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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宣誓”,古希腊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仪式?

​公元前7世纪克里特德雷鲁斯刻在神庙内的铭文,内容如下:

毁灭之神啊。城邦已经决定;当一个人已经做过科斯莫斯,他在十年里不得再为科斯莫斯。如果他竟然做了科斯莫斯,无论他做出什么判决,他都应该双倍受罚,而且还要散失作为官员的权利,只要他还活着,无论他作为科斯莫斯做了什么都归于尘土。宣誓者应该是科斯莫斯,达弥奥和城邦二十人。

这段铭文也许是希腊世界最早的法律遗存。在克里特的德雷鲁斯,城邦官员需要发誓遵守规定,三类官员都对科斯莫斯的任职期限做出保证。梅格思和利维斯推测科斯莫斯是德雷鲁斯的首要行政官,达弥奥是财政监管,而城邦二十人则既可能是民众会成员,也可能是议事会成员,还可能是议事会本身(后者是他们倾向的选择)。他们还认为这些官员也许每年都需要就此发誓。

一、“宣誓”在斯巴达的英雄时代就已经产生

据说伯罗奔尼撒在为三个城邦时,斯巴达、阿尔戈斯和迈锡尼国王发誓,他们将按照既定的法律统治,而各城邦的公民发誓,只要国王遵守誓言,他们就不会破坏也不允许别人破坏君主制。当某个城邦的国王虐待平民或平民侵犯国王而破坏了誓言,其他城邦的宣誓者就应当援助守誓者打击违誓一方。

色诺芬在叙述斯巴达来库古确立的优良政体时,提到国王和监察官每月要互相发誓。斯巴达双王发誓“根据城邦法律来统治”,后者代表民众发誓,如果国王遵守誓言,他们将保证其王权稳固。贝里斯称国王的誓言为王者宣誓。按照上述说法,这一宣誓在斯巴达的英雄时代就已经产生。

虽然神话并不可确信,但是从柏拉图信誓旦旦地将其视为无需证明的事实表明,希腊人相信多利安人王者宣誓的远古性。

二、这种王者宣誓还存在某些其他希腊城邦

普鲁塔克在伊庇鲁斯王皮洛士生平里提到国王与民众的誓言。虽然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的人物,但是这一誓言年代应该要古老的多。国王按照习俗要向宙斯·阿瑞斯祭祀,然后与民众交换庄重的誓言,国王宣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民众宣誓根据法律维护王权。

希腊世界另一个实行王政的重要国家是马其顿。马其顿一直处于希腊世界的边缘,希罗多德的记载表明,公元前5世纪的马其顿人还要编造与阿尔戈斯的血缘关系才获得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准入资格。

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迅速崛起之后,马其顿立即成了希腊世界乃至近东和埃及的主宰。类似的王者宣誓肯定存在,但是学者们一般依赖希腊化马其顿帝国或者古典时代马其顿邻邦伊庇鲁斯的王者宣誓推测马其顿早先的宣誓传统。王者宣誓是一种效忠誓言,但是这种效忠是双向的,虽然国王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优势。

三、宣誓的目的

通过以上雅典各级官员、德雷鲁斯官员和希腊世界国王的宣誓可以看出,宣誓都体现了对行使职权的官员的约束,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力,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管束。当然,在制度典范的雅典,官员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公平与正义体现在城邦政治的各个方面;而对于实行王政的城邦,国王显然占有优势地位,因为国王比雅典官员有更多的宗教神圣性,但是出于对王权滥用危险的担忧,仍然需要宣誓来约束其行为。

单从雅典来说,雅典公职誓言的内容大致是要求当职者遵守法律,照顾城邦和公众的利益。如果是管理城邦大政和准备议案的议事会成员,便要发誓行事遵守法律,为城邦提出最好的建议。在推行具体法令时,誓言内容还与政治背景相联系,根据需要增加某些内容。陪审员主要负责投票决定诉讼案件的结果,他们要依照法律和城邦的利益作出判断,而不可以徇私偏袒,肆意报复。

在最需要公正的司法审判领域,宣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倾轧,这也是陪审员誓言中的诅咒如此严厉的原因,违誓者和后代将承受毁灭的诅咒。执政官誓言显然是出于传统的沿袭,誓言内容的历史变化并不大。

在早期,城邦还由贵族把持时,执政官是最有权力的官职,所以贿赂之事在所难免(如赫西俄德诗歌中贪婪的巴西勒斯,他们掌握司法等各项权力),这也是早期执政官宣誓避免收受贿赂的原因;但是,在公元前487年之后,执政官的重要性日渐下降,甚至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在政治上已经不再具有重要作用时,雅典人仍然沿用这一誓言。

其他公职也有类似的宣誓,只要掌握某种公共职责,当职者便要按照公众所期望的要求发誓,这是一种例行的就职誓言。他们要在神圣领域举行宣誓仪式,身体触及圣物,如用手触祭坛、站在布满祭牲碎片的祭坛上和手触神像,呼唤神明作证。从消极方面说,他们要宣誓不做不公正或违法的事,积极方面则是发誓保护城邦和促进公民集体的福祉。

参考文献:

王朔《宣誓与古希腊城邦政治》

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

阴元涛《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碑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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