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按相当于副部级，知府属于正厅级，那么道员又是什么级别呢？

有读者私信留下一个问题，说清代的巡抚类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布政使、按察使相当于分管经济、司法的副省长，知府相当于市委书记。唯一不解的是，比知府略高的道员又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级别？

别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御史在各大平台的文章中，也经常见到很多作者撰文，认为道员属于正厅级干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清入关后沿袭明制，在全国各省设立道员。但是道这一岗位比较复杂，通常来说分为三类，即分守道、分巡道、专职道。

专职道的种类也有很多，如粮储、驿传、水利、提学、盐法、清军、屯田、茶马等。通俗地理解，专职道只负责某一方面的具体事务，不涉及地方全面性行政事务管理。

专职道各省无定员，视需要而定，因时而裁革。专职道的性质其实和现在的“厅”是一样的，粮储道就是粮食厅厅长，驿传道就是交通厅厅长，提学道就是教育厅厅长，等等。

不好对比的是分守道、分巡道。明代时，为了更好地沟通和管理省与府之间的行政事务，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两个衙门，派出得力之人监督各府工作，这类官就称道，其性质属于省级特派员。

所谓的分守道是由布政使司派出的驻守某一地方的道员；所谓分巡道是按察使司派出巡察某一地方的道员。

守巡道的品级一直是不固定的，他们或兼布政使司左右参政、参议，或兼按察使司副使、佥事衔，分别为三、四、五品。

顺治末年，将布政使参议、参政省去“左右”衔，只称参议、参政，但对于道员的品级仍遵循明代之制，没有形成固定的官品。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很多麻烦。按照定制，道员属于省级单位派出的专员，名义上是要高于各府知府的。但问题是，乾隆以前知府的品级为正四品，比兼佥事衔的道员高两级，与兼参议衔的道员平级。

品级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道员的品级与知府持平或低于知府，这显然不符合道员的定位。事实上，清初时期，道员事权虽重，却因品级不高而受到轻视，下辖的各府知府对其发出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

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重要的谕旨：

各省道员，例以布政使司参政、参议，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衔，分别兼带。但道员职司巡守，以整饬吏治，弹压地方为任，且知府以下悉其统辖，兼参议、佥事衔者，阶秩反卑，其何以表率，此皆旧例相沿，宜为变通。嗣后直省守巡各道，着俱为正四品，知府降为从四品。

乾隆这道上谕从法律形式上，明确了道员与知府的隶属关系，此后道员才真正成为知府的上级。

顺治年间守巡道的职责主要是监察辖区内文武官员、剿灭盗贼、操练兵马、督催粮饷、修浚城池等。

当时道员还下辖有“道标”（直属部队），是绿营的组成部分。道标一般设有中军守备一员，标兵数量各省不同，以一百名者居多，也有二三百名的。道标的主要职责是守城，其次是维护辖区内的治安。

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从顺治六年开始裁撤那些控制稳定区域的守巡道员。康熙元年至四年，各省共有五十多个道员被裁撤，同时随着新省制的形成，为废道做好了技术层面的准备。

康熙六年，全国共裁108道，占当时全国所有道缺的十分之七，保留的道缺仅有40员。由此，全国有十个省区不设守巡道，只保留了少数专职道。

三藩之乱爆发后，各省又设立守巡道，但增加的数量很少。雍正年间，各省才普遍增设守巡道，至乾隆年间在数量上趋于稳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自乾隆十八年以后，朝廷已经明确了道员与知府的上下级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将守巡道定义为“正厅级”干部。

既然道员要高于正厅级，那么就应该是副部级干部了？显然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清代的地方官制中可以了解到，总督、巡抚属于正部级，布政使类似于分管经济领域的副省长，甚至可以说是常务副省长；按察使是分管司法、交通的副省长，也就是说布、按二司都属于副部级。

这么一对比就清楚了，道员的级别介于正厅级与副部级之间，所以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中，我们无法定义道员的级别。

不过如果再往前追溯到新中国解放后不久，即1954年左右，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各省政府在必要时可以上报经批准，可以在各地区设立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关，督促、监察、指导所属市、县、自治区的工作。

行政公署的最高领导称为行政专员或副专员，这个性质就和明清时期的道员很类似。看过《平凡的世界》读者应该都知道，田福军担任的黄原行政公署专员，就是正宗的“陕西黄原道”。

