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周易与名字的学问

这里所说的数字易经其实就是这几年新兴的数字能量学。这门学问把东方的易经与西方的生命密码数字学结合起来，利用个人的生辰八字，运用一套简易的计算系统，准确地展示出你的生命地图，揭示你来此生的目的及达到该目的的路径。同时作用易经的五行八卦，金木水火土，及九种属性与面相学等内容。

比如马某蓉1986年8月8日出生，可以运用数字周易计算出，她的三组数字为156（财在远方）、887（大水火冲）、主性格为764（有钱有人缘有智慧），当前的性格663（容易沉迷某种不良习惯），晚年的数字为729。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马某蓉为人处事还是保守谨慎的，只是脾气不好，爱发脾气，不会沟通，但是会为爱付出。4号人，命里属木，她的第一组数字是887，命中有887的男女特别要注意婚姻，因为拥有这组数字的人，百分之九十会离婚。

而且第二组156代表要远离家乡去发展，女人拥有这个数字的很多也有婚姻问题，之前遇到很多1986年出生的女性，有才有貌事业有成，可惜很多单身，所以有这些数字一定要好好经营婚姻，特别是主性格887、或者在七魄中第一组为887，十个中有八个是离婚。马某蓉其实这两年，面相也发生改变，比如她的嘴有点歪了。除了马某蓉外，其他有887婚姻号的，明星还有张某绮，洪某宝，王某菲，佟某娅，还有没结婚的陈某恩，马某纯，关某彤，这些人将来的婚姻一定要慎重。

人物的生命密码其实很多会类似，比如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测出来的命盘基本相同，那么这时要关注是他们的面相与姓名。人的姓名一般是三个字的，姓代表原生家庭，父母先天承袭，及学习成长。主出生～20岁命运。名中间主20～40岁，影响人的感情事业婚姻。名二主40～老年，主要包括人的健康、财富、家庭及子女缘等情况，所以人的姓名与命运好坏有着直接关系。

比如马云，姓马，他的属相是龙，龙马相会马姓直接给他助运，龙马精神相得益彰，而“云”字是适得其所，福寿双收。马云的名字绝对填补他生命密码中的不足，在事业和健康上给他加持。同理，成龙的属相是马，所以他改名是直接去掉原姓，改名为成龙，也是龙马相会可以助运。

再说一下梅艳芳的名字，梅有霉的意思，所以最好不要取这种带有谐音又不好的名字，在易经中梅菊竹兰是不能用的，一般花花草草都是容易凋谢，影响人的婚姻和健康，还有艳字，正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会影响人的健康，若是跟属相和五行相冲，还会有刑克的危险。若是姓名中有这些花草的最好改名。再说下李彦宏，他属猴，彦是彩衣，猴子披着彩衣是得势得福，宏是宝盖头，是洞穴是家，得位得食，而且宏有翘脚得势，寓意也是完美。再有万达的王健林，他是八号人，代表责任，很多是企业家号码，属性是大火，按他的年纪现在有的是林字，林是木，在五行中木生火，林字也是给他助运的。

数字易经其实神奇的地方不仅是测出一些人的命运。还可以避免一些灾难，比如七魄中多1的一定要注意外伤，比如胡某歌，四个1出过车祸，冯某峰四个1出过车祸，赵某颖四个1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些人命中都是3个或者4个1的，特别容易出外伤，若是平时磕磕碰碰小伤不断的还好，最怕一下子受大伤。还有命中多2的，很多小孩子多2，要么特别独立，要么特别依赖，独立还好，最怕依赖的人，内心敏感脆弱，很多时候想不开特别会自闭。还有多3会有烧伤的问题，多4的人会特别固执听不见别人的劝告，多5的会偏激，突破好的成为人上人，突破不了就是普通人。这些都是特别含义。很多时候数字易经也可以用在教育学和心理学及企业管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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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在人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能比爱与死更有诗意的了。同样也可以说，在关于人的一切中，再没有什么能比爱与死更让人充满想象力的了。人们常说，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而在这一主题之中，人们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都在以不同方式描述爱，将爱视为可以超越死亡的生命之物。

