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特朗普都左右不了的“铁打营盘”！美国的文官集团是什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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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2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围绕“美式的制度困境”展开了演讲。

范勇鹏提到了美国的“文官集团”。美国的文官集团是掌握着实际权力而不承担政治责任的这样一个群体。美国的官僚制度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产生于选举或者任命，掌握高层政治，而文官就是我们所讲的“官”这样一个群体，它属于事务官系统，也就是说他们是政府雇员而不被视作是政治家。

这个群体处于选举程序之外，但是在很多政策领域又掌握实权。美国在很多领域实际上是存在这种“处长治国”的现象，他们是非政治性的，名义上是为了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但是也使他们豁免了大量的政治性责任，他们与大企业、华尔街，以及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维持着他们这个圈子里人脉、金钱和信息的流动，形成了华盛顿特区里边一个“铁打的营盘”，而那些纯粹的民选的政客对他们而言是叫“流水的官”。

民选的官员要么跟这些文官沆瀣一气，要么就沦为是“圈外人”，只能在聚光灯下表演而已。就连特朗普这么强势的总统，都左右不了这些人所构成的一个“深层国家”。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

世界那么大带你去看看:人类文明地标45讲 阅读摘要笔记一

捷克奥斯特里茨战场

军事组织如何提高战斗值

“组织”之旅的第二个地标，我要带你去的是捷克的奥斯特里茨。通过考察一个古战场，可以体会暴力组织——军队，是如何高效运转的。发生在这里的战役，史称“三皇会战”。

近现代大多数军队组织和我们的宗族组织不同，没有血缘关系带来的天然信任感和亲密感，它是短时间内靠强制力聚集起来的一群人。面对生死挑战，要看武器装备、纪律性等等，但我要说，这些都重要，却不是核心。重要的也不是单兵战斗力，而是整体协作效率。“三皇会战”集中反映了双方的协作效率。

当时的战局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法国皇帝拿破仑，敌人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你的手下只有53000人，对手俄奥联军有86000人，还有10万名普鲁士士兵正在赶来的路上。这种境况下你有胜算吗？但你必须胜利，因为法国海军刚刚在特拉法加战役中被英国人歼灭，海战失败的消息如果传到前方，会造成军心溃败，你必须在海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前线之前拿下这场战争。这是一个“To be，or not to be”的局面。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53000对86000，看起来并不悬殊啊？我们听说过更悬殊的以弱胜强的战例。这里要多做一点解释，欧洲传统作战习惯讲究硬碰硬地拼杀，想象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美国内战那种“排队枪毙”的场景，在这种作战思维里，数量是决定胜败的砝码。所以，33000人是很大的差距。也因此，三皇会战战前，考虑到有人数的优势，敌人更担心拿破仑会撤离战场。而战争的结果我们知道，奥斯特里茨战场上，拿破仑创造了奇迹，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并一战封神。这是后话。

奥斯特里茨是捷克东南部的一个乡村小镇，开阔的平原上点缀着农舍，如果在欧洲自驾游，这样的景色会一路伴随。但因为这样一场战役，小镇成为军迷们钟爱的旅行目的地，当地会定期举行纪念仪式，穿上19世纪的军服，再现当年的战争场景。

来到这里，一定要登上小镇东边那座不到300米高的小山，从山上俯瞰整个战场。山上有一块纪念碑，碑上刻着战场地图，还可以从地图上看到战场中间的高地与高地南面的湖。注意，这个湖非常关键，有“套路”。

对拿破仑来说，局面非常险恶，联军从数量上远超法军，10万普鲁士援军正在路上，如果三国合兵一处，等待拿破仑的就是全军覆没。拿破仑不但要取胜，还要在法国海军被歼灭的消息传来之前取胜。

他还有机会吗？有，那就是在普鲁士军队赶来之前，再寻找一支生力军，降低双方兵力差距。但从常理看，机会似乎很渺茫。维也纳附近确实有2万多名法军，但维也纳距离奥斯特里茨超过120公里。按当时普遍的行军速度，超过1万人的军队，每天行军大约25公里，如果带着辎重，走一个星期也很正常。也就是说，如果2万法军以通常速度行进，等他们赶到战场，拿破仑要么撤退了，要么已经被击败了。

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这支法军只用了50个小时就到达前线，相当于一天跑1.5个马拉松，而且是2万多人一起跑，更不可思议的是，连跑两天还能马上投入战斗。神不知鬼不觉，法军从53000人变成75000人，双方军力几乎拉平。

战争结果是联军大溃败，逃跑时经过了小山上看到的那个湖。战争爆发时正值严冬，湖面结冰，法军向湖面开炮，湖冰被炸开，几千联军掉到冰冷的湖水里。

这场战役，法军伤亡不到9000人，俄奥联军伤亡和被俘加起来近3万人。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有了“战神”称号，法国也成为欧洲霸主。

总结这场战役时，往往对拿破仑的计谋津津乐道，比如战争中拿破仑利用对方有人数优势，担心自己会逃跑的心理，假装要逃跑，进而引诱敌人，没等普鲁士援军到达就发起进攻；再比如他提前测量了湖面结冰的厚度，以确保大炮能炸开冰面，相当于给敌人提前设计了坟墓。

但在我看来，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精巧的设计，而是2万法军高强度奔袭120公里还能立马投入战斗的能力，这样的速度在当时绝无仅有。德奥联军之所以敢于主动进攻，就是因为在兵力对比上有胜算，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还有从天而降的2万法军。

参谋部打造出完美的战争机器

法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快的行军速度？没有人拿枪逼着士兵行进。成功的秘诀是拿破仑对传统军队进行了组织改造。简单来说，他给法军组建了参谋部。

