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西安8月31日电 (阿琳娜 翁利娜)记者31日从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获悉，经国家文物局审批，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的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2023年度考古发掘当日启动，这是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的第四次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据介绍，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是秦公一号大墓的随葬坑，1977年发现，全长87.6米，宽20米，深14.5米。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车马坑进行了初步发掘，发掘深度9米，因为没有保护设施，考古发掘被迫中止。
2007年博物馆改制后，就着手车马坑保护展示大棚的建设工作，在国家和省、市文物局的支持下，2014年完成车马坑保护展示大棚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和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车马坑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掘深度2.5米至4.5米不等，共清理盗洞290多个，出土有金、铜、玉石、骨质器物，及大量动物骨骼、少量人骨、漆皮。目前共出土各类器物300余件。其中金器20余件，有虎、方泡、绳扣、叶子、车舆饰、金鸟、管状络饰等。
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为研究秦国车马制度、车马结构以及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此次车马坑考古发掘区域为博物馆开放参观场所，通过参观，观众可以对考古工作有更多了解，也能进一步激发公众考古的热情，满足公众需求。通过考古发掘过程和成果的展示，对推进宝鸡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完)
来源： 中国新闻网
来源：澎湃新闻
9月1日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今年的主题是“‘三减三健’从我做起”（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谁都知道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好，但坚持者寥寥，特别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遭遇肥胖危机的人近年来也愈来愈多。
根据中国人的体质，成年人的 BMI 指数（体重（千克）/【身高（米）的平方】）分别达到 24和 28时，就是超重和肥胖。基于这一标准，近期发表于学术期刊《糖尿病、肥胖与代谢》上的一篇名为《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1580 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世界研究》论文，就统计出了中国的整体发胖情况：有 34.8% 的人超重，另外还有 14.1% 的人有更严重的肥胖问题。
这项调查由解放军总医院母义明教授团队所主导，样本来自全国 243 个城市的 2117 万名成年体检者（有效样本量 1557 万名），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关于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的研究。
变胖这件事，男女其实有别
相比以往别的调查，除了变胖的人变更多外，这次研究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超重/肥胖问题在男性群体中变得比女性更普遍。相比女性的超重率为 27.7%、肥胖率为 9.4%，男性的这两项数据分别达到了 41.1% 和 18.2%。
但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国内遇到体重问题最多的其实是女性，并且多是在老年时期。这是由于女性在进入更年期后，雌激素和孕激素降低，新陈代谢速率随之下降，因此发胖的比例整体变高了。
到了本世纪，国内男性超重的比例开始迅速增加，并最终反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逆转的情况，可能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有关。2013 年发表在《柳叶刀》的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在欠发达地区，女性的肥胖率要高于男性，而在发达地区，情况则相反。
除了发胖率较高，男性变胖的年龄也更早。相比女性整体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在 70 岁后才到最高值，男性群体的这一峰值在 40 多岁就已到来。甚至根据此次母义明团队的调查，男性在迈入 30 岁的门槛后，就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体重——相比 18-29 岁的男性，30-34 岁男性的超重比例会从 28.7% 迅速攀升至 38.5%。
过快的工作节奏、不规律的饮食、喝酒等应酬文化、缺乏足够的运动锻炼，以及相比女性在职场中有身材管理的无形要求，社会对男性身材走样的包容度较高，都在让“中年发福”更容易出现在男性身上。
但最根本的影响因素，还是现在的人相比前几代人更容易摄入丰富的食品。不管有多晚，动动手指就能被送上门的外卖，让人们的饮食更加难以节制，而身体却因此动得更少了。
因此除了成年人，儿童的肥胖情况也同样不容忽视。根据国家卫健委在 2020 年发布最新一期《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与 1985 年时，中国 7 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和肥胖率仅 2.6% 比，现在的小朋友遭遇体重问题的比例也已经上升到了 19.0%。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伴随小朋友的终身。虽然很多人都说“长大后就会瘦下来”，但美国一项基于追踪 11591 名儿童 BMI 数据到长大成人后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小时候胖的人，其中长大后继续胖的比例达到了 88%。