《甜蜜蜜》（1996）剧照。

然而，我们今天却在娱乐新闻（甚至也包括某些社会新闻）报道中对爱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在生活和工作繁琐的重负下趋于“低欲望”，对爱日渐迷茫，感到惶惑。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老一辈的爱，向往他们长相厮守。他们当然未必都是幸福的。只不过在他们的爱情里，即便彼此有巨大的性格差异，甚至存在无法忽视的性别不平等，大多也都让步于传统的婚姻观念，为后者所遮盖。但是，当我们去听以往的爱情故事，不得不承认有的爱情不仅幸福、坦诚，并且富有，甚至在另一半去世后对爱和死亡实现超越，而这里的是对爱的热烈投入、表达，还有记录。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财富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足。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除了物质财富，我们在精神世界也比过去更具纵深性和普遍性，以往只是少数知识精英、思想先锋以及所谓“二代”才有条件经历的，在今天已经为许多人所体察和渴望。可是关于爱的未必随之变得普遍、变得容易。本文作者在过去几年的阅读中，先后读过几个爱情记录，读后感叹“当我们谈论爱情时，会发现优质的爱情总是相似的”。他读到的爱情当事人分别是萌萌（哲学家，生前执教于海南大学）、陈希米（编辑，史铁生之妻）、徐晓（编辑、作家）。她们有着相似、相通的与德性，都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八十年代人”。这当然并不是怀念旧日、厚古薄今，因为恰如作者所说，“重读这几段爱情，只是因为他坚信我们需要像她们一样沉思爱、实践爱，在向死而生的时间里升华爱”。

撰文 | 张向荣

爱的经验

萌萌（1949-2006），生前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著有《升腾与坠落》《临界的倾听》《情绪与语式》《萌萌文集》等。

2006年辞世的萌萌，在她最早出版的随笔集《升腾与坠落》（1989）中写下一句话：“这是一个咒语般的事实：在死亡中，爱才是真实的。死亡分明是人的生存不能抹去的深阔背景，亦即，爱消失于死亡，也凸现于死亡。”（见《萌萌集》第一卷p16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当时读到这里，我瞬间记起了两个难忘的场景。

《半生为人》，徐晓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

一则，是徐晓在她的散文《爱一个人能有多久》里记录了丈夫病重期间她所经受的艰辛和痛苦，文笔朴实动人，特别提到了在最煎熬的时刻，她曾经“失踪”了一个上午，并始终没有告诉丈夫去了哪儿。直到1994年丈夫去世后，她才将去白云观乞求手术成功这件事诉诸笔端，并坦承当时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对极具反抗精神的徐晓夫妇来说，这个举动无疑是脆弱的，正如徐晓所承认这个举动是一种“自我亵渎，它将抹杀我所做过的一切”。最打动人的，是紧接着后面一段话：“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见《半生为人》p55，中信出版社，2012）。

《让“死”活下去》，陈希米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则，是陈希米在她的回忆录《让“死”活下去》的开头，记录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场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在你进了手术室等待做之后——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永远没有了你。我居然还可以跟别人大声说话。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嘎巴死；顺利捐献器官。……我们说过无数次的死，终于来了？我终于走进了你死了的日子？”（《让“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爱欲与死亡是思想领域里常谈常鲜、魅力无穷的论题。但是，这一纯粹的沉思，在这几则经验性的引述面前，显得颇不合时宜。无论她们是谁，她们的丈夫又是谁，都不妨碍上述“爱人之死”的场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爱人之死无疑是一个人所有关于爱的经验里，最粗暴最复杂的一种经验，是爱的对象的彻底消失、永无寄托、空留回忆。这种经验的残酷，令哲学的沉思必须暂时退下，以避锋芒，并追问这几段爱人之死的经验到底有何特殊性。

简单来说，特殊性在于，爱对于死表现出了漫长而强大的耐受力，爱承认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为，死亡在这几个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事先张扬的结局，犹如命运已定的古希腊悲剧：徐晓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难病症，陈希米与轮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结婚，萌萌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与爱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与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陈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供职出版社做编辑。图为她与丈夫史铁生。

