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陈蝶仙的创业史如何影响中国？

近两年来，化妆品行业的国货风潮骤起。不过与前代产品对“中医”“草本”的强调相比，当下的国产化妆品更愿意拾取某些现代化学概念对消费者进行再教育，只是在其兜售各种概念时，常常寻求专业科学家的站台背书。然而，一百年前的国产化妆品厂商却更具“民科”色彩，他们在宣传中极力突出手工、本土和民间的价值。“民科”原本是“民间科学家”的简称，经过几十年来的舆论发酵已逐渐带有贬损色彩。美国学者林郁沁的新著《美妆帝国蝴蝶牌》正是聚焦于“民科”陈蝶仙的创业史，本书也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科学和工业史提供了新视角。

《美妆帝国蝴蝶牌》，[美]林郁沁 著，陶磊 译，光启书局，2023年6月。

近代文人的“向下流动”

1879年，陈蝶仙出生于杭州。尽管家族父辈多有为官行医，但陈蝶仙这一代青年人却赶上了科举的终结。1893年，陈蝶仙考中秀才后，便再也没有获得更高的功名。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此后几年，陈蝶仙曾在江浙两省的基层衙门任职，仕途并不稳定，同时期开始涉足创作、出版甚至商业经营活动。作者注意到文人尝试新事业的现象乃是近代以来知识精英对传统官场疏离的表现，在这方面另一个著名例子便是主张并投身实业的清末状元张謇。不过，张謇在办学校、办纱厂的同时并未远离官场，甚至在民初政界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与之相比，陈蝶仙感兴趣的新鲜事物看起来就没那么宏大，比如化妆品、灭火器、科学仪器商店等等，他在杭州的猎奇活动也发展成文人交际的一部分。

带着上述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陈蝶仙于1913年来到上海。得益于近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陈蝶仙的文人身份很快在十里洋场找到适宜的位置，成为一位职业写手、报人和编辑。印刷市场的成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信息爆炸”，各类知识、文本被不断生产、复制、组合，并创造着商业价值。作者在书中列举两个案例，一是陈蝶仙在其创办的《女子世界》杂志编译各种工艺知识，包括香料、化妆品、头油等女性用品的配方，并通过知识译介培育读者共同体；二是利用《申报》“家庭常识”专栏并编纂《工商业尺牍偶存》，推介其关于泡沫灭火器的制造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陈蝶仙更像一个“二道贩子”，但他充分利用了其文人专长，并在上海出版界游刃有余地调用各种资源，进而成功实现“知识付费”。

陈蝶仙的“无敌牌”牙粉，图片来自《美妆帝国蝴蝶牌》英文版封面。

如果说科举废除阻断了近代文人学优而仕的向上流动空间，陈蝶仙的早期事业轨迹则展现出文人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先是凭借传统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机会接触舶来知识，随即涌入口岸城市，融入甚至塑造新的行业，并创造商业价值。作者不断强调以陈蝶仙为代表的民间工业家的“非官方”色彩，不仅是因为陈氏商业活动本身的非官方性，更重要的是知识生产的去国家化。知识生产离不开文人，而传统社会的文人则紧密围绕科举体制生存。近代以降，原有的知识结构逐渐崩解，西方学科概念与各类知识的传入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对知识的控制，无法参加科考的文人群体一部分选择拥抱西学，在新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之时，民间知识的转译、加工与传播便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造就了陈蝶仙式“初代民科”的地位与机遇。

由此，文人自我实现的路径也开始多样化。他们不一定要加入政府做官，也不一定通过耕耘教育传授新知，而是可以办报办刊，出版图书，开设工厂商店，进而获得新的身份，形成新的阶层。当然，所谓“向上”“向下”只是以政治权力为衡量标准，近代文人失去了直通权力的机会，但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陈蝶仙式的人走向了社会，在新兴领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也开启了知识分子长达百年的转型之路。

民间工业为什么重要

在本书第三至六章，作者细密考证了陈蝶仙的创业历程，特别是物品制造史。初年，化妆品和日用品开始在中国兴起，并形成产业和市场。这一产业最初由外国公司主导，大量外国货涌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遭受的国际处境使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抵制洋货、支持国货逐渐具有政治正当性，并发展成为一场运动。在此背景下，本国制造商也开始投入生产，参与竞争，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其爱国立场。