联合国 2018 年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在建议部分也提醒道：“肥胖一旦发生，再减就很困难。”
在中国，哪里人更会长膘？
除性别、年龄上的差异外，肥胖率在地域分布上也有所不同。在很多人印象中，北方人比南方人都要大上一号。而《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这份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印象——中国北方地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都高于南方地区，其中，内蒙古、山东和河北的两项数据都是位列全国前三，而广东、海南和江西则是全国瘦子最多的 3 个省。
这与清华大学发布的 2021 城市健康行为指数相吻合，其根据早睡、运动等多个指标，对全国 27 个中心城市和 53 个地级市进行生活习惯评分，成人体重肥胖人群比重最低的前十个城市——成都（2.65% 的肥胖率）、广州（2.89% 的肥胖率）等，无一例外均在南方。
为什么北方更容易出现超重的人？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王京钟认为，这与地域气候、饮食习惯等多种客观因素相关。
比如南方人因为天气整体较热，人体的代谢速度也更快。
而 2022 年发表于 Nutrients 期刊的一项基于 3 万多名中国成年人饮食习惯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地域饮食模式的差异与超重、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得出了和王京钟相似的观点。
该研究将中国的膳食模式依照被调查对象的情况，划分为了四大类型：以小麦为主的北方模式、以大米为主的南方模式、以大米为主的其他模式和多元化模式。其主要差别，就是三大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比例不同。
其中，北方膳食模式相对其他模式，有更多的能量是来自碳水化合物（超过 60%），研究认为这可能就导致了北方地区的超重和肥胖风险更高。
生活在北方，身体代谢本就相较南方更慢，而容易导致长胖的碳水摄入量又多，日积月累起来，想努力不变胖，北方人确实要比南方人难。
另外，这份研究还提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饮食习惯也有所差异。选择更为健康的多元膳食模式的人群，集中分布在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并多为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所采用。
这也解释了母义明教授团队的研究中所提到的，GDP 较低的地区，超重/肥胖的比例也相对较高的现象。
不过，以上这些超重、肥胖主要基于 BMI 做评判，但这套公式也有一定的缺陷，只能粗略地评估身体整体情况，不能准确地测定脂肪的分布，容易遗漏腹型肥胖群体。也就是那些 BMI 指数本身可能并不高的人，但他们的脂肪聚集于腹部，因为会影响内脏，同样会带来健康风险。而中国人的身体特征，正是腹部更容易堆积脂肪。人到中年，一不留神，可能就有了啤酒肚。
2019年发表于《内科学年鉴》的一项研究按照国内通用标准——腹型肥胖被定义为男性腰围大于或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或等于85厘米——发现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腹部肥胖的患病率增加了50%以上，腹型肥胖率达到了31.5%。
而北方居民仍然是中国“腰最粗”的一群人。
体重健康，不仅事关身材
在 8 月初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肥胖大会（COC2023）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副院长张忠涛就提醒道：“预计到 2030 年，我国超重肥胖相关卫生支出将占到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 22% 左右。”
这一判断不仅是基于国内的肥胖群体日益扩大，也和肥胖作为独立的慢性疾病及其他众多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有关。大量医学研究表明，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重要诱因。与 BMI 正常者相比，超重/肥胖者的并发症患病率更高，且 BMI 越高，并发症越多。因此，发胖这件事，增长的不只是肉，还有慢性病。
根据母义明团队的研究，在超重和肥胖的群体中，有至少1种慢性病的比例，分别在 70.7% 和89.1%，高于BMI 正常者的41.7%。
其中，肥胖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脂肪肝（34.9%）、糖尿病前期（27.6%）和血脂异常（24.9%）。而且因为肥胖，这些曾经人们眼中的“老年病”，如今慢慢也找上了体重较高的年轻人。
“营养转变”理论认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总体营养状况的变化将会依次经历饥饿减少、慢性病高发以及行为改变三个阶段，中国已跨过第一阶段，目前整体还处于第二阶段。
但也有不少机构、团体和个人已经注意到了肥胖的危害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动。最新的一个标志就是刚过去的8月，上海市疾控中心制定了《含糖饮料健康提示标识试点应用及效果评估实施方案》，随后多个商超及便利店开始主动在饮料区悬挂“红橙绿”标识，提醒消费者注意到自己购买的含糖量过多的饮料。
减少超重和肥胖比例，不仅需要个人的自律和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打造“不致胖环境”。
尖甲坡墓群位于哈密市伊吾县前山哈萨克族乡乃楞格尔草原，于2007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从2017年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该墓群进行了多次调查与测绘，初步掌握了遗迹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综合墓葬形制、遗物特征以及测年数据，推测该墓群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
2022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家对尖甲坡墓群进行第一次发掘，确定这个墓群是目前在新疆东天山地区发现的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最大、布局最为清晰、保存最完好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葬群。