知县虽然都是正七品，但岗位不同，地位和仕途就会拉开明显的差距

近来有一位江苏靖江的读者留言，让御史写一篇关于知县等级的文章，而且还提出一个要求，最好是以清代常州府地区的几个县举例说明。现在的粉丝是越来越专业了，也越来越难伺候了，御史本着有问必答的原则，只能硬着头皮接招。

开篇之前还得了解一下清代常州府的行政区划问题。常州府清代素有“常州八邑”的说法，就是下属有八个县。需要注意的是，雍正四年以前，常州府只有五县，即武进（首县）、无锡、江阴、宜兴、靖江。

雍正四年时，朝廷认为武进县人口、赋税繁多，从武进县分出阳湖县，又从无锡县分出金匮县，从宜兴县分出荆溪县，因此常州府的辖县增加到8个，称为“常郡八邑”。同时常州的首县也增加到两个，即武进、阳湖二县。

明代时，全国的府、州、县都是有具体等级的，主要是以钱粮赋税为标准，分为“大、中、小”三类。清代官方文献中对县这一行政机构，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分等制度。

没有分等制度不意味着就没有等级，清代县的等级主要体现在“缺”上，自雍正年间开始，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以及州、府各长官之官缺，被划定为“冲、繁、疲、难”四字标准。

通俗地理解，“冲”就是地理位置突出处于交通要道，“繁”就是行政事务繁多，“疲”是指税粮多有亏欠，“难”是指风俗不纯、犯罪事件比较多。

吏部在前朝的基础上，对全国的每一个县进行细致而严格的评估，并以此为标准确立知县的任职资格：四字俱全的定为“最要缺”，三字者为“要缺”，二字者为“中缺”，只占一字或一字不占的为“简缺”。

以任职资格来确定县的等级，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特点，客观地说要比明代单纯的以赋税多寡而区分大、中、小县具有进步意义。

江苏省是清代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下属的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徐州七府中，随便拿出一个府，一年的赋税都远超偏远地区的省份。

所以江苏省的府、州、县缺，有60%以上都属于要缺，换言之，同样是担任知县，到江苏任职的资格就要比其他省份更高。

前面说过，清代县这一行政单位本身是没有等级的，这就注定凡是全国的知县（京县、曲阜除外）级别都是一致的，皆为正七品。

武进县是常州府属，县城即府城，按照吏部的划分，武进县属于四字最要缺，靖江县属于一字简缺，所以同样是知县，由于缺的不同，其任职资格就有天壤之别。

那么朝廷对不同“缺”的知县有什么具体任职要求呢？按照规定，凡是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知县，不纳入吏部的铨选范围，而是属于“题缺”。

“题缺”是一个专业词汇，主要针对道（含）以下的地方官，意思是有当地督抚题请举荐，然后吏部予以任命。意思很明确 ，就是题缺知县的任免权主要取决于各省督抚。

实际上，清代的吏部的权力因“缺”分的出现，其人事任免权大大受到了削弱，只是涉及的知识过多，御史在此就不细聊了，待日后再发文深究。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武进县属于经济超发达地区，所以第一次出任知县的，是不可能被安排到这个岗位上来的。

清代官职，出任知县的人选有进士、举人、贡监生、捐纳以及应升之官员。别看进士出身高，但只要被发到地方担任知县，也得从简缺干起。原因无他，进士书读得多，但不具备行政能力，除了出身高一点外，与举人、捐纳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初次担任知县者如果被分到常州府，那么百分之一百是靖江县，因为常州八府只有靖江县属于一字简缺。

如果任上有政绩，那么五年之后（腹地知县五年一任，偏远地区三年一任）就有可能得到升迁，但是升迁不代表着品级会发生变化，最常见的就是同级别调岗。

以常州府为例，靖江知县干得好，就可以调为两字中缺的宜兴、荆溪、江阴三县知县，当然要是有背景而且会做官的，也可以出任无锡、金匮三字要缺知县。但可以肯定，在第一次岗位调动中，大概率不会调到首县武进、阳湖两个最要缺。

