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谜失千年的楼兰古国

楼兰的兴衰

《史记》《汉书》中记述过西域有小国“楼兰”“鄯善”，语焉不详。随历史长河流泻，时过境迁，至二十世纪初，除了少数专事西域研究者外，中外史学界，对地处偏僻的新疆，对新疆沙漠中这些短暂显示光辉的绿洲城邦，已少见关注。

真正使楼兰、鄯善进入国内外学术界视野，是在二十世纪帷幕初揭的1901年。这一年，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废墟，并在楼兰古城内发现了20多件记有“楼兰”字样的汉文、佉卢文木简及纸质文书。1906年12月，A.斯坦因在充分准备之下，进入罗布淖尔荒原及楼兰古城。他雇用数十名农工，在楼兰挖掘了十一天，获取大量文物。继后又在米兰佛寺中发现、挖掘及带走了有翼天使画像。

20世纪30年代前，西方学者在罗布淖尔荒原、楼兰等地的考古，对相关遗存造成了巨大劫难。但在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上，也取得十分重要的收获，有其贡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楚揭明：中亚腹地沙漠深处的这些古代遗存，如其中西亚艺术风格的绘画、雕塑，佉卢文木牍及其封泥上的希腊神像、贵霜钱币、佛寺中的有翼天使像、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残片等。清楚显示了来自古代波斯、中亚希腊化城邦的文明信息，它们与大量汉文简纸、丝绸、漆器、铜镜、五铢钱一道，呈现了黄河流域古代文明与亚洲西部大地文明交相辉映的景象，而这一点，正是亚洲内陆腹地古代文明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无疑，这为中亚古代文明研究，投射了一束光明。

对罗布淖尔荒原、楼兰古城等重要遗址展开进一步考古，时在近5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至于今，对这片地区的工作，包括文物普查、遗址保护、抢救性发掘等，未稍停息，获得了重要的、远远超过既往的文化成果。就我个人而言，自1979年衔命步入罗布淖尔，至2005年自楼兰东走敦煌。26年中，因责在新疆考古，八次进入罗布淖尔荒原，时间最长者达一个月以上。

近30多年来的罗布淖尔考古，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漠、地理、水文、气象、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这片地区多次综合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促使历史考古学者深刻思考一个问题：并不太长的一千五、六百年间，曾是丝绸之路要隘的罗布淖尔大地、楼兰绿洲，怎么就迅速化为了一片没有生命的荒原？烟波浩渺的罗布淖尔湖，为什么会成了滴水不存的盐漠荒滩？古代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认真剖析楼兰绿洲从兴盛走向绝灭的过程，全面检视人类社会活动与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间的关系，吸取一切可能吸取的历史教训，应该是今天日益重视环保的我们需要提上日程的研究课题。

楼兰的地理与气候

青铜时代即已满溢生命活力的孔雀河绿洲，公元前2世纪，成为沟通亚欧交通路线上的枢纽，其中心城市楼兰，举止动静，都会使西域大地、河西走廊受到影响。这里虽是雅丹丛集，戈壁、沙漠纵横，交通相当困难的一片土地，却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东方长安、西部贵霜、西南亚波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感受到它们点点变化投射下的影响。而到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后，楼兰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更慢慢化为荒漠、废墟，成为今天没有生命气息的死域。而与楼兰的消失、死灭相呼应，傍楼兰而居、曾烟波浩渺的罗布淖尔湖，也成了今天一望无际的盐漠、盐滩。

在具体展开历史、考古分析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这片土地上几个最基本的事实。

第一，从上新世末期到更新世初，欧亚大陆再次发生强烈的地壳运动，青藏高原大幅抬升，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其运行高度只有3500米），再无可能越过青藏高原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加上盆地东、西、北面也有高山隔阻，太平洋、大西洋湿润气流也无法进入，导致盆地内很难形成降水。因此，在地质年代的上新世末更新世初，塔里木盆地干旱气候即已形成。极少降水、冷热变化剧烈、风沙活动频繁。