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了无数次反思、无数次对话、无数次预演，生者甚至在爱人死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稍微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领会，这种解脱感反而是爱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证明，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泪点。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爱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爱情固然悲壮，但“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能不能经历苦难才是爱的试金石。爱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冲动、浪漫和炽热感，而是承受苦难的不竭力量。

徐晓在丈夫去世后曾写道：“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永远的五月》，见《半生为人》p32）

去体验，是关于爱和死最重要的意见。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进一步追问：萌萌、徐晓、陈希米等人与爱人之间这种爱的力量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里，爱的不是电光石火的转瞬即逝，而是情感永无停息的脉冲？

爱的沉思

爱的仅仅是来自承受苦难吗？那么，如何定义苦难？苦难有的选吗？古往今来，凡间的大多数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经历过称得上苦难的痛苦，难道就不是真实的吗？

苦难确实不容易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往往没得选，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过去。王安石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就可视为对苦难没得选的感悟。中小资产阶级在太平盛世里的经济压力、虚无孤独、“内卷”感之类并非苦难，只是高级一点的现代性焦虑。苦难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打转转，有些是物质的，比如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许写诗，可不可以公开说话。

在这样的苦难里，爱情就不可能是风花雪月、锦上添花。首先，它是两个人的共度艰难，不离不弃，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对方牺牲。有人干脆下结论说：“爱在本质上是自我牺牲……爱的行为至少与施爱者的当下利益是冲突的，正因为它是冲突的，人们才认为施爱者做出了牺牲。”（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个问题解决了，爱情往往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升华到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懂得爱的人，在苦难中已经没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爱情，他或者她一定会反思，凭什么我们的爱情要经历这样的苦难？遭受这样的考验？别人是否也一样呢？是否有某种价值、理想、真理，能够避免让人们遭受这种苦难？

《罪与文学》，刘再复、林岗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与文学》里因此说道：“爱就是不说‘不’。不作拒绝，这才是爱的真义。不要拒绝不幸者，不要拒绝贫困者，不要拒绝危难中的人，不要拒绝你不相识的人，不要拒绝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绝你的仇敌；不要拒绝绿叶，不要拒绝小草，不要拒绝无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绝不属于人类的其他生灵。总之，敞开你的胸怀，尽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们，援助他们，爱他们。”（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与她的爱情。“1966年，萌萌17岁”，是这篇回忆录的第一句话。萌萌当时还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彼时的武汉情况特别复杂，酿出了许多震惊一时的大事。时代的洪流并不仅仅有意识形态，还有左翼的内部争论，有权力斗争，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对情侣其实都是比较单纯且坚定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因为贴了两张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大字报，两人就此被时代挟裹，入狱、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艰苦的大山里，同时还“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

《萌萌集》，萌萌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1月。

苦难顷刻之间袭来，两人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见面、聊天、恋爱。但在这长达几年的苦难里，两人的爱情和理想主义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萌萌在大山里坚持像男人一样劳作，还教农妇们唱歌跳舞，甚至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教农民们读马恩著作，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要知道，当时他们都以为会在大山里呆一辈子的。这期间，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节，已经一年多没见的他俩在信笺里策划了一次见面，遥远的山路只容许他俩分别凌晨出发，中午在半路上见一面，呆两三个小时就得掉头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俩被晦暗的未来和残酷的现实所笼罩，却依然以爱情烛照出一些温暖，而支撑爱情的无疑是他们笃信的理想。

《价值的理由》，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过，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这些当年的理想主义者们，大多数逐渐回归现实，用陈嘉映的话说就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我们这一代》，见陈嘉映《价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继续着她的学术与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戏剧等关注女性，但与今天时兴的女权主义不同，她更强调与男性各自发挥所长，共同追寻真理；90年代她进入语言哲学，关注汉语学术的表达，在90年代以降学界对西学的反思中，主张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取得学术主体性和思想主体性，以对抗西学的冲击；2000年以后，她进一步以“启示与理性”为路标，展开了一段有别于友人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旅程……总之，萌萌的革命始终没有停息。

