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两大状态：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六道轮回便是人的心理状态

人皆有心，人皆有身心二物。身心二物时刻在变，身心也从来不曾停止运动和变化。运动就会有规律，变化就会有状态。

人生只有两大状态：一是身体状态，二是心理状态。

生老病死、饥渴困乏是身体状态；古人所说的六道轮回，就是人的六大心理状态。

所谓心理状态，就是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人的灵魂状态，就是人的心灵状态。

心是人类一切思想行为的起点。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行为。

人生在世，便犹如车轮回转不休，生死于六道轮回之中，无有遗漏。

“六道轮回”一词，出自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后被佛教引用，再又传入中国。原始佛教、婆罗门教只有五道轮回：天人道、人道、畜牲道、恶鬼道、地狱道。

传入中国后，又添加了一道——阿修罗道。

什么是道？道，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心，是人类的本质。心、道本是一体，心也属于道。

道，就是人与万物所遵循的道、所行走的道。心也是道。

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自己在遵循什么样的道，只知道自己在遵循自己的心。

心之所往，便是人之所行。遵道而行，就是依心而行。己心就是己道。

世有六道轮回，人心就有六大心理状态。

天人道就有天人心态，人道就有凡人心态，畜牲道就有禽兽心态，恶鬼道就有恶鬼心态，地狱道就有地狱心态，阿修罗道就有阿修罗心态。

人的现实所为，皆取决于人不同的心态。所谓六道轮回，就是人类相互转换的六种心态。

有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六道轮回，即是六大心态轮转。

人类寄居于地球，起初与百兽相比，人类并没有多大的生存优势。早期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大概是十分恶劣的吧。面对万物生机勃勃的地球，人类必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问题。

为了更好的生存，不同的人群，必然会诞生出不同的心态，遵循不同的道。

万物皆有其生存之道。原始人类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呢？人类有什么样的生存之道，取决于当时人类有什么样的心态。

人之心态无非就是六种：天人道心、人道心、畜牲道心、恶鬼道心、地狱道心、阿修罗道心。

一、天人心态，就是慈悲、关爱、付出、奉献、牺牲的心态，以此心态而行，便成天人道；

二、凡人心态，就是互帮互助，既不吝于帮助，也不吝于翻脸。合作或对抗全看心情和境遇，以此心态而行，便叫人道；

三、畜牲心态，就是动物本能心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以此而行，便得畜牲道；

四、恶鬼心态，与凡人心态对应，不互帮互助，专搞阴谋诡计的心态，就叫恶鬼道。

五、地狱心态，与天人心态对应，无慈悲、无关爱，以人吃人、人奴役人、人剥削人为准则。以此而行，便是地狱道；

六、阿修罗心态，就是生物面临饥饿等生存绝境，而爆发出的无畏心态，人行此道，便是阿修罗道。

六道轮回，便是人类生存的六大心态。六道轮回的概念，既可以运用于个人层面，也可以运用于社会整体层面。

在整体层面，六道轮回，便可以看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六种社会形态。

奴隶社会，就好像在遵行地狱道，因为他们遵循人奴役人的规则，完全不把奴隶当人。身为奴隶，便如身在地狱；

封建社会，就好像在遵行恶鬼道，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权势和地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无不敢为。为权势而斗争的人，便如恶鬼。

资本主义社会，就好像在遵行畜牲道，人们为了追逐各自的利益，可以趋之若鹜、可以弱肉强食、可以与魔鬼做交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是比比皆是。

社会主义社会，遵行的就是人道，人们互帮互助，把社会健康稳定、人民幸福当成了追逐目标；

主义社会，遵行的应该就是天人道，慈悲、关爱、宽容、奉献、牺牲将成为常态。这样的社会形态想不繁荣都难，想不强盛都难。

战争混乱的年代，遵行的就是阿修罗道，以武为上，追求武力至上。

所有的社会形态，本质上反应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人类内部的组织形态。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一般都跳不出这六大形态，所以可以叫它六道轮回。

