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慎：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文化，而半坡文化则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因而对于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居址选择作一对比研究，对于探索史前居民的居住规律是颇有裨益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由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来，当时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时代虽然已先后不同了，但是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方的时候，依然要注意到饮水的来源。……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1](P6)史先生得出的结论，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也适用于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即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一期（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二期（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绝对年代距今5 600-5 8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绝对年代距今4 700±90年，未经树轮校正）。[2]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了一口木构浅水井，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迹。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推测这浅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3](P148)

　　对于人类来说，井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自从发明了打井，人类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不仅大大地开扩了活动范围，而且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4](P216)对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来说，他们虽然发明了井，但他们的井不仅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而且这低洼处“原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人们取用坑中的水。当坑内水枯竭时，就在坑内挖一竖井。”[4](P217)由于河姆渡人的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且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这口井的深度显然不能和发现于河北邯郸涧沟的两口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相比，因为那两口水井的深度已达7米之多），这说明井所在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井应在近地表水源的河流或湖、沼附近。如果说井的位置是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么井所在的地下水位就不会太高，而井只有1.35米深就能见到水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河姆渡人的水井只有1.35米深，所以考古学家把这种井称为木构浅井可谓名符其实。即使是浅井，河姆渡人在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也没有推广开挖，至于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更无从谈起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20多处，其中包括余姚龙山乡朱山、下庄历山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市八字桥、妙山，舟山的白泉，慈溪县龙南童家乔等[5](P201)。河姆渡文化遗址虽发现有20多处，但遗址内发现有水井遗迹的却只有一处，那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木构浅水井遗迹，仅此而已！这样说来，河姆渡人虽然发明了木构浅水井，但由于他们的水井是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推广开挖，所以他们的居住地也应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事实也正是如此，“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顺姚江向东二十五公里即宁波市，往西二十五公里是余姚县城，南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遗址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遗址所处的地势很低，平均海拔三至四米，附近农田在耕地以下有大面积的泥炭层，古代这里可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6]考古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的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与河姆渡人一样，半坡人的居地也是处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体地说，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东郊十余里的浐河东岸一个背倚白鹿原、前临浐河的二级阶地上。[7](P10-11)现在的半坡遗址距离浐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离，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时期却近在浐河岸边。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为透彻，他说：“到了半坡新石器时期，少陵鸿固、凤栖诸原之北那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已经向北移徙。正是由于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围的二级阶地为当时人所利用。一级阶地那时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时期的遗址就近在浐河岸边，不似现在距离浐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离。”[8](P438)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刚刚从旧石器时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时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过渡，因而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便利的。

　　一、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选择居址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无非是为了人和牲畜饮水的方便，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农业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们所以喜欢居住于河流的近旁也并不仅是为了饮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可以进行狩猎，对于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冲积层土壤，肥沃疏松，当古代的人们已经知道经营农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农具在这些肥沃疏松的土壤上从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种植也可以有所收获。就这一点说来，古代人们选择河谷附近为他们居住的处所，正是善于利用自然环境的又一例证。这种情形在古代显然是相当普遍的。”[1](P10-11)居住于河流附近，那里的土壤比较肥沃，灌溉也比较方便，这对于发展原始农业显然有利。不过，气候问题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二期的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离开现在大约有6 700-6 100年了”。[9]这样说来，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在国外通常叫做“气候最适宜时期”。在中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些联系，所以也称为“仰韶温暖时期”（大约距今8 000-3 000年间）。竺可桢先生认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龚高法先生更具体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间的气候状况，当时各地气温普遍比现在高，但升温幅度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随着纬度的升高，古今温差增大。东北地区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华北地区比现在高2℃-3℃，长江中下游地区比现在高2℃左右，岭南和台湾比现在高不足2℃。在中国西部地区，温暖时期升温幅度随纬度升高而减少。这一时期我国气温带也相应比现在偏北，带北界向北曾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因正值仰韶温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加之他们居住于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农业是容易发展起来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虽正值仰韶温暖时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半坡人是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渭水支流——浐河东岸，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南北的气候还是有差别的。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去贵高原等，海拔约1 000-1 500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9](P2)从严文明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推知，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生活的地区都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只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东部平原或丘陵地区为低级阶梯，湿润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黄土高原地区为中级阶梯，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因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经济，即河姆渡人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则发展了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

