实来救张灵甫了！

右翼援军黄百韬25师被华野1纵、6纵阻于天马山，距华野围攻74师的主力部队只有三华里，用重炮都可以轰击了。但黄部就是不去支援，只说“打不动了”。

黄伯韬部都是杂牌军，就抱着一个想法：我凭什么去救你们中央军？

黄伯韬当时对僚属说了一句真心话：

“张（灵甫）的情况不妙啊！不过，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实力最强的中路援军，桂系钟纪第7军仅派出1个团做出前往增援的样子，并要求部队到达位置后原地待命，只能以营、连级规模进行试探性攻击。

这时的张灵甫终于明白了，在内部，部队是个人的私产。

军长也好，师长也罢，只要部队还在，一切就都在。但如果部队没有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军队的游戏规则。

结果，华东野战军在“各路援军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全歼了整编第74师，的五大王牌之一，仅仅3天时间便灰飞烟灭了。

增援集团的将军们，“集体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攻孟良崮”，一门心思坐看74师被歼灭。

此役过后，汤恩伯被撤职，李天霞被治罪。

——纵观解放战争史，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

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会支持谁，谁就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王继谔：研发“争气油” 为国献终身

王继谔：研发“争气油” 为国献终身

口述：刘成林 整理、编审：申广志

顾问：王新明 郭仲军 王连芳 杨建堂 余世庆 尹文忠 蒲光勇 刘宝宏 丁仲贻

王继谔，男，汉族，党员，1929年11月出生于山东泰安。1958年，在北京石油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59年，志愿来到独山子炼油厂从事科研工作。历任独山子炼油厂科研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主任。1995年病逝，享年66岁。

1995年10月22日下午，在北京解放军三0九医院的一间病室里，已一个多星期没有进食的王继谔躺在病床上，双颊深陷，脸色蜡黄，只有那双眸子里还闪着光芒。独炼厂党委副书记董明赶来了，炼油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刘成林赶来了……王继谔靠在床头上气喘吁吁地说：“厂里工作那么忙，大老远的你们都来干啥？烷基苯谈判进展怎么样？科研规划做出来了没有？项目批下来了没有……”

董明同志一一作了回答，问道：“王主任，山东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新疆是你工作奋斗过的地方，说句心里话，你更喜欢哪里？”

王继谔沉吟片刻，用微弱的声音答道：“我还是喜欢新疆！”听完这句话，董明和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

只有荒凉的土地，没有荒凉的人生

1959年秋，王继谔已在北京石油学院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曲旋律优美的《克拉玛依之歌》使他对天山脚下这片饱含石油的土地充满了憧憬。他自愿报名加入了开发大西北的行列。一位好友不解地问：“你是研究生，现在又留校了，放着大城市不呆，偏要去那荒凉的戈壁滩，不是自讨苦吃吗？”王继谔听罢认真地说：“我是学石油的，克拉玛依油田需要人，我的事业在新疆！”言罢告别了首都，毅然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王继谔到独山子之后，被分配到炼油厂化验室搞科研。从此，他一头扎进油海中遨游起来。

克拉玛依油田方圆数百里，地层构造复杂，原油性能也不尽相同，数百口油井遍布油田的各个角落。他和所里的同志早上乘坐大篷车，赶150公里的路，下午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就马不停蹄地一口井一口井地采样。有时碰上油嘴堵了，捅一下油嘴，冷不防就会被喷上一身原油，回来时已经成了“油人”。6年间，他风雨无阻，始终如一，摸清了油田每一口井的油质情况，查清了克拉玛依油田低凝原油的特性、产区和分布情况，写出了克拉玛依油田全面的评价报告，为原油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合理、科学的依据。

劳筋骨，苦心志，研发“争气油”

中央军委于1967年11月指示，要尽快研制出低温军用油，为三北地区战备服务，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独山子炼油厂。王继谔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并把铺盖卷儿搬进了实验室。经过和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试制出在高寒气温下使用的8号稠化机油和50号军用柴油。

王继谔组织大家对稠化机油反复测试分析，发现油膜强度不够是运行中停歇的发动机难以启动的原因。他们采用种种办法，以求增强油膜强度，最后采用经精制调配后的重质基础油，生产出了合格产品。1969年12月到1970年1月，他们再次前往气温低达零下49摄氏度的可可托海进行行车试验。8号稠化机油在这次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1970年上半年，独山子炼油厂便组织了8号稠化机油的生产以供应部队，为进一步增强我军在三北地区的自卫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国家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引进国外大动力拖拉机，但国内生产的油品却用不成。随进口拖拉机一道来的“洋专家”放出风来：“中国这么大，连拖拉机用油都没有，开不动进口拖拉机，就应该向世界宣布，你们没有能力实现农业机械化。”王继谔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他和科研人员一头扎进实验室，整整熬了三天三夜，眼睛深陷了下去，人也瘦了一圈。1979年10月18日，11号中增压农用柴油机油试制成功。在石河子143团场，当进口拖拉机喝饱了油，唱着欢快的歌儿奔驰在田野上时，外国专家惊得目瞪口呆：“没想到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油品研制出来了。”