徐晓，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为徐晓与丈夫1984年摄于天坛公园。

徐晓夫妇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半生为人》是徐晓的一部私人回忆录，记录了从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与事，比如1974年她认识史铁生，当时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杀头、要坐牢的话。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的朋友史铁生》，见《半生为人》p169）

这样的氛围，就不难理解徐晓的这部回忆散文里，记录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气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属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比如从《今天》这份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杂志中走出来的北岛、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岛的家里认识的后来的丈夫。正是在《今天》杂志的经营与维持中，在聚拢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这批诗人作家中，在丈夫从未隐瞒但她从未介意的病痛中，他与她逐渐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爱情。彼时，他们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晓在书中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作者们的状态，其实也隐约概括了他俩爱情的理想主义底色：“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与我》，见《半生为人》p156）

在爱情里，什么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说，如果爱情有“道”，那“爱情之道”能是什么？他俩1985年结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关注的三个爱情文本里谢幕最早的人。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斯人已逝，爱情之道逐渐被抽象出来，犹如水落石出。徐晓说：

“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同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见《半生为人》p58）

如此直白、简单，这里透露的“爱情之道”并不是爱情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仅仅是在爱中追随理想、涵养精神。

徐晓是“50后”；萌萌略年长，1949年出生；陈希米比她俩都要小，是“60后”，没有真正经历过萌萌、徐晓那样被时代所裹挟的世事。她八十年代上大学，憧憬未来、拥抱世界，热爱文学与哲学，与同类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属于典型的八十年代青年大学生。八九十年代，网络兴起之前，人们常常通过手写信笺寻找同类，在文字中探知对方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广度，这甚至成为迈入爱情乃至婚姻的前戏。希米与一个人通信十年，第一次见面后，对方说“你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后来她与这个大她十岁的人结婚了。

一旦进入恒久忍耐的日常婚姻，恐怕大多数夫妇就像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被日常生活所压抑，爱情被琐碎的日常所淹没，但希米夫妇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那十年的通信几乎一样，仍然是“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

电影《情书》（1995）剧照。

《让“死”活下去》里，他俩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甚至关于爱情的“故事”也不多，更多是记录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砥砺精神：你说过一句什么话，我谈过一个怎样的道理；你是怎么评价尼采的，我对卡夫卡有何种看法……诸如此类，好像这不是一段婚姻，而是读书班。而且，他们谈论的话题与人物也悄然变化、日渐深刻，从文学到哲学，从作家到哲人，从名著到前沿。在外界看来，她的丈夫从文学领域逐渐进入思想领域，其作家的身份也被思想家身份所取代。希米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人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不言而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米对丈夫还存在着一些“崇拜”，但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欣赏，因为她的丈夫在思想上的确很独特。

而这些，是发生在丈夫长年轮椅生涯、尿毒症，希米自己也行走不便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且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丈夫去世的2010年。

当大众更多知道她丈夫的名声时，学术界也“暗地里”受惠于希米。作为出版社编审，希米曾最早参与了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部分著作的编辑。“经典与解释”丛书对201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政治及青年教育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很可能这种影响到底是什么，还要再过一些年才能看清楚。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原本正是要与“经典与解释”相颉颃。在《让“死”活下去》里，希米透露了丈夫去世前夕，他们一同在读刘小枫引进的施特劳斯，还争论其中的话题，她甚至从布鲁姆关于施特劳斯的描述中，“字里行间我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不敢说你做到了像布鲁姆赞誉施特劳斯的那样，但我分明知道那是你的崇尚，你的榜样”（《让“死”活下去》p98）。当然，希米可能更多是从施特劳斯身上发现了丈夫的气质，而不是说思想的相通，但这证明了希米与丈夫时刻、同步保持着对思想的敏感，他们的婚姻、爱情在其中延续。