提到参谋部，通常印象中只是一帮出主意的谋士，但拿破仑的参谋部不只出主意，本质上是个信息处理中枢。首先是收集信息，汇总和分析数据。法军拥有当时欧洲最专业的侦察人员，他们能搜集到翔实准确的情报信息。这些信息汇总到参谋部，参谋部会根据数据形成咨询意见，提供给战略决策者，也就是拿破仑本人。拿破仑负责制定大战略，参谋部再把大战略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小计划。不管拿破仑的决策有多么粗糙，参谋部都能把它转化成一条条清晰准确、一看就懂的指令。

西方军队边行军边敲鼓，军人习惯跟着鼓点迈步，敲鼓频率决定迈步频率。也就是说，如果将军想加快行军速度，可以让负责敲鼓的人快点敲。

在拿破仑之前，欧洲军队里并没有专门机构，站在统御全军的高度做这些事。军队上了战场，只能各想各的办法。而面对不准确、不充分、不系统的信息，再有能力的统帅也只能凭直觉、靠运气打仗。拿破仑把上述功能专门化、专业化，带来了组织效能的升维。2万法军能在第一时间抵达战场，就是组织升维的结果。战前，参谋部预先进行了路线勘测，他们非常清楚哪条路好走，哪条路不好走；对行军速度也有精确的要求，精确到每小时跑多少公里，什么时候到什么位置；连行军多长时间要休息5分钟也做出规定。为什么是5分钟？这是留给将军们抽烟的时间。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大概率是没有的。但他说过“Every French soldier carries a marshal's baton in his knapsack”，即每个法国士兵的背包里都带着元帅的指挥棒，传来传去改变了原句的意思。

此外，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每个士兵配备的牛肉、葡萄酒、蔬菜的数量也非常清晰，既不能多——会拖累行军速度，也不能少——士兵会缺乏足够能量，这些都要经过参谋部的严密计算。所以，站在奥斯特里茨古战场，我们看到的不是拿破仑军事天才的胜利，而是军队这种暴力组织现代化的开端。说到军队现代化，我没有阐述武器的作用——拿破仑非常善于使用大炮，也没有讲战术和战略，而是选择参谋部，是因为它让军队组织的效率得到了全面升级。

后来参谋部模式被普鲁士人吸收，更进一步演化为独立的总参谋部，它比拿破仑的参谋系统更专业、更系统、更庞大、更独立，甚至军队的战略都要由参谋部制定，而不是由统帅一个人负责。正是有了总参谋部的建制，普鲁士军队才能变成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当然，这也意味着杀戮能力的迭代。在普法战争中，这一次被击溃的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德国人胜利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部机器再次“耀武扬威”就是一战和二战了。

从军队到现代企业管理

从拿破仑开始，通过参谋部的运作，军事组织更强化了固有的特点，即“高效率”。军队组织杀戮能力的增加是不是好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只是从组织角度探索军队，而且这种变化还从军队延伸到其他组织。比如，中国一些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小米公司也曾设置过参谋部。就算不设置参谋部，大公司也会有相应的部门行使类似的决策功能。“杀戮能力”一转身，就演变为市场拼杀的能力。

有本书叫《蓝血十杰》，所谓“十杰”就是二战期间美军陆军航空队“统计管理处”的十个年轻军官。他们把数字上升为信仰，用来改革军队管理，提高后勤效率，在战场上挽救了很多士兵，还节省了十几亿美元军费，战功卓著。

战后他们加盟福特汽车公司，把军队组织中的经验移植到企业管理中。他们打造了专门的数据分析部门，这一部门在组织中享有极大的权力，所有决策都以数据为依据，坚决抵制经验和直觉。这个转型把福特汽车带出了低谷，重现昔日辉煌。

这十个人里出了两名福特公司总裁，四名副总裁，他们中的麦克纳马拉还当上了美国国防部长。对效率和控制的崇拜，让他们不仅获得“蓝血十杰”的称号，也成为美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奠基者。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军队组织的进化成果，嫁接到其他组织也常常有效。人们常说“军营是最好的商学院”，我看过一组数据，二战后的世界500强企业里，西点军校培养出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经理、董事级别的高级管理人才超过5000名。

当然，如果这种能力用到极致，也可能导致新的问题，比如降低组织内的容错空间，遏制创新，甚至导致系统僵化。“蓝血十杰”故事的后半部分，就有对这种极致化的反思。蓝血十杰和我们下一个要探索的组织，就发生了尖锐冲突，这个组织你可能更熟悉，那里有你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最熟悉的组织是家庭，也就是血缘组织，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拥有最强的血缘关系，彼此有高度的信任基础。只是家庭组织规模太小，相比来说，宗族是一种以弱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大型组织。所谓弱血缘，就是组织内的人们有血缘关系，但彼此间的血缘关系又不是那么强。

这种组织形式是中国人的发明。基因检测技术出现之前，即使亲生父子也没有可靠的办法确认血缘关系。戏文里有“滴血认亲”的说法，但真的按这个方法确定血缘，会导致伦理悲剧，这个方法极不科学。没有先进的检测手段，时间上隔了几辈、十几辈，空间上隔了若干州县的人怎么认亲？宗族组织做到了。它竟然打破时空的限制，把相隔千里万里，彼此间只有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血缘关系的人组织在一起。

我带你去乡村祠堂，一窥组织的密码。这个祠堂位于安徽黄山附近的西递村，周边是古徽州的核心区域，当地祠堂文化保存得非常完整。

西递胡氏的支脉祠堂敬爱堂

西递村依山傍水，白墙青瓦，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主要居民都姓胡，现在的人口只有1000人左右。这一带连同周边，古称徽州，中国三大商帮中的徽商就出自这里，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徽商代表之一。