　　对于半坡人来说，他们的生产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是比较耐旱的粟，因为在半坡遗址多处发现有粟的遗存。另外，半坡人还种植芥菜或白菜，因为在半坡遗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储存有炭化菜籽，经鉴定是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至于半坡人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一书中记有：“主要为石、骨、陶三类，这三类工具的比数是：石制的占17%，骨制的占18.5%，陶制的占63.2%。陶制工具数量所占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点。半坡的石斧用于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和翻地，而主要用于制作耒耜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这样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为经济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绝大多数两侧带有缺口，为拴绳索之用。使用时把绳索套于大姆指上，以免刀从手中脱落。此外，大量陶质和石质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于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农产量之丰和原始农业的发达。半坡的石磨盘和磨棒数量少，制作粗劣，远逊于磁山和裴李岗，说明半坡农业离开原始农业的早期已较远。”[10]半坡遗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数量差不多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这说明半坡的粮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盘、石磨棒之类的石质碾磨器。另外，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石质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虽都很早，但在发展过程中，杵臼却逐渐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从收割谷物到加工谷物，都各有专门的工具，当然他们也有专门储藏粮食的场所，这就是各种形状的窖穴。

　　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经营的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因为在“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经营的是水田农业，那么砍伐林木并不是经常性的工作，而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农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农具是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于第三和第四文化层。骨耜因长期使用而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残缺而变成双叉形。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于翻土和挖沟。此外，河姆渡人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渔猎经济

　　1.半坡人的渔猎经济。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遗址的发现，显示出仰韶时期关中已经有了农业，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话表明，半坡人虽然已经发展了原始的农业，但他们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么森林里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据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计有冷杉、松、云杉、铁杉、柳、胡桃、桦、鹅耳枥、栎、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

形科、葎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类。除此之外还有榛、栗、朴等树。森林是动物的乐园。森林的存在，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环境。正是由于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着许许多多的动物，除獐和竹鼠外，绝大多数属于华北动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别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盖宽广，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时有不同。降水量少时，也许所降的水分完全为植被含蓄，不会立时多有流出，更不会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涨猛落，就如后世诸山皆童处的河流那样。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盖率的制约，就不至于猛涨猛落，能比较长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仅从这一点看，当时浐河的水量就应该比较现在为大。”[8](P447)当时浐河里生存着许多种鱼，其中就有鲤科的鱼类[15]。在半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网坠和精巧而带倒钩的鱼叉、鱼钩，而且在当时的彩陶上还绘有鱼、鱼网以及人面鱼纹等精美图像，这说明半坡人不仅学会了钓鱼、叉鱼，而且也学会了用网捕鱼。捕鱼方法的多样化，说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农业和狩猎业外，捕鱼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因为浐水里有鱼可捕，才使当时的半坡人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居住的地区。[13](P53)

　　2.河姆渡人的渔猎经济。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半坡人，虽然其气候和环境为半干旱性气候，但由于在他们附近的森林里还生长有獐和竹鼠这两种动物，而“这两种动物的存在也说明了温暖湿润的气候能波及到此区”。[14]温暖湿润的气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区，那么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人，他们那儿的气候不仅温暖湿润，而且更是温热湿润了。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温热湿润，所以那儿的植被覆盖良好，而且应有成片的森林。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干栏式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仅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就残存220余根[12](P190)，如果当地没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构件是怎么来的？二是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的一口边长约2米的木构浅水井（井深仅1.35米）中，除每边竖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外，排桩之上平卧的长圆木有16根，水井外围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有28根，此外井内尚有呈辐射状的小圆木构件[3](P148)，如果当地没有成片森林，一口浅井就用这么多的木材，也是难以理解的。

　　森林是动物的理想栖居地。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里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4种。其中鹿科动物最多，因为该遗址出土的鹿科动物标本仅鹿角一项就400多件。此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四种，现在已不见于浙江省境内和毗邻地区，有的国内尚未发现现生种。[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动物是河姆渡人猎取的主要目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捕获的猎物时多时少。在猎物多而吃不完时，他们就把活的猎物暂时圈养起来。这样，家畜饲养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他们“饲养的家畜，种类有狗，猪和水牛。出土的全部猪的标本中，幼年个体占54%，与半坡遗址情况相似，属于早期人工饲养的现象，河姆渡还出土一个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纹和猎纹，形象地表明了种稻和养猪，是当地居民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项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动物和家畜，不仅“给当时人们的衣着和食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5](P208)，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据统计“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生产工具达600多件，占生产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姚江从它的西部和南部流过，由于当地植被覆盖良好，因而沼泽和姚江的水量很大，并且生存着丰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鱼、龟、鳖、鳄、水獭、鲸鱼等，而鲸鱼更大的可能应是生活于姚江之中。