在个人层面，六道轮回也可以看作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行为准则，其本质上来源于人的六种心态。己心就是己道。有什么样的心态，自然会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君子、伟人、圣人，拥有天人一样的慈悲心态，自然就会走天人道；

普通人要为生活而奔忙，常常需要互帮互助、互通有无、互惠互利，遵行的就是人道；

自私自利、无不为己，一心只为追逐利益的人，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畜牲道；

因自身遭遇挫折、困境、绝境等情况，使得自己心态失衡，而选择发狠不择手段的人，就会走上恶鬼道；

以奴役他人为乐、为目的，便是地狱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便是阿修罗道。人生短短百十年，回首往事，便能大致确定自己一生走的是什么道。

不同的人，不同的内心与心态，不同的认知，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其人生所遵循的道，自然也就会不同。

六道轮回，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之道，也是每个人的生存之道、为人处世之道。它起源于人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

普通人的人生道路选择，大概是：对家人是天人道，对朋友是人道，对陌生人是畜牲道，对竞争对手是恶鬼道，对仇人是地狱道，对敌人是阿修罗道。

人们在遇到挫折、失败、崩溃、得意忘形时，很容易踏入畜牲道、恶鬼道等。

所谓的走什么样的道，本质上就是拥有了什么样的心理、心态而已。

人心有六大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态，一眼可明。哪一种心态更好，也一眼可知。

老子提出的无法言喻的“道”，究竟该如何解释？

溯源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处，都藏有经久不衰的典籍经传沉淀维系着民族思想的底色。它们关注普遍的人类境遇，直指不同时代下的共同困惑，连接个体内心与公共生活，因而成为拥有长久生命力的“经典”之作。回顾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繁多，但与公众读者间的距离却有些微妙，不少文本或因古今语言之别而难解其意，或因体量之大令人望而却步，于是有别于学院派研究的通识读物成为普通读者走近经典的一种通路。

然而，“通识”却并不等于“通俗”。近年来，部分关于经典普及的通识作品存在发挥过度的倾向，在知识层面不够坚实可靠。诚然经典文本急需与当下建立连接，但回归经典仍然是形成“创造性解读”而非误读的前提。而当语言充当表意的媒介，阐释性的解读究竟是在原文与实意间搭建起桥梁，还是加剧了其间的隔膜？站在言意之间，或许是在接近经典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试的身位。

本期专题即围绕中华经典文本，以千年前老庄思想为起点，挖掘言与意、实相与本体的辩证关系，进而落至《红楼梦》的人情际会，在具体人物的生活世界中寻找存在的根基，收集经典文本跨越时间的长河所留给今天读者的那些思考与回应。同时，我们也借此追问，好的通识作品在今天的阅读环境下何以可能。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永秉曾撰写出版了《〈老子〉通识》，用浅近的学术语言，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多版本互补互证，在此基础上从老子其人，《老子》其书的性质、要义要语，今天的读者应该如何阅读《老子》，以及《老子》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即为对郭永秉的专访《：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本文出自2023年4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言意之间》中的B02-B03。

「主题」B01言意之间

「主题」B02-B03 《老子》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主题」B04-B05 《庄子》 天地精神与世俗人间

「主题」B06-B07 《红楼梦》 “情”与“礼”的冲突

「文学」B08 《魔山》 欧洲精神的

采写｜张进

作为证道者，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虽仅五千言，却广袤深远，玄妙莫测，又无所不包。从万物本源与实相，到治国安邦，再到个人修为与行事方式，书中皆有论说，而“道”一以贯之。那么应如何理解有多重意涵的老子之“道”？在“道”难以言说、甚或不可言说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言说“道”？

作为宇宙本源的“道”

新京报：老子及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深远，其身份、形象、事迹在后人的想象、演义中不断变换，乃至神化。根据研究，你倾向于如何描述老子其人其事？