地质地理学家们在罗布淖尔荒原台特马湖以南、罗布淖尔湖盆中心曾分别钻井，通过孢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去今两万年以来（即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古代植物与现代植物种类、群落基本一致，不见喜温的蕨类植物孢子，而以耐旱、耐盐的麻黄、藜、篙含量为多，最高可达孢粉的98.2％。这说明，这一时期的罗布淖尔地区已经是明显的干旱气候环境。

第二，罗布淖尔地区地势低凹，是塔里木盆地内众多河流的汇聚中心，古代曾是水之泽国，罗布淖尔湖最大面积曾达两万平方公里。清朝末年，仍达2000多平方公里。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是其主要补给源，历史上入湖水量曾经盛大，随历史进展而入湖水量日愈减少，终至断流。

以罗布淖尔荒原最大水补给源塔里木河为例。关于塔里木河水量，历史上没有精确测量、统计资料。徐松《西域水道记》（成书于1823年）描写“塔里木河，河水汪洋东逝，两岸旷邈弥望”，可以想象水势盛大之情形。

20世纪50年代，据塔里木河主要支流和田河、叶尔羌河、克孜尔河、阿克苏河汇流处的阿拉尔水文站统计，塔里木河年流量为56.2亿方，因为上游用水量增加了17.1％，至1994年，下泄流量只有39.4亿方。上、中游用水量，至20世纪90年代，已超过塔里木河总水量的90％。塔里木河下游，已出现了用水危机，阿拉干、罗布庄出现了干涸无水情况。

这类情形，成书于1910年《新疆图志》，就记载过类似感受：“塔里木河下游罗布庄各屯，当播种时，上游库车以西，城邑遏流入渠，河水浅涸，难于灌溉。至秋始泄水入河，又苦泛滥。”河的下游，播种需水季节，不能保证灌溉，秋收不再用水之季，水则大流至达泛滥。

楼兰古城所在，主要补给源是孔雀河。孔雀河，1921年塔里木河冲决轮台大坝，经拉因河入孔雀河，水势一度盛大。1952年，在拉因河上筑坝，河水重归塔里木故道，入台特马湖。孔雀河出铁门关后，主要灌溉了库尔勒、尉犁绿洲，上世纪50年代后，库尔勒、尉犁农业不断扩大，孔雀河下泄水量趋少。

分析楼兰兴废、罗布淖尔变迁，之所以引述了两大段相关气候、水文研究资料，就在于思索，在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既深受环境制约，又可影响环境，彼此不能分割。分析这片大地之上，历史长河中的古代绿洲、城镇的兴废、发展，我们必须重视这一基本原则。

从气候角度观察，自两万年前至今，这片大地就是一个十分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从干旱地区农业经营特点分析，人类所在绿洲，其兴衰、变化，与水关系至密。而水的变化，不只在于冰川雪水减少，也在于全流域中水的再分配、使用，这都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类有组织的生产，导致水在不断重新分配中。水从此处分配到彼处，可能就会带来一片旧绿洲的毁灭，以及一片新绿洲的兴盛。

在古代，这片地区人类居民人口稀少之时，罗布淖尔荒漠、孔雀河水系内，曾也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自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至四千年前的青铜时代，乃至西汉，可以说都是这一种宜居生存格局：当地水足、草丰、林木茂盛，可渔可牧，当地居民可以充分发展农业生产。考察该地区的青铜时代古墓沟墓地，一个聚落的人口才只有43人；作为孔雀河中下游最重要的一处墓地——小河，前后持续数百年之久，而其当地的全部墓葬，加起来也只有300多座（共发掘167座，加上被破坏者150多座），考虑到一人一墓，从墓地角度来透视当地数百年间的聚落人口，也是不多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西汉时代，据《汉书·西域传》粗略统计，当时西域各绿洲王国人口，总共也不过20多万人。如此广阔的空间、充沛的水源、稀少的人口，生存状况自然是可以无忧无虑的。两汉时期，汉王朝政府可以从容在这片地区驻军、在地旷人稀处屯田，保障过往使节、商旅来去，也充分证明，当时的这片绿洲，还可以接纳更多的人类活动。