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化肥装置试车急需4种特种油……

黑孜水库急需特种润滑油……

还有的企业急需齿轮油、减磨机油、抗磨透平油……

1985年夏天，一份份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一下子把王继谔所在的科研所从封闭的泥火山下推到了市场第一线。

一天，石河子八一毛纺厂的一位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地赶到独山子驻乌新产品试销服务部。原来，该厂引进的意大利纺织设备因缺乏高压抗磨锭子油、织布机油、液压油，设备不能启动。花了几千万美金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废铁似的放在那儿，企业能不着急吗？服务部也没有这几种油品，他们立刻把信息反馈回独山子。“八毛厂”的工作人员紧接着就赶到独山子，找到了王继谔。看到来人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王继谔二话没说，一头就扎进了实验室。

很快，几种油品都试制出来了，送到了厂里，进口设备欢快地旋转起来，厂长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他专程赶到独山子，紧紧握住王继谔的双手说：“王所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走向市场，当年他们就尝到了胜利成果：年销售油品300吨，创产值80万元，创利润25万元。由此，科研所增加了科研经费，已经老化的实验设备也开始更新了。

上世纪80年代，电冰箱走进了千家万户，但电冰箱冷冻机油的生产在国内仍是空白。王继谔及时捕捉到这一商机，领导科研人员加紧工作，终于在 80年代末，把全封闭冷冻机油研制出来了，而且通过了国家鉴定，获得了意大利、日本等著名压缩机企业的质量认可。

短短10年，科研所根据市场需要，研究开发出的产品有6大类80多种。销售量更是直线上升，由当初的300吨增加到了1995年的4500吨，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为独山子炼油厂大踏步迈向市场闯出了一条新路。

1990年，王继谔退休了。他又带领6名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为独山子区办起了实验化工厂。他们研制出的乙二醇–水型防冻液在市场上销路极佳，1995年还有30吨出口到哈萨克斯坦。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王继谔和他的同事们研制出了上百种汽、柴、煤油和中高档润滑油。其中，50号军用柴油、45号变压器油、全封闭冷冻机油、低温抗磨液压油、11号中增压农用柴油机油、船用油系列产品等12种产品达到国际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30多种产品成为国内名优产品，冬夏通用车轴油、新型断路器油等成了国内市场上的独家产品。1994年，独山子炼油厂被评为全国60家质量效益型企业之一。

一心为公淡名利，一息尚存仍敬业

王继谔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十分注意培养人才。30多年来，他为独山子炼油厂培养了100多名科研人才。如今，他们都成了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

王继谔对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这是独山子人对王继谔的评价。翻开独山子科研所成立30周年画册，在50多篇获奖论文中，几乎没有他的名字。人们仔细地统计了一下，30多年来，独山子炼油厂科研所研制开发出来的新产品有200多个。其中，有80%都浸透着王继谔的心血。在33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的成果中，他亲自指导、参与的项目就有30项，其中只有两项挂了他的名字，还排在最后。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缺乏重交通道路沥青，每年都要花巨额资金从国外进口。1985年，国家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科研攻关小组，独山子炼油厂为攻关单位之一。王继谔力排众议，坚持采用“哑铃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使重交通道路沥青的研制喜获成功！申报科研成果时，董兆德把王继谔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他却提起笔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1990年，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王继谔是当时独山子炼油厂学历最高的人，可他当了20多年的助理技术员。一位好友劝他到有关部门去找一找，他却淡然一笑：“职称高低，不等于水平高低。别人都争的时候，我就不争啦！”世间自有公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独山子炼油厂党委高度评价了王继谔所作的贡献，1984年聘他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分房、调资、发奖金等关系到个人利益的事情，王继谔都是一让再让，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平平淡淡的日常小事，不值得一争。

王继谔的同事董兆德说：“时间对老王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节省时间，他一年四季吃挂面，穿一身工作服，骑辆破自行车。有一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饭岛博来到独山子，邀请王继谔交流油品研制开发的情况。我帮他翻遍了衣柜，没有找出一件像样的衣服。最后，他还是穿着一身工作服和一双布鞋去会见了日本客人。”

王继谔的收入并不高，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都要花钱，还要负担两个孩子上学，可他仍关心着老家生活拮据的乡亲。有次他卧病在床，还惦记着叫儿子去给老家的一位孤寡老大娘寄钱。他缺钱，可他并不看重钱。每当一项科研成果获奖时，作为负责人，他却总是少拿甚至不拿奖金，以便让课题组的其他同志多拿点。对待金钱，他像对待名气那样超脱。可他的妻子却长期重病卧床，两个儿子从小就被送回老家，长到10多岁都不认识父亲。王继谔的大儿子王承新流着眼泪说：“在我一生中和父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就是父亲病重时在北京住院度过的那41天。”

1995年9月，王继谔因患血癌住进了医院，10月23日凌晨3时46分去世。在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为实验化工厂勾画的蓝图：今后要开发刹车油、免维护汽车电瓶、一次性打火机……