不同于过往的现代化视角，作者对陈蝶仙展示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行了解构。在制造“国产”牙粉之初，陈蝶仙发现可以就地取材用乌贼骨作原料，实际上乌贼骨的碳酸钙含量极低，生产碳酸钙仍须用化学方法。另一宗形象包装的故事则是陈蝶仙创办家庭工业社是为了回应袁世凯接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这些掌故都成为陈蝶仙致力于中国工业自给的形象素材。通过考察家庭工业社的运作，作者发现陈蝶仙的经营模式乃是家庭作坊与现代工业流水线的结合体，同时并不排斥机械化和仿制国外产品技术。在“国货”的包装下，陈蝶仙不仅取得商业营销上的成功，还获得政府的支持。

电视剧《传家》剧照。

究竟什么是民间工业主义？作者认为，对陈蝶仙来说，工业生产流程的关键是“调整外国技术和配方的能力”，即如何将西方知识与本土文化因素糅合起来。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环境下的个体，陈蝶仙不懂外语，却能够进入科学知识的全球流通轨道，对流动的西方知识进行调整和翻译，调整外国产品以制造本土产品，他的价值正是在于作为“中间人”连通中国与全球。此外，陈蝶仙还逐渐建立起品牌与商标意识，以中文之“无敌”和英文之Butterfly（蝴蝶）相结合，既取得沪语中的谐音，又兼顾民族主义与个人化符号。坐拥品牌之后，无敌牌产品通过维护商标权打击仿冒强化了自身的正当性，某种程度上甚至掩盖了其靠仿冒起家的本质。最后，陈蝶仙又继续借助知识生产反哺自身品牌，并成功将自己塑造为兼具权威性与可信度的民间工业家。

由此，民间工业主义成为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光谱。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山寨”文化正是间接承袭了民间工业主义的思想资源。事实上，活跃在本世纪头十年的许多“山寨”产品已经转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例如一些互联网新兴企业，甚至在复杂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超越了其原有的模仿对象，获得长足发展。它们早期的发展路径与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亦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

“民科”的演化及其遗产

陈蝶仙的创业史，让我们看到近代中国文人如何处理西方科学知识与本土文化因素并形成一股民间力量的过程。家庭工业社的商业实践，包含着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追求，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却追求“反帝”和“自主”，并从中寻得商机。作为历史学者，林郁沁并未掩饰她对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主义的批判，因此才在结论中花较多篇幅谈及1958年官方倡导自给自足、扎根本土的品德，如何与陈蝶仙代表的“民间工业主义”发生联系。

不过，更耐人寻味的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陈蝶仙之后“民科”的演化历程。1949年后，国家在事实上继承甚至垄断了陈蝶仙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开始通过行政力量谋划和推动本土工业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群众科学”（Mass Science）及其意义。在学者的定义中，所谓群众科学，是指依靠群众运动和基层劳动者的经验，以提高民众生活福祉为直接目标的科学实践。群众科学被广泛应用于血吸虫病防治、除四害、赤脚医生、气象观测等工作。不过，如果单从文本、话语出发，以反精英、反专业的心态，过分浪漫化群众科学的“平等性”“主体性”和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会掩盖基层实践的真实图景。

电视剧《传家》剧照。

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发展本土工业的表征之下，仍然是对机械化、电气化的渴望与追求。当二者矛盾无法协调之时，“土办法”与“洋办法”的争论开始让技术知识带有政治色彩。学者林超超曾对这一时期的“土洋之争”提出独到的论断：“土办法”在官方舆论上战胜“洋办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使然，更重要的是客观上发展地方工业与中小企业投资少、见效快，工厂企业中技术人员较为有限，“土办法”符合以群众运动进行技术革命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所谓群众科学亦包含着经济考虑，官方通过调动基层力量，将部分现代性知识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普及推广，同时让渡出一部分本该由财政支付的福利投入与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民科”群体再次被激活。

