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人物」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知行、行知。1891年 10月 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谭源村。家境清贫，勤敏好学。1910年考入金陵大学文科，次年倡议并主办《金陵光》中文报。

1914 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写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阐述了教育立国的理想。同年秋天，借债去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1917年，他抱着“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奋斗目标从美国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教授等职，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对教育革新颇有贡献。

1923年，陶行知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与朱其慧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奔走于冀、蒙、苏、浙、皖、赣、豫等地，推行平民教育，并倡导“到乡村去”。恽代英曾写信给，提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27年3月，陶行知辞谢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不就，毅然在南京郊外的劳山晓庄，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通称晓庄师范)，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逐渐形成生活教育理论体系，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1929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1930年 4月，统治者惧怕晓庄师范的革命性，以“勾结叛逆”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师范，学生30多人被捕，其中员 14人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杀害。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避难日本。

1931 年春，陶行知秘密回到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推动《申报》的革新起了重要作用。他发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长文，从民族出路的高度，提出了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的问题和措施。发表一系列杂文，猛烈抨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联合一致对敌的主张。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和《儿童科学活叶指导》，开展“科学下嫁”活动。1932 年创办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

1934年2月，创办《生活教育》杂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宣传的主张和主义世界观。由于国难深重，他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复信表示支持。同时受全国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6国，为动员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伦敦，三次谒马克思墓，并写诗赞扬马克思主义。在他出国访问期间，沈钧儒等“七君子”以“爱国罪”被捕入狱，陶行知也再次被通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推行战时教育，《战时教育》创刊。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孩子剧团成立。1938年8月陶行知载誉回国路过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同抗日。10月，应聘为国民参政员，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12月，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成立，当选为理事长，接着，建立晓庄研究所。

1939年7月 20日，陶行知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上创办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在普修课的基础上，设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音乐、戏剧、绘画、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养人才。

育才学校受到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中央南方局在校内建立了直属党支部。在育才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向陶行知公开，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在国内形势非常紧张的时刻，周恩来、邓颖超曾到北碚与陶行知商谈应变工作，并亲临育才学校作形势报告，给全校师生增加了同势力作斗争的力量。

面对严重的困难，陶行知提出做一个“集体的武训”。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募集经费上，争取国内外朋友多方面的经济援助，也组织部分师生参加募集经费活动，还动员育才音乐组、戏剧组义演，绘画组举行画展。南方局派袁超俊多次直接从经济上支持育才学校，以克服困难。后来，周恩来派人送给陶行知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还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衣。这对陶行知启发很大，他组织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生产自救，开荒42天，建立农场，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是穷国家，要用穷办法办内容丰富的穷教育。在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陶行知冲破了派设置的重重障碍，使育才学校坚持办了下去。

1943年 10月 16 日，陶行知发表了《创造宣言》，鼓励育才师生向创造之路迈进。一批少年学生出现了“创造热”，创作了好些剧本、歌曲、美术作品，写出了10多篇研究报告和科学论文。育才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扬中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45年，南方局在育才学校举办农干班，为开展农村工作培养干部。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陶行知为民族独立、人民和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积极参加创建中国同盟的工作，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全力投入运动并致力于教育，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从 1946年 1月 15 日开学之日起，社大就成为当时重庆革命斗争一座营垒，成为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1947年3月 2日，社大被武装封闭，随即转入地下，继续坚持学习，坚持斗争，直到解放。

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赴上海。7月 25 日，陶行知在上海因受政治迫害，劳累过度，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原载于《四川省志·人物志》）

「蜀中人物」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知行、行知。1891年 10月 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谭源村。家境清贫，勤敏好学。1910年考入金陵大学文科，次年倡议并主办《金陵光》中文报。

1914 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写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阐述了教育立国的理想。同年秋天，借债去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1917年，他抱着“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奋斗目标从美国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教授等职，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对教育革新颇有贡献。

1923年，陶行知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与朱其慧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奔走于冀、蒙、苏、浙、皖、赣、豫等地，推行平民教育，并倡导“到乡村去”。恽代英曾写信给，提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27年3月，陶行知辞谢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不就，毅然在南京郊外的劳山晓庄，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通称晓庄师范)，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逐渐形成生活教育理论体系，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1929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1930年 4月，统治者惧怕晓庄师范的革命性，以“勾结叛逆”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师范，学生30多人被捕，其中员 14人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杀害。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避难日本。

1931 年春，陶行知秘密回到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推动《申报》的革新起了重要作用。他发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长文，从民族出路的高度，提出了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的问题和措施。发表一系列杂文，猛烈抨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安内必先攘外”的联合一致对敌的主张。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和《儿童科学活叶指导》，开展“科学下嫁”活动。1932 年创办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

1934年2月，创办《生活教育》杂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宣传的主张和主义世界观。由于国难深重，他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复信表示支持。同时受全国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6国，为动员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伦敦，三次谒马克思墓，并写诗赞扬马克思主义。在他出国访问期间，沈钧儒等“七君子”以“爱国罪”被捕入狱，陶行知也再次被通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推行战时教育，《战时教育》创刊。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孩子剧团成立。1938年8月陶行知载誉回国路过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同抗日。10月，应聘为国民参政员，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12月，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成立，当选为理事长，接着，建立晓庄研究所。

1939年7月 20日，陶行知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上创办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在普修课的基础上，设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音乐、戏剧、绘画、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养人才。

育才学校受到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中央南方局在校内建立了直属党支部。在育才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向陶行知公开，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在国内形势非常紧张的时刻，周恩来、邓颖超曾到北碚与陶行知商谈应变工作，并亲临育才学校作形势报告，给全校师生增加了同势力作斗争的力量。

面对严重的困难，陶行知提出做一个“集体的武训”。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募集经费上，争取国内外朋友多方面的经济援助，也组织部分师生参加募集经费活动，还动员育才音乐组、戏剧组义演，绘画组举行画展。南方局派袁超俊多次直接从经济上支持育才学校，以克服困难。后来，周恩来派人送给陶行知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还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衣。这对陶行知启发很大，他组织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生产自救，开荒42天，建立农场，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是穷国家，要用穷办法办内容丰富的穷教育。在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陶行知冲破了派设置的重重障碍，使育才学校坚持办了下去。

1943年 10月 16 日，陶行知发表了《创造宣言》，鼓励育才师生向创造之路迈进。一批少年学生出现了“创造热”，创作了好些剧本、歌曲、美术作品，写出了10多篇研究报告和科学论文。育才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扬中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45年，南方局在育才学校举办农干班，为开展农村工作培养干部。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陶行知为民族独立、人民和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积极参加创建中国同盟的工作，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全力投入运动并致力于教育，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从 1946年 1月 15 日开学之日起，社大就成为当时重庆革命斗争一座营垒，成为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1947年3月 2日，社大被武装封闭，随即转入地下，继续坚持学习，坚持斗争，直到解放。

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赴上海。7月 25 日，陶行知在上海因受政治迫害，劳累过度，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原载于《四川省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