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能否代替南昌起义，作为建军的起点？主席坚决反对

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我军的创立过程中，南昌起义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军建立第一支武装力量，早于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也不是1925年11月成立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而是1924年11月建立的大总统府铁甲车队。

大总统府铁甲车队，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周公创建，具体负责人有队长、海南琼山人徐成章，党代表、陕西平利人廖乾吾，副队长、海南乐会人周士第，以及湖南浏阳人赵自选和山西应县人曹汝谦。其中，周士第和赵自选都来自黄埔一期。

铁甲车队仅有163人，但在消灭地主武装、平定叛乱、省港大罢工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短短几年4位领导者相继牺牲，到1955年授衔时唯一幸存的周士第被授予开国上将。

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加入一批黄埔和滇军的青年军官，扩建为有2000余人的独立团，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叶挺独立团出了79位开国将帅，除了开国上将周士第，还有三位元帅朱老总、陈毅和林总，以及两位开国大将粟裕和许光达。

但是，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尽管早于南昌起义，却不是建军的起点。

周士第

第一个原因，当时我军还没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众所周知，“枪杆子”这一论断是主席在南昌起义后的汉口“八七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无论我方高层还是主席本人，对“枪杆子”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在近代中国，还有谁比主席更早地认识到了“枪杆子”的威力呢？

第一人，就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还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借鉴德国先进训练方法，严防军官贪腐，通过《劝兵歌》成功，袁氏本人还和士兵一起吃住、训练。从新军走出了30多位大员，还有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10几位首脑。

第二人，就是被袁世凯欺骗的先行者中山先生。武昌首义后，由于内部不团结和国内外压力而把大总统拱手让给有“枪杆子”的袁世凯。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借助军阀力量但无一取得成功。于是，才有了1924年的“联俄联共”筹建黄埔、组织东征和北伐。

第三人，就是城府很深、深藏不露的蒋氏。中山先生刚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就不幸病逝，深得信任的蒋氏一步步把“枪杆子”抓在手里。虽然我军也建立了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但2000人和13万北伐军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彼时我军还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

蒋氏

第二个原因，提出“枪杆子”论断的主席，早年也未意识到军队的重要。

无论是各种著作还是影视作品，主席都是给人一种“羽扇纶巾”的书生形象。很少有人会想到主席青年时期也曾弃笔从戎。那还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主席也曾当过半年多时间的兵。

主席后来回忆参加湘军的情景：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后，正在长沙中学读书的主席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新军，学会了扛枪、放枪、瞄准、射击等基本要领，每月还能拿到7元的饷银。

正当主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袁世凯达成和议，解散了临时政府。年仅18岁的主席以为革命结束，便离开军队重回学校读书。但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革命显然没有成功。

1919年“五四”运动，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北一南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此时，初出茅庐的主席时年26岁，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旗帜鲜明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

这个时期，主席尽管满腔热血，但是对武装革命还认识不深，他在《湘江评论》上呼吁热血青年投身“呼声”革命、“面包”革命和“无血”革命。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三个原因，“四一二”前，陈独秀也没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最高层，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对“枪杆子”并不重视，甚至备受批评。

1924年春，中山先生在苏联和莫斯科帮助下创建黄埔和新式军。

莫斯科出钱、出人、还出枪，北伐军得以以少胜多，仅半年就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奉系的张作霖。但是，渔翁得利、掌握“枪杆子”的蒋氏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先是“中山舰事件”，接着是“整理党务案”，对革命群众磨刀霍霍、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在此期间，主席敏锐地觉察到“阶级”问题，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以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1926年，主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1927年3月，《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联合农民作为同盟军。

与此同时，周公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但是，心怀叵测的蒋氏强令解除工人的武装。而陈独秀为了息事宁人命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手中的武器，最终导致30万人被杀戮。

陈独秀

第四点，上海、武汉的大让“枪杆子”问题提上了议程。

“四一二”后，蓄谋已久的蒋氏招招致命，电报全是“斩立决”和“见电立决”一类字眼。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等人的牺牲，让主席、周公等人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但是，陈独秀、张氏、谭平山等拒绝执行“五月指示”，莫斯科随即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改由周公等五人负责。周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发起南昌起义。此时，我军真正意识到世上没有救世主，也不能指望神仙皇帝，革命成功只能靠自己！

1927年8月1日，有7位开国元帅、3位开国大将、4位开上将等25位开国将帅参与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尽管起义最后失败，但受到启发的主席在“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论断，随后被指定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后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朱老总、陈毅带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部队与主席在井冈山会师。随后，彭总、滕代远也上了井冈山。至此，我军正式开始了主席、将帅和红军队伍的完美融合，一支铁军横空出世。

如果说，大总统府铁甲车队是为了保卫中山先生、给工农革命保驾护航；那么，叶挺独立团的创立，则是周公等人对“枪杆子”的朦胧觉醒；经历了血的教训以后，南昌起义是我军第一次奋起反击。

正因为南昌起义的启蒙作用，才催生了主席“枪杆子”论断。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后，我军大多数人已经对此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南昌起义作为我军的建军起点被写入了历史，而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作为南昌起义部队的源头也名垂青史。

建国以后，有人建议主席用“秋收起义”代替“南昌起义”作为建军的起点，但主席坚决反对。诚然，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不亚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第一枪”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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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拨正革命的航向