郭永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其实相较而言，老子在文献里的记录要比他的后学庄子反而更加多元一些。因为在《礼记·曾子问》当中明确有好几段孔子与老聃相见问礼的事情，这都是早期儒家闻诸孔子的记录，比起汉代人的记载，更切近于历史现场，也更少学派自身的塑造成分。孔、老相见，在秦汉时代可以说是影响极大、成为普遍共识的一个历史典故，不断在汉墓画像中出现这种主题，这不见得完全是通过儒家的文字叙述造成的一种结果，而是一种在知识阶层与民间共享的强大知识传统。究竟为什么汉人特别喜欢这样的主题，以至于要在墓葬里面反复呈现它，这还是艺术史、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如何，我觉得至少提示我们，这可能是汉代强大的黄老思想传统与地位逐步上升的儒术之间的关系在民间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投射或映照。所以我感到，老聃与道家开山著作《老子》（《道德经》）之间的关系，他与孔子近于师友之间的关系，在这样明确而强大的传统之下我们其实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怀疑。

明 张路 《老子骑牛图》。

自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基于不同角度，质疑老子的时代，以及《老子》的著作时代，其实仔细推敲，基本上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我这本小书的立场就是回到战国至汉代人对老子及《老子》书的通识，走出近代以来的疑古阴云。当然，老子及早期道家的思想渊源也有其复杂难以厘清的地方，这点在老子和彭祖之间的瓜葛当中可以窥见一斑。在我看来，彭祖可能是更早的道家思想的代表者，他留下的学说思想很可能滋养了老聃。在传说当中，彭祖的时代与老子相衔接，年寿久长、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仙气”，国族地域、职掌接近甚至相关联，孔子又有“老彭”的称呼，他自认为跟“老彭”近似的地方是“述而不作”，我认为很可能对应的是早期道家的因循无为思想，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在研究道家思想起源发展、道家思想与史官文化传统的关联时加以注意。

新京报：《道德经》中的一些内容，如对战争的思考，明显指向当时的时代特征，也是老子思考的历史语境。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郭永秉：历朝历代都有战争，上古时代同样如此，有战争就必有反对战争的人，所以《老子》里面针对动武用兵而发的话，不止一两处，有的人把这些话当成是《老子》成书于兼并战争日趋激烈的六国时代的证据，这种推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春秋时代难道没有战争吗？为了平止战乱，喘息生灵，春秋时代的弭兵运动搞过不止一次，楚庄王也有“于文止戈为武”的表述，可见春秋时代人对战争带来的祸乱是有反思的。

老子立足于道的弱德特性，强调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不应该发动或参与战争。什么情况是“不得已”呢？很多人会认为是遭到侵略的时候，要保家卫国，就应该起来战斗，可是老子明确说过“报怨以德”（63章），他是不是跟世俗的普遍价值观一样来看待问题的，很难说。我在书里面说过，老子主张有道的侯王取天下，这时候得放弃自身名誉、荣辱甚至生命的考虑，所以我怀疑，他所说的“不得已而用之”就是针对有道侯王的特定行为而言的。用兵杀人，这些只是取天下的过程中不得已付出的代价。武王伐纣，血流漂橹，孟子不信历史记载，老子作为史官，恐怕不会不信。但他认为你不能以杀人为乐，不能搞，不能去装饰华美的兵器、炫耀兵力，取得了天下就要复归于道。所以老子大概还是希望有一个守道行事的明君来取天下治天下，并维持相对的安宁和平。这样的期待，恐怕也只能是春秋时候的产物，战国以后再抱此种想法，就显然太过天真了。

新京报：《道德经》的核心在“道”。虽然老子本人都感到难以言说，甚至“道”本就具有不可言说性，但又不得不说。你如何理解作为宇宙本源的、绝对永恒的“道”？“道”的提出对当时的宗教信仰有何突破性？

