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重思1848，一场被低估的革命

《1848：革命之年》， [美]迈克·拉波特著，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页，92.00元

十九世纪中期，从法兰西到奥地利帝国的东部边境，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到处都出现了反抗专制、要求自由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争，历时两年之久。这便是1848年革命。从欧洲范围来看，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1917年俄国革命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然而，相比这两场革命，学术界对1848年革命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场世纪中的革命一直遭到冷遇。事实上，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来看，1848年革命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它是第一次席卷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革命。在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之后，这场革命的风暴迅速向周围传播，特别是在中南欧，随后成为了革命的主战场，例如中欧的维也纳、柏林，南欧的米兰、威尼斯、罗马、巴勒莫，奥地利帝国边境的雅西、布拉日、布加勒斯特，欧洲很多重要的城市纷纷爆发革命或起义，并且向周围的乡村蔓延。与法国大革命通过军队将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地不同，这些地区的民众在受到二月革命的鼓舞之后，自发地爆发了革命。

就空间的意义上来说，1848年革命才是一场真正欧洲范围的革命。各地不仅在相近的时间发生革命，而且革命爆发的背景、革命的目标和发展进程都大致相似。从背景上说，革命前整个欧洲都处在维也纳体系建立起来的保守秩序之中，各地人民都在经受农业和工业危机带来灾难，并且质疑君主制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就目标而言，各国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实行宪政，赋予公民有限的选举权，建立起立宪君主统治体制；当然一些地区的激进派则希望建立共和制，实现基本的男性普选，实现自由。在革命的初期，由于各个社会阶层、政治派系的联合，保守秩序迅速瓦解，制宪议会纷纷建立。但在经历短期的成功之后，革命者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社会上普遍的贫困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寻求与保守势力联合恢复秩序，激进派则尝试动员底层要求进一步革命。最终，在1848年革命最初被赶下台的当局在一两年内纷纷迅速重新夺回其统治权。

最初，1848年欧洲的革命者并没有设想并组织起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革命，但革命在一个国家率先爆发后，便迅速蔓延扩展成为了一场整体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呼应，各国的空间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例如巴黎的二月革命掀起了革命的风潮，随后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爆发，导致欧洲保守秩序的缔造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出逃，同时，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地区、匈牙利、捷克等地区相继爆发革命。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各国的革命者团结一致，互相 支持，例如德意志、波兰的革命者到革命之都巴黎寻求帮助；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认为帮助波兰复国是他们光荣的任务；德意志共和派在柏林召集人民大会时，宣传海报表示会上将有德语、英语和法语的演讲，并分别用这三种语言赞颂了共和制。维也纳的革命者被围困时，尝试向匈牙利军队寻求帮助。革命中的威尼斯与匈牙利选择结盟，共同对付奥地利帝国的军队。但相比革命者之间的联合，欧洲势力的联盟似乎更为成功。这或许部分得益于梅特涅苦心经营的欧洲保守体系。德意志各邦国王公通过德意志邦联寻求军事援助，镇压革命。沙皇尼古拉一世协助奥地利皇帝围剿了匈牙利革命，教皇庇护九世出逃后，法队派兵攻打罗马共和国。最终，保守势力合力镇压了革命，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欧洲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虽然共同的理念，但革命也唤醒了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愿望，或者说，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项内容。但在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匈牙利从要求自治权转变为宣布独立，匈牙利在反抗奥地利的统治时，其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在反对马扎尔贵族，追求自身的独立。法兰克福议会里，议员们为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争论不休。普鲁士与丹麦差点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发生战争。德国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o）认为，1848年革命是一个关键节点，此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能够共存，此后二者彻底对立。的确，这一观察是正确的，此后的欧洲陷入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之中，只有在“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始才让人们重新审视这场他们共同的革命，关注欧洲整体的整合。

1848年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参与这次革命的社会阶层非常广泛。这场革命不仅仅是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工人，中东欧各地的农民也积极加入。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参与其中？一个鲜明的背景是，当时严重的政治困境与经济、社会危机同时出现，不满在社会各个基层中蔓延。