《让“死”活下去》这本书与其说是纪念亡夫，不如说是沉思在丈夫死后的日子里，她该如何延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延续对真理的追求。希米说：“写，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孤独，无疑是最大的保障；活下去，就是热情还在。”（p157）还说：“必须坚持写下去，坚持写就是坚持活”（p160）“存在，是共在。我把写，当作你”（p161）。因此，直到书快要结束时，她还在延续他们正在讨论的政治哲学话题，也就是刘小枫在当时一篇文章里写的“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她记录了丈夫生前的看法，“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人群里只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种是两个人以上的关系，（前）一种可能是爱情，另一种必然是政治，于是政治哲学就成了第一位的了”（p167-168）

看，希米似乎并未完全赞同丈夫，也未必准确理解小枫，但她在哲学中所言说的还是爱情。

陈希米与丈夫史铁生。

爱的真理

萌萌、徐晓、希米的爱情都走向了婚姻，但婚姻从未消解掉爱情，还滋养着爱情，并通过抵抗苦难、超越日常来升华爱情。沉思他们爱的经验，共同点是：首先，平等地向往真理，有理想主义；其次，共同承受了生活所抛来的苦难。爱情，就是基于理想并在苦难中主动彼此牺牲。面对生活，他们都勇敢地走入风暴，不知道自己的爱情将会带来永恒的救赎还是惹来更大的麻烦，也不知道风暴的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风暴要来。

他们幸运地挺过了风暴。其他人，有的拥有同样的爱情，却没能挺过风暴；而有的似乎拥有了这样的爱情，却因为对风暴的恐惧而分道扬镳。

这样的爱情，既高山仰止，也惊心动魄。

所以问题来了：第一，这种爱情有多典型？有多普遍？有代表性吗？第二，爱的真理与人的真理是一回事吗？“爱智慧”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开出“爱人”？第三，当两个人志同道合时，可以共享爱情，如果其中一个人的思想突然“转向”了，该怎么办呢？

第一，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虽然看似不够普遍，说到底仍然属于普通人的爱情，没有“脱离群众”。之所以显得极为难得，主要是因为她们的时代比较特别。当代中国有三次重要的思想演进，分别发生在60-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第一次的红色狂飙、爆裂，萌萌和徐晓经历了；第二次的个体自由、慷慨激扬，三个人都经历了；第三次的静水流深，至少萌萌和希米都曾站在源头。总之，她们所处的时代及所站立的位置，剥离或冲淡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房子、户口、财富、彩礼、升职以及“内卷”“无欲望”等元素，因此才显得那么纯粹，那么不普通。

只有透过时代的滤镜，才能发现爱情实际上是一种德性而不仅仅是私情。

说她们的爱情是普通的，是因为任何人的爱情都可以拥有这种德性，没有谁不配拥有真爱。显然，这不等于说，每个人的爱情都必须得经受这样那样的时验。前番曾说，苦难往往没得选。爱情还是应该在太平盛世里，和世俗、平庸、日常的价值观混在一起，与柴米油盐、磕磕绊绊搅在一起，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彼此防范甚至出卖，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今天关注她们，目的之一是如何从世俗与日常中习得爱情的德性。

第二，“爱智慧”与“爱人”，或者说“追求真理”与“爱情”当然密切相关，“爱人”其实就是“爱智慧”的实践。但需要明确，人既不是智慧的化身，也不是智慧的反面，一个人不需要借助靠近或离开另一个人才能抵达真理。

一种情况，例如文学戏剧里常常把“爱智慧”和“爱人”对立起来。民间，会讲述“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故事；宗教，会弘扬为了信仰而抛家弃子的典范，就好像每个主人公都得面临唐明皇在马嵬坡前的抉择似的。安德烈·纪德的著名小说《窄门》篇幅甚短，把“真理”与“爱情”的尖锐冲突描述得至为典型，女主角既追求爱情的永恒，又追求宗教信仰的极致，两者无法同时通过“窄门”，小说写“尽管在生活的摧残下，每日栉风沐雨，这爱火依然不灭”，但鉴于“你在我身边时，让我的心支离破碎；但远离你时，我又不能成活”（顾琪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女主角终究还是选择了信仰，放弃了爱情。

《窄门》，[法] 安德烈·纪德 著，顾琪静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另一种情况新闻里颇为常见，一个人因为“爱智慧”，又仰慕另一个人的学识、思想，从而去追求对方、务必得到对方，哪怕有悖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诗人佩索阿的中文译者闵雪飞对这种现象曾说过一句颇有名的话：“学术与思想从来不通过性传播。”