知名经纪人3天前离世！曾为赵丽颖段奕宏工作，生前受抑郁症折磨

8月5日，赵丽颖前宣传、段奕宏经纪人李雪君被曝在三天前于北京不幸离世，随后她的亲友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布讣告，称丧事将遵循其亲属意愿，“一切从简”，并悲痛表示：“愿我们的雪君，光明自在。”

李雪君离世的消息让圈内人士很是惊讶，不少赵丽颖或段奕宏的大粉都发文以表默哀，段奕宏的官方粉丝号也为她的离世感到惋惜，并感叹道：“你是那么一个坚强能干，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女孩，你一定知道，我们会永远爱你。”

李雪君作为赵丽颖前宣传，曾在《楚乔传》拍摄期间陪伴她一段时间，她名为“头号楚卫”的社交账号上则记载着各种赵丽颖的拍摄趣事，发文量可以称其为赵丽颖的“头号粉丝”，就连她生前最后一条动态也点赞的赵丽颖。

网友得知李雪君离世的消息后纷纷在评论区表示悼念，有网友直呼“太可惜”，并呼吁大家“一定要珍惜身边人”，也有网友感叹：“颖宝肯定很难过吧，好突然。”

有媒体爆料李雪君离世是因身患抑郁症，其实，她早先便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自己“从研究生毕业开始”便出现抑郁，甚至是季节性发作，而她在《楚乔传》做宣传的工作压力和学校各项事宜的刺激也让她的病情进一步加重。

李雪君年纪轻轻却不幸离世，而生前的她不仅富有朝气，在圈内的风评也很好，她的离世无疑是令人痛心的。希望李雪君的亲友们能节哀顺变，收拾好心情向前看。

斗破，萧炎云韵情断，三天三夜剧情被删，其实萧炎这句话已有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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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韵可以说是动画塑造最好的角色，原著小说中云韵虽然在前期与萧炎有过感情纠葛，但随着云岚宗覆灭，云韵离开云岚宗，两人的感情也逐渐淡下来，纵观整部小说，云韵只能算是萧炎众多红颜知己之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主要还是占了先出场的光，但角色成就和印象点并不如小医仙、紫妍等角色

动画的塑造让云韵整个角色的形象鲜明不少，各种恰如其分的加戏让云韵的魅力提升了一个层次，再加上建模发挥超常，让云韵这一角色风头无两，很长时间里面，《斗破苍穹》中也就只有美杜莎的人气能与云韵一较高下

动画出色的塑造为云韵吸引了不少粉丝，也因此开始出现一些为云韵逆天改命的言论，毕竟粉丝也知道，云韵的戏份只是集中在前半部分，随着决战云岚宗剧情结束，云韵也就基本下线，在后期《斗破苍穹》的存在感可以说很低，因此才有所谓的逆天改命的言论，许多粉丝希望幻维能够在云韵故事线上进行改动

如果《斗破苍穹》是原创剧本或许还有可能，但《斗破苍穹》可是已经有完整故事的小说，云韵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如果改变云韵的故事线，必然会影响其他剧情的发展，更容易引起更多粉丝的不满，因此幻维并没有听从云韵粉丝的建议

或许是为了断了粉丝的念想，幻维在处理萧炎和云韵最后感情发展上显得尤为果断

三上中，云韵和萧炎的对峙没有往日的温情，仿佛是势如水火的仇人，原著小说中萧炎的心理描写也被删去，缺少了心理描写和挣扎，让观众丝毫感受不到萧炎对云韵的情谊，两人的关系就此降到冰点

在原著小说中，别看云韵最终以自刎威胁萧炎，但两人的关系很快就恢复如初，在云韵即将离开加玛帝国之前，曾经与萧炎见面，两人不仅解开了心结，更是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长达三天三夜萧炎都在云韵身边

而动画改编了这段剧情，观众期待的三天三夜没有出现，甚至连肢体接触都基本没有，虽然两人都算得上平和，但明眼人都已经感觉到，两人之间已经情断，这一点动画比小说下手更狠，原著小说虽然描述了萧炎与云韵的分开，但两人的关系总给人无尽的遐想，不然也不会出现三天三夜的剧情

但动画却完全切断了这种可能，萧炎和云韵这次告别虽然两人都很平静，但可以看出两人已经回不到当初，这一点其实从之前萧炎话语中已经可以看出

在原著小说中，当萧鼎表示可以接受云韵的时候，萧炎是这么说的【只是以前在帝国历练时欠她不少情而已...】，虽然没有承认自己对云韵的感情，但也没有撇清两人的关系

而到了动画中，萧炎的回答却变成这样【我跟她只是以前历练时.....不过已经过去了】，很显然此时的萧炎已经放放下了对云韵的感情，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幻维对炎韵感情线的态度，既然不可能为云韵逆天改命，那么自然要快刀斩乱麻，当然官方这种态度也引起云韵粉丝的不满，认为官方这是卸磨杀驴，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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