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现赃物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组长马朝汉随即宣布人员分工，立刻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从2月14日午后开始，一直进行了三十多个小时。2月15日晚，专案组全体刑警回到驻地，对调查情况进行汇总。

先说赃物布控。当时因为刑案频发，市局治安部门已经联合全市各分局、派出所组建了一个赃物布控网。全市无论哪个区只要发生侵财性质的刑案，任何一个派出所都可直接跟市局电话总机联系，请求启动布控程序。市局电话总机房有专门的话务员担负此项工作，接到布控要求后，立即给各分局、派出所拨打电话通报，然后，派出所民警就通过电话或者直接前往本管段内的相关店铺落实布控。像“2·10”和“2·13”抢劫案这样的大案，更是上下重视，各分局、派出所不但即刻落实，而且每天要向专案组这边通报一次布控效果。专案组也派出刑警化装潜入浙江路桥畔的“黄白绿”地下黑市进行秘密查访，可直到2月15日晚，还是没有发现案犯销赃的情况。

再说对2月13日本格森夫妇乘坐出租车情况进行的调查。这活儿由刑警金运旺、老何负责。两人原以为这件事颇有些难度，因为当时出租车是不给乘客开的，通常乘客也不会留意车辆牌照什么的，因此担心本格森夫妇无法提供线索。哪知过去一说，本格森马上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出租车司机的姓名、公司以及电话号码。本格森向刑警解释，这个名叫林羽的司机在祥生汽车公司工作，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跟他相识，他平时需要叫车时，都是打电话叫林羽的车。

刑警于是就去祥生公司调查。祥生汽车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出租车公司，本案发生时，祥生公司尚是私营企业，但已经有了工会。当下，金运旺、老何便去找了公司工会负责人秦阿四。机修工出身的秦阿四是党员，属于政治可靠的老工人。他听刑警说明了来意后，笑着说你们找我正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林羽与秦阿四是自幼就在一起玩耍的发小，后来又一起进了祥生公司做汽车修理工学徒。满师后，林羽被老板周祥生点名调去开出租车了。秦、林两人住得近，到现在还经常来往。据秦阿四介绍，林羽是一个绝对老实的人，而且沉默寡言，不擅交往，因此常被一些外国客人看中，颇有一些固定客户，所以，林羽的收入是祥生公司出租车司机中最高的一位。林羽生了两个儿子，老婆是浦东洋泾镇上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老丈人还时不时给他们送钱送物，两口子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

刑警听了上述介绍，干脆直截了当请教秦阿四，林羽是否会卷入抢劫案件。秦阿四连连摇头，说他可以担保，林羽绝对不会做出触犯法律的事儿来，在旧社会尚且不会，到了新社会那就更不可能了。刑警想想还不放心，又了解了林羽平时的交友情况以及亲戚包括其浦东妻子方面的社会关系，没发现地痞流氓、无业人员之类的可疑对象。

然后，就要说到案发前外滩中国银行附近是否有可疑对象出没的调查了。这项调查肯定比较烦杂，因此投入的刑警有魏南福、诸葛嘉等六人。他们分头找了银行的门警(类似于现今的保安)、门口的流动小贩、临时泊车等候主顾的黄包车车夫，以及每天都会出现的那些“小黄牛党”。所谓“小黄牛党”，跟现今火车站附近倒腾火车票的那些票贩子差不多，兜里放上两枚银元，手插在兜内故意弄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向外界发出欲以高价收购“黄白绿”的信号。这是违法行为，不过就像现在的票贩子一样，打也打不尽。因此，对于警力紧张的公安局来说，基本上也就只好眼开眼闭了。六刑警的调查结果是，所有调查对象都说没有发现那几天银行门前有可疑对象。

三个方向的调查都未能获取线索，案件侦查回到了原地。次日，2月16日，除夕。专案组原定上午再次开会讨论案情的，可是，会议竟没举行，因为线索出现了：发现赃物！

赃物是一块旧怀表，早在2月13日下午就出现了，只不过未被发现。那么，前面说过的警方已经建立起来的遍布全市各区的那张庞大的布控网怎么没有发挥作用呢？因为赃物出现的地方并非旧货行，而是中央商场的一个修理钟表、打火机、眼镜等日用品的小店。

中央商场位于黄浦区南京东路、沙市路一带，最初的核心位置在一条名唤“中央弄”的小弄堂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时，也不过寥寥数家卖杂货的摊位。到二战结束，黄浦江上停泊着大量美舰，舰上的军人在等候回国期间，闲着无事，上岸逛街，顺便把军用物资以及个人生活用品拿来出售。中央弄与外滩只隔着一条马路，美国大兵上岸后走几分钟就到。摊贩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者不拒，大批收购，就地转手出售。短短半月之间，原先不过个位数的摊位竟然膨胀到中央弄里塞不下，延伸到附近的马路上。一批批美国大兵也不必拿着东西过来出售了，常常是还没上岸，码头上就有人挥手大叫着“哈罗”了。一个占地数万平方米的百货集市就此形成，由于该集市最初是从中央弄发展起来的，所以就称为中央商场。