从革命提出的要求来看，这场运动最初的领导者似乎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1815年之后，欧洲重新建立起了保守秩序，但在十九世纪前几十年里，由于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反对绝对主义或封建主义，要求取消特权，赋予每个人基本的公民权，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创建代议制机构，所有这些意味着体制的更新与重建。尽管反对派政治立场有些差异，但这些人通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属于知识阶层。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在其研究1848年革命的经典著作《1848：知识分子的革命》中提出，1848年革命中，欧洲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它们的思想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欧洲的知识分子有着基本的团结和凝聚力。正是他们参与了政治思想的创造和传播，而这些理论让革命走向激进。内米尔因此将1848年革命定义为“知识分子的革命”。

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支持了革命，并赋予了1848年革命独特的色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欧洲的工人和农要被社会问题，或者说贫困问题困扰。在农村地区，农奴制尚未完全废除，粮食歉收又让农民在整个革命前的四十年代饱受艰难。在城市，行会制度逐渐解体，工匠、手艺人面临着大工业的威胁，而进入工厂工作的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糟糕。因此，如何改善民众的境况，提升其生活水平，获得应有的一种权利成为当时社会的紧迫问题。由此也造就了1848年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特点。著名思想家，也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亲历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战斗，一种奴隶战争……人们不应从起义中只看到工人的反应是激烈的、盲目的这一点，而应从起义中看到，他们为摆脱其被人们称之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来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

于是，当中产阶层认识要求参与政治意识的时候，农民和工人更关注经济权利。在西欧，农民抱怨税收、地主残余的特权、限制他们进入森林和草地的传统权利，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在东欧，农民则抨击残余的农奴制，他们要求废除强制劳役和封建地租，甚至获得他们耕种的土地。

工人则努力要求获得经济保障，摆脱失业与贫困。值得一提的是，1848年欧洲最具政治色彩的工人通常是在手工业作坊工作的技艺娴熟的工匠，而不是工厂、铁路的无产阶级工人。因为工匠受过教育，且有行业组织，还有社会、政治传统。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希望保持独立、竭力对抗工业化，他们并不希望通过阶级斗争，而是希望通过行业保护、维持工匠之间的团结这些传统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为他们注入了新的内容。以法国为例，工人提交的请愿书要求国家支持经济方面的改革，提供就业保障，建立劳工组织，保障生病的工人及家属享有最低就医保险。

尽管不同的诉求最终将导致革命者阵营的分化，但各个社会阶层卷入了1848年的革命洪流之中。以往被忽视的农民成了各派争取的对象。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参加到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当中，他们首次获得了选举权，甚至成为候选人、议员。革命中，除了革命未波及的沙俄帝国，欧洲的农奴制基本被废除；法国政府首次建立了国家工场以缓解失业和贫穷问题。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这一政治革命的独特之处。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呢。一些学者，如乔纳森·斯玻伯（Jonathan Sperber），非常重视1848年革命中群众的政治运动，研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公共政治生活，政治组织的思想与组织方式，各阶层之间的联系，1848年的政治思潮对不同阶层的意义。在斯玻伯看来，1848年夏天和秋天的大众运动的骚动、各派力量的重新组合及组织方式最能体现1848年革命的特点。

1848年革命既是一场欧洲整体的革命，又容纳了十九世纪中期主要的政治议题，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革命长期以来为人低估。相比1789年革命、1917年革命，1848年革命更少被纪念和重视。这或许与它最终失败的结果相关，也因为在此后一个世纪多的岁月里，欧洲陷入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政治派别的混战中，人们对1848年革命的印象长期以来与各自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最积极纪念它的声音来自劳工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各种工人组织，通过《新莱茵报》参与运动。他们留下了许多与1848年革命相关的文本，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会在3月18日，柏林巷战的纪念日，游行到埋葬起义者的腓特烈斯海因公墓。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社会主义者也积极纪念1848年的抗争。这些纪念活动部分促使历史学家将1848年革命主要与劳工运动相联系。

持其他政治观点的人对待1848年革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并且主要跟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相连。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这些地方，1848年革命是其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对革命的评价不尽相同。以德国为例，1890年，就在1848年革命爆发五十二周年之际，在德国议会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民族主义者都谴责1848年的“暴民”，赞扬俾斯麦式的德国民族主义英雄。直到二十世纪初魏玛共和国才给予了1848年革命积极的评价，赞扬它试图通过宪政与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然而，这种评论连同魏玛共和国自身一起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相对而言，匈牙利对1848年的态度较为积极，它在这里被称为独立运动，3月15日至今仍是匈牙利的国庆日之一。