光明日报记者 龙军 禹爱华 赵嘉伟

文家市，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7年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派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起义部队兵力薄弱分散，加之群众未能充分动员等原因，进攻省会长沙的目标未能实现，秋收起义遭遇挫折。

1927年9月19日，在湖南浏阳市文家市镇，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里，提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开启，武装夺取的星星之火，开始呈燎原之势。

秋收起义（油画）何孔德等绘选自《中国历史画典》

“霹雳一声暴动”

在文家市镇文华山北麓，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的前坪上，坐落着一尊标志性的雕塑。雕塑的背景是一面旗帜，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雕塑中间有两只巨手，一只紧握枪杆向上，代表“枪杆子里出”；另一只托举着一个燃烧的火炬，代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展现的，是中国革命之路，逐步探索与确立的过程。

走进纪念馆展厅，映入眼帘的巨型浮雕，表现的是1927年派残忍迫害人和革命群众的场景。彼时，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危机和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仅1927年3月至8月，就有31万先烈遭到迫害。

那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人意识到，必须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要“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八七会议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组建了新的湖南省委，并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秋收起义。

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共3个团，5000多人，明确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总指挥，计划9月暴动并合攻长沙。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全景。图片由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提供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手中的枪杆要握紧。咳！要握紧！咳！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这首民歌，反映了起义部队激昂的情绪。

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爆发。3个团共5000余人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联合长沙周边部分地区军民群众，计划分南北中三个方向一起，合攻长沙城。

在纪念馆的沉浸式电子沙盘上，三支红色的箭头从江西直插湖南。然而由于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同时缺乏战斗经验，三路部队相继受挫。

面对严重危机，在上坪果断作出决策，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组织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到达文家市时，工农革命军的人数已从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人，面对30倍于革命军的敌人，再次攻打长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接下来部队该何去何从，前敌委员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9月19日晚，这场决定中国革命道路方向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一直开到了凌晨2点，最终通过了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决定。文家市转兵，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工农革命军，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旗号镰刀斧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在起义途中，写下了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首看起来没用修饰手法的词，却清晰点明了秋收起义的历史意义。

“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解决了举什么旗帜、走哪条道路、建什么样的军队三大问题，建立了三大历史功勋。”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夏远生评价，正是在秋收起义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此发轫。

在纪念馆第一部分的微场景里，有对中国第一面军旗如何诞生的生动再现。为了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等人奉命设计制作军旗。没有现成的样板，经过反复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军旗的式样，先辈们设计出了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红色军旗。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中国；五角星内有黑色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农民和工人。在秋收起义前夕，一面新的军旗就此诞生。

“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建立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并首次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真正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现年78岁的余振魁表示。余振魁是文家市岩前中学的退休教师，退休之后一直在从事秋收起义的史实和理论研究工作。因为他的父亲，是秋收起义时期，受中国领导的文家市赤卫队班长，曾支援过第一师在文家市的作战。

1927年10月27日，率领工农革命军几经奋战，艰苦跋涉，终于离开湖南，抵达江西井冈山茨坪，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从罗霄山脉不断燃烧壮大。

老区开启新篇

冬季的严寒，给如今的里仁学校，增添了一份庄严肃穆。这里，也是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发源地。93年前，9月20日的清晨，在这个学校的操场上，1500多名战士聆听了关于部队向农村进军的动员讲话。

“我们这块小石头，只要不断地去砸那口大水缸，只要我们团结紧，打仗勇，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把那口大水缸砸破的！”22年后，这一预言成真。在中国革命史上，文家市会师制定与实施的转兵决策，也成为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

“秋收起义精神最本质的特征是‘实事求是’，立足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还有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余振魁讲道。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时代赋予我们党的使命已不相同，但是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从未变化，在新时代，也值得传承发扬下去。

作为完整展陈秋收起义过程的唯一综合性纪念馆，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在给游客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我经常沉浸到那段峥嵘岁月，从中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现年27岁的纪念馆讲解员邱烨，已从事讲解工作3年了，繁忙的时候，她一天要为游客作8场讲解。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地是历史的见证，是光辉的起点。如今，随着纪念馆的发展壮大，文家市正秉承秋收起义的精神，以讲好我们党的红色故事、奋斗基因为己任，带动当地群众开启革命老区发展的新篇章。”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文家市镇党委书记谢波郑重说道。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2日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视角文章丨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受到的处分

标准像

　　秋收起义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是受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和领导的。时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

　　当时的中央，刚刚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由选举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工作。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八七会议”上虽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但没有同时注意防止“左”倾错误的滋长蔓延。

　　在指导秋收起义的方针上，临时中央提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域，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强调要聚集兵力合围攻打敌人的中心城市。这个决策在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低潮、敌人力量远超革命力量的情形下，无疑是一种冒险行动。

　　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临时中央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全面铺兵、分散力量的盲动决策。曾以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央写信，提出攻打大城市无异于“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可临时中央非但驳回了的正确主张，还点名批评“枪杆子里出”诊断与中央精神不符。

　　秋收起义受挫后，九月十四日，在上坪召集起义部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各路部队赶到浏阳的文家市集合。九月十九日，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作出了带领部队上井冈山的战略决策。历史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性。

　　但当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一味迷信国际的指示，同意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在领导秋收起义时“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的意见。因此，十一月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决定“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消其湖南省委委员的资格”。

　　此后，便不能再担任党内职务，只能当起了师长。

　　这里有个插曲。受处分传到井冈山后，误传说被开除了党籍，直到后来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关于这一处分的误传才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