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是一个最让人出汗的季节。洒点或喷点香水可能就是一种解决之道,当然,有讲究的做法不是随意洒点或喷点。夏天,便也是香水的热销季节。
前天,7月14日,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7月1日至7日,海南离岛旅客累计购物6.5万人次,购物总额4.5亿元,其中香水购买量高居第二。而香水行业内的FiFi Awards、Accademia del Profumo 香水学院大奖等奖项也多在夏天举行。后者刚于7月1日在线上发布了2020年评选结果。
不过,当汗水和香水结合后,在旁人闻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气味?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有点“五味杂陈”了。不少人可能都闻过。而这也被嘲讽为“直男”的抹香水方法。其实,在香水的创造史上,它最初还真是用来消除恶臭,净化空气。只不过,当时一般是通过室内焚烧香料实现的。
我们今天更熟悉的香水,是一种艺术、一种时尚,有着“前中后调”,人们用香水来制造与他人的差异,而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并不短暂的历史。推动改变的是文学。
现在,不妨就从这里开始谈起。固然,香水的话题度和热搜度向来也不低,甚至包括前些年“泸州老窖香水”面世产生的热议。但要是以一种严肃而又“八卦”的好奇心进入香水历史,还会发现更多。比如它的黑历史。
撰文 | 宫子
关于香水,你不想知道的黑历史
“鼻子只是用来擤鼻涕的。”
——[古希腊] 阿里斯托芬
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个同学脚臭,另外一个室友实在忍受不了篮球鞋散发出的味道,就豁出去拿着自己的CK古龙水往里面喷,结果,脚臭味和香水味就混合出了第三种奇异的气体……
听起来是香水的错误使用方法。但是,在中世纪,香水的确就是这么用的。
《香水史诗》,[法]伊丽莎白·德·费多著,彭禄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
在18世纪的时候,巴黎还有另外一个别称,“泥淖之城”,塞纳河上随处可见漂浮的废弃物。就连国王的凡尔赛宫也不例外。1764年,拉莫朗迪埃尔记载了一段对凡尔赛宫的描写:“树林、花园甚至是宫殿本身散发出来的恶臭让人感到恶心。通道、庭院、建筑物、走廊满是粪便。一个买卖猪肉的商贩,甚至每天早上都在大臣议事厅的墙角边杀猪放血并烘烤猪肉。圣克鲁大街上到处都是腐臭的积水和死猫。”
18世纪的巴黎街道。
然后,法国人想了一个办法来消除恶臭:净化空气。但这个目的不是通过加强通风完成的,而是通过在室内焚烧香料来实现的。
但是,室内焚烧香料只能解决区域问题,解决不了个人问题。一个人走出房间后,身上还是带着粗糙的味道。这个时候,香水就派上了用场。在当时人的眼里,香水不仅能帮助人们净化自己身上的气味,还能帮助人体驱散致病的疫气。紧接着,由于每个人都想要拥有一种独特的、具有辨识度的味道,香水和香料就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扩展。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更是要求宫殿每天更换一种不同的香水,他自己也会在身上喷涂。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掩盖气味和医疗保健的目的,当时人们使用的香水基本都是剧烈的浓香。
图中站立的人物是路易十四时期的香水销售商。传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生中只洗了三次澡,却依旧保持全身的芳香。他为宫廷调香师分配的任务是为每天提供不同味道的香水,路易十四也因此被称为“香水王”。
那么,或许会有人好奇,当时的欧洲人为什么非要大量喷涂香水,而不是靠沐浴洗澡来解决卫生问题呢?
这个就要从香水与疾病的历史说起。
首先,在当时的欧洲,想要找到洁净的水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据说,欧洲贵族们总是习惯性地拿着酒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发酵净化过的酒要比饮用水更加干净)。污秽的河水和缺乏系统管理的地下水道一直是长期困扰中世纪欧洲的问题。再加上盛行的瘟疫,包括鼠疫、黑死病等等,更是让民众对肮脏的液体避之唯恐不及。人们在黑死病蔓延的时期深信,这种瘟疫是靠液体传播的,当然到了暴发期,关于黑死病传播途径的说法更加夸张,变成了只要被黑死病人的目光接触一下,就会被对方感染。
描述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油画。
在这种疾病的背景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设施——浴室——就此消失了。因为在1348年,欧洲的医生们提出了一个说法:热水会让张大的皮肤毛孔暴露在传染瘟疫的空气中。于是医生们建议民众们尽量减少洗澡的次数,取而代之的方法是使用香料或香氛物质对皮肤毛孔进行涂抹,这样既能驱逐带有瘟疫的空气,又能洁净身体,给皮肤毛孔施加一层防护。
不过,医生们提出的这个建议也不是很好实施。影响沐浴和香水普及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宗教信仰和清教徒主义的盛行。
在古罗马时期,公共浴室是在欧洲特别盛行的场所。在东征之后,人们又带来了东方穆斯林享乐式的沐浴方法。于是,在那个时候,欧洲的公共浴室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澡堂,而是一个奢华场所,只有贵族和有钱人才可能进入。这让欧洲的君主和教会感到了恐慌,在他们看来,穆斯林奢华的生活方式是在将欧洲的教社会引入堕落。6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皇格里高利一世规定:如果沐浴是为了寻欢作乐,那么我们不允许,礼拜日不允许,其他的日子也不允许。
不过,教皇的后半句话又为奢华的公共浴室打开了天窗:但如果相反,人们洗澡是因为身体卫生的需要,那么我们不禁止,甚至是礼拜日也不禁止。
那么,怎么证明自己去洗澡是为了身体卫生的需要呢?
商人们开始往浴室里推销大量的玫瑰水、橙花水、天使水,用蒸馏或煎煮的方法进行过滤,再配上酒精,调制出了种类繁多的私人香露。人们深信这些香氛液体具有消毒的功用。这也是香水在欧洲的一个盛行时期。
描绘欧洲人进行土耳其式沐浴的油画。作者:Munir Alawi。
但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奢华颓靡的生活方式会让一个国家堕落。公共浴室开始被取缔,香水也被禁止。教会们甚至把香水和《圣经》联系在了一起:亚当和夏娃正是嗅到了苹果的气味,才偷吃禁果,从而被上帝驱逐,因此,香味是阻止人们进入天堂的堕落之物。到了16世纪,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城市中基本再也找不到公共浴室。有的国王会颁布法令,关闭国内所有的公共蒸汽浴室和澡堂。随着教势力的上升,在当时的法国,香水和香料产品的销售权被划分给了配药师与草药师。香水和香氛产品,更多地是被当做一种治疗药物来使用。
如果看过本·威士肖主演的电影《香水》,一定会对最后结尾的场景印象深刻。那段镜头正是展示了当时的教会与统治者在信仰层面对香氛的恐惧——换句话说,也是统治者对人间世俗的恐惧。
电影《香水》(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2006)剧照。
不过,既然在欧洲,香水与香氛产品很多情况下作为卫生医疗用品出现,用于净化身上的气味、消除病菌,那么,它们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呢?