在民族国家早已建立的法国，二十世纪以前，尽管一些学会（包括某些政治人物）会资助1848年革命的相关研究，但政府没有从官方的立场公开纪念1848年革命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巴黎的六月起义代表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更偏爱纪念《宣言》的诞生和巴黎公社。对于中右派而言，1789年革命是更好的选择。1848年作为理想主义者失败的尝试而被轻视。

1848年常被认为是被“错过”的一年，因为它站在历史的转折点，面对大工业生产和民族主义兴起带来的现代问题，错失了通过自由的、相对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现代问题、实现革命者所提出的目标的机会。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灾难之后，1848年革命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次欧洲革命其实决定了欧洲的历史命运。一方面，虽然革命被剿灭，但革命指引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提出的某些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相继实现。意大利、德意志实现统一，奥地利帝国改组为奥匈帝国，宪法与议会也相继诞生。另一方面，后来很多国家实现政治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些目标所用的手段与1848年截然不同，例如德意志没能通过自由的和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而是走上了用血与铁的手段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模式。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并把整个世界带入了战争的深渊。因此，这些一系列的极端事件让欧洲人有足够的理由回忆和记住那场他们共同的革命。

1998年，在1848年革命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伴随着欧盟的东扩，人们日益关注欧洲一体化的问题，这推动了欧美学者重新开始关注这场革命，从欧洲整体的视角解读这场革命。如今欧盟面临着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困境，回顾十九世纪中期这场革命，即可提醒我们重新关注欧洲整体性的未来的走向，避免重复1848年革命之后的悲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近出版的《1848：革命之年》是我国少见的系统介绍1848年革命的著作。作者迈克·拉波特现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史和革命史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个经典的课题。与其他史学课题类似，二十世纪后半叶1848年革命的研究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关注英雄人物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新文化史转变。新的研究不再将革命的议会、各大都市作为焦点，而将目光转移到各省的市镇与乡村上，从精英型的民族领袖转移到地方政治活动家、工匠、劳工、农民身上；研究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与革命之间关系；当时政治组织的性质、动员的方式，讨论政治活动的形式、象征符号等。从这一方面来说，《1848：革命之年》一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更为有益的是，作者秉承着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特质，尝试将生动的叙事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政治组织、政治生活的文化表达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生动描绘故事的同时，展示学界从不同角度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与解读。多年来中国学界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非常少，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对这场革命仍然比较陌生。希冀这本书的出版能引发更多人关注1848年革命，并推动对此展开研究，从而对欧洲这一场革命的反思中挖掘出更多的历史资源，也借以丰富我们对欧洲的理解，和激发起对欧洲未来命运的思考。

枪炮与梦碎：1848年，席卷欧洲的大革命如何失败？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及位于奥地利的民族改革者对于1848年革命前欧洲的各个民族在民族意识上的影响。→_→《1848序曲：44个国家，87个民族，欧洲为何有这么多的国家和民族？ 》

本篇我们就探讨一下真正让欧洲的民族意识转化为现代民族的，这场1848年革命。

一、枪响于1848

1848年注定会是欧洲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图注：法国奥尔良王朝国王 路易菲利普一世

在1848年的2月，法国人率先发起了反对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起义。又一次，巴黎的街道上充满了周围居民的家具。（咦，我为什么要说又？）

桌子、椅子被直接从楼上扔到狭窄的街道上从而构筑成挡住军队的街垒。又一次，欧洲再次见识到了整个法国皇室和政府，提着小手提箱（并不是），跑到了海对面的伦敦避难。（咦，我为什么要说又？）

与此同时，远在维也纳总理官邸中的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在听说法国的同行基佐倒台后感叹道：“基佐倒台了，我们也不远了。”

果然，梅特涅预言的极为准确。到了三月中旬，维也纳大学中的学生在得到巴黎的消息后开始躁动不安，他们组成了学生军团开始在霍夫堡宫前组织抗议，随后哈布斯堡王室解除了梅特涅的首相职务，梅特涅逃亡英伦。哈布斯堡王室逃往因斯布鲁克。

图注：1848年三月的柏林街头

在德意志邦国中，最先发生大规模抗议的是南部的巴登，随后各个德意志邦国都面临着大规模抗议。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短暂地同意了抗议者的提案。