楼兰废弃原因的猜想

由于楼兰城内出土大量汉文简牍，均止于公元4世纪30年代。一般都同意作为西域政治中心——楼兰绿洲城邦的陨落，就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段之中。

关于楼兰城废弃的原因，有多种观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各有自己的视角。但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现象，都不会是个别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必须从多个角度综合剖析，方可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前苏联地质学家西尼村在20世纪50年察过罗布淖尔地区后，发表了《亚洲中部气候变迁的大地构造因素》，提出罗布泊地区“吹蚀作用的加强，沙漠面积的扩大，河水水量的减少，植物的衰亡及人类与动物生存条件的恶化”，是所有变异的根本点。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和特林克列尔（E.Trinkler）持有相同的观点。在分析楼兰绿洲废弃时，他们的表述更加直接、具体，这就是说：“关于楼兰城及其周围遗址废弃原因……河道变迁可能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楼兰故城的废弃时间，基本上就是孔雀河下游改道断流时间”。

其实，从前述钻井孢粉分析、罗布淖尔地区已获文物、考古资料、先秦时期以来的相关记录，都可以看出自去今两万年以来，这片地区就一直是一个干旱的环境。这一过程中，或有短时期的降水变化，风沙活动异常，局部地区生态的改变，但都是一个大的干旱环境下，有限地区、有限时段的变化，并不存在持续、不断变干的情形。干旱环境，是地质年代就已存在的现实。青铜时代的罗布淖尔人，面对的就是一个特别干燥的环境，这一时段的古尸屡次被发现，就是生动说明。人口增加，农业发展，绿洲扩大，大概恒定的冰川融雪水，在人口稀少时，可以满足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需要，而在人口大增后，自然流淌的水系，就在不断地蓄水、引水、灌水工程中，变得不再能自然流淌；局部，尤其是河流下游缺水、无水，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时，曾有的绿洲就可能变成荒漠。

在具体分析楼兰古城兴废时，除了要关注上述基本的、虽处在变化中但却是早就存在的干旱环境因素外，绝不可以忽略楼兰古城命运变化时它曾经面对的社会政治形势。

公元4世纪初，晋朝统治趋于崩毁。中原大乱，士民西走，日月相继。统治河西走廊有年的张氏家族军政势力膨胀。公元314年，晋封张实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西域诸国悉在其统治之下。公元323年，更受封为“凉王”“西域大都护”。公元324年，前凉王张骏击败赵贞。公元327年，前凉在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公元335年，张骏派军击降焉耆，焉耆、车师前部、于阗、鄯善都入贡于前凉。河西、西域悉入前凉版图。公元4世纪30年代，当地的形势如是剧烈变化，直接影响之一，是自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交通线路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前凉张氏集团攻高昌、降焉耆、控制鄯善、于阗，目的同样是控制丝绸之路新疆段，以获取丝路贸易利益。当楼兰、吐鲁番、焉耆均已入其直接控制之下时，立即会面对一个具体问题，这就是：由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是一仍其旧从敦煌入楼兰，沿孔雀河西走焉耆；还是由河西走廊入高昌、车师，进入焉耆？前一条路，是汉代以来的传统老路，但沿途戈壁、沙漠、雅丹，缺水少草，交通补给不易；后者则路途比较平坦，绿洲聚落相继，路况、供应较之楼兰道，要平顺得多。

为拓展丝路贸易计，前凉的抉择是变易交通路线，开拓自高昌入焉耆的新途。因此，在平定赵贞后，立即在吐鲁番绿洲内设高昌郡，军政重心移置高昌后，原踞楼兰的西域长史府自然撤守。河西走廊过楼兰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转移成经过高昌西行。楼兰在丝路上曾经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自此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楼兰之兴、衰，其核心因素是在其丝绸之路冲要地位的起与落。楼兰名城，成、兴在交通，衰、废也在交通。