　　与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鱼方法并不单调。他们除了用鱼镖捕鱼外，还用弓箭射鱼，因为“考虑到遗址里未见网坠一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的骨镞可能是用来射鱼的”。[3](P147)这可能用来射鱼的骨镞，是“一种柳叶形的箭头，锋端特别尖细，突出如针状”。[5](P203)河姆渡遗址虽然未见网坠之类的渔具，但却出土了木桨，“反映出当时人们除用舟辑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还借助舟楫，撤网捕鱼”。[11](P136)

　　四、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原始人的交通往来

　　史念海先生指出：“实际上当时人们居住于河流的近旁，应当和交通问题有关。一苇之航原比翻山越岭为容易，就是不便于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来往，途径也是较为平坦的，古代的人们不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边选择住地，而且还特意选择到两河交会的地方，正是这样的意思。”[1](P12)由于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了木桨，而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遗址也发现了舟型陶壶。因此，不论是半坡人还是河姆渡人，他们除了利用舟楫撒网捕鱼外，无疑也把舟楫作为水上交通工具。

注释

[1]　史念海.河山集：第1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　刘军.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A]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　李仲均，等·伯益作井与温泉疗疾[A]古代科技漫话[Z].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张之恒新石器时代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　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J].考古学报，1976(8).

[7]　陕西省考古学会.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8]　史念海.河山集：第6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9]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11]　中华文明史编纂工作委员会.中华文明史：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13]　史念海.河山集：第7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A].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15]　李有恒，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4).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几千年前的埃及王室的神秘游戏，里面竟有塔罗牌的身影！

\r\r\r\r\r \r \r\r\r\r 第21章 塔罗在游戏中的应用\r\r

埃及王室关于人生的游戏——游戏与塔罗的结合

\r\r 埃及王室关于人生的游戏\r\r

1. 当玩家选择好了他们的魔术师后，他们也要从非玩家中选择一男一女，称他们为奥赛里斯和伊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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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始游戏时，魔术师选择中间的位置，玩家设定一定数量的罚金（假设是一便士），桌上有一个篮子用于收集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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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玩家坐好之后，魔术师会拿出《透特之书》，即一组塔罗牌，然后洗牌，认真将牌按正放和倒放交替的方式放好，但不看牌。让左手边的玩家切牌，然后将牌放在右边，按照他的意愿，给每个玩家和自己7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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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玩家都要注意让上面的那张牌朝着自己（当魔术师发牌的时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发牌的顺序，玩家应当解读一下牌面上的神谕。这些神谕指向屋子里任何一个他们选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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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一个玩家读神谕的时候，他就承担解牌者的角色。如果得到神谕的那个人不给他礼物，就必须支付一半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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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一个人已经收到两个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准确的神谕和一个关于未来的可能性的神谕，但他拒绝付酬给解牌者，玩家们就要举行一次讨论，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判断这一拒绝是否合理。若不合理，魔术师必须说出PAMENES，警告所有的王室成员，现场有一个人没有参加人类生活的王室游戏，奥塞里斯和伊希斯必须为他付费；因为当他们接受这一头衔的时候，就要确保将和平和财富传播给表现出色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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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有旁观者要求买下一个玩家手里的牌时，由魔术师来定价，钱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放在钱盒子里，三分之一给魔术师，三分之一给玩家。然而，玩家不想舍弃自己的牌，就必须支付魔术师所定价格的三分之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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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有旁观者已经获得了一个玩家手里的牌时，他就获得了这个玩家所有的赢取罚金和礼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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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一个玩家不能读出神谕时，他要将7张牌放在一边，支付四分之一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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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果尽管玩家可以读神谕，如果找不到对应的人，他就得把牌放到桌子上，牌面朝上，读出他看到的含义，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另一方面，如果他理解错误，根据其他玩家的判断，魔术师会惩罚他支付一半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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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解读者大声或秘密地读出神谕，并已得到一份礼物时，他可以将自己的7张牌交由魔术师重新洗牌，洗好后，魔术师会还给他，让他切牌；最后，如果相同的牌从相同的人或者其他神谕所指的人处得到三个礼物，除了魔术师外，所有的玩家都要给解读者三倍罚金。这就是市民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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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魔术师按自己的喜好布置和指导游戏；他根据错误的性质来判定罚金归属，如，向其他玩家透牌，与旁观者交易牌，解读神谕时的失误，不能合理解释牌面的神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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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等到魔术师说还有1刻钟或半个小时，表明游戏将要结束时，旁观者就可以加入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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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果魔术师忘了宣布游戏将要结束，那么当费用已经支付时，本应该平分给所有玩家的罚金将由于所有旁观者参与分享。