过去几百年中，这样一个小小的乡村前后共建了26座祠堂。这些祠堂是祭祀祖先、举办婚丧嫁娶等仪式的地方。西递胡氏的总祠堂已经没有了，我要带你去的是一座支脉祠堂，也是村里现存规模最大、最精美的一座，它叫“敬爱堂”。

敬爱堂始建于明代，现在看到的是乾隆年间重修的，是一座典型的三进式徽派建筑，门匾上写着四个大字“胡氏宗祠”。暂时不去关注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也不看建筑细节，我带你直奔最里面的大厅，那里藏着宗族组织的密码。

进入大厅，抬头就能看到上方挂着一个大匾，写着“百代蒸尝”四个大字。在古代，冬天的祭祀叫“蒸”，秋天的祭祀叫“尝”。百代蒸尝，意思是说，世世代代都要祭祀祖先。“百代蒸尝”牌匾下挂着两幅胡氏先祖的画像。画像对面，是一个大大的“孝”字，据说是宋代大儒朱熹亲笔写就。孝，再加上“忠”，是中国儒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顺着画像往下看，供桌上面摆放着三个牌位。以牌位为线索，我们可以追溯胡氏家族的血缘故事：西递胡氏可以追溯到904年，彼时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预感自己即将被废，于是把刚出生的儿子托付给一个叫胡三的部下。胡三带着龙种逃难到江西婺源，为躲避追杀，小孩改姓胡，取名“昌翼”，胡氏宗祠中间的牌位就是胡昌翼。

胡昌翼一系被称为“明经胡”，出过多位知名后人，名气最大的要算胡雪岩和胡适，他们都是李世民的子孙。

胡昌翼没有忘记胡三的恩情，临死前留下遗训“义祖大于始祖”，并要求“儿孙后代不得复宗”，就是不能改回李唐的姓氏。三个牌位中，右边的牌位就是胡三，作为胡昌翼的养父，拥有极高的地位。左边的牌位是一个叫胡士良的人，他是家族第五代，当年一次外出路过西递，被当地风景吸引，于是和家人搬到这里。他是西递胡氏宗族的先祖。

通过这两张画像、三个牌位，我们就可以看到西递胡氏的血缘脉络，这条血缘脉络甚至连接到大唐皇脉，之后又绵延上千年。如此漫长的时间旅行，怎么保证脉络不断？有办法。在小小西递村，不是只有这一座祠堂，当地人前前后后建了26座祠堂。祠堂建筑高大精美，是宗族成员拿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千年不绝，决心和韧性丝毫不输给建设大教堂的欧洲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动力是什么？

胡氏宗祠大厅

围绕血缘的三个制度安排

祠堂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还是宗族组织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精神象征物。祭祀，用仪式活动来凝聚人心，是宗祠作为公共建筑空间的第一个功用。西递胡氏在这里聚居上千年，每到固定节日，成员就会在这里祭祀祖先。祭祀有严格的仪式，这套仪式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周人的社会有个关键词叫“礼”，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周礼。严格说，周礼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祭祀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发展出宗族这种大规模组织的雏形，背后是周人系统性的政治安排：

首先，确立了“天下”的概念。“天下”的统治者是“天”，但“天”不会亲自统治，而是派自己的嫡长子——天子，代为治理天下。当年“天子”就是周王，周王的继承人也得是他的嫡长子，即周王和正妻生的大儿子，即使周王更喜欢小儿子，也无权把王位传给他，这个规则很清晰。其他的儿子呢？被周王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诸侯国也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然后依次再行分封。

这相当于给权力交接立了法，能避免过程中产生动荡。但随着时间拉长，血缘关系注定越来越远，就有了另一个制度安排：每逢重大节日，诸侯王和子孙都要回到都城，按辈分等级、尊卑秩序，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这个制度安排的核心诉求是唤醒大家对共同血缘的记忆。这就是宗族组织的雏形。经过时间的洗礼，这套组织方式走出庙堂进入民间，最终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组织模式。

宗族组织的现实作用

除了仪式性的祭祖，祠堂或者说以祠堂为象征物的宗族组织，还担负着更重要的现实功能，即为成员提供各种帮助和庇护，以此维护组织的向心力。为什么“皇权不下县”，而千百年来基层依然能有序运转？这很大程度上跟宗族自治有关。基层的公品主要由宗族提供，有困难的家庭会得到宗族的救济。如果有族人没钱参加科举，宗族会资助他旅费。此外，道路、水利、桥梁的修缮等公共事务，也由宗族负责。当然，违背宗族利益、违反乡规民约，情节严重的会被宗族组织“除名”，被除名的人将成为“孤魂野鬼”，死后不得进宗祠。这种惩罚具有强大威慑力，能让人恐惧难眠。

具体到西递村，当地“八山一水一分田”，靠种地的话连肚子都填不饱，为了生存，族人就得想办法。摆在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走出去到外面经商，要么考出去到外面做官。熟悉中国历史就会知道，宋元以后，无论经商还是做官，徽州人都很成功。中国三大商帮，徽商、晋商、潮商，都来自宗族组织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不是巧合。宗族身份可以为成员提供信用背书，有了信用，经商成本会极大地降低。这个优势延续到近现代，出现一个让欧美商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华商不签合同，仅凭信件、电报甚至口头约定就能做生意。

古代宗族成员还能给同族提供保护。明清江南的盐业、茶业、酒业、典当，但凡需要政府特批的行业，几乎都被有宗族背景的徽商垄断。这样一来，宗族势力越来越强，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