郭永秉：“道”是从中国古代思想本身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概念，哲学史家尽可以跟西方哲学的关于世界本源的哲学概念去比较异同，但我们立足老子思想本位去观察，“道”这个概念有它自己的特色。中国的哲学概念，往往不是像西语世界的概念那样，内涵外延界定很清晰的，“道”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它包含了许多丰富的比喻、象征意涵，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词概念。很多学者意识到，“天道”也就是天体运行轨迹，有一种去而复归的规律，而观察这种天道规律就是史官的职责。中国古人思维特重天人关系，认为天上的各种现象与人世间的事情有对应关联，这便是引发“道”这个概念产生的很关键的一个思维关联。天上有天体运行之道，地上则有人行大道，平直顺坦的大道与崎岖蜿蜒小径相别，所以老子的“道”又有一种“平、泰”“不害”的特质。但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幽僻小径往往景物诱惑更多，行于坦途之上反而会觉得无趣厌倦，所以头脑开了智慧的人往往会放弃原本易行的“道”，老子就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去选择。

明 佚名 《老子出关图》（局部）。

老子提出的作为宇宙本源性动力的、先于天地而生的东西也被称为“道”，它是无法言喻的，但也可以通过给予名字（道、一、大以及稍后的太一等），来勉强作解，这种“道”盖过了原来的宗教信仰中有意志的、主宰性的天帝的地位，是比天帝还要先出现的一种东西，而且它自己虽然无名，却具有创生、名有万物（“道”作为动词就有言说的意思）的欲望和动力。古代思维当中原只有圣人可以给事物命名，现在“道”拥有了这种巨大的决定性。我们不必去纠结这种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宗教和思想史上，“道”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不具有情感意志，对待世间万物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看法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对于天帝赏善罚恶意志的信仰开始动摇了。

新京报：在《通识》中你引用陈柱先生的话，“质而言之，老子之学，实本于无”。《道德经》中也说“有生于无”，这和佛经中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吗？

郭永秉：其实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经说过，道家之术“以虚无为本”，很多人其实都赞同并引申了这种判断。作为道家的核心要义的虚无，来自于道本身最根本的特质，也就是《老子》首章所讲的“无名”“无欲”，这是道尚未创生天地万物时的状态，用西汉道家著作《淮南子》的讲法叫作“虚霩”。“道”通过“生一”之欲进而创生天地万物，即为“有”（有欲、有名），它周行不止，最终又将复归于无物，亦即回反到虚无状态，用老子的话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要告诫侯王的是，必须依从于道的这种特性来行事，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循为用，他对道的特性的描述，与对统治者为政的态度是同构的。这是老子的虚无的意涵。

《通识》，郭永秉 著，中华书局2022年7月版。

而佛教所讲的“色空”，指的是如何认识事物的外在形象及其虚幻的实质，意思就是说事物皆本于因缘，本身是虚幻不实的。这同创生宇宙天地万物的道的特质，立足点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恐怕两者在发生的角度并没有太多可以牵合的地方。佛与道的结伴，是东汉以后道教把老子推尊为教主以后的事情，是因道教成立的需要而兼收其他宗教元素的结果，而不是说它们内在有什么相通之处。

虚无为本，因循为用

新京报：以“道”为本，老子提倡“虚静无为的政治主张”。“无为”大概是《道德经》中最广为人知的几个概念之一，你如何理解“无为”？如何理解无为而又无不为？

郭永秉：前面提到，汉人对道家尤其是其主流黄老学派思想的概括，就是虚无为本和因循为用，这就是《老子》“无为”的核心要义。一般来说，政治家都会主张进取以满足于私欲（无论是侯王个体还是国族群体的私欲），但这为世界带来了大量负面的东西，比如战争、饥荒、贫穷、迁徙等等，皆为痛苦的根源，所以老子反其道立论，努力提出一种善意的规劝，希望侯王不要以惯常的、世俗的方式去治民治政，也就是不要去刻意地作为，不要有巧利机心，要因顺行事。司马迁曾经向黄子学习道论，深通道家思想精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从很可能属于《黄帝四经》一部分的马王堆帛书《十六经·观》里相关文句看，“圣人不朽”当理解为“圣人不巧”，就是圣人不尚机巧功利，只是顺应时变行事而已。