所谓“民间科学家”，本身应该是以反体制的形象出现的。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民科”却渴望接近权力，获得权力机构的认同，并借此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他们多数生长于广大农村，通过手头可接触的技术手册、教材以及报刊获得“灵感”，并借助信访、给中科院写信等途径寻求关注和认同。学者田松甚至并不承认“民科”为科学家群体，而是将其称为“民间科学爱好者”，认为其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田松将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出现的“民科”群体归结为时代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又指出“民科”普遍热衷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议题离不开主流舆论的渲染。不得不说，这与群众科学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对民间工业主义的长时段影响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这也提示我们，在试图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面向给予解释之前，如果不仅局限于文本（如官方指示、通知、号召和舆论宣传等），而是着眼于民众生计、政策实践、经济利益关切等方面，也许就会对某些浪漫化表述多一分警惕。

作者/郭子健

编辑/李永博 王菡

校对/薛京宁

山与海的“双向奔赴”——浙江“山海协作”20年纪事

山海共生、绿蓝泼墨——大自然赋予了之江大地斑驳错落之美，但区位导致的发展落差一度较大。

如何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怎样把城乡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筹划、协调推进？怎样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发展格局？

2003年，浙江省委全面启动的“八八战略”中，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山海资源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积极实施“山海协作工程”。20年来，浙江域内“山”与“海”携手同行，并持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奏响“山海协奏曲”。

山海协作助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早年的浙江，将地图上的杭州临安清凉峰镇与温州苍南大渔镇相连，就出现一条有特殊意义的线——“清大线”。

这条线，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将“山海”分割。线的西南侧，群山绵延，耕地稀缺，包括丽水、衢州全境以及杭州建德、淳安，温州苍南、泰顺等县市的部分区域，属浙江欠发达地区；线的东北侧，水系纵横，土壤肥沃，集聚着自古繁华的杭嘉湖、宁绍平原及甬台温等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较好。

跨越“清大线”，念好“山海经”，成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答题。

2003年，浙江省委全面启动的“八八战略”中，提出要积极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其中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将省内的“海”（经济强县）对“山”（欠发达县）进行结对帮扶，形成陆海统筹的更强合力。

位于浙江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的西湖—淳安山海协作“共富飞地”千岛湖智邦大厦正式开园（2023年8月28日摄）。新华社发

一个环抱浙江的“大水缸”千岛湖，一个坐拥千年锦绣的西湖，杭州淳安县与西湖区借“山海协作”牵手多年。淳安在西湖区建成西斗门“科创飞地”、双浦“消薄（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飞地”等，发展起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等业态，实现了异地发展、本域保护。

20年来，随着“山海协作工程”的不断深入，浙江逐步形成了一套协同化、全方位、多层级、不断有机更新完善的政策体系，推出“山海协作”产业园、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等，共建产业、科创、消薄等三类“飞地”，增强山区内生发展动力。

位于浙江温州市鹿城区的鹿泰总部科创园（2023年6月1日摄）。新华社发

浙南山区县泰顺与温州市鹿城区携手，打造了温州首个“山海协作”飞地平台——鹿泰总部科创园。园区制定招商政策，大力开展招商活动，吸引泰顺218个村抱团投资该项目，一笔笔分红资金从鹿城“飞”到泰顺，为两地注入共富活水。

近年来，两地还探索“双向飞地”新模式，变“输血”为“造血”，解决百姓就业和企业用工两大难题。

泰顺整合域内土地厂房等资源，共建鹿泰“双向飞地”产业园，成功招引正泰逆变器智造等10个项目，总投资25亿元，预计解决就业1000人。

20年来，浙江山区26县通过“山海协作”累计获得结对市县援助、土地指标外调等渠道资金近1000亿元；推动“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12438个，完成投资7305亿元；经济强县帮助山区26县建立20多个“山海协作”实训基地，累计培训劳动力近150万人次。

通过“山海协作”机制，有效推动浙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表示，“山海协作”准确把握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互䃼发展的规律性，并以创新举措落到实处，䃼短板的过程也是创造新优势的过程。

一对母女在杭州举行的大道之行——“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上观看展示浙江建设成就的视频（2023年9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20年久久为功，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如今，浙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1.9，地区居民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8年位列各省区第一。

山海同行实现良性互补

多年来，浙江把“山海”区域差异视为发展机遇，将欠发达地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山海互济、良性互补。