答案是,它们真的起到过作用。
在18世纪的马赛(另一说为17世纪的图卢兹),有一则“四贼醋”的传说。当年瘟疫盛行,人们束手无策,但是却有四个盗贼在城中肆无忌惮地偷窃,甚至闯入瘟疫患者的家中盗取钱财,然而这四个人却身体健康,仿佛对瘟疫拥有抗体。在被捕后,这四个人交代了自己的秘密:他们使用一种香料涂擦全身,尤其是双手和脸部,这款制物的主要原料包括鼠尾草、迷迭香、薄荷、樟脑、大蒜、肉豆蔻等等。
“四贼醋”立刻声名大噪(不过它的四位发明者并没能逃脱绞刑)被官方推荐给民众使用。1748年,它被收入了《药典》,直到1937年前,它还被作为外用的杀菌剂在药房出售。
“四贼醋”。
而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香水,已经和杀毒没有任何关联,它更多地是一种时尚与个人独特的表达。至于香水是如何从卫生与宗教用品转变为时尚的,就得从文学艺术的推动开始说起。
前中后调香水的由来
“气味在他们的体内长驱直入,直抵他们的内心。哪一个人掌握了气味,他就能控制人们的内心。”
——聚斯金德,《香水》
今天我们在购买各个品牌的香水时,除了基本香型,都会有一个前中后调的说明。三个香调混合在一起,如同音乐的旋律。而且,香水的命名也更加艺术化,知名度较高的香水款式,都会有一个听起来就令人心驰神往的名字。
历史上第一款具有前中后调的香水,是在19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人们使用的香水只有一种固定的味道。1889年,法国娇兰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姬琪(Jicky)的香水。它由娇兰第二代香水师艾米·娇兰开发,通过将合成香氛和天然香料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让这款香水的前调犹如清淡的古龙水,尾调则大胆使用了浓烈的麝香,而在中间,又带有“飞扬的秀发中散发出的佛手柑分子、驰骋的野马腿下的马鞭草味以及柔滑肌肤上也许有失端庄的檀香”。
这种独特的味道因此被命名为“娇兰香”。今天,在你购买的所有娇兰品牌的香水中,依旧能闻到“娇兰香”的影子。
姬琪。
在姬琪香水面世之前,人们从来不曾想过,香氛还会有如此多层次的味道。在姬琪登场之初,女士们都对它感到困惑,反而在男性群体中,娇兰的香水得到了欢迎。
这种香水向多层次发展的改革,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是在法国,就像之前所说的,直到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卫生状况都不太理想。腐烂的废弃物和肮脏的水洼在欧洲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这个时候,法国现代派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描写上提升了人们对嗅觉与气味的感知度。即使在令人反感的场景中,波德莱尔散文诗中的苍蝇与驱虫也仿佛在小提琴上跳舞——例如“腐臭、馥郁和璀璨的芳香”。与波德莱尔同时期的此类作家还有擅长描写奢华物品的于斯曼,通过描写气味来解构角色心理的莫泊桑,唯美主义代表人物邓南遮与奥斯卡·王尔德等等,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嗅觉具有了心理暗示的意味。一种芳香,不再仅仅是代表所对应的植物香料,而是在味道中隐藏着一种意象。
《逆流》,[法]若利斯·卡尔·于斯曼,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4月。
知名度最高的文学作品,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结合普鲁斯特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小说的意识流形式,香味具有了情感的效应,而且当不同的味道在小说中出现时,它们仿佛让流逝的时间静止,让闻到香味的人逆着时间隧道,在瞬间回到了生命中的某个记忆点。
由《追忆似水年华》改编的同名电影(1999)剧照。
在文学艺术所建立的气味学与感情暗示中,香水,也从卫生护理用品,走向了带有感情与象征色彩的时尚代表。
现在,每一款香水的描述中,都能看到现代文学的影子:
“‘香水’一词从原材料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不断吸收其他艺术用语,比方说音乐上的调性、音色、和弦、对比、节奏;建筑领域的基础、架构、稳固;烹饪方面的冷、热、辛辣、酸;以及诗歌的出发、体态、心灵和其他的隐喻。调香师在他的调香台前工作:某种类似于管风琴演奏台的半圆形多层工作台。”
不过,在气味中感知回忆与时间是一回事,把情绪和回忆转变成气味则是另一回事。
这就考验着调香师的技艺与思想。
调香大师与现代香水
“我希望我的香水是无法模仿的,但由于香水制造商在抄袭上无所不能,所以我希望它的价格十分高昂,以至于任何香水制造商都不敢标出这一价格。”
——加里布埃尔·香奈儿在“香奈儿5号”问世时的宣言
香水工业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在二十世纪,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时,香水虽然已经从卫生护理品变成了时尚品,并转而开始朝着艺术品的方向发展,但在欧洲,还并没有专业的调香学院。此时的调香师一般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培养学徒,是香水的开发者,也是香水品牌的创造者。例如雅克·娇兰、弗朗索瓦·科蒂、亨利·阿尔梅拉等等。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对香水进行创新。其中也有许多现代工艺的变化,例如蒸馏技术,合成香氛和天然香氛的混合,提高香精的纯度,发掘新原料等等。
这些工业与化学技术方面的进步虽然重要,但也很专业。在技术性变革之外,20世纪还是一个思潮涌起的时代,这个时候的香水创新也与20世纪的许多思潮结合在一起。相比于专业领域的技术改革,香水在社会层面的影响,直到今天都是可见的。
比如说,男性香水。
在阅读香水历史的时候会发现,香水的主要推广者与使用者基本都是男性——从古埃及时期的法老,到古希腊的城邦领袖,再到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君主们。香氛可以说不仅是个人魅力的选择,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与权威感。
然而,当香水开始市场化及艺术化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男性香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在卡隆推出“男士”香水之前,其他品牌的香水们最多只是在标签上加一句“男性同样适用”,来与女性专属香水做一个区分。而“男士”香水的出现则填补了这项意识的空白。男士香水的风靡与1929年美国的经济萧条有关。黑色星期四之后,美国的大量金融人士失业,在外工作的男性们对自己的未来纷纷失去信心。
卡隆“男士”香水。
而卡隆公司则瞄准了这个市场,他们在广告上将香水和大理石的古希腊英雄联系在一起,让人从神话故事里联想到男性的阳刚与力量。他们选择了薰衣草和龙涎,再加上黑色的瓶盖和白色的极简风格标签,让这款男士香水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男性们不必再费心从女士香水中挑选合适的样本,同时也第一次意识到,香水可以在男性身上产生增强男性特征与魅力的功效。
到了50年代,迪奥公司又推出了“木质香”这一概念,在香水中加入了大地、坚定、阳刚等含义。1958年,娇兰又从园艺师身上的味道中获取灵感,将泥土和烟草的味道混合,创造出了烟草味香水。1959年,纪梵希随之推出了香根草香水。
但是,男性香水的气质必须要是阳刚坚定、充满力量的吗?通过香水所表达的意味,是否能重新定义男性的身份形象?
这个香水味道的变化还是与社会思潮的变革有关。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世界大战结束,年轻人的梦想不再是参军入伍,而是对政治与战争产生了极度厌恶,嬉皮士们的形象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的男性身份。男性香水的味道也逐渐开始优雅化。1978年的阿罗莎男香引入了甜美的蕨香与天竺葵。同时期的“灰色法兰绒”则首次以玫瑰花和紫罗兰为主元素,打造出了一支截然不同的男性香水。
等到了接近21世纪的时候,男士们在挑选香水时已经完全接受了鲜花的香味。伊夫·圣罗兰的M7,迪奥的华氏极限,都通过香水的味道呈现着性别平等、阴阳调和的进程。
而在女士香水的领域,变革就更加多样。特别是在古典时期和近代,女性使用的香水很多时候具有负面内涵,女性香水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对女性某些特质的负面内涵的正名史。
由于宗教和保守思想的禁锢,女性与香水的结合长时间内被视为魅惑的象征。魅惑的意味是双层的,在恋爱时期,魅惑意味着令人着魔的吸引力,而在社会生活中,魅惑则意味着放荡、来者不拒等含义。在19世纪之前,许多女性香水的原料还是有着“令人堕落”的名声,包括晚香玉、曼陀罗、水仙等等。18世纪时,女性香水的花香成分主要为铃兰、丁香、玫瑰等等,这些香水会让人联想到田园生活与质朴的自然气息。特别是玫瑰,由于医生们相信它具有美容的功效,使得玫瑰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香水元素。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阶层的人都欢迎香水。
对困窘的底层女性而言,香水并不在她们的日常消费清单上。
而对上层的贵族阶级而言,她们又瞧不上香水,认为只有那些自身有缺陷的女人才需要依靠香水来增添魅力,一个优雅女人身上所散发的天然的少女气息才是最好的香味。
只有新兴的中产阶级对香水拥有极高的热情。不少中产阶级的妇女都拥有自己的私人盥洗室,以便在家中自己调制香水。
这个现象,也随着19世纪末期新艺术运动的兴起和20世纪的女性思想解放而发生了改变。
