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春正月，一元之始。古时以“孟、仲、季”排列每个季度月份。一月为一年开端，称端月、元月；又新春为正，称正月。中国人过春节已有四千余年历史。但不同朝代，元月日期并不相同。夏朝以孟春元月为正月，商朝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

真正把“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统一起来并沿用至今的人，是落下闳。公元前110年，四川阆中人落下闳离开家乡，赴长安参加朝廷主持的立法改革。他利用自制的天文仪器观测星象，从观测的实际数据出发制历，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料完整的科学历法《太初历》，并得到汉武帝采纳。《太初历》首次确立了孟春正月为一元之始（即春节）的历日制度并沿用至今。

春节前，四川家家户户挂春联、贴门神，以期盼来年丰收吉祥、阖家团圆，而中国的第一副对联，传说即是后蜀皇帝孟昶所作：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这或许是短暂的后蜀王朝对于中国文化最悠久的贡献。

早在北宋，成都就有了专门销售桃符（春联和门神）的市场。十二月的桃符市上，最受欢迎的便是绵竹和夹江的年画。绵竹年画内容广泛，有避邪迎祥、风俗习惯、戏曲故事、历史人物等，从北宋起，便已成为巴蜀地区百姓过年的必备之物。如今，“绵竹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它承载着四川人对保家佑宅、点缀年景的期盼和记忆。

成都人正月初一早上吃汤圆，月朔至初三白天“走人户”，一般是看望年长、辈份高的亲戚师长。从初一开始，成都人还会扶老携幼穿新衣“游喜神方”。在传统文化中，财神与喜神是连在一起的，所谓“喜神”，是指带给人们吉利、欢喜、智慧的神祗，“喜神方”，就是喜神所在之处。例如就有一块刻着“喜神方”的大石，这是因为所纪念的刘关张和诸葛亮，在成都人看来是“喜神”的象征。

北宋时期，成都每月都有一种特色商品交易会举行。正月为灯市。成都正月十五的上元灯节，兴于唐，盛于宋。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如果说燃灯寄寓的是“出世”情怀，那么春节里各地灯市人海如潮的观灯民俗，则是对烟火人间璀璨繁华的“入世”诠释。

元宵过后，成都周边的民俗活动仍旧热闹不减。正月十六，是一年一度的广汉“保保节”。民间有正月十六游百病的说法，清代即已成俗。当地人通过“拉保保”这样的民俗，祈求孩子平安长大。而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是传统节日春社日。在这个春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绵阳一带民间自发形成了拜桥祭祀的“踩桥会”。在绵阳市安州区雎水镇睢水关虎头山下，有一座被誉为“川西之冠”的巨型单孔弧形石拱桥。太平桥修于明嘉靖4年，自建成后，当地人认为踩桥能弃秽，带来好运气。于是每年春社日，绵阳甚至成都等地的数万百姓扶老携幼，拥至睢水太平桥参加“踩桥盛会”。当人们到达桥上时，就会往桥下抛衣服和钱、焚香祈福；大桥周围则市井交易、民俗表演，热闹非凡。

百节年为首。过年，处处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951年前，北宋大诗人王安石在新年之初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如今时过境迁，中华大地焕然一新，但成都的新年依旧热闹喜庆，年味浓郁。过年承载着每个中国人阖家团圆、安居乐业的朴实愿景，更是历经千年从未改变。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戏曲故事(窗花) 清 山东烟台

狮子灯(花灯) 现代 北京 黄松青

西游记故事(窗花) 现代 山东烟台

花鸟(剪纸) 现代 河北蔚县

定军山(年画) 清代 江苏苏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年复一年的岁月更替中，民间美术总是以最鲜活、最热闹、最丰富的面貌出现在新春佳节的习俗与庆典上。在装点节日和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坚守和传承着古老的文化。民间美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群众纳福迎祥的普遍心理，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依然在民间节俗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平安

春节期间的民间美术活动，往往是从祭灶开始。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灶神名叫张单，常常在月晦日上天，向玉皇大帝告知人的罪状。因而成为天地的督使，从管一家伙食的小官，逐渐演变为检查人生行为的司命之神。这大约是民众如此崇信灶王爷的重要原因，由此促进了灶君像的发展。

祭灶时间，北方多为腊月二十三，南方多为腊月二十四。是日，向贴在厨壁上的灶王爷敬香祭拜，民间常用糖瓜涂在灶王爷的嘴上，希望灶王爷多向玉帝美言，以此换得合家平安。然后，将灶王像焚烧掉，以示送灶上天。到了除夕，再将新买的灶王像张贴在厨壁，由此年复一年。