随后德意志的抗议者齐聚法兰克福开始无休止的商议德国统一的宪法，而这次会议最后会在无限的拖延中消亡。

图注：维也纳三月起义

在欧洲中南部的抗议则更加强烈，甚至演化成了战争。

在意大利，因为无法收到维也纳的确切命令，拉德茨基（就是那个进行曲的拉德茨基）元帅只能率领他的意大利军团撤回到位于伦巴第-威尼斯一线的“四边形防线”内。

而米兰和威尼斯的自治政府则请求皮埃蒙特的查尔斯·阿尔伯特国王借此统一意大利，皮埃蒙特军队从此进入意大利开始试图统一北意大利。

在匈牙利，拉约什·科苏斯（Lajos Kossuth）在1848年组建政府后借着维也纳的混乱颁布了“四月法案”，其中宣布了匈牙利的独立同时建立了独立的军队。

图注：科苏斯穿着他标志性的匈牙利骑兵军装

而在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在看到四月法案中对自己不利的条款时，克罗地亚总督乔西普·耶拉齐（Josip Jelačić）旋即宣布克罗地亚从匈牙利管辖中独立，拉起自己的部队入侵匈牙利。

同时随克罗地亚人一起反抗匈牙利的还有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人。

很快，1848年的欧洲在轰轰烈烈中落下帷幕，1848年见证了革命者的胜利，但是他们想不到他们的梦想在下一年旋即破灭。

二、破灭于1849

在这段各方势力仍不明显的时期，革命者很快错失了他们最好的机会。

拉德茨基将军在诺瓦拉战役中击溃了查尔斯·阿尔伯特的皮埃蒙特军队，迫使阿尔伯特退位议和。

图注：纳瓦罗战役

在收到了来自意大利的捷报后，这时出逃到因斯布鲁克的哈布斯堡皇室终于回过神来。以苏菲女大公为首的重要贵族在因斯布鲁克发动，废黜了精神不正常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同时也是德意志邦统、匈牙利国王、克罗地亚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的斐迪南一世。

同时扶植年轻且在拉德茨基军中历练过的弗朗茨-约瑟夫上台继承皇位，随后以曾在梅特涅政府中任职的施瓦岑贝格亲王为首相。

此时正在壮年的施瓦岑贝格亲王迅速利用法兰克福会议的拖沓混乱，密令波西米亚与奥地利特使提出异议并退出会议。

在两地特使搅乱法兰克福会议时，施瓦岑贝格亲王以此向德意志地区施压，普鲁士的保守派将军和贵族夺回柏林后，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立刻投向保守派，强力遣散了法兰克福议会。

图注：施瓦岑贝格亲王

在两个德意志压舱石都做出选择后，德意志各地的保守主义卷土重来，革命者在德意志地区很快被压制下去。

在中欧，对于哈布斯堡唯一的敌人只剩下匈牙利，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原则，施瓦岑贝格亲王收编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军队，利用较好的条件孤立了匈牙利。

而此时匈牙利的革命者没想到，战争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为了脱离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但是就算是孤立了匈牙利，哈布斯堡军队还是不能完全击败匈牙利。

温迪施格拉茨亲王在施威夏特战役后攻下了布达佩斯，和逃亡特兰西瓦尼亚山区的匈牙利政府进入胶着。

而施瓦岑贝格亲王借这段时间从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那里借来了“欧洲宪兵”俄罗斯陆军，加入到了对匈牙利的战争。

最后在1849年的10月，随着在阿拉德市的十三轮枪响，匈牙利的起义彻底的结束了。

图注：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还没变成白胡子老头）他把奥地利帝国改组为奥匈帝国。

三、结语

随着匈牙利战争的结束，1848年革命在欧洲也彻底地结束了。

尽管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各地为了民族独立和宪政政府的尝试都以封建保守派的反扑而结束，但是全面参与本次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比如：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央委员会告主义同盟者书》、《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等。

在这些著作中马恩也进一步思考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总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的原理：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农民把无产阶级视为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以及民族问题的理论，这些原理都为后来的革命指明了道路。

参考文献：

《梅特涅，对他与他的时代的研究》，（英）阿尔杰农·塞西尔

《1848：革命之年》，（美）迈克·拉波特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德）沃尔夫拉姆·希曼

《拉德茨基，帝国的胜利者和军事天才》（英）艾伦·史凯德

《合法革命：路易·科苏特和匈牙利人1848-1849》（美）德克·伊斯特万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他怒怼美国记者，逼签字道歉