穆夏绘制的香水广告招贴画。
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在19世纪末期为许多香水和时尚品牌制作了广告海报与招贴画。在他的画作中,少女的形象位于中间,周围环绕着具有梦幻色彩和神秘气质的装饰,让人们意识到香水能如何让一个女性具有迷人的风姿。穆夏的画风中所独有的转瞬即逝的时间感,以及异域文化的色彩,也让人们拥有了一种强烈的想要追逐新鲜自我的欲望,这些招贴画带来的感受,与香水迷离不定的特质融合在一起,也开始让香水制造商们改变开发思路,不再仅仅将女性香水的定义封锁在田园自然当中,而是向东方、蓝调、意乱情迷、探戈等新文化意象开拓。香水的含义也就此得到丰富。
在此之前,人们很难想象,会有一款香水以表现“第一声我愿意”之类朦胧的感觉作为主题。
1917年,科蒂公司在女性香水中开创了西普香型(Le Chypre),让两种调性完全对立的香型同时存在于一款香水中。
科蒂公司推出的第一款西普香型香水。
在女性获得投票权后,巴黎的一家香水公司推出了美国紫罗兰,来庆祝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锋胜利。
1928年,香奈儿推出了一款名为“俄罗斯皮革”的女士香水,在女性香水中呈现了俄罗斯军官的香膏、桦木和海狸的味道,让女性香水也具有了坚定刚强等象征含义。
香奈儿“俄罗斯皮革”。
在20世纪中期,淡香水一度风靡市场。但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随着女性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女权运动的不断扩展,曾经被冷落的艳丽浓香也重新回到市场上。现代的女性香水相比以往,具有更加无拘无束的表达欲望。曾经被指责“邪恶”的晚香玉,反而开始流行起来。看看这一时期各个品牌推出的香水名称,就能感受到女性对自我性格的重新定义,她们不再局限于在男性的阳刚中寻求突破,而是回归到女性独有的性别魅力,并令之璀璨生光,玫瑰心的“禁果”,卡隆香水的“黑水仙”,皮盖的“喧嚣”,伊夫·圣罗兰的“”,兰蔻的“黑色梦幻”等等。
之前人们不是觉得女性使用魅惑的香水总会有邪恶感吗,不是流传着许多女性使用毒药的传说吗——香水厂商就给这类负面内涵赋予了新的魅力。
1985年,迪奥更是直接推出了一款名为“毒药”的香水。在问世时,“毒药”受到了许多顾客的抵制,很多人认为它蛊惑人心的味道过于大胆。但正是这类具有争议的香水,在挑战人类嗅觉界限的同时开创着自由表达的新世界。
迪奥的“毒药”香水。
如芦丹氏所说:“女人味难以捉摸,它不能量化,也不能仅限于一些陈词滥调之上,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概念。”
这正是香水所蕴含的自由意味。如果说,社会与历史总是在固定一些词语和概念,在某段历史时期内、强迫生活在其中的人表现出与其迎合的特征,那么,人们在身上使用的一两滴香水,则是在个体的肌肤之上展现了自由的选择和与时代相悖的个性。第一个在身上使用皮革香的女性,第一个使用花香的男性,第一款中性香水的推出,第一瓶醛香,第一瓶绿调,第一瓶以或毒药为主题意象的香水……将这些脆弱的瓶瓶罐罐排列在一起,所形成的却正是一个极具个性表达的、庞大丰富的花花世界。
撰文丨宫子
编辑丨董牧孜 西西 校对丨赵琳
叶嘉莹讲授
于家慧、林栋整理 张海涛审校
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诗里边很重要的一派,而且是中国诗独特的一部分。
“妙悟”:文字之外的感发力量
我们上次说,王维《辋川集》里写景的诗有一个特色,像是一种禅理的妙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诗里边有一种禅理的妙悟。最早是宋朝时的严羽,自号沧浪逋客,世称严沧浪,他写了一本论诗的书《沧浪诗话》,说禅是“贵在妙悟”,就是说你忽然间得到了一种非常超妙的觉悟。
佛教书籍《传灯录》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我们之前讲过,说有两个和尚在水边散步,看到很多人用网打鱼,有的鱼被网在网里边,可是它又跳出去了。其中一个和尚就说“俊哉,透网金鳞”。“俊”是说真是美。“透网金鳞”,金鳞是鱼鳞上有一种金色的闪光,一般说来,有金色闪光的鱼是鲤鱼。表面上看,和尚只是赞美他看到的一个现象,鱼被网住又跳出来,但他是从“透网金鳞”这种现象,得到了禅理上的妙悟。
从佛家来说,世俗的世界是一张尘网,不管是物质的、感情的,你都被网在里边,千丝万缕、纠缠矛盾,如何能够不被网住而跳出来?和尚偶然看到人事界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可是他忽然间觉悟了一种佛教禅宗的道理,这是禅的“贵在妙悟”。不管你背下多少经书,如果精神感情上没有真正的觉悟,那么文字只是文字,对你不发生任何作用。所以禅宗是“不立文字”,你不需要背那么多经书,那是知识不是觉悟。所以禅宗说“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有东西一直打动、深入到你内心之中,使你忽然间觉悟了,这是禅宗,“贵在妙悟”。
于是《沧浪诗话》就说了,禅宗是“贵在妙悟”,诗也是“贵在妙悟”,说诗最可宝贵之处,也是你要有一种真正的精神感情上的觉悟,而不只是外表的文字。严羽还举了一个例证,他说比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羚羊两个犄角很弯曲很长,他说羚羊有的时候休息,是把角挂在树上,身体离开地,所以“无迹可求”,在陆地上没有它的行迹。其实他这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思,跟禅宗说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一样,就是说你读了这首诗以后,有一种感觉,有一种体会,而不只是外表的文字上讲的东西。一个字有一个意思,但是现在有文字之外的东西,给你内心的一种打动,一种体会,一种觉悟。
用禅理来说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19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严羽说禅是“贵在妙悟”,诗也是“贵在妙悟”。好,什么样的诗?《沧浪诗话》又说了,“汉魏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说汉魏跟盛唐的诗,都表现了禅宗“妙悟”的一种最高道理。
汉魏的诗有什么“妙悟”?盛唐的诗有什么“妙悟”?中国文学批评的缺点就在于,它不是用很有逻辑、很理性的论说来说,它都是只比喻,比如说“羚羊挂角”。禅宗、佛教也是这样子。到底中国诗的好处何在,汉魏盛唐的诗是禅宗妙悟的最高道理又是怎么个好法?他都说得不清楚。我现在是把严羽的《沧浪诗话》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了。先说诗跟禅一样是“贵在妙悟”,然后说汉魏盛唐的诗就是禅宗妙悟的最高一层道理,再讲汉魏盛唐的诗究竟是怎么好,为什么是第一义。
他说,盛唐诸公的诗在于有“兴趣”;他又说,汉魏之诗是“不假悟也”。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彼此矛盾的。他说诗是“贵在妙悟”,那么汉魏盛唐的诗既然是“第一义”,那就是说,汉魏盛唐的诗都应该是有“妙悟”的。可是他又说汉魏的诗是“不假”,不用借“妙悟”就达到了最高的一层道理。于是我们就要解释这个道理。
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就用自己的话对严羽所说的意思加以解释。我以为,诗里边主要传达了一种感发的力量。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什么东西使你要作诗?你为什么想作诗?你把它按照平仄凑出来就是诗了?一点儿诗的意思都没有。怎么样你想要作诗?一个是自然界的物象给你的感动,我们以前说过,你看到春天的草木生长就欣喜,看到秋天的树叶黄落就悲哀,自然的物象使你感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人事界的事象。“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这些都是,“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是自然界的物象和人事界的事象使你内心有一种感动。可是你内心感动,你有了诗的感情,你没有写出诗来,你不是个诗人。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文字能够传达出你内心的这种感发的力量,就是一首好的诗。
我个人以为,严羽所说的“妙悟”,就是文字以外要使读者感动才是好诗,光有文字不是好诗。怎么样光是有文字不是好诗?我可以给大家举两句,“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一条鱼跳出来了,在水面上,这个水面像一匹白色的绸子,所以是“练川”,“练”是一匹白色的丝绸。“抛玉尺”,鱼也是白色的,像玉尺丢在一片白绸子上,所以是“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黄莺鸟在穿飞。在什么地方穿飞?在柳条之间。柳条像什么?像一条条的丝线,黄莺鸟在柳条的丝线里面穿飞,好像是用黄金的梭子在编织一样。那么这个你看起来很美,平仄都是对的,而且是对偶,“鱼”跟“莺”是两个动物,“跃”跟“穿”都是动词,“练”跟“丝”都是丝线,“川”跟“柳”都是名词,“玉”跟“金”都是形容词,“尺”跟“梭”都是名词,“抛”跟“织”都是动词。看起来对得很工整,但是这里边没有诗人的感发的生命。既然是“感发”,它使你感动,它使你生发。就是说,你读了这首诗以后,这首诗要在你的心里产生一种作用,要让你的心里生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我一直说,诗歌就是要“生生不已”,感发的力量是一直不死去,一直不停止,使得千百年后的读者都要受感动。