\r\r 游戏的统一性\r\r

相对其他的事，男性们会更多地炫耀自己的创造才华以满足其虚荣心，难道不是吗？为了使自己确信这个事实，我们只需看看那将人生命耗尽的无数发明创造，而时间对我们所有人都如此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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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大脑的运作要遵循少量的法则，发明者也不能摆脱这一法则的影响。看看大部分游戏的基础，不管它们表面是如何的不同，难道我们不能找到一个原型游戏，使其他大部分游戏都从中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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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请跟随我一起思考。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一条大路上，我们要求某位吉普赛老人暂时离开她的帐篷，来给我们算命。看着她从脏兮兮的包里拿出奇怪的牌：世界，太阳，星星，死亡，命运，爱，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古怪图案的名称。它们描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非常简洁。这是什么游戏？这就是吉普赛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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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我们日常玩的扑克牌组成，外加四张侍从牌，放在皇后和骑士之间。但是其独到之处在于有22个额外的象征性的图案。每张牌都代表一个人物，一个数字，一个理念。考特·德·热柏林（Court de Gébelin），18世纪的一位学者，向我们展示过这个源于埃及的吉普赛人游戏。在更早的古代，它也出现在中国和印度。我们看到，塔罗是目前已知的大部分游戏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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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罗由相互影响、彼此解释的数字和图案组成。但是，如果我们将图案分出来，以轮状形式将它们放在一张纸上，让数字按骰子的形状移动，就成了鹅游戏（Goose game）。据荷马所说，尤里西斯以此鹅游戏在特洛伊城下行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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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数字固定在黑白相间的方格上，将牌中的少量图案移到上面——皇帝，皇后，骑士，愚人或者侍从，塔或者王牌，就是国际象棋了。事实上，最初的棋盘带着数字，哲学家用它们来解决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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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图案放在一边，只使用数字，就是掷骰子游戏了。如果厌倦了掷骰子，我们可以在水平面上标出人物，就是多米诺骨牌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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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掌握了那些象征性的图案，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代替黑白跳棋；通过使用骰子上的数字，我们发明了双陆棋——鹅游戏的另一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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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以相同的方式可变成跳棋游戏。最后，根据报告，我们这副牌的第一次出现要远远早于查理十世在位时期。西班牙禁止贵族玩牌的规定在他统治之前很早就存在了，塔罗本身也有更古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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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罗的权杖已经变成了梅花，圣杯变成了红桃，宝剑变成了黑桃，五芒星变成了钱币或者方片。我们已经遗失了22个象征性的图案和4个侍从。但是，如果这些游戏源自塔罗，那么塔罗的起源是什么，它最初又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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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头脑开始拼命探索。在此，请允许我对此主题表达些许自信。我已经得到了一份被遗忘在图书馆角落的尘封的古老的手稿。凭你喜欢，可以把它当情小说或者历史小说，只要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这些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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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现在想象我们已到了三千英里之外，进入了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中。考古学家每一天都会向我们揭示更多古埃及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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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进入其中的一个城市，巴黎只有它的一个区那么大。穿过守卫森严的防御工地，悄悄溜进居民区中。这座城市正如其他伟大的城市一样，人口众多，一派繁忙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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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奇怪建筑的庞大遗址高耸入云；透过富丽堂皇的住宅的门廊，由宫殿和寺庙组成的巨大的台地任人一窥究竟。帝国最高首领的居住地肃穆地矗立在台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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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伟大的城市到处都修建了防御工事，尼罗河也因防波堤而得到控制。巨大的水库随时准备接收其多余的水流，将可怕的泛滥变成有利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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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科学和学者，但是他们在哪里？在这个时代，科学和宗教还未分家，所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建筑师、高级官员、抄书吏等，都被称为教士或者启蒙者。不要把古代的教士和现代所说的教士混为一谈，否则会犯许多错误，比如像有的人那样，认为埃及沉沦于最为糟糕的文书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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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完整建立的制度，寺庙给出不同程度的教育；在那个时代，这套制度被世界各个国家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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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知识存在于埃及的伟大神庙中，那些未来伟大的改革家在此完成了他们的学习：俄耳甫斯，莱克格斯，毕达哥拉斯，摩西以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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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科学，天文学变成了不断被研究的对象。毕达哥拉斯留存了埃及智者的知识，通过他我们知道，埃及人熟知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转，也熟悉太阳与其相关行星的位置。许多神话故事都提到了当时的这些神秘事物和智者，也就是说，教士们借助代表月份，季节，黄道带星座，行星，太阳的小卡片向其追随者传授天文学知识等。以这种方式，他们将后来被实际证实的数据资料印记于学习者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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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因无法抵挡入侵者，埃及人准备光荣赴死。那时，埃及的学者（至少我的神秘学导师断言）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商议如何确保直到那天被确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免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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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们想把这些秘密传授给由启蒙者本人亲自挑选的善良的男性，使他们将知识代代相传。但是有个教士认为在所有一脉相承的事情上，美德是最为脆弱、最难发现的东西，因此他建议将科学传统授予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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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后者绝不会完全失败，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确保长久地持续地保存我们的法则。这一建议显然被采纳了，游戏被选为更受欢迎的恶习。神秘的图案被刻在小木板上，这些都是以前被认为最重要的科学秘密，从此就由玩家，而非地球上最贤德的人，将这种塔罗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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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本古老手稿告诉我的关于伟大游戏起源的故事或者历史。我很高兴它为我提供了一些方法，使得我的“塔罗最初是个统一体”这个可能显得矛盾的论断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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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三星堆考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7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神秘的金色面具、形状奇特的龟背格工具、造型复杂的青铜鸟足雕塑……不久前，半藏在泥土中的三星堆“重器”，令人惊叹的外观。其复杂性和奇特的形状令人叹为观止。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内的一尊戴着金色面具的青铜人像。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时隔30多年，从2020年开始，三星堆遗址开始挖掘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新出土象牙、青铜、黄金、玉石等各类文物15000余件，再次引发热议。世界上的轰动。