今年5月以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习通源领衔的考古队，对尖甲坡墓群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初步揭开了尖甲坡墓群的神秘面纱。
陶器少弓箭多，武士身高一米八
9月，伊吾县前山哈萨克族乡进入深秋。考古队员们不顾寒凉，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尖甲坡墓群考古发掘现场，用手铲、毛刷等工具进行发掘。
“我们去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个大墓的体量比较大，我们为确定它的年代，首先对大墓的陪葬墓和殉牲坑进行了发掘，去年一共发掘了4座墓葬，还有4座殉牲坑，出土了一批比较重要的文物。”习通源说，今年计划把剩余的4座陪葬墓发掘完毕，对去年揭了表土但还未发掘的两座殉牲坑进行发掘，同时对大墓主体封堆进行揭取，使大墓能够完整显露出来。
经考古队清理研究，尖甲坡墓群的各类遗迹分布在总面积约1.3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其中主墓封堆直径达54米，加上外围的环壕、环形石带，总直径接近100米。封堆东部地表现存长有1.5千米、总计约500块立石，并有殉牲坑20余座、陪葬墓8座。目前已出土文物包括金器、铜器、铁器、骨器、木器和陶器等6类200余件。
“2022年我们发掘的4座陪葬墓具有明显的草原游牧特征。尤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陶器比较少，我们一共只发现了两件陶器。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以各种兵器为主。仔细观察和对照研究，我们发现每一座墓里陪葬的都是弓和箭组合。4座陪葬墓一共发掘出三具人骨，均为男性，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身上有各种各样骨折和骨折愈合的痕迹，我们推断他们可能是隶属大墓主人的武士。”习通源说。
曾经发现楚国漆片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家对尖甲坡墓群的调查研究和发掘结果表明，尖甲坡墓群遗址主要包括泥炭纪、战国晚期、南北朝至隋唐以及辽金时期等四个阶段的遗存。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及出土随葬品，与巴里坤泉儿沟墓地、吐鲁番交河故城一号台地墓地、伊吾县沙梁子墓地等遗址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是探寻我国西北地区月氏文化、车师文化、匈奴文化及文献记载的山北诸国的重要遗存。尖甲坡墓群遗址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东天山北麓早期铁器时代游牧文化的面貌、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原的文献对于西域三十六国的记载主要开始于西汉中晚期，对于西域三十六国的形成过程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发掘研究尖甲坡墓群，对于我们了解西域三十六国的形成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尖甲坡墓群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地方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交通节点。墓群出土的文物、平面形制布局等，都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以前在这一带也发现过与尖甲坡墓群同一时期、同一时代文化的墓葬，并从中出土了来自楚国的漆器的漆片、漆皮。这表明这些墓群和当时这里的人们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习通源说。
西北大学计划对尖甲坡墓群进行4年至5年的发掘，目标是完成整个墓群的大墓、陪葬墓、殉牲坑以及各类祭祀堆的发掘工作。
“我们在距离大墓东南方向30公里的地方，还发现了当时墓主人生活的阔拉遗址。我们期望通过尖甲坡墓群、阔拉遗址的发掘，厘清西域三十六国早期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在古丝绸之路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习通源说。
各地专家高度关注
9月8日，伊吾县组织开展尖甲坡墓群考古发掘项目现场专家论证咨询会，邀请中国考古学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河南省考古学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院校的20多名考古、文保、规划专家与会。专家们通过现场考察和论证咨询会的形式，就尖甲坡墓群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进行研讨和论证，对下一步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等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专家们表示，经过两年的持续性发掘，尖甲坡墓群考古发掘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明确了墓群的平面布局和遗迹种类，确认了墓葬的年代，为研究新疆东天山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游牧文化、进一步探寻我国西北地区月氏文化、车师文化、匈奴文化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东天山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多项空白；揭示了该地区游牧贵族独特的丧葬制度、文化面貌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揭示了东天山地区战国至西汉多元一体文明的形成过程，研究和阐释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做好尖甲坡墓群遗址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利用，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伊吾县、哈密市历史文化品牌知名度具有重要意义。(记者 魏永贵 通讯员 刘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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