我以为,诗,要有文字之外的东西,要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这才是基本的。这就是严羽所说的那个“妙悟”,就是说不只是文字。“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只是文字,没有妙悟,因为它不给你文字以外感动你的力量。如果从这个讲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严羽其实有很仔细的分别,有很好的对于中国诗的认识。这种感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从开始讲诗,说诗要有感发的生命,你看到自然界的物象,花开花落,你感动了;看到人事界的事象,生离死别,你感动了。你怎么写出来带着这种感发?所以就有不同的情形,使你写出来的诗带着感发的力量。
一种情况,是与“意象”结合。诗歌使你感动,是因为使你内心的感情跟外在的一些自然界景物的形象结合了。举个例子,我们刚讲完的孟浩然的诗,“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他说的是,我失去了“隐”的生活,求仕的生活也失败了,茫茫世界宇宙之中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要问一问“迷津”,可我只看到远海那一片茫茫,已经是黄昏日暮,已经是来日无多,茫茫的大海上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迷津欲有问”,只剩下“平海夕漫漫”。“平海夕漫漫”写的是形象,是景物的形象,可是孟浩然把自己的情意跟形象结合了,所以就带着感发的力量,我们就体会了孟浩然的那一份失落的、茫然的、悲哀的感情。所以,这就是严羽说的,盛唐诸公诗的好处,是“惟在兴趣”,就在于“兴趣”。
什么叫做“兴趣”?我现在就要把过去所讲的诗的理论串通起来。我们开始就讲了赋比兴。什么叫做“兴”?“见物起兴”,就是用大自然的物象来传达我的感动。所以,孟浩然从“木落雁南度”一直写到“平海夕漫漫”。“木落雁南度”是大自然景物,“平海夕漫漫”也是大自然景物,他所有内心的感动,他内心情感的活动,都结合了大自然的景象表现出来。这是中国盛唐诗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你的情意跟大自然的形象结合起来。而且我还说过,盛唐的诗有一个特殊的长处,就是他所结合的大自然形象都是开阔博大的。就算是写悲哀,你看“平海夕漫漫”,多么开阔博大!这是盛唐诗的最大好处,就是把感情跟自然界的形象结合,而大自然的形象都是开阔博大的。“盛唐诸公,惟在兴趣”。
王维诗中的“妙悟”
“妙悟”就是文字之外的感发力量。用英文说就是potential affect,潜在的一种能力。情意与大自然的形象结合,传达了一份感发的力量。可是不同类型的诗,传达感发的方式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诗都用大自然的形象来传达。所以他说汉魏的诗是“不假悟也”,汉魏的诗不需要透过景物来传达这一层感发。唐诗要借着景物来传达这一层感发,所以它是从景物引起你言外的意思,是“妙悟”。一个现象像禅宗的“妙悟”,从一个现象你觉悟了,这是盛唐诸公。汉魏的诗呢,不需要这个现象,就使你觉悟了。那么,汉魏的诗好处在哪里呢?在句法跟结构。
《古诗十九首》是汉魏的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它说景物了吗?说开花了吗?说山说水了吗?没有,开头就不是用“兴”,而是用“赋”。“赋”就是直接叙述,不假借景物。写离别是“行行重行行”,一个人走了,“重行行”,不是走一走就停下来了,而是不停地走。所以他所写的分离是一直在进行。“与君生别离”,如果是两个相爱的人,一个人走了,而且这个分开是不断在扯开,所以我就与你“生别离”。“生别离”有两层暗示。一个是跟“死别”对举的,是“生离”。为什么跟“死别”对举呢?我们说,如果是死别的话,那么这是天命,人力无可奈何。可是现在不是死别,是生离,如果是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要分别?所以《古诗十九首》上还写过一首诗,“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既然是“同心”,就应该同居在一起,同心可是离居,只好“忧伤以终老”。所以这个被扯开的力量,是人可以挽回的,这是生离跟死别的区别。还有一种说法,生别离,就是硬生生地离别,本来连在一起的,你要硬生生地把它掰开,叫“生别离”。
所以他不要大自然的景物形象,不要花草,不要山水,就是他的叙述口吻,他的句法,他的结构。“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去”是距离的意思,我们距离彼此那么遥远,“各在天一涯”。所以就“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它使你感动,不假借形象,所以说汉魏之诗,“不假悟也”。汉魏的诗跟盛唐的诗都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可是盛唐的诗是跟景物相结合来传达的,而汉魏的诗是借着叙写的口吻、句法、结构来传达,总而言之,都是好的诗。汉魏跟盛唐的诗都是传达了一种感发的力量,可是传达的方式不同。
严羽提出来一个“禅宗”,又提出来一个“妙悟”,后来就引起评诗的人误会,他们以为诗歌里边要表现一种真正的佛教禅宗的“妙悟”,才是好的诗。这并不真实,汉魏的诗哪有禅宗的妙悟?没有。就是孟浩然的诗也没有禅宗的妙悟。可是后来的人有一种误会。谁有了这个误会?清朝的王渔洋,他原名是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他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王渔洋说严沧浪用禅宗的“妙悟”来比喻诗,我非常同意他这些话。他后面接着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这是我讲王维辋川绝句要讲这一大段话的缘故,因为它代表中国诗很特殊的一种好处。王渔洋说“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后面举了一些诗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
王渔洋说,严沧浪用禅理来比喻诗,我非常同意他的话,特别是五言的诗,能够接近这种禅宗的妙悟。所以你就注意到了,王渔洋所说的诗歌理论,已经有了一个限制。而其实严沧浪的本意是,中国诗的好处无非是几种现象。与自然景物相结合属于“比兴”。只靠着叙写的口吻来传达属于“赋”。所以严沧浪所说的,是包括所有不同风格种类的诗。可是王渔洋把这种体会理解错了,他把它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里边。他说特别是五言的短小的诗才接近于禅宗的“妙悟”,那么中国有那么多好诗,都不是五言的短小的诗,那些诗好不好?所以他现在有了局限,所以他说“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裴”是王维的一个朋友,名字叫裴迪,我们上次介绍过,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曾经请他的朋友裴迪来游赏辋川的风景。两个人都是写辋川的五言绝句,一共二十首诗,编成诗集《辋川集》。《辋川集》都是短小的五言的绝句小诗,这样的小诗他才说是“字字入禅”,这个“字字入禅”怎么样呢?他说这里边传达了“妙谛微言”,有一种最神妙的道理,“谛”就是精华的道理,“微”是“隐微”,它有一种隐微的语言,不明白说出来,传达了一种“妙义”。他说这种传达的方法就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没有分别。什么是“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据说这就是禅宗最初的缘起,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跟所有的弟子说法传道的时候,就拈起一枝花来,弟子们不懂,说他拈起花来是什么意思?只有大徒弟迦叶微微地一笑,释迦牟尼佛知道,他体会了自己的意思,就把法传给迦叶。所以禅宗不用讲道,不用说道理,拿一枝花给你一看你就觉悟了,所以王渔洋说王维他们的辋川绝句有这样一种禅理的妙悟。
我们拿王维的诗来说,有诗为证:“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我说过这是押“马”韵。“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他什么都没有说啊,他说飒飒风声、飒飒秋雨之中,山石上面的石块,有浅浅的泉水,哗啦啦流过去有很多的水声,水流下来有很多水珠溅起来,“跳波自相溅”。是你让它“相溅”的吗?不是,自然就有水珠溅起来,不是你叫它溅的,也不是带着什么目的溅的。飒飒秋雨,天色是阴沉的,一片灰蒙蒙,忽然间有点白色在茫茫宇宙之中飞起来了,有一只白色的鹭鸶鸟,被水声惊起。它惊起来就有白色在空中盘旋,“复下”,又落下来了。王维把大自然的景物写得真的是美,我上次举一个例证对比,像谢灵运的“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他好像是个照相机,咔嚓就拍下了,景物就在这里了。可王维所写的不是,王维所写的大自然景物是动态的景物,有声音有动作,声音是动的,是不断的,形象也是动的。“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这灰蒙蒙的宇宙之中,你看到一点白色,白鹭的飞起,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又落下来,你心里边有什么感动?是欣喜还是悲哀,是快乐还是忧愁,你都说不出来。但是你的心动了没有?你的心动了一下子,这就很妙。所以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说“青蛙跳入古池中,扑通一声”,青蛙跳入古池中,与你何干?扑通一声,与你何干?就是忽然间在静的宇宙之中,声音的响、形象的动,引起来你的心一动。禅宗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是你这个有感觉的人,你的心动了这么一下子。
王维在安史之乱中