在有些地方，字辈制度非常严格，不足10岁的小男孩很可能“辈分”很大，甚至和你的爷爷同辈，拜年时你得管他叫爷爷，甚至要下跪磕头。

但很多人离家太远，无法参加祭祀，该怎么维持宗族凝聚力？有办法，那就是起名字和修族谱。今天父母给孩子起名字，想怎么起就怎么起，但往前推100年，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区，父母能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小。因为孩子的姓要跟随祖先，中间的字也被宗族规定好了，叫“字辈”，只剩第三个字可以自由发挥。字辈制度的优点可以想象，茫茫人海中，两个互不相识的宗族成员，靠名字就能知道彼此的辈分。在名字里打记号也还是不够的，古代徽州除了“族必有祠”，还有一条叫“家必有谱”。家谱体量小又便于分发携带，可以看作流动的祠堂。所以，“修家谱”也是宗族进行组织管理的大事。

我们会发现，建祠堂、排字辈、修家谱是一整套管理手段，有了这些手段，宗族组织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这是中国特有的组织发明。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宗族“组织”的痕迹并没有随着时间长河的流动而流走。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是张楚的旋律，“孤独”是对人严重的惩罚，会导致“精神死亡”。而有一种组织，它的工作就和死亡相伴，我们继续向前走。

我要带你去印度，一个叫威廉堡的地方，了解人类历史上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它的成立，甚至被称为现代历史的开端，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财富都是由公司这种组织模式创造的，而“有限责任”制度，可以说是公司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有限公司”，就是从这里起的头。但考察一个英国公司，为什么要去印度？那是因为我们能在印度看见它，还能在那里研究它。

统治古老帝国的公司

威廉堡位于加尔各答的郊区，加尔各答位于恒河三角洲，这里沿河又沿海，地理上有点像上海或纽约。加尔各答还是近代印度教育、科学、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城市的辉煌就得益于东印度公司，这个来自英国、曾经臭名昭著的“怪物”。

威廉堡原本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总部，现在是印度东部驻军司令部。“威廉”是英国国王的名字。300年前，东印度公司不仅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还是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

威廉堡是沿河建立的，这是为了方便大型商船的停靠。堡垒被大片绿地包围，绿地之外是高墙，锈迹斑斑的大炮点缀其中，可见它当年还有防御功能。

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威廉堡

从空中俯瞰，威廉堡像个八角形的勋章，不过现在勋章的边界已经不明显，但可以看出它的位置和格局。从地面看，威廉堡是白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建筑内部有华丽的欧式家具，散发着浓浓的英伦味道。回到300年前，同样站在这里，眼前是另一番景象：堡垒外面长而深的护城河一排排大炮环绕在河边，商船停靠在码头上，一群群印度劳工在英国人的监督下，把一箱箱货物运到威廉堡的仓库。这些英国人就是东印度公司的员工。

东印度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坐拥26万军队，远远超过英队，真正的“富可敌国”。英国政府遭遇财务危机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总能及时地向财政部伸出援手。当时印度最重要的几个地区，像孟加拉、金奈和孟买，都被他们控制。可以说，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国王，也不是印度的皇帝，而是一家公司，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这种组织，古罗马时代就出现了，但从来没有哪家公司能做到如此大的规模，为什么东印度可以？我们一起穿越到1599年，这家公司诞生的前夜，看看它到底被施加了什么魔法。

“有限责任”概念的诞生

那一年的秋天，伦敦市场上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涨到8先令，幕后推手是葡萄牙人，香料贸易是他们垄断的。“垄断”的好处是，可以人为控制利润，想涨价就涨价。而伦敦商人也想赚这笔钱，方法只有一个：打破垄断，自建公司、船队、贸易航路，不让中间商垄断赚差价。但当时的公司制度把伦敦商人挡住了。

大航海时代的香料贸易虽然有高额回报，但也面临着高风险。当时组织一支远洋船队，到印度、东南亚、美洲，约等于今天去一次月球的难度。首先是资金投入巨大，路上还可能遭遇风暴、海盗、竞争对手的袭击，还有随时夺走船员生命的败血症。当时的法律还规定，开公司的人必须承担一切损失，如果借债做生意最终还不起就得进监狱。有个专业的说法叫“无限责任”，所有开公司的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

这么大的风险还有人铤而走险吗？英国人有一项特长，就是用制度解决问题。于是一群商人为了胡椒创造了“有限责任”制度，意思是你投入10英镑，不管公司亏多少钱，最多损失的就是这10英镑，它是针对无限责任提出来的。

今天听上去并不新奇，但在当年是重大制度创新。不到一年时间，就有218个英国上流人物，包括伯爵、骑士、议员、商人，拿出了72000英镑的巨款投入公司。有人推算，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3500万美元，如果在无限责任的旧制度下，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敢把钱拿出来。在无限责任制度下，发生严重亏损就不只失去72000英镑，还可能倾家荡产甚至坐牢。有限责任制度下，人们则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手投资，损失的上限只是72000英镑。

更有创意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独立承担责任，被当成“人”来看待，但它又不是人，它是由人构成的组织。组织里的人进进出出，遵照人的寿命生活，而有限公司——不是人的“人”却可以活得很长。

160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英国女王同意成立东印度公司，同时给了公司两项特权：允许拥有军队，允许拥有航道和贸易的独家经营权。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诞生了。

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赶上了全球殖民扩张，于是它成为风口上飞得最高的那头猪，而且一飞就是将近300年。

公司缔造现代社会

为什么这家公司的成立，会被这么多人认为是现代经济史的开端？绝不是因为它赚了很多钱，而是这种组织制度创新，带来了公司组织的基因突变。从这家公司开始，投资人和企业家敢于进入有风险的产业，他们组建的公司还能快速聚集资本，缺乏资金的发明家也借助这个制度获得投资，比如，蒸汽机的改进者瓦特直接受益于这一制度，开启了工业革命浪潮。

有限责任制度就像点石成金的魔法棒，没有它，东印度公司就凑不出让他们奔向大海的原始资本；而瓦特有本事改良蒸汽机，却可能筹不到开工厂的钱，英国工业革命甚至都可能推迟。