汉人的表述，可以得到《老子》14章的印证。这一章说：“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今之道”，传本和北大本《老子》皆作“古之道”，马王堆汉墓两种帛书本都作“今之道”，文义较好。老子并不无视或抵制“今之有”（也就是当下既已存在的“有”和“有名”，包括制度、礼乐刑罚这些东西）；他主张用“今之道”去控御主宰“今之有”，也就是顺应既存的社会现实、以因应之法加以治理，而不是执一成不变的“道”去应对。但同时老子又告诉统治者，还是要把握道的根本特质，也就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规律。因此以“自然”“无为”“清静”的、合乎道的方式行事才能真正“御今之有”。前面曾提到的《淮南子》，是目前可见的汉代最重要的阐发《老子》思想的博大著作，此书几次提到“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等，因顺万物而为，才能对所有事物、百姓都施加实际的正面影响，而又不使万物感受到“为”的痕迹。我们在理解“无为而无不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重视汉人的这些表述，这是黄老思想最核心的东西。

新京报：《道德经》中的“圣人”大概是有道之人，或者行为符合“道”的统治者。但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与“道”相悖。与“道”相悖的统治是怎样的？

郭永秉：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其实代表一种高悬的理想境界，守道治政治民而又能“无不为”的侯王君主，在中国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我不敢说，但估计应该是极少真够格的。这种高远理想，如果按照内在理路发展下去，同时在极端的历史境况下抛却老子虚静、柔弱主张的话，自然就会衍变成一种主佚臣劳、主尊臣卑的状况：统治者如北辰居其所、无需劳以心力，万事的运作都将听任于冷酷无情的“法”并付诸臣僚，以期成就大事。商鞅、韩非、李斯之流就是服膺此道的，迎合统治者的效率确实很高，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最终的代价是连他们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全。

通常所说“道法相生”的道理简单讲就是如此，黄老思想与法家确实有一道相通的暗渠，你决不能说法家不懂道家思想，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太透彻，是在往一条承认并扩张人主之欲、同时去绝人欲的路子上去引申道家思想的。汉代人已经深刻认识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尝密矣，然奸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班固《汉书·酷吏传》）秦法峻密，结果却是官避君，民避官，上下互不信任，以至于丧乱不振。旧的伦常、知识被破坏，法术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可被普遍信仰的价值，更坏的东西自然抬头，社会就迅速崩溃了，可以肯定，这绝不符合老子的本意。此外如汉武帝在位久长，造作制度，改尊儒术，开疆拓土，看似武功煌煌，实则给民众甚至皇族内部带来血雨腥风巨大创伤的人物，在老子看来必然也是与道相悖的君主。

弃绝分辨机巧之心

新京报：在社会制度层面，老子是明确反对当时的礼仪制度的，书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一点也被认为是道、儒之间最大的分歧。老子反对仁义礼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恰当地理解老子的这一反对？

郭永秉：仁、义、礼，是周代传统价值的代表，并非儒家所独擅。这些价值就是老子所谓的“有名”，他认为是低于“道”“德”境界的，或者说晚于“道”“德”的人为价值尺度，但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就好比说“道”“象帝之先”，老子认为它是在天帝之前就已经有了，如果你不承认“道”的话，还得承认“帝”的权威，天帝本身是很难被彻底取消的。仁、义、礼也是如此。今本“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在战国简本里面还并不存在，写的是“绝知弃辨”“绝为弃虑”，是要人们弃绝思虑分辨智识机巧之心。早期儒道思想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像后来那么大的对立和分歧。

《老子传奇》（2016）剧照。

很有意思的是，最近《庄子·杂篇》里的《盗跖》在西汉文帝时代的江陵张家山336号墓中出土并整理发表，这篇看似大肆唾骂孔子和儒家的东西，在出土本里面，连“孝弟”的价值也并未被否定。可见基于农耕文明的这些传统价值观，道家（甚至其中比较激进的派别）也得有限度地承认它们，只是认识到这些东西有它们的问题与局限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再看《老子》19章从“民复季子”变成“民复孝慈”，更能体会到批判针对性的变化。老庄文本内部的变异、突出强调儒道对立，是平行互动的。