一段时间后，美军都回国了，军用物资没有了，但中央商场反而更加红火了。为什么呢？原来上海滩的居民已经习惯于逛中央商场，顺便把自家不需要的物品拿去出售，换一些自己需要的日用品回来。交易中，常常发现有的东西外相看着不错，却有些小故障不能使用，诸如钢笔的笔尖秃了、闹钟的发条弹簧松了等等，丢弃舍不得，于是就有了修理摊，当场拿去修理，修好后就地出售。就这样，中央商场发展成为上海市最大的买卖和修理旧货的中心。1956年，中央商场公私合营，统一管理，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顶峰阶段，只要人们想得到的商品，到中央商场总能以难以想象的便宜价格淘到；大大小小的家用物品坏了，如果到中央商场还不能修理的话，那上海滩就再也找不到能够修好的地方了。中央商场的大名，不但上海乃至周边江浙地区，全国都知晓。当时外地赴沪的出差人员都会到中央商场一游，空手而来，满载而去，就像如今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

本案发生时，中央商场还全部由大大小小的个体经营者在打理。在沙市二路上，有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小店，店主姓尤，四十来岁，宁波人氏。当时中央商场所有的修理店铺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顾客拿来的东西，只能修理，不能收购、代销；修好的东西不能就地出售，要卖也得卖给专门经营旧货的店铺。反之，经营旧货的店铺也是这样，哪怕店铺主人昨天还是中央商场闻名的修理师傅，今天改行搞买卖了，就不能再接修理活儿，即使义务的也不行，所有这类活儿都必须由经营修理的店铺去做。因此，老尤这个修理小店在中央商场开了三年，从来干的就只是修理活儿。2月13日下午一时许，老尤的铺子里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一件黑色卡其布夹风衣，与风衣相连的帽子戴在头上，一个大口罩挡住了大半张脸。口罩可能有点儿厚，这位仁兄说话显得有些瓮声瓮气：“老板，我有块旧挂表不走了，想请你修一修。”

那人掏出一块旧怀表，正是“2·10”抢劫案中的赃物之一，但当时老尤却不知道。如前所述，中央商场的修理店铺按照行规是不收任何旧货的，因此2月11日上午辖管该处的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只对全商场的旧货店铺下达了布控通知，未曾通知修理店铺。当下，老尤接过这块沪语称为“挂表”的怀表，打开后盖看了看，说这块表是瑞典货，已经蛮老了，起码有六七十年了，不过修好后再用个十来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对方就问价钱。老尤说五万元吧，一口价。对方想了想，接受了。于是，老尤就给对方写了一张收据：瑞典老旧挂表一只，2月16日下午取货，修价五万元。对方屈指算了算，说2月16日是除夕，你这里也开门？老尤说中央商场全年无休，到时候你来拿就是了，修理费取货时再付。

老尤这笔生意做得蛮划算的。原以为这么老一块表，拆开后多半会有多个零件不能使用，得调换，如果没有合适的代用零件，还得临时制作。哪知拆开后发现所有零件都完好无损，之所以不走，是因为长久没用，又没加油，零件互相“咬住”了。现在用汽油清洗一遍，加些缝纫机油就熊走了，听声音竞像新表无异。这点儿活儿，在老尤这样的熟练工手里，不过三个小时就解决了。三小时挣五万元，这是交好运了。

本来，到2月16日下午，那人把表取走的话，这个线索就没了。但专案组的运气也不错。2月15日上午，南京东路派出所派来了两个民警，他们来商场不是为调查赃物，而是为了落实节日期间商场的防火措施。这两位民警会同商场警务室的三个民警，一起在商场巡视，不看其他，单看防火情况。派出所来的那二位民警中，有一个是老尤的老邻居家的儿子小王，两家是世交，平时管老尤叫“爷叔”的。小王每次来中央商场，都要顺便看看老尤。老尤的铺子正好在拐角上，处于民警巡逻的中间位置，所以就坐一坐，抽支烟，聊上几句。这天也是这样，小王几人经过老尤的铺子时，大家就驻步，人多没法坐，就在门口站着抽烟说话。这时，有一个主顾前来取修好的怀表。付过修理费后，老尤给他取表。这人在铺子门口站着，看着老尤从抽斗里一块块寻找他那块怀表，可能性子急，也可能天生有些饶舌，老尤每拿一块就嚷嚷，说不是他的。老尤拿到那块赃物表时，他说就是这块。老尤说不是，你那块是瑞士表，这块是瑞典货。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和小王一起来的另一位派出所民警老唐原是上海市警察局黄浦分局的刑警，解放后留用了，让他到派出所当治安警。“2·10”抢劫案的布控通知就是他负责传达的，因此对本格森2月10日被劫的那几件赃物的特征了然于心。老刑警听老尤说到“瑞典表”，心里不由一动。待老尤把瑞士怀表交给主顾，将其打发走后，便让老尤把瑞典表拿给他看。打开表盖，一个被“U”字包围着的铃兰图案赫然在目。这个特征，本格森跟刑警说得清清楚楚。