尝够甜头的英国政府，再次迭代有限责任制度，1862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司法》，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等制度，从法律源头上规定，任何人都有成立公司的权利。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变得容易，7个人签一份公司章程，登记好营业地点，就可以合法融资。

英国的《公司法》后来成为各国公司法的蓝本，世界变成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投资者，人人都可以开公司的世界。美国经济学家德隆（Bradford Delong）的研究表明，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里创造的，这期间，改变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80%以上是由公司完成的。公司成为现代社会的创富主体和创新主体，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就出现在公司之间。

战争后，英国人意识到：茶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不能受制于中国。1848年，英国派人潜入中国收集技术，英属印度成为茶叶帝国，英国人留下喝下午茶的习惯。追根溯源，东印度公司是这一间谍行动的主导者。

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加尔各答，我建议你去逛逛威廉堡。沿河边向东北走大约3公里，你会看到一座红色的三层建筑，叫“作家大厦”，这是当年东印度公司的办公楼，员工就是在这里看文件、批文件、记录交易信息、草拟各种商业条款。因为每天跟文字打交道，英国人就用writer（作家）来命名这座大楼。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楼，这里的writer就是世界上第一批现代公司人。

公司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的身份坐标。在和别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对方，自己来自哪家公司；制作个人简历的时候，我们会罗列供职过的公司。有一本书叫《公司的历史》，里面说：许多人说过，政党、国家、宗教这三种组织，是现代社会的缔造者，但离普通人最近的缔造者应该是公司，以“有限”的责任，塑造了“无限”的世界。

东印度公司为什么必须结束

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启了伟大的制度创新，但他的口碑却“臭名昭著”。《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坚定地认为，东印度公司必须解散。亚当·斯密的理由是，它垄断贸易，是自由贸易的敌人。更不用说它对殖民地人民曾经血腥镇压。

但多行不义不一定自毙，公司史专家认为，它的最终解散是因为超出“公司”范畴，走得太远。回到当年的印度，帝国的统治集中在内陆，沿海权力真空由东印度公司填补，于是公司业务超出了贸易，还为城市制定和执行法律。

过程中，公司领导人发现，开公司不如办政府，于是调整商业模式，从专注贸易变为聚焦收税。以盈利为目的的东印度公司本来就有垄断权，再掌握收税权，必然成为怪兽。100多年后的1874年，东印度公司终被解散。

伦敦白厅

官僚组织如何运转国家

现代英国文官制度是一个案例。这个制度的确立，花了将近200年的时间，而如果考察其理论来源——中国科举制度，时间又要向前推1000多年。这次，我们一起去探索伦敦的白厅，来到英国文官制度诞生现场，同时寻找它和中国科举制度的内在连接。

白厅不是白色宫殿，是英国的行政中心

提到“官僚”，我们的脑海里可能会出现一张张高高在上、脑满肠肥、操弄权力的脸，但“官僚”这个词本身是中性不带褒贬的。有国家就有官僚，无论是古埃及法老，还是中国的秦始皇，都要组建自己的官僚组织，简言之，就是找合适的人到政府里当官、做事、管理国家。

官僚手里掌握着国家的各种权力，所以他们的能力至关重要。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如何能找到合适的人都是大难题，就算找到一群能力强、有才华的人，怎么保证他们能好好合作，共同管理好政府同样是难题。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探索的政府地标：白厅。

说到白厅，它原本是伦敦一条不到1公里的南北向街道。但如果我们和英国人说“白厅”这个词，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地名，而是指英国政府。因为白厅是英国政府中枢的所在地，英国国防部、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和英国内阁办公室等诸多部门均坐落于此，因此“白厅”这个词也就成了英国中央政府的代名词。

这条街的两边，是一栋挨着一栋的灰白色古典建筑，除了墙上偶尔出现的巴洛克式装饰浮雕，整体看起来甚至有些沉闷。

伦敦白厅

沿这条街一路步行，一个有黑色铁栅栏的小胡同口（行人不得进入）就是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想象一下，70多年前，一个个子不高、身材肥胖、有些蹒跚的老头，就是从这里出来，走到英国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这个老头儿就是丘吉尔。如今白厅街也有他的雕像，老头儿紧裹风衣，歪着身子拄着拐杖，表情格外严肃。我们知道，丘吉尔当过英国的首相，同时还是英国文官群体的首领。

那文官是什么呢？如果想找到他们，可以选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左右，站在白厅，你能看到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拿着咖啡，还有人一路小跑赶着打卡。这些人大概率就是英国的文官，翻译成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语言就是公务员。

以白厅为中心，英国国防部、海军部、外交部等政府机关都集中在这里，从外观看，白厅就像是部委办公楼群。作为英国政府的行政中心，几百年来，这里上演过一幕幕历史大剧。其中最著名的就发生在1688年，英国人不通过流血，就把权力从国王转到议会，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历史上叫“光荣革命”。这段历史几乎被写进各国的世界历史课本，但光荣革命并没有真正完成英国政治的现代化，要等到将近200年后，另一次革命的爆发才催生了真正的现代英国政府，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场战争催生的改革

人们关注光荣革命时，往往忽略一个问题，虽然权力核心改变了，政治制度也变了，但选官的方法却没有变。过去国王选拔官员靠恩赐，被恩赐的官员再把下一级职位恩赐给他的亲信，就这样一层一层产生官员。光荣革命之后，权力游戏规则改变了，议员靠选举兼任政府高官，但他下面的官员到哪里寻找呢？还是老办法，亲信找亲信，附庸找附庸。这个问题可以总结为：即使有了光荣革命，依然找不到好官。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党会不断轮替，换一个执政党，白厅里的官僚就得大换血。这个问题又可以总结为，有了好官也待不长。