新京报：关于“得道”，除了“圣人”的治理方式，还有个人修为的一面，也有学者说，《道德经》“说到底是一种修道传统”。想成为一个符合“道”的人，应如何修养身心？在个人修为方面，道教是最为明显的，奉老子为道教创始者，依《老子》书中所示追求得道，以超越肉身的必死性。关于这方面你怎么看？

郭永秉：我个人觉得《老子》这部书针对的主要还不是个体的人，主要不是告诉人们在平日生活中如何修为的，而是着眼于侯王贵族统治立说。顾准先生说，老子是在替侯王常保富贵设想，但又不同于主张侯王或皇帝有权纵欲的儒家法家，主观上是好心好意地给他们出谋划策，这是很对的。

但也不是说《老子》这部书没有对我们一般人的修身有所启迪的地方，因为毕竟侯王也是人，与一般人有相通之处。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贵身，重视自身，与身相比，名誉、财货都不值得一提，避祸存身才是长久之道。庄子托盗跖口讲养生的道理，人一生长不过百岁，除却生病、忧丧、休息，一月之中没有几天是能发自内心愉悦的，所以应当顺遂人自身的性情意志去生活，而不要为纷繁人事所撄挠，把六骥过隙般匆遽而过的有限生命浪费在这上面，要真正去体验天地的无穷无尽。这种思想就来自《老子》贵身的主张。彭祖、老子本来就有神仙家长寿的特质，道家著作里还常常描述无梦无忧、赴汤蹈刃而不害、不乐生恶死的得道“真人”，战国秦汉方士更致力于长生不死的方术，这些都是被后来道教吸收的重要元素。

“反吾真”

新京报：前面说到关键词“无为”，《道德经》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词，就是“自然”，也是极具中国特性的词。从不同层面看，应如何理解“自然”？

郭永秉：道家的“自然”并非我们普通理解的nature、自然界的那种意思，这个词在老子之前没有用过，但是后来的道家著作例如《庄子》《淮南子》大量袭用，可见极有可能就是道家独创的概念。从字面上讲，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侯王无为，百姓无知无欲而自化，清净自正，这就是老子理想中自然的境界：不假人力干涉，万物服从于道的规律。所谓的“道法自然”，字面讲是“道”以自然为法，其实，道本身的属性就是自然。道不假外人赐予的名爵，却自有最尊贵的地位，这就是因为道德生养万物永远符合“自然”之律。侯王亦当体道从事，顺物自然，才能真得尊贵。

孔子见老子。

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说，性自然就是反真。《庄子·秋水》讲：“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遵从天命、天性就是自然，人为、智故是损灭这些东西的，道家要人弃绝人为智识分辨、绝学无忧、为道日损的道理即在此。要把那些外加的、附着于人身的不自然的东西都抛弃掉。西汉武帝时的富豪杨王孙学习黄老术，活着的时候极尽奢靡享乐，临死时遗嘱则强调“反吾真”，怎么做到反真呢？他认为就是裸葬，把儒家那套复杂费事费财的丧仪彻底抛弃，以肉体去亲近土壤，按现在说法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很有点庄子的味道。

新京报：老子思想中有几点经常被或多或少地误解，比如“愚民”：“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如何理解老子的这一观点？

郭永秉：愚与智相对，一般而言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在老子思想中，愚却不是这样，他总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问题。前面讲到，老子主张弃绝智识分辨，以及一切人为外加于人的东西，他崇尚的境界是“众人皆有余，而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沌沌乎，犹人昭昭，我独若昏；犹人察察，我独昏昏。……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以鄙”（20章），清醒昭察是普通人追求的，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我）却是昏闷若愚、茫然无所归的形象。这是老子对理想中的统治者的期待，对于民众他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上下是浑融一体的。老子希望有道统治者带着民智开化的人重新行走到他的“大道”上（53章），而并非在设想一个精明、淫侈的君主，富有机心、想方设法地统治着一群愚众，这与儒法诸家根本上是不同调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用行路作喻，然而他暗示统治者自己是“知”的，类似的比喻，主张则大异其趣。