这两种情况的谬误是一样的，都把真理等同于人，就好像你不爱这个人，就得不到真理。而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故事里绝没有这种情况，她们是在并肩追求理想，在“爱智慧”的同时也在“爱人”，并因为能够“爱人”，所以还能不断丰富对“爱智慧”的理解。

萌萌生前看书照。

萌萌在论文里不断思考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想气质，警惕在由男性建造的思想大厦里，男性凭借天然的话语优势对女性形成的压迫。徐晓在散文里虽然对丈夫极度包容和偏爱，但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p57）。希米也说：“虽然我也有对智慧理性的热情，但必须要以那个男人的重点、兴趣为重点为兴趣。”但同时解释道：“但我的热情不仅仅在我对你，而更是‘我与你’，也绝不是‘我为你’”（p66）。她们都没有上述的两种谬误，而是分得清清楚楚。

徐晓和希米都提到过类似的一个细节，就是丈夫在死前，都曾表达过妻子再嫁的意思。希米说丈夫“甚至到处托孤，希望我能再‘嫁出去’”（p58）；徐晓的丈夫是曾经被人问过，如果妻子有了别人能不能接受，他回答“能”。

这个细节颇有况味，乍读和徐晓的反应一样：“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p57）除了可能的“亵渎”，还蕴含着可能的男权。但是，考虑到她们丈夫这一代人的观念，考虑到时代，尤其是对比他们同龄男性的行为举止，可以确定地说，这恰恰是两位丈夫要展示对妻子独立人格的尊重，甚至这独立性要大于他们的爱情。不妨比较一下两位丈夫的同龄男性。前几年有一位政治学学者患病去世，他的一个“哲学家”朋友，名气超大，写下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悼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对女性和婚姻的言语，那才是真正的亵渎。

进一步说，这个细节也恰好证明了，所爱的人并不是真理的化身，爱人死去，真理仍然存在，不妨碍对方继续追寻。徐晓说：“我们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p22），此之谓也。

第三，追求真理本来就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真理，“爱智慧”的魅力在于“爱”的过程。一个人在一生中，总会经历过思想立场的转变，重要的是追求真理这一举动本身，它不论立场左右，只要经过审视，只要质地纯粹，充满着反抗和奉献精神，就不会影响到爱情的取舍。一个人理应避免以真理的名义审查伴侣，更应警惕要求爱人之间互相进行道德与所谓“真理”审查的舆论和体制。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未经沉思的爱情也是不完整的，唯有沉思爱建立在何种共同理想，沉思爱必将会如何承受苦难或庸常，沉思终有一天的爱人之死，才能使这份爱在多年以后配得上理想，配得上苦难，配得上彼此的牺牲。

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犹如温暖的烛照，使前行者意识到：爱，应当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德性，它日常、亲密、和谐，并拥抱真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物质丰盈但分化严重、情欲充沛却苍凉守望、个性张扬又奔波于俗物的时代，努力获得一份真理意义上的真爱，并理解自己及爱人终将到来的死亡，从而在日常生活里葆有不灭的。

最后，回到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文本，之所以读者能读到她们的爱情，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爱情已经被人广为传颂，或是被写入了历史。这些文本只是回忆录、随笔、散文，假如萌萌生前没有写下《升腾与坠落》等一系列文集，假如徐晓和希米在丈夫死后没有意愿或能力来记录曾经的事件，这些爱情不会被呈现。

因此，在爱的经验、爱的沉思与爱的真理之后，最为迫切的就是爱的表达，准确、诗意、优美且持续不断的表达。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爱情一定有很多，只是绝大多数不为人所知。只要不是觉得“不足为外人道”，只要你爱对方，请记住要记下来，不要只记在脑海里，要写在大地上。