1999年5月8日，这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都愤怒和铭记的日子。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推动下，1999年3月24日，美国和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第一轮轰炸，拉开了持续78天的科索沃战争的序幕。

北约高密度轰炸期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所在地贝尔格莱德断水、断电是常事。在使馆坚守阵地的工作人员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经常要冒着炮火去采购食品、蔬菜。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使馆内可用的盆盆罐罐都装满水，甚至浴缸也变成了水缸。他们是中国在南联盟的代表和象征，虽然条件艰苦，环境危险，但他们没有退缩。

北约时间5月7日晚8点，贝尔格莱德断电，夜幕下漆黑一片，空中响起了空袭警报，在发电机的照明下，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做着各自的工作，像往日一样有序地进行着一切。深夜11点一刻时，有关部门完成了工作后，便关掉了发电机，使馆也陷入一片黑暗。夜已深，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午夜11点45分，突然一声巨响，使馆地动山摇，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面来，一扇又一扇的门被甩得哐当响，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各种各样东西的撞击声，场景混乱又恐怖。

一开始，使馆人员还以为是附近的大楼被炸，波及到了使馆。哪知，只见使馆大楼浓烟四起，大火熊熊燃烧，大楼南面的外墙已完全坍塌，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管也爆炸了，现场一片火海。人们靠着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沿着破损的楼梯往大楼外跑。

在混乱的现场也有很多逆行者，他们又返回到大楼里，拿起四箱国家重要财产，往楼下搬，并一直有人守卫着那四个重要箱子。

他们中很多人满脸是血，腿部受伤，不过都没有慌乱，一直维持着秩序。记者吕岩松没忘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炮火里用照相机拍照，拨通手机跟国内取得联系。

当时是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5点多，中国人民还在沉睡，不知地球的另一头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人们正遭受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就在现场，他和外交部领导取得联系后，汇报了情况，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深知：自己的情绪很重要，自己要稳住，其他的同事都在看着自己......

在潘占林的指挥下，救援工作有序进行着，除开国家财产，最重要的就是同事们的安全。

然而不幸的是，有3位中国人牺牲了，他们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

邵云环主要从事有关前南斯拉夫情况的选报翻译和调研工作。1990月9月，她第一次被派到贝尔格莱德分社任记者，采写出许多有见地、有深度、有现场感的稿件。1999月3月，在前南斯拉夫局势非常紧张，科索沃战火一触即发时，她主动请缨再次踏上贝尔格莱德，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3月24日，科索沃战争爆发伊始，邵云环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其中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做错什么事了吗？他们为什么要轰炸我们？”她向全世界发出了前南斯拉夫人民呐喊的声音。之后她又写了两篇专稿，用事实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发动战争的罪行。

邵云环

邵云华牺牲时48岁，之前担任过《参考消息》二编室副主任，推出了很多好栏目和精品稿件。以她的资历，本不用那般拼命，可是她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和浩然正气，毅然决然地去了战场，成为了一名勇敢的战地记者，她不愧是“人民的好记者”。

许杏虎是光明日报国际部的记者，朱颖是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两人在1998年结婚，新婚甜蜜期都还没过，双双赴贝尔莱德工作。短短不过一年时间，他们便在5月8日的导弹袭击中以身殉职了。牺牲时许杏虎31岁，朱颖才28岁，两个人携手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却不幸画上了句号。

也许许杏虎、朱颖夫妇两此生唯一的无憾是：“生同衾，死同穴”。

许杏虎、朱颖夫妇

除开牺牲的3人外，现场还有20多人受伤，大使馆也摇摇欲坠。

5月8日上午，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北约袭击中国使馆，并要求安理会主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从这天开始，中国各地、部分海外侨胞纷纷举行游行、集会，强烈谴责北约。在北京，几千名高校学生到美国驻华使馆前、游行、抗议。

时隔两日，也就是在5月10日，美国才首次回应，他们宣称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就是一个错误，参与这次错误打击的人认为被击中的目标是南联盟物资供应局。美国人还说是一名情报分析家做了误判，而且用的地图太旧，找错了地方。声明还称：北约将继续并加强对南联盟的空袭行动。

看看，这个回应哪有半点诚意？

面对傲慢无理的美国，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提出了四项严正要求，即：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二、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四、严惩肇事者。