新京报：《道德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押韵，富有诗性之美。你如何看这一特质？

郭永秉：我的书附录了北大本《老子》的释文和简注，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标注出了每一章的韵脚，便于不熟悉上古音的读者揣摩《老子》韵律之美。一代有一代文学，《老子》的著作时代与《诗经》相去不远，不但在立言时仍存温柔敦厚之风，绝不亢奋激进，而且押韵的特色也与《诗经》颇为接近。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说老子的自语“像山间的松涛，格调高越，也像夜海的荡音，清澈如诗”。我很建议读《老子》时要读出声音，甚至有东南方言背景的读者可以尝试用方言去朗诵，也许更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

采写/张进

编辑/商重明

校对/薛京宁

真正的天人合一：他将天道与人道相互结合，达到了玄学的巅峰境界

#头条创作挑战赛#

导读：你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造物主的存在吗？如果有的话，它又是如何对待世间万物的呢？是以主宰者的身份掌控一切，还是如同古人所说的那样，大道无为呢？这些问题不仅困扰这现代人的思维，同时也左右了几千年的历史轮回与发展。

他是历史上第一提出造物主概念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将造物主的概念，与天道相互融合的人。

他的一生先后经历了三国的乱世，见证了晋朝的统一，之后又亲眼目睹了八王之乱的惨祸。因此他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感悟，要远比常人更加的深刻。

尤其是对于如何塑造一个平衡的世界，他更是在儒道两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前无古人的理念。他就是——晋代哲学的巅峰郭象。

在晋朝初年的一个深夜里，年近半百的郭象抬头仰望着暗淡无光的北极帝星，心中不免一阵感慨。任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王朝，居然会变得如此暮气沉沉。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却恰恰是那高高在上的司马皇族，因为当初曹魏篡夺了汉室的江山，而司马一族又以卑劣的手段谋夺了曹魏的天下。

所以在自知得位不正的情况下，晋朝的当权者，对于社会舆论的风向变得尤为敏感。

为了避免天下悠悠之口的议论，于是便开始禁止文人谈论国事，而且还刻意倡导清谈之风，让人们一心只追逐精神层次的超然与脱俗，淡化对于现实的关注和追求。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让晋朝被扭曲成了历史上最为昏暗的朝代。这也正如道家思想中所说的那样，凡事都在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定律。

晋朝的统治者，越是想要压制，现实就越发的混乱。而正处在这段历史漩涡之中的郭象，也不禁感慨道：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

这一句话，原本是出自于庄子书中的《在宥》一篇，其真谛是在强调大道对待世间万物的方式，便是让万物自然的发展与变化，而不以自己的主观意识横加干涉。

而这样一种境界，与当下的形势，也恰好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因为和真正的宇宙时空相比，帝王眼中的天下，又是何其渺小，称之为沧海一粟也不为过。

可是在看那主宰宇宙万物的大道，又何曾像人间的帝王一样，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干预这个世界的运行。

此时此刻郭象的目光也开始随着思绪而变得逐渐飘渺，投向了浩瀚无垠的星辰大海。他在思索着在这世间万物的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在推动着这一切的生成与发展。

古人所说的大道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大雁的鸣叫打破了平静的夜空。一排黑色的影子，迎着朦胧的月光向南方振翅而去，在这一刻郭象看着远去的雁群，心中若有所悟。

春时北归，秋来南下，这是大雁的天性，年复一年从未改变。

而整个天地也是如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万物都是依据自己的本性，跟随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切似乎都处在一种自然的状态，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主宰和意志，只有无形的规则在不停地运转。

如果非要找到一个所谓的主宰，或者造物主的话，那么或许就是规则本身。

他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具有某种人格化的意识，而是处在一种不掺杂任何主观意愿的无为状态。想到这里郭象的内心中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个概念。