由于西域长史府不居楼兰，与丝路交通密切关联的屯田、农业生产中心向他处转移，结果就是当地有组织的、严密而强大有力的灌溉系统罢废，馆驿、传置等与丝路相关接待、通信联络设置也被撤销，这些会使楼兰绿洲很快从繁荣、兴盛转化为衰颓、冷落。这种衰颓，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现实。而随着楼兰在这一时期的逐渐沉落，高昌的中心地位冉冉升起。后来的高昌王国、隋唐时期盛极一时的西州文明，都是与此有密切关联的。

目前的考古及文献证据，也能够显示，古代楼兰绿洲的衰落，实际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以后，一些考古资料表明，经过孔雀河绿洲的交通路线，偶尔还有商旅在走动。1980年，新疆考古所考古队在罗布淖尔湖东北一处山梁上，发现唐代钱币“开元通宝”970多枚，距离出土古钱不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条古道痕迹。这是一条灰黄色的土路，在当地深色砾石地貌夹峙之下，相当明显。近千枚古钱被遗弃在路边，直到20世纪被考古人员发现，这一事实本身，既表明到了唐代，这条道路上还有商旅活动，还可以通行；同时也表明，在这条路上来去的行旅，确又是十分稀少，这才让古钱留存到今天。

到了唐代，这条路线还可以通行，还有历史文献的证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7世纪中踞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在西突厥支持下，一度遏阻丝路交通，重税盘剥。焉耆王国就此曾建议李世民，重开经过楼兰绿洲的“碛路”，撇开高昌。此举必然会伤害高昌、西突厥的经济、政治利益，结果引发了公元639年高昌与西突厥处月、处密部联兵攻击焉耆，陷焉耆五城、大掠居民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一旦有需要，经过楼兰西行入焉耆的“碛路”，重新启动还是存在可能的。这同时也说明，至少到了唐代，孔雀河下游并没有断流，如果已断流，必然无水无草，也就不存在交通的可能性。

在极度干旱地区，不论自然绿洲，还是人工绿洲，其生命是脆弱的。改变其生存状态，导致其兴衰，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人，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力量。楼兰古城，孔雀河尾闾三角洲的兴盛、衰废，十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认清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帮助分析古代文明、古代城镇的历史发展轨迹，尤其可以吸收到历史的教训：人类文明的兴衰，关键的因素，实际还是在于人类自身，在于人类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这才是最根本、最要紧的。

其他几个相关问题

一百多年来的楼兰考古，提出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此仅试举几例。

其一，与楼兰故址所在密切关联，有一个扜泥、伊循问题。扜泥是鄯善王国的都城，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书·鄯善传》中明确提道：“当汉道冲，而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这一地理位置，只能与若羌绿洲相当。黄文弼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今若羌县城南6至7公里处，曾获见“且尔乞都克”古城，周720米，黄氏判其为扜泥故址所在。但今天已难觅其踪。

同在《汉书·鄯善传》中，提到鄯善“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汉王朝曾应尉屠耆之请，在伊循屯田。鄯善国都在若羌河绿洲，则国内可称“地肥美”的所在，只能是米兰河绿洲。它濒河、土肥（土层厚15米）。在米兰遗址区，20世纪80年代后，不仅发现了设计合理的灌溉渠系，还在傍近发现了一区汉代遗址，近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出土汉式绳纹灰陶片、西汉五铢钱、三棱形铁镞等，与伊循屯地，可以呼应。

伊循屯地确定、扜泥故址可依，《水经注》等后期史籍中关于伊循、扜泥比较混乱的文字记录，当可厘清。

楼兰、扜泥、伊循城作为鄯善王国境内三个城镇坐标点，如果明确位置，有关史籍文字可以条理顺畅。当年斯坦因发现并标示为LE、LK两座古城，规模不大，LK与邻近的LL、LM等遗址，地处楼兰与伊循、扜泥之间；LE居楼兰古城东北，是楼兰保卫东北方向安全的一处军事性质城堡，城内除偏北位置有一座台基建筑外，不见其他居址。这两座古城，与楼兰成掎角之势，利于防卫。从地理位置观察，与汉晋西域长史府属下的军事屯田机构存在关联。时代也在东汉以后。