清代知县升迁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90%以上的知县一辈子都难以得到提升，虽然有年龄、出身、意外等等原因，但“缺”分的存在，也是主因。道理很简单，一个简缺知县要想突破七品这个门槛，就必须跨过中缺、要缺、最要缺这三个阶段，难度不言而喻。

而武进知县的情况就不同了，即便排除首县的特殊优势以外，本身就是四字最要缺，只要稍微努努力，就可以轻松突破正七品的局限，升任知州、通判指日可待。

如此来看，武进知县的潜在等级事实上要比靖江高出两个身段，这就是同为正七品知县，而含金量和仕途前程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

明朝“巡按”是什么级别？比“知府”权力大吗？

最近笔者在看一部热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里面有提到两个官职，一个是巡按，一个是知府。这两个官职在剧情的发展当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因为剧情当中，这两个官职代表的官员是处在同一条战线当中，所以很难直接表现出差异，这里就专门做一个讲述。

如果以官职来说，巡按是沿袭了历代监察官员的制度形成的，而知府则是地方行政官职的代表。巡按这个官职，最早是从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形成设立的，朱元璋建国后，有两件事是作为主要抓手，一个是肃贪监察官员，一个是加强朝廷对地方的集权统治，这两件事都可以通过设立巡按来达到目的。我们来看看明史是如何记载的。

《明史·职官志二》写道，巡按是:“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奉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

简单而言，巡按是代天子巡狩，拿着天子命令，对藩王、大臣，地方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弹劾，遇到重大事项要进行上报，小的事情可以由巡按决断。具体涉及到的事务，就有吊刷地方的案卷，审理囚牢罪犯，处理冤狱。这个在电视剧当中也有体现，主人公入狱后，也是因为遇到了巡按，才能重新审理案件，再次推动剧情。

除此外，巡按还要监察包括钱粮、学校、祭器、看望体恤民间孤老，也是作为朝廷仁政一种体现。相当于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员做得好与不好，巡按都可以监察弹劾。比如说，巡按到了地方后，可以看看地方的官员赋税收得怎么样，有没有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如果做得不好，巡按都有监察弹劾的权利。

从这一点来说，巡按对知府，就有一个制约监察的情况存在。不过，在明朝前期，巡按对知府的监察，主要还是在监察权的影响上。另外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在明朝前期，地方上还有按察使司，这个也是负责监察刑法的职位。在当时，按察司的官员跟巡按办案的时候，都是共同行事，身份比较平等。再加上前期的明朝皇帝确实是比较强，对巡按也有一个潜在的制约。

但是，随着情况变化，朝廷赋予巡按的权力，也就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社会矛盾比较大，皇帝权力加大，朝廷对巡按的依赖也更大。巡按在地方上监察官员的权力增大。嘉靖年间，朝廷出了一道规定：“御史出巡，务要痛革淫刑，严惩酷吏，如用酷刑及打死无辜者，密拘尸属审实，六品以下径孥，五品以上参题，俱照律例重治。”

也就是说，当时朝廷为了惩治酷吏，赋予了巡按六品以下官员直接拿办，五品以上可以可以奏请朝廷惩处。这里需要提一下，明朝的知府四品。巡按如果发现知府有以上行为，是可以直接向朝廷直接弹劾的，而且是按重罪处理。

除了监察权扩大，明朝中后期开始，巡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开始有了干预军事的权力，甚至是调兵平叛的权力。正统十四年，巡按御史耿定率兵参与战场。成化年间，两浙巡按贾锭率兵平定地方叛乱。这些都侧面证明了，朝廷会在必要时，赋予巡按军事上的权力。

军事之外，巡按在明朝中后期又侵占了布政使司的职权，也就是干预到了地方的行力当中。与之前的检查赋税户口等事务不同，这个是直接参与到地方行政当中了。明朝万历年间，浙江巡按庞尚鹏直接绕开了地方巡抚和布政使司，在地方上开始推行了赋税改革。这可不是小事，赋税改革牵扯的方面极多，各种利益纠葛，没有足够的实权和能力，都是无法推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巡按发展出来的权力，在必要情况下，是可以对知府造成一定的压制。只不过，权力不断扩大的巡按，并没能发挥它应有的监察实效。随着明朝后期吏治，巡按所依存的监察制度自身也无法得到监察，最终是伴随着明朝的而，走向了最后的末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