封面题图来自电影《情书》（1995）剧照。

作者 | 张向荣

编辑 |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

片马对我国有多重要？终于成功收回156公里领土，3千多人入国籍

自古以来，领土疆域一直都是一个国家要面对的问题之一，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中国也不例外，因为中国曾经就面临过多次的领土之争，而且在多次的战争中，也因为领土的问题备受挑衅。所以，中国更加能认识到领土问题的纷争有多么严重。

正因如此，在20世纪初，中国因为一处土地的主权问题，与国外的侵略者进行了对抗。最后成功收回了156公里的土地，并且让三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国籍，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片马事件。那么，这次事件的经过如何？我国又为什么如此看中片马这片土地呢？

如今的片马镇是位于云南省的一个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因为它与缅甸接壤，距离缅甸的首都仅仅244公里的路程。别看这里是中国云南的边陲之地，但是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而且人人均收入也在逐年上升。

当然，这时在中国将片马强行回归之后的局面，曾经，这里也是国外侵略者虎视眈眈的地界，一直将这里占为己有。关于片马地区的领土之争，早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国之间签订了屈辱条约，但是其中并没有敲定片马的归属权。没想到英国以此为由，随后就派兵强行占领了片马。而且那时候的清政府没有余力与英国抗衡，否则要面临的可能是无止境的割地赔款，所以这里就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从此以后，片马地区就开始了漫长的殖民生涯，先后又被日本和缅甸多次侵占。在日本侵华的时候，日军就强行占领了这里，而且中国与日本进行过多次交涉，均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最后，还是由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与日军作战。

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缅甸便宣布独立，并且顺势将还没有回归的片马划分为自己的领土。于是，片马的领土问题又变成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问题。为了收复片马，中国与面点之间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斗争，最终才将这片土地收复回来。

但是这中间的艰辛，战士们付出的牺牲，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知道。

其实早在日军占领缅甸的时候，就已经激发了中民收复片马的斗志。当时虽然中国内部也面临着的局面，但是国仇家恨，誓死不忘，共同建筑了一道爱国的防线，富地抵御这些外来侵略者。

1944年，将领谢晋生率领部队，与侵略者展开抗争。好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暂时将片马收复，并且开始接手管辖事宜。但是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英国再一次插手，趁着谢晋生根基不稳，打的其部下措手不及。于是，慌乱中，片马的主权再一次落到了英国手里。

在缅甸独立后，中队为了尽早拿回片马的主权，不惜派遣了大量的军队驻守。但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是如此的艰难。

因为驻守在片马的战士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挑战，还要面临物资匮乏的问题。要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坚持，与敌人做最后的抗衡。好在最后，中国终于克服了重重阻碍，顺利拿回了片马。

1961年，片马、古浪、瓦房三处都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并且正式开始进行恢复建设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次中国收回来的总面积其实并不大，只有156平方公里。但是这小小的面积中，却有3000人左右，他们都因因此正式获得了中国公民的身份。那么，这些土地以及人口的回归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首先，片马的位置地处云南的重要枢纽，而且占据着沿海口岸的意义。如果这里继续别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势必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而那时，整个云南与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可能会超出中国的控制范围，不利于中国的安邦定国计划。

但是回归之后，中国将会按照法律法规对这里实行依法的管控，如此一来，不仅中国的疆域进一步完整，还有利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对国家安全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片马回归之后，中国将这里列为云南的开放口岸，渐渐地，片马地区成为了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位置，占据着发展经济的重要通道，也促进了云南与中国内地的交流。

而且，片马地区不仅仅气候适宜，还有着很多的丛林资源和矿产资源，并且由不少的珍稀动物栖息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宝库。所以无论是开发出口还是供给国内使用，都是一种优势，我们又如何能让这么重要的资源流向外人的手中呢？

重点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还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能打开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通道，对云南的开发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此之后，云南的资源、经济、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这也是开放片马之后的一种回馈。

最后，片马的回归，不仅仅是单纯的领土回归，它象征着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原则不可侵犯，象征着中国的尊严。从此之后，国际上也会对中国刮目相看，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威严的大国形象，让世界看到中国这头逐渐崛起的东方雄狮。

曾经，中国因为落后备受屈辱，甚至一度因此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也有不少的将领因此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是如今，无人再敢来犯，不敢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这也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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