第二，关于罗布淖尔湖游移问题。自斯文·赫定提出罗布淖尔湖以1500年为周期南北方向游移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虽不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但又与楼兰考古、楼兰古代文明的研究存在一定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布淖尔地区的综合考察中，对罗布淖尔湖是否转移问题，已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在此也稍予涉及。

根据已获湖区勘探测量资料、测定湖底沉积物年代及孢粉分析资料，可清楚地得出结论：罗布淖尔湖水没有发生过游移，也不可能发生游移。

从罗布泊湖心钻探取得的沉积物及孢粉，证明自两万年以来，罗布淖尔湖沉积作用一直持续未停，始终是有水环境。地形测量，湖盆所在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海拔只有780米。因此，是盆地自然的汇水中心，其海拔高度较喀拉库顺低10米多，湖水不可能倒流进入南边的喀拉库顺湖；由于入湖泥沙含量少，湖水干涸后形成坚硬的盐壳，用金属工具砍挖都极困难，大风也极难吹蚀，湖底地形，很难发生吹蚀变化，因而难以出现斯文·赫定逻辑推论下的水体游移情况。

罗布泊水体大小变化，主要受补给源影响。当塔里木河汇入孔雀河，流泻入罗布泊时，沿途湖沼很少，水量损耗也少，罗布泊水体会比较大，位置也偏北；当塔里木河向南流入台特马湖、喀拉库顺湖时，罗布泊水体会相对缩小。罗布泊，从历史上观察，只有形状大小之变化，而无游移它走的可能。

总的来看，罗布淖尔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沙漠之中，埋藏着太多的历史遗存，从中国全局看西域，站在亚欧内陆看中国、看西域，加强这一地区科学、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过去，考古工作者曾长期局限相关工作展开的物质条件，目前已经大为改观，有计划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成为可能。以罗布淖尔地区为例，如果先组织室内研判，利用遥感地图，分析水系；依循水系，细致部署对文物考古遗存展开认真踏勘。不求速度，但求严谨。在将遗存情况摸清后，有计划地选择个别、少数点，进行科学发掘。在对发掘资料进行多学科的分析、认识后，进行验证，展开新一步的野外工作。如是，假以时日、持之岁月，当可揭开楼兰大地考古文化的新一页。楼兰大地，考古如此，若羌、且末、安迪尔、雅通古斯……一步步，均可依次推进完成。相信这对西域早期文明史、中国史、欧亚内陆史研究，将作出我国学界应有的贡献。

什么是额济纳

2021年10月13日拍摄的额济纳旗胡杨林。本报记者刘磊摄

2019年10月18日拍摄的黑城遗址城池。本报记者彭源摄

10月17日拍摄的居延海（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李志鹏摄

2021年10月中旬开始，很多人对一个原本陌生的地名有了更多的关注。在媒体上，在互联网上，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这个地方的热度绝对空前。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西北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很大很大、人口很少很少（户籍人口三万余人）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对着地图畅想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什么是额济纳？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象征水势深广、一往情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水经注》中“弱水入流沙”，是指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从祁连山发源，先向西北，再折向东北，奔流到大漠戈壁，形成的一大片绿洲，就是额济纳旗。