王维少年时就有求仕的心意。他其实一直在做官,从来不是真正的隐居,他一方面有官职,拿薪水,可是他又表示自己的清高,不问世事。他希望能够避难远过,洁身自保。所以他其实是既仕且隐,就有了辋川闲居这些诗。后来,像王维这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洁身自保,明哲保身,让那些卑鄙龌龊的人去做贪污、贪赃枉法的事情,无所不为。这样就把国家送上了败亡的路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但这个责任不是王维一个人的,我只是说历史上的背景。
“安史之乱”,“安”是安禄山,“史”是史思明。他们都是唐代的军阀,安禄山一个人兼任了三镇的节度使。节度使是一个藩镇军政两方面的长官,而安禄山身兼河东镇、平卢镇和范阳镇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胡人。唐朝的时候中原与胡人既有商业的往来,又有军事的交战,所以唐朝任用了很多胡人,特别是在北方边疆带兵的将领,很多人都是胡人。安禄山很会讨好唐玄宗,据说他非常胖,到长安来朝见玄宗,玄宗就问他说你这么胖这么大的肚皮,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安禄山说,我肚子里面都是一片忠心。而且安禄山很会逢迎,不但讨得玄宗的欢喜,还讨得杨贵妃的欢喜,被杨贵妃认为义子。唐人有记载,说有一天内宫之中一片欢笑,因为杨贵妃认了干儿子,今天给这个义子“洗三”。什么叫做“洗三”?在中国小孩子生下来三天给他洗澡,就是“洗三”。这么胖的一个胡人,是军阀、将领,杨贵妃认了他当义子,给他“洗三”。你要知道小孩子洗完澡以后,要把他包起来,安禄山这么胖这么大的一个胡人,也被裹起来抬着在宫里面走,以为欢笑。
所以安禄山慢慢地野心越来越大,后来就起兵反叛,引发战乱。玄宗早年的政治是不错的,他本来的年号是“开元”,一共29年,后来就改了年号叫“天宝”。天宝三年开始,纪年就不称“年”了,称“载”,天宝多少载。天宝十四载的冬天,安禄山就从河北起兵了。到天宝十五载的时候,长安就被安禄山占领了。
长安快要陷落前不久,情况已经很危险了,所以玄宗事实上是出奔,就是逃走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四川。因为四川那个时候是“蜀道难”,多山,很不容易打进去。皇帝无论到哪里都叫“幸”,所以是玄宗“幸蜀”。玄宗出奔幸蜀的时候,王维、李白、杜甫,这三位最有名的唐代大诗人都生活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中,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据说玄宗西出长安百余里,就走到马嵬坡。马嵬坡有个车马休息的驿站,然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出于周朝,周朝是主张以礼治国的,一切礼节礼仪都规定得非常严格。那个时候周朝天子军队的编制是“六军”,一般的诸侯拥有三军。“六军不发”,不肯前进了,玄宗没有办法,所以“六军不发无奈何”。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边的句子。你要知道,王维、李白、杜甫都是亲身经过了这一次变乱。白居易是作为后来的人记述当年的一个故事。当时玄宗宠爱杨贵妃,把杨家一门都分封了很高的地位,杨国忠做了宰相。本来玄宗开元之治的时候,姚崇、宋璟,都是当时的名相。后来就是我们讲到的诗人宰相张九龄。再后来张九龄被李林甫给打压下去,李林甫当了宰相。而李林甫是一个奸佞小人,他对于那些忠直的大臣迫害得非常厉害,凡是跟他意见不合的比较中正的人,都被贬谪被杀戮。当时政治上的迫害非常厉害,这也是王维虽然是做官,但表示了隐居的态度,他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谅解。李林甫以后,就是杨国忠,所以就把唐朝送上了败亡之路。当时“六军不发”,就提出一个口号,杀死杨国忠来谢罪于天下。说国家落到首都沦陷的下场,都是因为这些宰相,就把杨国忠给杀了。杨国忠死了,六军还在鼓噪,不肯前进,说杨贵妃也要杀死。玄宗虽然贵为天子,但连他所爱的一个贵妃也不能保全。杨贵妃是被勒死的,以白绫勒死。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真的是一个悲剧。
玄宗幸蜀了,把太子留下来抵抗敌人。太子后来做了皇帝,就是唐肃宗。本来说是太子留守,当时长安已经即将不保了,肃宗就到了甘肃灵武,之后他自己主动继位成为皇帝了。
长安城里面,天子逃走了,文武百官有的没有跟他走,就陷入贼中,沦陷在长安城里,包括王维。安禄山就逼迫这些人做官,让他们侍奉“伪朝”。王维消极地抵抗过,他不是真有勇气去牺牲,也不甘心趋炎附势,所以王维就是一个在矛盾之中的人。当逼迫他侍奉伪朝的时候,历史上记载说王维就服药,吃了药以后假装哑了。所以当时叛军就把王维囚禁在菩提寺里。那么安禄山进了长安,做了皇帝,就要庆祝。于是就在宫中一个叫做“凝碧池”的池边大宴群臣。当然有些文武官员是附逆的。后来肃宗收复长安的时候,当时是“陷贼官三等定罪”,按照罪名的大小分为三个等级给他们定罪。杜甫最好的好朋友,就是因为当时陷入贼中,接受了伪朝的任命而被定罪。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叫做郑虔,号称“三绝”,诗写得好,字写得好,画画得好。郑虔本来在朝廷里做官做得很低,因为他家贫,需要俸禄,需要养家,所以郑虔接受了伪职。后来就定罪,把他贬谪到台州,最后死在台州,没有回来。杜甫写过很多很好的诗,都是送郑虔的。
王维当时也是陷入贼中,当安禄山大宴群臣,文武百官在凝碧池庆祝胜利的时候,召集了很多乐师,就是音乐家。你要知道玄宗是懂音乐的,他成立了一个训练音乐的官署,叫做“梨园”。在这里边学习音乐、歌唱的叫做“梨园子弟”或者“梨园弟子”,是天子的子弟或弟子。那么当时安禄山胜利了,就召集梨园所有乐师来演奏。有一个会弹奏琵琶的乐工,名叫雷海青。说安禄山大宴群臣的时候,让他开始演奏,你要知道他们是梨园子弟,跟玄宗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而且玄宗这个人真的懂得音乐,所以这些梨园子弟“举声泪下”。就是说弹奏的一弹奏、唱歌的一开口,都流下了眼泪。声音一发出来,回想当年,我们是为玄宗演奏的,现在为这样的一个叛贼演奏了,所以“举声泪下”。有的人虽然泪下可毕竟演奏了,雷海青不肯演奏,把琵琶摔在地下。雷海青当场就被杀死了。当时王维被囚禁在菩提寺,并没有参加这个宴会,后来他听人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感慨,就写了一首诗。他不敢用笔写下来,有一次裴迪来看他,他就把这首诗念给裴迪听了。裴迪就记住了,因为诗是很容易背的,以后就传诵出去了。
王维的矛盾与亏欠
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万户伤心生野烟”,“万户”是千门万户的人家。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唐朝已经很富庶,城里边的人家、商店是非常多的,可是现在都在战乱之中被焚烧杀掠了,一片杀伤焚烧过后的青烟燎绕。文武百官在敌人的控制之下,什么时候能够再朝见我们自己的天子,所以“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秋天的时候,安禄山在凝碧池宴会,槐树的叶子落在长安的皇宫之中,一片凄凉。“凝碧池头奏管弦”,在天子逃亡的凄凉背景之下,凝碧池头管弦演奏的是什么,是敌人、叛贼的庆功宴会。这个诗很能反映当时一般人的悲慨,所以广为流传,还流传到四川,连玄宗也知道王维作了这样一首诗。
后来到肃宗收复了长安,玄宗还没有死,就是太上皇,他们都回到长安来了。你要知道,王维虽然有消极的抵抗,但还是接受了安禄山的官职。陷贼官要三等定罪,王维是应该定罪,可是因为他写了这首诗,人家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朝廷还是非常忠爱的。而且王维有一个弟弟王缙,没有陷入贼中,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是有功的。正因为王维的弟弟是有功的,王维自己也写了诗,表达了对朝廷的忠爱,所以王维就特别得到原谅跟赦免,不但没有被定罪,还给了他一个新的官职。王维乱后授官,被授予太子中允,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职,没有被贬出去,所以王维就写了一个谢表。
这个谢表在王维全集里有,他说:“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秽汗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当逆胡干纪”,安禄山是叛徒,是逆贼,“干”就是冒犯的意思,“纪”就是法纪,“干纪”就是犯法,就是叛乱。就是说当这个逆贼叛乱的时候,“上皇出宫”,玄宗出奔到了四川。王维说我那个时候,进不能跟随,你如果真的对国家忠爱,就应该随着皇帝走。可皇帝通知你了吗?皇帝逃走之前通知文武百官了吗?没有,玄宗是偷偷摸摸深更半夜跑掉的,他不能带那么多人。
你要知道,有人追随啊,比如杜甫。可是,吃饭是问题,交通工具也是问题,怎么逃走呢?长安陷落的时候,杜甫不在长安,在奉先县。杜甫一听说长安陷落,玄宗出奔,肃宗到了甘肃灵武,杜甫马上就要去追随,在国家危难之中,我一定要跟政府在一起。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北平,我的老师、同学多少人离开日寇占领的北平,到后方去。中间被日本人抓住了,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关起来了。杜甫也一样,杜甫要从奉先跑到大后方的灵武去,经过沦陷区的时候被截留了,陷入了长安,而长安那个时候是安禄山控制。杜甫虽然是一个贫穷落魄的人,可决心要追随肃宗,就从长安逃出去,九死一生来到了大后方的灵武。