中国虽然态度强硬，但毕竟与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肯定没有正面交涉的效果好。为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就必须要担起和美国直接谈判的责任。

此时，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是李肇星，他上任也不过才一年时间。那时中美关系刚步入蜜月期，中国也还未入世贸组织（WTO），怎么处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事非常关键。如何在维护中国主权利益不受到侵犯的同时，又能使两国关系不至于跌至低谷，非常考验李肇星的能力。

李肇星是中国外教新闻发言战线上的“老兵”，在1982年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便以翻译身份正式亮相。在1985年到1990年，整整6年时间，他都以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中。1995年2月他任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

在李肇星任驻美国大使期间，频频有记者发难，他都应付自如。有一次他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演讲时，一位老太太向他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

有人评价李肇星是“该说硬话的时候绝不含糊。”然而，面对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刁难，他却变得“温柔”了。他说：“你们德克萨斯州1848年才加入美国，而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已纳入中国版图。您瞧，您的胳膊本来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

美国老太太听了之后，心服口服，热情拥抱了李肇星，说：“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

可是，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一事可不是回答一个刁难的问题那么简单。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美国广播公司（ABC）《本周》专题节目，有名的“铁嘴”主持人山姆.唐纳德找到李肇星做采访。唐纳德对轰炸使馆一事没有任何歉意，相反他却问李肇星：“你能保证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吗？”

傲慢自负、无视生命的美国人，任哪个中国人听到这句话后都会愤怒。

李肇星非常愤怒，十分严肃地反问唐纳德：“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为？”

唐纳德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转移话题。而李肇星又抓住时机追问：“怎么解释3枚精确制导的导弹会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大使馆？”

5月11日晚，李肇星接受了CNN的《脱口秀》节目的采访，主持人拉里.金开场就咄咄逼人，李肇星也毫不含糊，直接硬怼：“（美方）告诉我们说，他们用了过时的地图。这能让人相信吗？难道他们像发展中国家的小学生一样使用过时的地图吗？......美国人向来都自豪地标榜其法治，但为什么这一次不依法办事？我至今没有见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准备依法处理肇事者的迹象。”

5月16日，李肇星接受NBC电视台的采访，记者指责中国政府煽动老百姓怒火地开场白。李肇星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糟糕的话。”

这段时间对李肇星来说艰难，他频繁奔走于华府、媒介及民间各界，向美国社会发出悲愤的抗议之声，让全国人了解到一些美国人的狂妄自大、傲慢可耻。李肇星的不软弱、不放低底线的态度让西方媒体了解到了中国强硬的一面。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美国总统府来电请李肇星去和时任美国总统会面。

会面时，说：“衷心向遇难的3位中国公民的家属、父母及亲人表示道歉。”并希望李肇星转达。

李肇星说：“我会转达的。但这3名无辜死亡的中国公民不只是他们父母的亲人，也是中国人民的亲人，所以总统先生要向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道歉。”

想了想，表示会向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道歉。

“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李肇星说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和纸递到面前。

愣了愣，望向眼前的中国人，他没想到，李肇星竟然敢当面挑战他的权威。

李肇星的态度很强硬，一时也有些慌了，毕竟事实摆在眼前，美国做错了事。不过，堂堂美国总统竟然写道歉信，这传出去多少有失颜面。

李肇星也看出了的顾虑，于是承诺不会将此事公开。

点了点头，拿起笔来，最终写下了道歉词。

但不知为什么，写道歉词一事还是被美国小报知晓了，还有照片为证。那个小报还揶揄着：美国总统在李肇星面前写道歉词，犹如小学生在老师前写检讨。

李肇星说不是他对媒体说的，也不知是谁泄的密。

1999年5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被炸一事公开道了歉，这是中国政府、外交家们及全体中国人抗争的阶段性成果。

5月12日，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许多人怀着沉重的心情迎接烈士们归国。

7月30日，中美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就这一事件的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将尽快向中国政府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金。中国政府将这笔赔偿金分付给三位烈士的家属及受伤人员。

2000年4月9日，美国中情局对与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的有关七名官员做了处理。

2001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支付了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2800万美元。

有人觉得，当时中国的外交抗议和对美国的挑衅举措回应，比较软弱。可当时中国国力还不强，又在加入WTO紧要关头，不得已只能忍辱负重了。

如今，中国综合实力大幅增强，在面对他国的挑衅时，我们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