灶王爷像多为木版刷印而成，也有半印半绘的，因年年更换，民间需求量极大。灶王像有单身灶、双人灶、三人灶等多种，还有与财神、天官等搭配成上下构图的样式，但以双人灶为多见，即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坐的图像。双人灶通常上刻当年节气表，兼有日历的功能；中为灶王夫妇正襟危坐，左右分别书写“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平安”；下部多为宝马驮钱财、聚宝盆等吉祥纹样。在造型和构图上，灶王多为坐于神案后的半身像，头部硕大，视觉冲击力强，突出其作为“司命主”的神性和至高的地位。

扫舍之后，便贴年画

年画无疑是春节民间美术中最普及和最具代表性的品类之一。年画最早起源于农耕社会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神祇信仰，其后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美化环境的民间艺术，表达了民众对安宁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尽管年画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年画”一词却出现得比较晚。清代的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即是首次见之于典籍的记载。

早期年画以“神荼、郁垒”“秦琼、敬德”等门神为主。明清以来，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在门神之外又形成了另一大类别——戏出年画。伴随戏出年画的发展，小说演义、民间传说等题材的年画也逐渐普及起来，共同构成了年画艺术绚烂纷繁的发展局面。

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年画艺术形成了不计其数的产地，北方以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山东潍坊、河南朱仙镇等最有影响，南方以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湖南隆回和广东佛山等最具代表。杨柳青年画以刻版精致、绘画细腻著称，京剧戏出故事与大幅沥粉贴金门神最为人称道。苏州桃花坞年画早在清代康、乾时期，即已漂洋出海，以其成熟而独特的江南风味影响了欧、日近代绘画艺术的发展。

年画艺术是仅有的以“年”为名的民间艺术，以其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和惟妙惟肖的画面给春节平添了靓丽的光彩。

窗格之上，粉墨登场

年画和窗花好似春节民间艺术中的孪生姐妹，一个装饰门庭，一个点缀窗户，两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如果说年画是代表劳动人民的职业画匠的艺术，那么窗花则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劳动妇女的艺术。

每到乡村腊月农闲之时，总见姑嫂妯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剪窗花。等到了腊月二十七八打扫完庭院，给窗户糊上新窗纸后，便把花花绿绿的窗花贴到窗格上。此时，农家的窗户不仅是节日装扮的对象，更是人民群众自我艺术天赋与审美观念自由展示的大舞台。人们在剪窗花、贴窗花和赏窗花中传承了技艺，活跃了年节的气氛，也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窗花种类丰富，不只有常见的红色，也有罕见的如河南陕县的黑色，还有河北蔚县、三河和烟台等地的染色窗花以及陕西合阳的纸塑窗花等。蔚县窗花产生于清代晚期，是一个以男性艺人为创作主体的地方剪纸艺术。由于蔚县及其周围区域流行晋剧、梆子和秧歌戏，有力促进了戏曲题材剪纸的发展。俗话说“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到清末时期，仅著名艺人王老赏一人所掌握的题材就多达200多种。这种彩色染绘的戏曲人物剪纸通常4张为一套，称为一回，也有8张、12张为一套的，有更为丰富的故事情节。在阳光照耀下，这些彩色戏人在窗格上粉墨登场，成为连台的戏曲演出，令人百看不厌。

月色婵娟，灯火辉煌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名上元节。是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在如婵娟的月光下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

相传中国自唐代即有上元观灯的习俗，到了宋代形制更加完备，已有纱灯、珠子灯、羊皮灯和走马灯等种类，而且出现了大型花灯汇聚结彩如山的记载。此后，元宵之夜万人空巷，男女老少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赏花灯，成为上元节的保留节目。

元宵花灯通常可分为三种，一种可视为儿童玩具，如兔子灯、羊灯、狮子灯和滚灯等；一种为宫灯，即宫廷和王府大院悬挂或展示的精美花灯；另一种是商铺展示的彩绘人物故事灯彩。北京花灯，尤以后一种最具特色。作为明清两代帝都，北京可谓八方辐辏，万商云集。为了商业竞争和展示实力，元宵花灯成为众多商铺尤其是点心铺的招牌手段。因此，不少商家不惜花重金聘请优秀的画家绘稿，由此促进了北京灯画的发展。

这类花灯均为方形，四面糊裱绢纱，其上画满群众喜闻乐见的演义故事。元夕之夜，百姓围聚灯下，驻足观看，每每流连忘返。元宵之后，花灯被精心收起保存，以待来年再展。若有破损会请画师重绘，以确保灯画新颖亮丽。

除了上述四种代表，春节期间的民间美术还有财神、挂签、爆竹、烟花等，种类非常丰富。这些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物质生活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深刻反映了农耕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与民俗观念。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