这就是每个人的作风不同。总而言之,王维是陷入贼中了。可是肃宗原谅他,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后来有人就讲到生死之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人说“人生一死谈何易”,“千古艰难唯一死”。所以王维说,我本来“进”应该追随皇帝到后方去,不能的话,我就应该自杀。我进不能追随,退又不能自杀,所以我是“秽汗残骸”,我真是污秽,我想起来就惭愧得要出汗了,我是残留的一个形骸,“死灭余气”,我早就该死,而我还留着一口气,居然还活着,所以是“秽汗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他说我要低头拜见这么贤明的君主,拜见肃宗,因为肃宗原谅了他,“岂不自愧于心”,我难道心里不惭愧吗?“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厕”是列,排列,如果我排列在文武大臣百官之中,我的脸面又往哪里放?人家这些文武大臣,有的是跟随政府打回来的,有的是当年表示了忠贞,没有投降敌人的。而我是投降的,是接受了敌伪官职的,我有什么脸面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晚年依然过着亦仕亦隐、半仕半隐的生活,妻子死了也没有再娶,生活非常简朴。
王维心理上有一种矛盾,有一份亏欠,有他自己觉得最耻辱的一件事,可是他不敢面对。所以他的诗可以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在心灵感情上,他有一段落空的地方,因为他不敢面对自己。这个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项目编号:18@ZH026)的成果之一。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叶嘉莹讲授
于家慧、林栋整理 张海涛审校
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诗里边很重要的一派,而且是中国诗独特的一部分。
“妙悟”:文字之外的感发力量
我们上次说,王维《辋川集》里写景的诗有一个特色,像是一种禅理的妙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诗里边有一种禅理的妙悟。最早是宋朝时的严羽,自号沧浪逋客,世称严沧浪,他写了一本论诗的书《沧浪诗话》,说禅是“贵在妙悟”,就是说你忽然间得到了一种非常超妙的觉悟。
佛教书籍《传灯录》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我们之前讲过,说有两个和尚在水边散步,看到很多人用网打鱼,有的鱼被网在网里边,可是它又跳出去了。其中一个和尚就说“俊哉,透网金鳞”。“俊”是说真是美。“透网金鳞”,金鳞是鱼鳞上有一种金色的闪光,一般说来,有金色闪光的鱼是鲤鱼。表面上看,和尚只是赞美他看到的一个现象,鱼被网住又跳出来,但他是从“透网金鳞”这种现象,得到了禅理上的妙悟。
从佛家来说,世俗的世界是一张尘网,不管是物质的、感情的,你都被网在里边,千丝万缕、纠缠矛盾,如何能够不被网住而跳出来?和尚偶然看到人事界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可是他忽然间觉悟了一种佛教禅宗的道理,这是禅的“贵在妙悟”。不管你背下多少经书,如果精神感情上没有真正的觉悟,那么文字只是文字,对你不发生任何作用。所以禅宗是“不立文字”,你不需要背那么多经书,那是知识不是觉悟。所以禅宗说“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有东西一直打动、深入到你内心之中,使你忽然间觉悟了,这是禅宗,“贵在妙悟”。
于是《沧浪诗话》就说了,禅宗是“贵在妙悟”,诗也是“贵在妙悟”,说诗最可宝贵之处,也是你要有一种真正的精神感情上的觉悟,而不只是外表的文字。严羽还举了一个例证,他说比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羚羊两个犄角很弯曲很长,他说羚羊有的时候休息,是把角挂在树上,身体离开地,所以“无迹可求”,在陆地上没有它的行迹。其实他这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思,跟禅宗说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一样,就是说你读了这首诗以后,有一种感觉,有一种体会,而不只是外表的文字上讲的东西。一个字有一个意思,但是现在有文字之外的东西,给你内心的一种打动,一种体会,一种觉悟。
用禅理来说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19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严羽说禅是“贵在妙悟”,诗也是“贵在妙悟”。好,什么样的诗?《沧浪诗话》又说了,“汉魏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说汉魏跟盛唐的诗,都表现了禅宗“妙悟”的一种最高道理。
汉魏的诗有什么“妙悟”?盛唐的诗有什么“妙悟”?中国文学批评的缺点就在于,它不是用很有逻辑、很理性的论说来说,它都是只比喻,比如说“羚羊挂角”。禅宗、佛教也是这样子。到底中国诗的好处何在,汉魏盛唐的诗是禅宗妙悟的最高道理又是怎么个好法?他都说得不清楚。我现在是把严羽的《沧浪诗话》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了。先说诗跟禅一样是“贵在妙悟”,然后说汉魏盛唐的诗就是禅宗妙悟的最高一层道理,再讲汉魏盛唐的诗究竟是怎么好,为什么是第一义。
他说,盛唐诸公的诗在于有“兴趣”;他又说,汉魏之诗是“不假悟也”。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彼此矛盾的。他说诗是“贵在妙悟”,那么汉魏盛唐的诗既然是“第一义”,那就是说,汉魏盛唐的诗都应该是有“妙悟”的。可是他又说汉魏的诗是“不假”,不用借“妙悟”就达到了最高的一层道理。于是我们就要解释这个道理。
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就用自己的话对严羽所说的意思加以解释。我以为,诗里边主要传达了一种感发的力量。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什么东西使你要作诗?你为什么想作诗?你把它按照平仄凑出来就是诗了?一点儿诗的意思都没有。怎么样你想要作诗?一个是自然界的物象给你的感动,我们以前说过,你看到春天的草木生长就欣喜,看到秋天的树叶黄落就悲哀,自然的物象使你感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人事界的事象。“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这些都是,“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是自然界的物象和人事界的事象使你内心有一种感动。可是你内心感动,你有了诗的感情,你没有写出诗来,你不是个诗人。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文字能够传达出你内心的这种感发的力量,就是一首好的诗。
我个人以为,严羽所说的“妙悟”,就是文字以外要使读者感动才是好诗,光有文字不是好诗。怎么样光是有文字不是好诗?我可以给大家举两句,“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一条鱼跳出来了,在水面上,这个水面像一匹白色的绸子,所以是“练川”,“练”是一匹白色的丝绸。“抛玉尺”,鱼也是白色的,像玉尺丢在一片白绸子上,所以是“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黄莺鸟在穿飞。在什么地方穿飞?在柳条之间。柳条像什么?像一条条的丝线,黄莺鸟在柳条的丝线里面穿飞,好像是用黄金的梭子在编织一样。那么这个你看起来很美,平仄都是对的,而且是对偶,“鱼”跟“莺”是两个动物,“跃”跟“穿”都是动词,“练”跟“丝”都是丝线,“川”跟“柳”都是名词,“玉”跟“金”都是形容词,“尺”跟“梭”都是名词,“抛”跟“织”都是动词。看起来对得很工整,但是这里边没有诗人的感发的生命。既然是“感发”,它使你感动,它使你生发。就是说,你读了这首诗以后,这首诗要在你的心里产生一种作用,要让你的心里生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我一直说,诗歌就是要“生生不已”,感发的力量是一直不死去,一直不停止,使得千百年后的读者都要受感动。
我以为,诗,要有文字之外的东西,要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这才是基本的。这就是严羽所说的那个“妙悟”,就是说不只是文字。“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只是文字,没有妙悟,因为它不给你文字以外感动你的力量。如果从这个讲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严羽其实有很仔细的分别,有很好的对于中国诗的认识。这种感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从开始讲诗,说诗要有感发的生命,你看到自然界的物象,花开花落,你感动了;看到人事界的事象,生离死别,你感动了。你怎么写出来带着这种感发?所以就有不同的情形,使你写出来的诗带着感发的力量。
一种情况,是与“意象”结合。诗歌使你感动,是因为使你内心的感情跟外在的一些自然界景物的形象结合了。举个例子,我们刚讲完的孟浩然的诗,“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他说的是,我失去了“隐”的生活,求仕的生活也失败了,茫茫世界宇宙之中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要问一问“迷津”,可我只看到远海那一片茫茫,已经是黄昏日暮,已经是来日无多,茫茫的大海上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迷津欲有问”,只剩下“平海夕漫漫”。“平海夕漫漫”写的是形象,是景物的形象,可是孟浩然把自己的情意跟形象结合了,所以就带着感发的力量,我们就体会了孟浩然的那一份失落的、茫然的、悲哀的感情。所以,这就是严羽说的,盛唐诸公诗的好处,是“惟在兴趣”,就在于“兴趣”。