专案组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中央商场。刑警问明了情况，派人拿了这块怀表去请本格森本人鉴定，同时留下两人待在老尤的修理铺子附近蹲守，如果那修表的主儿提前来取表就将其拿下。

本格森一看怀表，说正是被劫财物之一。这就好了，守株待兔等候那主儿吧。刑警从除夕中午一直蹲守到下午铺子关门，次日上午又去，等到下午一点多，目标终于出现了。老尤按照刑警事先的关照，收钱给表。那主儿把怀表放进口袋刚要离开时，已经被刑警一左一右夹在中间，铐上铐子。把嫌疑人带到卢家湾分局专案组驻地后，先拍照片，立刻冲印，派人拿去请本格森夫妇辨认；另外指派四名刑警前往嫌疑人的住所搜查。

嫌疑人姓单名菊福，上海本地人氏，三十二岁，住提篮桥区明善坊29号。单菊福以前的职业是开旧货店铺，专门收购旧衣服，分门别类整理后出售，从中赚取差价。他这门职业还是祖传的，其旧货铺早在前清光绪年间其爷爷手里就已开张，两代人传下来，没有发展，也没有衰败，由单菊福惨淡经营。其实，抗战胜利后，大量洋货充斥上海市场时，他本可以抓住机会，可是，单菊福对此竟然不感兴趣，而是成了一名“一贯道”的狂热信徒。幸好这人天资有限，基本上属于干啥败啥，人家“一贯道”没看中他，所以几年混下来还是最低档次的普通信徒。正当他为此忿忿不平的时候，上海解放了。接着就是清算“一贯道”的罪行。公安局之前查摸情况时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中都有单菊福的名字，最初还以为这是一条大鱼，收网时就把单菊福作为骨干分子逮了进去。哪知调查下来，发现这主儿是个龙套角色，看着满舞台都是他的身影，真要落实罪行时却是一桩也没有他。于是，关了一个月后放人。

总算有惊无险。单菊福走出看守所大门时长出了一口气，暗忖总算没吃官司，往下什么都不想了，就好好经营旧货铺子养家糊口吧。可是，“一贯道”不是白参加的，总得付出点儿代价一一他回家后才知道旧货铺子已经被工商局封掉了，说有规定像单菊福这样的对象是不能从事旧货铺、刻印章、旅馆、印刷业之类的特种行业的。单菊福寻思总得找一份活儿做，否则一家人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活儿很快就找到了，是给一个开公司的亲戚打杂。因为薪水不高，单菊福又谋了第二职业，到河南路桥畔的地下旧货市场去收购旧货，以钟表、眼镜、打火机等为主，收购后拿到修理铺去修理，修复后卖给旧货行或者个人。当时，根据规定出售旧货需要出示户口本或者派出所的证明。单菊福剑走偏锋，不用户口本，也不去麻烦派出所，而是去了区工商局，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旧货店，现在我没有工作，靠卖掉店里的旧货过日子，你们得给我出一个证明，让我揭不开锅时随时可以去卖旧货。工商局不知底细，真的出具了证明，单菊福就凭着这张证明穿行于全市多家旧货店铺之间，把收购后修复的东西夹杂于自己的旧货中间一并出售。

2月12日傍晚，单菊福下班路过河南路时顺便去那个地下黑市转了转，没发现有什么值得买下的货。准备离开时，被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唤住，说这位先生我刚才看你在钟表摊那里转悠，想是对旧表有兴趣，我这里有几块旧挂表，不知先生是否愿意收购？单菊福便让对方拿出来看看。表一共有五块，其中怀表三块。单菊福毕竟是祖传三代的收旧货世家，当下一看就知道这几块表别看外相很差，其实只要拆开用汽油洗一洗，更换损坏的零件，照样能走能用，于是就问了问价钱。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以十万元一块成交。

接下来，就应该跑中央商场找修钟表师傅了。单菊福知道河南路这边的地下黑市出售的东西大多来路不明，就不敢把这几块表一古脑儿全部拿过去修理，而是只拿了其中的一块。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事了。

讯问结束，前往请本格森夫妇辨认照片的刑警回来了，说本格森夫妇看过照片，称单菊福并非登门抢劫的强盗。

前往单菊福家搜查的那四名刑警折腾得有些苦，因为单家堆放着许多旧货，他们得一件件查看。最后，也就搜得了单菊福在河南路黑市收购的那几块旧表。他们离开单家时，外面的爆竹声已经响成一片，这才想起此刻正是千家万户合家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

专案组分析了单菊福的口供，结合本格森夫妇的辨认结果和搜查情况，初步否定了单菊福涉案的可能。次日，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专案组全体出动，带着单菊福前往河南路黑市寻访几天前销赃的那个家伙。河南路黑市每逢节假日，买卖者比平时都会显著增多。像春节这样的大节假，通常人们手头都有点儿钱钞，大人小孩儿都会来这里淘便宜货。一干刑警在这里一连转悠了三天，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特殊年假，可是白辛苦了一回——案犯并未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