在三星堆考古的最前沿，90后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介绍，参与三星堆考古祭祀区发掘的人员有近200人，其中150余人是90年代出生的人，被部署在各个岗位。他们虽然继承了考古学家的老技艺，但善于运用新技术，成长在考古前沿，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的考古”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发现：

没有遗漏任何历史细节

新三星堆博物馆里挤满了参观者。游客们在一尊跪着转头的青铜雕像前停下来。肖像画夸张的造型、奇异的图案，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后考古队成员徐丹阳说起这尊转头跪像铜像，就像在谈论一个古老的雕像。朋友。四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像就是他亲手挖掘出来的。

徐丹阳对发现的陶瓷进行了整理和记录。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负责挖掘和清理四号坑的“坑主任”，徐丹阳在这个约8平方米的坑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这里的每个角落都被他和同事们拿着小铲子占领了。一块一块地挖掘出来。

“考古发掘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挖宝’，而是‘挖土’。”徐丹阳说，土层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是推断年代和形成过程的重要依据。从废墟中。 “每一寸土地都要仔细推敲，确保不遗漏任何历史细节。”

为了尽可能还原“祭祀坑”的形成过程，第一次发掘时将4号坑分割成30×30厘米的小方块。每个人都数着方格，然后躺在地上清理了一个星期才挖。 10厘米深。经过两个月的清理，大家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土壤：灰烬。 “骨灰代表了遇难者火化的可能性，骨灰本身也可能含有文物遗骸的信息。”徐丹阳表示，在清理过程中，还邀请了土壤环境、地质等领域的专家参与“会诊”，甚至邀请了裁判消防部门的消防专家从火灾现场的角度，是否灰烬在坑内燃烧或在坑外燃烧然后倒入坑内。通过这个过程，他获得了很多跨学科的知识。

“在挖掘现场，即使是普通的土块也会被装袋、编号并放置在一个名为‘未来空间’的仓库中进行保存。”徐丹阳说，这些小土块或许蕴藏着历史的真相。 ，等待着人们将它一层层剥开。