什么叫做“兴趣”?我现在就要把过去所讲的诗的理论串通起来。我们开始就讲了赋比兴。什么叫做“兴”?“见物起兴”,就是用大自然的物象来传达我的感动。所以,孟浩然从“木落雁南度”一直写到“平海夕漫漫”。“木落雁南度”是大自然景物,“平海夕漫漫”也是大自然景物,他所有内心的感动,他内心情感的活动,都结合了大自然的景象表现出来。这是中国盛唐诗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你的情意跟大自然的形象结合起来。而且我还说过,盛唐的诗有一个特殊的长处,就是他所结合的大自然形象都是开阔博大的。就算是写悲哀,你看“平海夕漫漫”,多么开阔博大!这是盛唐诗的最大好处,就是把感情跟自然界的形象结合,而大自然的形象都是开阔博大的。“盛唐诸公,惟在兴趣”。
王维诗中的“妙悟”
“妙悟”就是文字之外的感发力量。用英文说就是potential affect,潜在的一种能力。情意与大自然的形象结合,传达了一份感发的力量。可是不同类型的诗,传达感发的方式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诗都用大自然的形象来传达。所以他说汉魏的诗是“不假悟也”,汉魏的诗不需要透过景物来传达这一层感发。唐诗要借着景物来传达这一层感发,所以它是从景物引起你言外的意思,是“妙悟”。一个现象像禅宗的“妙悟”,从一个现象你觉悟了,这是盛唐诸公。汉魏的诗呢,不需要这个现象,就使你觉悟了。那么,汉魏的诗好处在哪里呢?在句法跟结构。
《古诗十九首》是汉魏的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它说景物了吗?说开花了吗?说山说水了吗?没有,开头就不是用“兴”,而是用“赋”。“赋”就是直接叙述,不假借景物。写离别是“行行重行行”,一个人走了,“重行行”,不是走一走就停下来了,而是不停地走。所以他所写的分离是一直在进行。“与君生别离”,如果是两个相爱的人,一个人走了,而且这个分开是不断在扯开,所以我就与你“生别离”。“生别离”有两层暗示。一个是跟“死别”对举的,是“生离”。为什么跟“死别”对举呢?我们说,如果是死别的话,那么这是天命,人力无可奈何。可是现在不是死别,是生离,如果是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要分别?所以《古诗十九首》上还写过一首诗,“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既然是“同心”,就应该同居在一起,同心可是离居,只好“忧伤以终老”。所以这个被扯开的力量,是人可以挽回的,这是生离跟死别的区别。还有一种说法,生别离,就是硬生生地离别,本来连在一起的,你要硬生生地把它掰开,叫“生别离”。
所以他不要大自然的景物形象,不要花草,不要山水,就是他的叙述口吻,他的句法,他的结构。“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去”是距离的意思,我们距离彼此那么遥远,“各在天一涯”。所以就“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它使你感动,不假借形象,所以说汉魏之诗,“不假悟也”。汉魏的诗跟盛唐的诗都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可是盛唐的诗是跟景物相结合来传达的,而汉魏的诗是借着叙写的口吻、句法、结构来传达,总而言之,都是好的诗。汉魏跟盛唐的诗都是传达了一种感发的力量,可是传达的方式不同。
严羽提出来一个“禅宗”,又提出来一个“妙悟”,后来就引起评诗的人误会,他们以为诗歌里边要表现一种真正的佛教禅宗的“妙悟”,才是好的诗。这并不真实,汉魏的诗哪有禅宗的妙悟?没有。就是孟浩然的诗也没有禅宗的妙悟。可是后来的人有一种误会。谁有了这个误会?清朝的王渔洋,他原名是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他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王渔洋说严沧浪用禅宗的“妙悟”来比喻诗,我非常同意他这些话。他后面接着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这是我讲王维辋川绝句要讲这一大段话的缘故,因为它代表中国诗很特殊的一种好处。王渔洋说“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后面举了一些诗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
王渔洋说,严沧浪用禅理来比喻诗,我非常同意他的话,特别是五言的诗,能够接近这种禅宗的妙悟。所以你就注意到了,王渔洋所说的诗歌理论,已经有了一个限制。而其实严沧浪的本意是,中国诗的好处无非是几种现象。与自然景物相结合属于“比兴”。只靠着叙写的口吻来传达属于“赋”。所以严沧浪所说的,是包括所有不同风格种类的诗。可是王渔洋把这种体会理解错了,他把它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里边。他说特别是五言的短小的诗才接近于禅宗的“妙悟”,那么中国有那么多好诗,都不是五言的短小的诗,那些诗好不好?所以他现在有了局限,所以他说“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裴”是王维的一个朋友,名字叫裴迪,我们上次介绍过,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曾经请他的朋友裴迪来游赏辋川的风景。两个人都是写辋川的五言绝句,一共二十首诗,编成诗集《辋川集》。《辋川集》都是短小的五言的绝句小诗,这样的小诗他才说是“字字入禅”,这个“字字入禅”怎么样呢?他说这里边传达了“妙谛微言”,有一种最神妙的道理,“谛”就是精华的道理,“微”是“隐微”,它有一种隐微的语言,不明白说出来,传达了一种“妙义”。他说这种传达的方法就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没有分别。什么是“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据说这就是禅宗最初的缘起,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跟所有的弟子说法传道的时候,就拈起一枝花来,弟子们不懂,说他拈起花来是什么意思?只有大徒弟迦叶微微地一笑,释迦牟尼佛知道,他体会了自己的意思,就把法传给迦叶。所以禅宗不用讲道,不用说道理,拿一枝花给你一看你就觉悟了,所以王渔洋说王维他们的辋川绝句有这样一种禅理的妙悟。
我们拿王维的诗来说,有诗为证:“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我说过这是押“马”韵。“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他什么都没有说啊,他说飒飒风声、飒飒秋雨之中,山石上面的石块,有浅浅的泉水,哗啦啦流过去有很多的水声,水流下来有很多水珠溅起来,“跳波自相溅”。是你让它“相溅”的吗?不是,自然就有水珠溅起来,不是你叫它溅的,也不是带着什么目的溅的。飒飒秋雨,天色是阴沉的,一片灰蒙蒙,忽然间有点白色在茫茫宇宙之中飞起来了,有一只白色的鹭鸶鸟,被水声惊起。它惊起来就有白色在空中盘旋,“复下”,又落下来了。王维把大自然的景物写得真的是美,我上次举一个例证对比,像谢灵运的“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他好像是个照相机,咔嚓就拍下了,景物就在这里了。可王维所写的不是,王维所写的大自然景物是动态的景物,有声音有动作,声音是动的,是不断的,形象也是动的。“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这灰蒙蒙的宇宙之中,你看到一点白色,白鹭的飞起,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又落下来,你心里边有什么感动?是欣喜还是悲哀,是快乐还是忧愁,你都说不出来。但是你的心动了没有?你的心动了一下子,这就很妙。所以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说“青蛙跳入古池中,扑通一声”,青蛙跳入古池中,与你何干?扑通一声,与你何干?就是忽然间在静的宇宙之中,声音的响、形象的动,引起来你的心一动。禅宗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是你这个有感觉的人,你的心动了这么一下子。
王维在安史之乱中
王维少年时就有求仕的心意。他其实一直在做官,从来不是真正的隐居,他一方面有官职,拿薪水,可是他又表示自己的清高,不问世事。他希望能够避难远过,洁身自保。所以他其实是既仕且隐,就有了辋川闲居这些诗。后来,像王维这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洁身自保,明哲保身,让那些卑鄙龌龊的人去做贪污、贪赃枉法的事情,无所不为。这样就把国家送上了败亡的路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但这个责任不是王维一个人的,我只是说历史上的背景。
“安史之乱”,“安”是安禄山,“史”是史思明。他们都是唐代的军阀,安禄山一个人兼任了三镇的节度使。节度使是一个藩镇军政两方面的长官,而安禄山身兼河东镇、平卢镇和范阳镇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胡人。唐朝的时候中原与胡人既有商业的往来,又有军事的交战,所以唐朝任用了很多胡人,特别是在北方边疆带兵的将领,很多人都是胡人。安禄山很会讨好唐玄宗,据说他非常胖,到长安来朝见玄宗,玄宗就问他说你这么胖这么大的肚皮,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安禄山说,我肚子里面都是一片忠心。而且安禄山很会逢迎,不但讨得玄宗的欢喜,还讨得杨贵妃的欢喜,被杨贵妃认为义子。唐人有记载,说有一天内宫之中一片欢笑,因为杨贵妃认了干儿子,今天给这个义子“洗三”。什么叫做“洗三”?在中国小孩子生下来三天给他洗澡,就是“洗三”。这么胖的一个胡人,是军阀、将领,杨贵妃认了他当义子,给他“洗三”。你要知道小孩子洗完澡以后,要把他包起来,安禄山这么胖这么大的一个胡人,也被裹起来抬着在宫里面走,以为欢笑。