造物无主，万物自然。

这八个字既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同时也包含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哲学观念。

他所说的造物无主，其实并没有直接地承认或者否认，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世界的生成与发展。

而是在向人们揭示万物生成的背后，并不存在着一个操控一切的主观意识。这也正是出自于老庄思想当中的无为理念。

在他看来古人所说的无为，就是不以自我的角度去作为，或者说在郭象的概念当中，其实也同样认为这个世界的源头，应该有一个造化万物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古人所说的大道。

正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就是大道对待万物的方式，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规则。正因为化生天地万物的大道，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所以才没有任何主观意愿强加在万物之上。

也正因如此，万物才能够拥有自己的本性，并且依据本来的天性，在天地间自然的发展。否则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将会变成一种无法想象的景象。

这就好比我们在玩一个游戏，但是开发游戏系统的厂商，却根本不尊重玩家的感受，也不考虑市场的现状。

甚至还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意修改游戏规则，对广大玩家进行各种限制。那么这款游戏，就必然会遭到大家的抵制和卸载，最终走向破产的命运。

而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其实和游戏开发商运营一款游戏没什么两样。一个君王如果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于天下之上，随意修改和破坏规则，那么就会损害天下所有人的本性，使万物背离自然之道。

而最终承担后果的，也必将是这个朝代本身。

也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郭象又进一步联想到了庄子曾经提出的内圣外王之论。在他看来作为天下的君王，就应该如同大道一样，将自己的思维提升至无为之境。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完美的运行状态，让每一个人都能依照本性，自然而为。

但是这里所说的自然，又不同于人们所理解的放任，而是在跟随着客观规则的运行，一同发展与变化。

也就是说在郭象的理论中，身在高位的统治者，除了自己能够维系客观规则之外，同时还要让天人所有人，都能够明了这个世界规律。

因为与世间的其他万物相比，人的主观意识显然要更加强烈，同时也拥有着更为复杂的变化。

这些变化大多体现在人们的欲望之上，世人往往会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而忽视自然的天性，忘记客观的规则。

这就好比在现实当中，一个人明明养了一只猫，但是他看见别人架着一辆马车特别的威风，于是他也让自己的猫去拉车。

可这样做的显然就是违背了事物的本性，结果也只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而为了避免这种混乱的发生，郭象在道家无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融入了儒家的教化之道。

让君王在保持无为的同时，推行对于世人的教化。所谓教化的本质，就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使一个人的思维和认知产生变化，一步一步让他认清这个世界的本质，了解万物背后的规则。

因为人的天性都是趋利而避害，一个人在认清了世界的基本规则之后，就会自动朝着更加良性的方面去发展。

没有人会明知前方是万丈深渊，还依旧不知悔改。所以说教化之道的作用，实际上是在于激发一个人内在的本性，从而逐步引导对方从欲望的迷失中，回归自然清醒的状态。而且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

随着心中的疑惑逐渐解开，郭象也随之长舒了一口浊气，此时此刻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融会贯通。

之前一直被他认为相互对立的儒家与道家，原来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与冲突。反而可以相互融合相辅相成。

老子与庄子的理念注重天道，讲透了无为的真谛。而儒家的思想则更加注重人道，参透了教化的作用。

如果说将整个宇宙比作一台巨大而又精密的机械，那么道家的思想，就是在介绍这台机械的基本结构和运行原理。

而儒家的理论，则相当于这台机械的操作说明，和维修手册。只有将两者合而为一，人们才能完美融入到世界的运行和发展变化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是与此同时，郭象的眼中却又忍不住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惆怅。因为他非常清楚，即使自己参透了世间的真谛，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对整个天下做出明显的改变。

自己的时代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一种现状，皆源自于之前无数因果的累积。毕竟历史的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动辄就是数百年的岁月。

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化作一粒火种，在这世间薪火相传，直到有人能够将其真正实现在社会的运行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