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在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中，创新运用好“问海借力”这把“金钥匙”。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山海协作”重点工程——莲都大厦在金华义乌拔地而起。“研发、销售在义乌，生产制造在丽水莲都区。”莲都大厦项目相关负责人说，入驻莲都大厦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两地税收、金融、人才等福利，还可叠加自贸试验区和“山海协作”飞地特殊政策。

近日，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600”高山冷水茭白迎来丰收。云端采购、冷链物流，每天都有2万多斤茭白从景宁景南乡、大漈乡销往绍兴上虞、台州温岭等景宁“山海协作”结对县（市、区）。

在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大漈乡大漈村茭白交易市场，村民将新收割的茭白打包冷藏（2021年8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在地处东海之滨的上虞，多家企业与景南乡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产销合作意向。“山里货”搭乘“海上风”进入中高端市场，农业品牌“丽水山耕”在大都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带动了民族地区数万户农民增收致富。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董雪兵表示，“山海协作”就是要协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通过两地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整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通过“一县一策”，发挥各县域资源禀赋、地方特色，浙江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培育壮大富民产业，逐渐形成了淳安水饮料、龙游特种纸、缙云机械装备、青田不锈钢等8个产值超百亿元产业。

在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一家水饮料企业拍摄的瓶装水生产线（2020年1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如今，“山海”通道更加广阔。

舟山跨海大桥建成，将舟山海岛与内陆连为一体；丽水无水港利用宁波舟山港优势，打造丽水货物进出宁波港口的“绿色通道”；金（华）台（州）铁路建成，开辟了浙中山区与浙东沿海“山海协作”新通道……经过20年发展，浙江建成的一大批海陆基础设施，打通了山海之间的发展梗阻，成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

跨区域书写“山海情深”

跨越“山”与“海”，浙江各级干部在对口帮扶中西部地区中展现担当作为。20年来，浙江把“山海协作”的协同理念，进一步延伸到参与和服务全国大局之中，努力开辟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空间。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特意将镇上一条路命名为“安吉路”。这条路背后的故事，让“山”与“海”的情谊也跨出了省域。

这几年，来自浙江湖州市安吉县黄杜村的近3535万株优质白茶苗，在贵州、四川、湖南等多地扎下深根，陆续进入丰产期。

浙江安吉白茶“产业大脑”显示黄杜村捐赠种植在贵州、湖南、四川等3省5县茶苗的分布情况（2023年2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一片“金叶子”，奠定了黄杜村的富裕之路。“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应该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说。

2018年，黄杜村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随后，安吉陆续派出考察组前往贵州、四川、湖南等地，进行选址、种植、采摘、销售指导。

不仅如此，茶苗捐到哪里，来自浙江的茶叶加工、品牌推广、产品销售就跟进到哪里，解决受捐茶农的后顾之忧，真正让“扶贫苗”变成“致富叶”。

在西藏那曲，浙江援藏干部把浙江市场、技术、人才、浙商四大优势，与那曲资源优势相结合。长荣娜秀服装智造工厂成为那曲首家非矿非建筑业的规上企业，生态精品酒店、光伏+储能新能源电力工程等一大批招商项目，成为那曲发展的标志性工程。

“山海协作”，不仅有产业项目的帮扶，还注重补齐民生短板。

改扩建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第一中学，一座座教学楼、艺术楼、实验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浙江台州投入8000余万元援疆资金，建成了这个可容纳45个教学班、2100名学生就学的九年一贯制中学，缓解了当地学位班额较拥挤的现象。

重视经济提振，更重发展理念同频。“原来种土豆，一亩地收入最多1000元；现在种葡萄，一亩地能收入1万元。”四川九寨沟黑河镇绕蜡村甜蜜金棚·酿酒葡萄“共富工坊”负责人何官秀介绍，工坊发展订单农业，农民收入节节攀升。

列车行驶在金台铁路仙居县境内的永安溪特大桥上（2021年6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共富工坊”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典型经验。工坊由村（社区）、企业等党组织结对共建，通过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引导企业将适合的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如今，依托东西部协作，“共富工坊”已在中西部多地生根。

董雪兵表示，“山”与“海”的“双向奔赴”，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探索出了一条先发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互惠双赢、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文字记者：邬焕庆、王俊禄、张璇、唐弢

海报设计：曾学真

编辑：周文林、陈海通、郑雅宁、王浩程、邬金夫

统筹：周咏缗、郜新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