当然，发掘工作中最有趣的事情是文化古迹被发现的那一刻。直到现在，徐丹阳还记得当他亲眼发现这尊转头跪像的铜像时的兴奋之情。 “起初，这个人像上覆盖着象牙等其他物体，但从缝隙中露出的铜绿，我断定这是一件青铜物体。”徐丹阳说，因为该物体最初被发现时覆盖着铜绿，而且该物体的头发卷曲到天空中。作为鸟翼，他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青铜人像，而以为那是一个鸟形的容器。

但随着清理的继续，徐丹阳突然发现，裸露的部分看起来有点像人的鼻尖。然后眼睛也露出来了。根据人体的特征，他看到了耳朵和下巴。等一切都清理干净后，徐丹阳才发现，这次发现的青铜人物与之前的有很大不同：脸型更加真实，人物排列成V字型、羽冠纹、燕尾纹。模式。模式。这是一件前所未见的新神器。 “这非常令人兴奋，我感觉就像见证了历史。”徐丹阳说道。

在三星堆，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有幸捕捉到挖“祭坑”这样的大事件。当同样是90后的考古队员李慧清抵达三星堆时，“祭祀坑”的野外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她参加的第一项发掘工作就是在不远处的月亮湾寻找古蜀人的生产生活遗迹。

据李慧清介绍，月亮湾的工作节奏与挖万众期待的“祭坑”相比，是大多数考古工作者的正常节奏：布置、摆方格、挖土层、画图画、写工作日志。 ... 在田野里。工作是有步骤的，但也有快乐。她曾经发现过一种带有“鸟头和勺子”的陶瓷制品。 “菜肴也让她开心了好久。

“三星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挖掘，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可能这辈子都挖不完。”徐丹阳表示，目前，三星堆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仍需要一代又一古工作者的努力。作为一名奋战在一线的年轻考古学家，“我很期待，也充满信心”。

保卫：

感受科技考古的魔力

与以往多采用“先发掘、后保护”的考古发掘方式不同，此次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主要特点是，对文物的保护在进行，保护在保护。在挖掘过程中进行。

“在‘​​发现’文化古迹之前，保护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中心的90后文物保护工作者肖青说，针对当前考古文物保护工作，此次三星堆考古推出了一个勘探工作亭，配备小型变频环境控制系统、高压微雾加湿系统等多种功能的科技装置，对挖掘环境的温度、湿度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多项文化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发掘现场安置了充满科技元素的“小屋”，内设应急检测分析室和有机文化古迹应急保护。无机文物室、应急保护室等。暴露的文物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保护和检查。

土壤环境对文化古迹的保存影响很大。每隔10厘米开挖，肖庆和同事就要扫描提取土样等，测量现场土壤的密度、pH值、含水量等参数，以便决定后续的提取和取土保护。文化古迹。

其中最困难的是出土象牙的打捞保护。 “在这个时代，你不能缓慢而小心地工作，你必须与时间赛跑。”萧清说道。

古蜀人祭祀天地神灵，象牙是最有价值的祭品之一。经过数千年埋藏在潮湿环境中的象牙，体内充满了水分。虽然看上去是一整块，但是却像饼干一样柔软，很容易碎。象牙和周围的青铜器以及其他文物常常像狗一样压缩在一起，使得提取和保护非常困难。

“有些象牙是堆叠并粘在一起的，因此最难提取。小青说先用铁丝、棉线、纱布从缝隙中穿过，找到坚固的力点；然后用一层保鲜膜包裹象牙，“一方面锁住象牙内的水分，防止开裂，另一方面隔离外界污染”；然后小心地将浸过水的高分子绷带一层一层地包裹在象牙色上，等待高分子绷带硬化凝固，然后将其拉过。被完好无损地提取出来。

“当我第一次拿出完整的象牙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兴奋又幸福。”肖庆报告说，在六个“祭祀坑”中发现了700多件象牙。长度近1.5米，无一损坏。此次象牙的提取和保存不仅采用了传统方法，还首次采用了聚合物绷带等新技术。在他看来，这是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

如果说提取整颗象牙是对勤奋的考验，那么提取象牙碎片则是对耐心的考验。肖庆的同事李思凡也是一名90后文保工作者，在参与五号坑发掘时发现，与其他“祭祀坑”不同，这个只有3平方米左右的小坑很少露出大面积的痕迹。文物、密集的象牙雕刻碎片、金箔等