额济纳一词，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从北京驾车沿京新高速一路向西，在内蒙古境内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额济纳旗。地表黑灰的茫茫戈壁，望不到头的浩瀚沙漠，低低隆起的几处小山，并不是这里的全貌。在母亲河黑河滋养下，40余万亩胡杨林茁壮挺拔，40多平方公里戈壁湖泊居延海波光粼粼，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路边，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骆驼，悠闲地踱着步。耳畔仿佛响起声声驼铃，似乎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沧桑记忆。从汉朝起，华夏儿女就在此屯垦驻军、起塞筑垒，创造了灿烂文明。后来，这里又是唐、西夏和元朝重镇。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以南约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的地方。看神舟飞天，赏金色胡杨，游戈壁绿洲，访居延古韵，近年来游人纷纷来此探妙寻幽，国庆期间更是经常爆满，游客往往多达一百多万。

眼下，当地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不过，悠久历史与独特景观依然令人神往。

古塞黄云共渺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的《使至塞上》将读者带到西北边塞居延，感受其雄奇壮阔。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润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

穿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梭梭、红柳和胡杨林，记者来到戈壁大漠上耸立2000年左右的部分居延遗址。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傅兴业说，居延遗址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由烽燧、障城等建筑设施组成，是汉代修筑的边塞军事防御设施。

地处西北边陲的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茫茫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里，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区修筑亭鄣、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抵御匈奴入侵。

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记者在达来呼布镇以南20多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看到，红城遗址是一座方形城堡，南侧有门，城墙高大而厚实，且没有采用常见的夯土建造，而是用土坯砌筑。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除了居延遗址，沐浴千百年风雨的唐代和西夏古城，也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显得从容深邃。记者继续拂去历史尘埃，探寻它们的印迹。

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记者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然而这座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王维、陈子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驻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被称为“千古壮观”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谏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外，脑中不禁闪现出“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的千古名句。

许多游人来额济纳旗，总会去游览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黑城遗址。它位于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黑城又称黑水城，是西夏在黑河下游设立的黑水镇燕军司。

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使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曾从这里经过。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断水攻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

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500多年的黑城遗址，黑城的宁静才开始被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打破。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挖掘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以及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他雇人打开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他们随后挖掘30多座塔，出土2000多种抄本书籍、300多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小佛像等。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

经历多次挖掘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经历过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万人空巷的景况随风而去，只留世人赞叹其雄浑与幽静。

大湖重生万物兴

淼淼居延海，萧萧芦荻林。从达来呼布镇驾车向北开行50多公里，就抵达黑河的尾闾湖——东居延海。

金秋时节，站在湖畔，只见成群的鸥鹭欢快飞翔，丛丛簇簇的芦苇随风摇曳，平静的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好似一面镶嵌在茫茫戈壁上的明镜，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撑起生命的希望。

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碧波荡漾、鸥鹭翔集的东居延海，20多年前曾彻底干涸，变成了“死亡之海”。西居延海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干涸，几乎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居延海在汉代时被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居延海的湖面因黑河下游的改道而时有变动，清代以来又分成东部的苏泊淖尔和西部的嘎顺淖尔，人们习惯称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额济纳旗水务局局长齐金花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等原因，进入额济纳旗的黑河水量大幅减少，甚至经常断流，不少湖泊、泉眼和沼泽地随之逐渐消失。

据地质学家考证，历史上的居延海最大面积曾达2600多平方公里，至秦汉时期尚有720多平方公里。据1958年中科院考察队调查测算，西居延海有267平方公里的水域，东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35.5平方公里。然而仅仅过了3年，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东居延海也时断时续，于1992年干涸。

2000年初，记者在干涸的东居延海附近采访时看到，湖盆里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细沙和白花花的盐碱，还能看到鱼骨和动物的骨头。缺少了黑河的滋养，额济纳绿洲急剧萎缩，植被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加速蔓延，还经常刮起遮天蔽日的黄沙，成为北方沙尘暴重要策源地之一。

年逾古稀的萨仁格日勒生活在东居延海西侧的赛汉桃来苏木。她回忆说，儿时房前屋后都是高高的草甸，牛、羊走在其中都看不见身影，可后来黑河断流，居延海慢慢干了，地下水降了，草木缺了水，也都枯死了。