这不是可以忽略的问题。国王垄断权力的时候，国家“所有权”是清晰的，和滥权肯定有，但可能会收敛一些。光荣革命之后则不同，政党轮替下的官僚随时准备打包走人，和滥权反而更严重。这点为什么不随着光荣革命一起改了呢？任何组织都是有惰性的，不是说变就能变。英国政府就这样维持了将近200年，终于有一天，再也无法继续，他们遇到了强刺激——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泰晤士报》记者一篇《轻骑兵的冲锋》引起轩然大波。

克里米亚战争是人类第一场现代化战争，蒸汽铁甲舰、挖战壕、电报等现代元素都被投入战场。火车首次被用于后勤保障，天气预报首次加入战场管理，33岁的南丁格尔对伤员救护进行了改革，决定性地降低了死亡率，南丁格尔历史性地成为护士职业的代名词。

战场上，英军统帅下达了一条模糊的命令——既没说清楚向谁进攻，也没说清楚什么时候进攻，传令官也没有做核实，靠猜测就随便指着山头上的俄队，跟英国士兵说：就打他们。英军士兵在没有任何火力支援的情况下，一字排开向山上冲锋。而俄国人不仅有步枪，还有野战炮支援，短短20分钟，一支轻骑兵旅，近300名士兵，连人带马全部变成炮灰。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英国人在武器装备上碾压俄国人，竟然还吃这么大的亏，可以想象消息传回国内后英国人的反应。大批市民跑到白厅，要求全面改革官僚体制，当然，也包括军队。英国政府被迫启动文官制度改革，第一步就是想办法吸引优秀人才进政府。而问题还是老问题，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怎么判断谁优秀谁不优秀呢？英国人的办法是：公开考试。第一次考试就招来一批牛津和剑桥的高才生。

现代官僚组织的诞生

我们可能会觉得，英国人怎么才想到考试？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毕竟从隋朝开始，中国就用考试选拔人才，已经进行了1000多年。而回顾这一过程，走到这步并不容易。

隋朝之前选拔人才，关键时刻还得靠领导的“眼光”，这就导致选官范围小，聪明智慧如汉武帝，也必须在亲属中选人，卫青、霍去病都是外戚。到了三国时期，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甚至打广告延揽人才，但他死后，旧的选人方式卷土重来。直到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制度，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根据一个人对文明进程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写作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国的皇帝中，秦始皇和杨坚上榜，杨坚的上榜理由之一就是建立科举制度。哈特把“考试”的发明权给了杨坚。

这一页的掀开并不容易，是从零到一的改变。任何时候，“从零到一”都是关键性改变。从隋朝到清朝，中国人都通过科举考试延揽人才。

和中国做贸易的英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科举制度，并介绍到英国国内，却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直到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人决定吸收中国智慧。那为什么考试制度到了英国会成为重大创新？这是因为英国人做出了决定性的迭代。

英国文官制度里，考试只是手段，核心创新在于顶层设计。具体来说，他们把文官群体分为两类：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包括首相和内阁大臣，即各个部长，他们属于同一个党派，经过选举产生，负责决策；事务官，通过考试产生，负责决策的落实和执行。通过这个设计，英国人在决策和执行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政务官随内阁进退，事务官独立于政党，只对工作本身负责。这就叫铁打的文官，流水的内阁。

有了现代文官制度的保障，白厅脱胎换骨，向着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演变。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完成了政府现代化的闭环。这套制度设计还解决了一个自古以来的大难题：权力转移不再导致政局动荡，即使首相和部长同时被换掉，社会依然平稳有序地运行，因为有文官制度在为秩序“托底”。

所以，英国文官制度一出炉就被很多国家复制，成为欧美现代政府的标配。

巧合的是，英国文官制度培养的人，后来又和坚持科举制度的清朝发生关系，这个人就是赫德（Robert Hart）。他接受过英国文官制度的训练，对中国比较熟悉，因此被清朝统治者接受，聘为海关总税务司，这是清政府海关系统最大的官。客观地说，在他主政之前，清朝海关、低效，他来之后，海关居然变成清政府最清廉、最高效的部门，海关税收成为清政府最重要又稳定的税收来源。

赫德和清朝官员的差异不在智力，而是被不同的制度所塑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长期研究官僚组织，他说，相比君主立宪这样的制度革命，现代文官制度也是一场“革命”，它是一次组织技术革命，革命之后的官僚组织具有专业化、等级化、规范化和非人格化四个特点。

专业化，就是以专业能力匹配相应职位，认能力不认人，不搞任人唯亲；等级化，行政系统中的职位，按权力大小和“命令—服从”的关系，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序列；规范化，每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由法律明确规定，连一份简单的文书，也要遵循统一格式，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那种口头传令的方式一去不复返；非人格化，现代政府官僚组织中，只有职务和岗位，个人和个人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专业化、等级化、规范化，传统科举制度好像都有，最关键的是非人格化的创新。现代文官制度里的官员不管面对谁，哪怕是亲戚、上司、国王，他的专业判断和职业操守都不会被其左右。所以，专业化、等级化、规范化，再加上非人格化，合在一起才是组织技术革命。

这场革命发轫于中国科举考试，迭代于英国白厅，今天，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政府，不知不觉渗透进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里。从企业到各种社会组织，本质上都有官僚化组织的一面，甚至里面的人也被官僚化了，也就是专业化、等级化、规范化，甚至是非人格化。比如我们从事某一职业，在职场上最应该展现的是职业人格，而不仅仅是自己。夸奖一个职场中人，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很职业，通常语境下的“职业”是个褒义词。