李思凡（左二）正在清理发现的青铜神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些象牙碎片有的不足1厘米，却刻有云纹、雷纹等美丽图案，清理和提取非常困难。”李思凡说道：“首先，我们需要用软刷沾湿杂物上的泥土，然后用自制的细竹棍将泥土清除。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如果不小心握手，文物可能会破碎。当你成功取出象牙碎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时，你会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

让李思凡印象深刻的是科技考古的魔力。例如，利用3D打印技术，在大型青铜文物上佩戴硅胶薄膜制成的“软刺猬”，防止其在发掘和挖掘时受到损坏；同位素追踪溯源技术将为文物来源研究打开更广阔的视野……”高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传统考古学、实验室考古学与文物保护深度融合。 ，处处感受到科技和创新的力量。”李思凡说道。

维修：

让文化古迹重焕光彩

这次三星堆考古研究中，五号坑发现的大型金面具引起了轰动。黄金面具的修复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路海子清理发现的黄金文物。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虽然只有三十岁，但路海子在金器修复和研究方面也算得上是老手了。来三星堆之前，卢海子是江口辰银遗址文物保护修复的现场负责人，参与了江口水中金器的矫形处理等相关工作。 2020年底，三星堆四号坑探寻到黄金踪迹。卢海子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通知，来到发掘现场做骨科金工作。

“修复文化古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修复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清理和研究工作。”以金货为例，卢海子表示，开采后，首先要清理埋藏环境中的土壤以及金货上的黄金。对附件进行采样分析，根据文化遗产受损状况绘制文化遗产病害图。最后对表面附着物进行清理和修复。

“三星堆金器在首次发现时已严重受损，无法完全确定其原始形状。路海子说，他还记得，五号坑的金面具第一次被发现时，它被泥土压缩变形，变成一块不到两厘米厚的碎片，静静地埋在坑里。在国家博物馆专家到来之前，他进行了多日的相关准备，提取了金面具的相关部件进行测试，评估了骨科手术的可行性，为后期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 。

从骨科手术开始，路海子和修复团队的专家们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将黄金面具完全研制出来。修复过程中也有很多“窍门”，比如治疗皱纹。 “有些褶皱可能是原始制造加工时残留下来的，所以无法被压平。我们必须从考古学的角度尽量保留它最原始的信息。”路海子说：“当我看着金色的面具从凹凸不平的球体中逐渐伸展出来，慢慢露出嘴巴、鼻子和眼睛时，文物再次焕发出迷人的光泽，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我的心。”

多角度拍照并记录数据信息；观察文化古迹的表面安装并根据需要进行工具测试；分析病害情况，采取除锈、缓蚀、整形、连接、更换等方法……距牺牲区发掘现场约1.5米。在1000公里外的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年轻的文物修复师杨平和同事们在郭汉忠大师的指导下，对青铜器等文物进行清洁修复。

杨平表示，文化古迹的修复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修复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完整的计划。 “今天我们渴望修复缺失的部件。谁知道几年后是否会发现已完成部件的原始部件呢？” ”杨平举例说，此次8号坑出土的“蛇身铜人”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鸟腿铜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座较为完整的文化古迹。跨度超过30年。

杨平表示，文化遗产修复是一门精细的活，需要极大的耐心，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急躁。在三星堆博物馆，他最崇拜的人是其大师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近40年，曾被授予“大国艺术家”称号。如今，他仍然精心修复文化古迹，并向大家传授手艺。

“经过十多年的文化古迹修复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每一件文化古迹都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必须以敬畏的态度对待文化古迹。”杨平说，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继续苦练技艺，未来用自己的双手，让三星堆文物以最好的状态重生，让博物馆参观者更好地欣赏到精美的文物。感受古蜀先民创造的青铜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多样性、统一性和源远流长。

“考古是一项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选择一件事，过一辈子’是很多老一辈三星堆考古学家的真实写照。”徐丹阳说，他很幸运，赶上了三星堆考古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到来，离不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主任雷宇、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忠等老一辈考古学家数十年的默默耕耘。是他们用责任、毅力和爱心，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努力奋斗。探索未知，让三星堆文明走向世界。

“作为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们要向这些前辈学习，要有耐心，坚守初心，甘于坐冷板凳。”徐丹阳表示，目前三星堆遗址的探索还远没有结束，他将致力于三星堆的考古研究，为探索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做出贡献。 （记者 李长雨 王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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