所以安禄山慢慢地野心越来越大,后来就起兵反叛,引发战乱。玄宗早年的政治是不错的,他本来的年号是“开元”,一共29年,后来就改了年号叫“天宝”。天宝三年开始,纪年就不称“年”了,称“载”,天宝多少载。天宝十四载的冬天,安禄山就从河北起兵了。到天宝十五载的时候,长安就被安禄山占领了。
长安快要陷落前不久,情况已经很危险了,所以玄宗事实上是出奔,就是逃走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四川。因为四川那个时候是“蜀道难”,多山,很不容易打进去。皇帝无论到哪里都叫“幸”,所以是玄宗“幸蜀”。玄宗出奔幸蜀的时候,王维、李白、杜甫,这三位最有名的唐代大诗人都生活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中,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据说玄宗西出长安百余里,就走到马嵬坡。马嵬坡有个车马休息的驿站,然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出于周朝,周朝是主张以礼治国的,一切礼节礼仪都规定得非常严格。那个时候周朝天子军队的编制是“六军”,一般的诸侯拥有三军。“六军不发”,不肯前进了,玄宗没有办法,所以“六军不发无奈何”。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边的句子。你要知道,王维、李白、杜甫都是亲身经过了这一次变乱。白居易是作为后来的人记述当年的一个故事。当时玄宗宠爱杨贵妃,把杨家一门都分封了很高的地位,杨国忠做了宰相。本来玄宗开元之治的时候,姚崇、宋璟,都是当时的名相。后来就是我们讲到的诗人宰相张九龄。再后来张九龄被李林甫给打压下去,李林甫当了宰相。而李林甫是一个奸佞小人,他对于那些忠直的大臣迫害得非常厉害,凡是跟他意见不合的比较中正的人,都被贬谪被杀戮。当时政治上的迫害非常厉害,这也是王维虽然是做官,但表示了隐居的态度,他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谅解。李林甫以后,就是杨国忠,所以就把唐朝送上了败亡之路。当时“六军不发”,就提出一个口号,杀死杨国忠来谢罪于天下。说国家落到首都沦陷的下场,都是因为这些宰相,就把杨国忠给杀了。杨国忠死了,六军还在鼓噪,不肯前进,说杨贵妃也要杀死。玄宗虽然贵为天子,但连他所爱的一个贵妃也不能保全。杨贵妃是被勒死的,以白绫勒死。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真的是一个悲剧。
玄宗幸蜀了,把太子留下来抵抗敌人。太子后来做了皇帝,就是唐肃宗。本来说是太子留守,当时长安已经即将不保了,肃宗就到了甘肃灵武,之后他自己主动继位成为皇帝了。
长安城里面,天子逃走了,文武百官有的没有跟他走,就陷入贼中,沦陷在长安城里,包括王维。安禄山就逼迫这些人做官,让他们侍奉“伪朝”。王维消极地抵抗过,他不是真有勇气去牺牲,也不甘心趋炎附势,所以王维就是一个在矛盾之中的人。当逼迫他侍奉伪朝的时候,历史上记载说王维就服药,吃了药以后假装哑了。所以当时叛军就把王维囚禁在菩提寺里。那么安禄山进了长安,做了皇帝,就要庆祝。于是就在宫中一个叫做“凝碧池”的池边大宴群臣。当然有些文武官员是附逆的。后来肃宗收复长安的时候,当时是“陷贼官三等定罪”,按照罪名的大小分为三个等级给他们定罪。杜甫最好的好朋友,就是因为当时陷入贼中,接受了伪朝的任命而被定罪。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叫做郑虔,号称“三绝”,诗写得好,字写得好,画画得好。郑虔本来在朝廷里做官做得很低,因为他家贫,需要俸禄,需要养家,所以郑虔接受了伪职。后来就定罪,把他贬谪到台州,最后死在台州,没有回来。杜甫写过很多很好的诗,都是送郑虔的。
王维当时也是陷入贼中,当安禄山大宴群臣,文武百官在凝碧池庆祝胜利的时候,召集了很多乐师,就是音乐家。你要知道玄宗是懂音乐的,他成立了一个训练音乐的官署,叫做“梨园”。在这里边学习音乐、歌唱的叫做“梨园子弟”或者“梨园弟子”,是天子的子弟或弟子。那么当时安禄山胜利了,就召集梨园所有乐师来演奏。有一个会弹奏琵琶的乐工,名叫雷海青。说安禄山大宴群臣的时候,让他开始演奏,你要知道他们是梨园子弟,跟玄宗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而且玄宗这个人真的懂得音乐,所以这些梨园子弟“举声泪下”。就是说弹奏的一弹奏、唱歌的一开口,都流下了眼泪。声音一发出来,回想当年,我们是为玄宗演奏的,现在为这样的一个叛贼演奏了,所以“举声泪下”。有的人虽然泪下可毕竟演奏了,雷海青不肯演奏,把琵琶摔在地下。雷海青当场就被杀死了。当时王维被囚禁在菩提寺,并没有参加这个宴会,后来他听人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感慨,就写了一首诗。他不敢用笔写下来,有一次裴迪来看他,他就把这首诗念给裴迪听了。裴迪就记住了,因为诗是很容易背的,以后就传诵出去了。
王维的矛盾与亏欠
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万户伤心生野烟”,“万户”是千门万户的人家。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唐朝已经很富庶,城里边的人家、商店是非常多的,可是现在都在战乱之中被焚烧杀掠了,一片杀伤焚烧过后的青烟燎绕。文武百官在敌人的控制之下,什么时候能够再朝见我们自己的天子,所以“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秋天的时候,安禄山在凝碧池宴会,槐树的叶子落在长安的皇宫之中,一片凄凉。“凝碧池头奏管弦”,在天子逃亡的凄凉背景之下,凝碧池头管弦演奏的是什么,是敌人、叛贼的庆功宴会。这个诗很能反映当时一般人的悲慨,所以广为流传,还流传到四川,连玄宗也知道王维作了这样一首诗。
后来到肃宗收复了长安,玄宗还没有死,就是太上皇,他们都回到长安来了。你要知道,王维虽然有消极的抵抗,但还是接受了安禄山的官职。陷贼官要三等定罪,王维是应该定罪,可是因为他写了这首诗,人家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朝廷还是非常忠爱的。而且王维有一个弟弟王缙,没有陷入贼中,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是有功的。正因为王维的弟弟是有功的,王维自己也写了诗,表达了对朝廷的忠爱,所以王维就特别得到原谅跟赦免,不但没有被定罪,还给了他一个新的官职。王维乱后授官,被授予太子中允,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职,没有被贬出去,所以王维就写了一个谢表。
这个谢表在王维全集里有,他说:“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秽汗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当逆胡干纪”,安禄山是叛徒,是逆贼,“干”就是冒犯的意思,“纪”就是法纪,“干纪”就是犯法,就是叛乱。就是说当这个逆贼叛乱的时候,“上皇出宫”,玄宗出奔到了四川。王维说我那个时候,进不能跟随,你如果真的对国家忠爱,就应该随着皇帝走。可皇帝通知你了吗?皇帝逃走之前通知文武百官了吗?没有,玄宗是偷偷摸摸深更半夜跑掉的,他不能带那么多人。
你要知道,有人追随啊,比如杜甫。可是,吃饭是问题,交通工具也是问题,怎么逃走呢?长安陷落的时候,杜甫不在长安,在奉先县。杜甫一听说长安陷落,玄宗出奔,肃宗到了甘肃灵武,杜甫马上就要去追随,在国家危难之中,我一定要跟政府在一起。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北平,我的老师、同学多少人离开日寇占领的北平,到后方去。中间被日本人抓住了,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关起来了。杜甫也一样,杜甫要从奉先跑到大后方的灵武去,经过沦陷区的时候被截留了,陷入了长安,而长安那个时候是安禄山控制。杜甫虽然是一个贫穷落魄的人,可决心要追随肃宗,就从长安逃出去,九死一生来到了大后方的灵武。
这就是每个人的作风不同。总而言之,王维是陷入贼中了。可是肃宗原谅他,这个是可以原谅的。后来有人就讲到生死之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人说“人生一死谈何易”,“千古艰难唯一死”。所以王维说,我本来“进”应该追随皇帝到后方去,不能的话,我就应该自杀。我进不能追随,退又不能自杀,所以我是“秽汗残骸”,我真是污秽,我想起来就惭愧得要出汗了,我是残留的一个形骸,“死灭余气”,我早就该死,而我还留着一口气,居然还活着,所以是“秽汗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他说我要低头拜见这么贤明的君主,拜见肃宗,因为肃宗原谅了他,“岂不自愧于心”,我难道心里不惭愧吗?“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厕”是列,排列,如果我排列在文武大臣百官之中,我的脸面又往哪里放?人家这些文武大臣,有的是跟随政府打回来的,有的是当年表示了忠贞,没有投降敌人的。而我是投降的,是接受了敌伪官职的,我有什么脸面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晚年依然过着亦仕亦隐、半仕半隐的生活,妻子死了也没有再娶,生活非常简朴。
王维心理上有一种矛盾,有一份亏欠,有他自己觉得最耻辱的一件事,可是他不敢面对。所以他的诗可以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在心灵感情上,他有一段落空的地方,因为他不敢面对自己。这个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项目编号:18@ZH026)的成果之一。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