行文至此，我们结束了人类文明的“组织”之旅。“组织”最重要的功能，是把单个人的力量整合到一起，从而形成巨大的力量。我们不禁思考，被整合起来的力量将会带来什么？是幸福还是灾难？

罗马西班牙广场

成就永恒之城的管道工程

在古代社会，人类如果想要提高农业产量（或称“提高面包供给”），特别需要干一件事，那就是打造灌溉工程。这件事一个人是干不了的，需要个体把部分权利和财产交付给某些人，让他们组织大家一起工作，于是开始出现权力集中和阶层分化，税收和国家就都跟着来了（或称“锁链来了”），挡都挡不住。在罗伯特·L.凯利看来，面包和锁链之间的枢纽，就是当时的大工程。按这个逻辑，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大工程就像一个能量转化器，把组织的力量转化为一次又一次突破自然限制的行为，大工程就是这种力量最集中的表达。我要带你去探索的罗马引水渠，就是这种力量的升维。

破船喷泉下的秘密

说到“罗马”，是否会冒出梦一般的感觉？沿着周遭都是奢侈品名店的格兰维亚大道走到尽头，我们会看到一排通往教堂的台阶，台阶所在的位置就是西班牙广场。老电影《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公主剪掉一头长发，坐在台阶上吃冰激凌。因为镜头足够经典，坐在广场台阶上学着赫本吃冰激凌，就成了罗马旅行打卡的标配，是每个人的“罗马假日”。

多数人结束浪漫之旅后，不会留意台阶下的小喷泉，而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大工程。这么小怎么会是大工程？

这个喷泉是罗马艺术大师贝尼尼父子的作品，名叫“破船喷泉”。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是艺术史上的名人，被认为设计了罗马城，不过他在这里的工作，只是给伟大工程设计了一个“水龙头”。要想看到“大工程”的全貌，要顺着这个线头，深入地面以下，那里埋着规模宏大的古罗马饮水管道工程。

罗马“破船喷泉”

这个工程地面上看得见的部分是遍布罗马城的喷泉和饮水口，深埋地下的则是看不见的管道，后者才能体现真正的“大”。早在2000年前，这样的管道，古罗马人修了11条，总长将近400公里。罗马城里的水，就沿着这些管道从城外引入。我们可以顺着地下管道，追踪到罗马城外的地上引水渠。

在城市的东南郊，有座叫阿庇亚的古道公园，今天那里还有一些古罗马高架引水渠的遗迹。这是管道的地上部分，用连续不断的拱洞和柱子，把引水道架在空中。这样的高架桥在今天西班牙的塞戈维亚和法国南部还有宏伟的遗存，反倒是它的源头罗马城，当年的引水渠已经成了断壁残垣。2000年前，水就是从拱顶的渡槽流过，然后进入城市地下管道，再送到千家万户。也就是说，这些高架引水渠已经矗立了2000年。

古罗马高架引水渠遗迹

2000多年前，有几条水道在这里聚集，它们从几十公里外的水源地，穿山、越岭、入地、走高架，为罗马城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水。

封闭管道的伟大意义

在古代的生活条件下，靠近水源，不但是人类生存，更是人群聚集的必要条件。全世界的古老城市大都坐落在大河大湖边，为的是就近取水。而古罗马是个另类，虽然在台伯河边建城，但日常饮用水不来自台伯河，而是来自规模宏大的地上地下引水管道连接的远方。为什么罗马人要舍近求远去调水呢？

通常认为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取水难，罗马又叫“七丘之城”，城市建在七座小山上，台伯河在山下，运水确实困难；二是河水脏，台伯河承担了排污功能，水质非常差。但这些原因并不能解释修建引水渠的必要性。如果取水难，从远处调水是不是更难？再说，人们可以从山上搬到山下住，因为水源而迁徙，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何况只是山上山下搬个家，那里的“山”又不是高山峡谷。至于说河水脏似乎也说不通，19世纪中期，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和伦敦还处在饮用水和污水不分家的局面，他们就不嫌脏吗？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为什么不能将就？

他们绝不将就，不光追求洁净的水源，而且早在2000多年前就大肆洗澡，“节约用水”的意识似乎从未出现过。罗马人从公元前312年修建第一条引水渠开始，500多年里，总共修了11条引水道。不仅罗马，法国的尼姆，德国的科隆，北非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亚洲的小亚细亚……罗马帝国境内的几十座城市，都可以在山谷、原野甚至沙漠上看到引水渠。但凡留下来的，比如位于西班牙的塞戈维亚引水渠，都成了当地文明地标。有些工程今天还在使用。

在2000多年前，能做到如此讲究太不容易了。让我们看看，罗马人在现代物理、化学诞生之前，要克服什么难题。

现在请你暂时变成一个罗马人，执政官给你下达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找到可靠的水源。你该怎么办？你手里没有测量仪器，也不懂基本的生物化学常识，大概率你会一筹莫展。罗马人想到了最朴素的办法，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方法也很科学。

古罗马高架引水渠遗迹

他们认为，干净的水肯定在高处，最好是山泉，如果能找到山泉，就等于找到了水源。找到水源地后，他们采集水样，放在不同的容器里观测和对比，或者把水煮沸观察有没有留下杂质。此外，他们还要对水源地周边生态环境做综合考察。考察的方法并不复杂，如果水源地周围寸草不生，当地人脸色不够红润，或者眼睛不够明亮、寿命不算长，这里的水就不合格，不合格的水不能用。

假设你和罗马人一样聪明，找到了可靠的水源，第二个问题又接踵而至。水源地离罗马城有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该怎么把水运过来？既不能用人挑，也不能用车拉。罗马人的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平地建引水渠，把水生生引进城市。但只要代入罗马人的处境，就知道工程有多难。