为遏制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200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黑河跨省分水，水利部随即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对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上游和中游“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水流到下游，恢复了额济纳旗生态，也使东居延海起死回生。2003年，消失11年的东居延海湖盆首次过水，并且蓄积起稳定的水面。2004年8月至今，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再未干涸，水域面积稳定在40平方公里左右。

额济纳旗胡杨林研究专家吕慧说，随着黑河有效补给，东居延海有了稳定水面，额济纳绿洲的地下水位升高了，胡杨林得到黑河水的浇灌，面积从2000年的39万亩增加到目前的44万多亩。东居延海附近出现的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祖祖辈辈生活于居延海附近的苏泊淖尔苏木牧民青格勒说：“以前梭梭林、柽柳林下长的是碱草、骆驼刺等不好的草，浇上水后长起了甘草和沙拐枣等好草。”

当地还通过疏浚河道、科学导流等方式，让黑河水于2016年首次进入消失半个多世纪的西居延海。2018年9月，黑城遗址附近沉寂600多年古河道也进水了，灌溉和浸润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很多牧民兴奋地说，河道过水后，一些枯朽多年的小胡杨树居然发芽了。

千年胡杨守家园

在额济纳旗，入眼最多的是胡杨。戈壁深处的胡杨，身躯死死阻挡着风沙，保持着水土，守望着美好家园。居住在黑河两岸的人们常这样赞美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

这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被一个个扎根戈壁、种树战沙的英雄所诠释。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年近七旬的图布巴图与老伴手持铁锹、拎着水桶植树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脚下，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着围成1000多亩绿洲。一年当中，图布巴图有300多天在林子里与梭梭相伴。近20年来，他跟妻子把5万多棵梭梭植进荒凉的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家乡的生态环境。

“我宁愿做挡风沙的梭梭，也不愿当好吃的老鼠。梭梭死了，横在地上也能挡住沙子。”图布巴图说。

已故退休干部苏和，曾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2004年起到无房、无水、无路、无电的沙漠中种树。2018年，他在治沙中腿部受伤，但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扎根沙漠17年，植树造林6307亩。他种下的梭梭，在黑城遗址西侧上风口形成一条500米宽、3公里长的灌木林带，迎头砍断了扑向黑城的“沙魔”……

这坚韧不拔的“胡杨精神”，也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闪耀着光芒。

达来呼布镇以南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航天人巨大的付出，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书写了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篇章。

东风航天城内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烈士陵园。长眠在此的600多位航天人，有的人为了巡道被沙暴掩埋在茫茫沙漠中；有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年轻的生命早早凋零；有的人为了排除险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就像倒而不朽的胡杨，静静躺在这里，继续注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守望一次又一次的发射任务。

在额济纳旗，就有着为了国家航天事业而让出故土、数度搬迁的居民，他们如同饱经飞沙走石和风霜雨雪的胡杨一般奉献与守望。

嘎拉朝鲁是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为支持东风航天城建设，他的父母在1958年举家搬迁。他曾听老人说起搬迁的情景：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其他牧民一起离开。人们走一阵回头看一阵，虽然舍不得，但没有人拒绝搬迁。

这其中不少人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明朝末期，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公元1771年初），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部决意东归。首领渥巴锡率部众3万多户、约17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

一路上，他们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土尔扈特部众主要生活在新疆、内蒙古、青海一带。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他们与生活在额济纳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锲而不舍的胡杨精神传承发扬。

10月27日夜间，一列从郑州始发的旅游专列，在额济纳旗滞留10天后，踏上返程之旅。随着首批586名滞留游客平安有序离开额济纳旗，当地正式开启了滞留游客转运工作。

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有9412人。

疫情发生之后，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滞留的游客，都像梭梭造绿那样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像胡杨挡沙那样顽强不屈，防控阻击疫魔。

“这趟旅行看到了不完整的风景，却收获了数不清的暖心感动。愿早日战胜疫情，明年继续未完的旅程。”上海游客徐女士在列车发车前对记者说。

战胜疫情之后，未来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殷耀、于嘉、魏婧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