比如，怎么让水流沿途一路保持下坡状态，不遇到山峦峡谷？没有水平仪，也没有测量海拔的工具，怎么判断A点高于B点？搞错了就可能前功尽弃。这还不算最难的，在几十公里的水道上要综合考虑坡道设置，既不能让水流太缓——流动力不够，也不能让坡度太陡，导致坑道被激流冲毁。就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那股清水真的能越过千山万水流到罗马城吗？枯水期来临时没有水，又该怎么办？

可以想象，罗马工程师使用了若干物理学原理。我们在中学物理课本里学到的动能和势能互相转化、虹吸原理等等，罗马人都用上了。不需要原理的地方，就用最普通的智慧：遇到峡谷，建起高架引水渠；遇到山峰，要么挖隧道从中间穿过去，要么沿着山脊修水渠。水流到罗马城边也不能直接进城，要先注入一个个小型水库，这样就可以根据丰水期和枯水期来调剂，他们都考虑到了。

但这样依然不能保证有水喝，我要重点说的是这一点：既然是长距离运输，怎么解决不泄漏、不污染、不被人破坏的问题？这时封闭管道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当时虽然没有PVC（聚氯乙烯）管，但罗马人的陶管、铅管、混凝土管道都能防蒸发、防泄漏。所以综合来看，罗马饮水渠是人类早期的大型封闭管道工程，我们看得到的高架引水渠，仅仅是工程规模的冰山一角，90%以上的饮水管道其实埋在地下，人们是看不见的，能看到的只是破船喷泉和无处不在的方便。

引水工程花的钱，往往由罗马皇帝掏腰包，相当于利用引水来“请客”。请罗马人洗澡，还得掏钱建浴场，图拉真浴场、戴克里先浴场、卡拉卡拉浴场就是这么来的。皇帝要讨好人民，实属古代文明中的一朵奇葩。

水给罗马带来了什么

引水渠仅仅解决了饮水问题吗？这当然是它的首要功用，工程使得罗马城人均拥有的水资源远远超过后世发达的现代城市。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城，每天流进100万吨清水，普通市民出门几十米，就可以找到类似“破船喷泉”的地方，全天都能打到干净的水，还不用缴纳水费。直到今天，罗马还有2800个被当地人称为“大鼻子”的喷泉，大部分受益于2000年前的大工程。但饮水渠的功用远不止此，水，成功地塑造了罗马。

罗马皇帝喜欢修喷泉，因为引水渠通常埋在地下，喷泉则能让所有人看到。于是，罗马成为第一批拥有公共景观的城市。

罗马有专门的排污沟，上面有圆形窟窿，人可以用来方便，排泄物顺着水流排出城市。同时，水沟上还会加盖儿，不让人觉得臭气熏天。暴殄天物的是，冲走大小便的可能是清泉水。

充足的净水资源使罗马成为超级大都市。日本学者盐野七生认为，考虑到罗马帝国的人口和疆域，包括罗马城在内，历史上暴发传染病的次数非常少，原因就是饮水工程。充足的供水和高水平的公共健康水准使罗马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超级都市。比较而言，同样作为欧洲的大都市，2000年后的巴黎和伦敦，动不动就暴发大瘟疫，因为直到19世纪，他们还没有把饮水和排污分开。罗马人在2000多年前就做到了。

罗马城的服务业也被水流推向繁荣，巅峰的时候，城里有几百个公共浴室。水还刺激了餐饮业的繁荣，罗马是比较早出现大批餐馆的城市，“聚餐”对罗马人来说，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水，还使罗马成为“永恒之城”。2000年来，罗马城的中心点基本没有移动过。今天我们漫步在罗马高低起伏的街道上，会有一种今夕何夕、此身何处的感觉，历史和现实在同一个空间里共生，甚至重叠在一起。而成就“永恒”的不是石头和混凝土，也不是用石头和混凝土搭建的万神殿、斗兽场，而是涌向城市的那一股股柔软的清泉。

此外，封闭管道思路还是一个脑洞，它为人类远距离调配资源提供了安全、快速、高效的解决方案。今天世界各国的城市都有管道工程，自来水、排污、地铁都是某种形式的管道工程，包括天然气、原油的远距离输送，也是通过管道，和罗马引水渠非常类似。我还看到过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快时尚品牌ZARA，早期为做到快速反应，在总部周围方圆200多英里（约合300多公里）范围内挖地下管道，用于运输服装原料和半成品。管道把400多家外包工厂连接起来，这种物流速度比汽车可快多了。

遗憾的是，虽然引水渠造福了罗马帝国，但随着内部矛盾堆积以及蛮族入侵，帝国轰然解体，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大量工程随之废弃，城市人口也从百万跌到几万。进入现代社会，城市管理者重新梳理这些工程，并将之纳入现代供水体系，2000年前的引水渠如今依然服务着现代罗马人。

罗马进入中世纪时，东方的中国完成了另一个水利工程，它的存在，让中国再也无法被拆散。我们继续走。

扬州古运河

瓜洲古渡今何在

7世纪初，当时欧洲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罗马几乎是半座废都，而中国新王朝则充满活力，隋朝第二个皇帝杨广主持贯通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工程正式动工。提起杨广，名声可能不怎么好，人们通常叫他“隋炀帝”，“炀”是残暴的意思，属于恶谥，盖棺论定的杀伤力极大。但也有人说，“炀”字用在他身上不公平，相反，他是难得的千古一帝。

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隋炀帝任内，废除连坐、推行科举，尤其是这条贯通南北的2700公里长的运河，划时代地提升了古代中国的物流能力，一次性地把钱塘江、长江、淮河、海河、黄河五大彼此独立的天然水系，打通成为统一的网络。而更深层的意义不光是极大提高了物流效率，更是客观上促进南北人民的心灵统一。心灵统一才能有版图统一。

一条运河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中国有两条知名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在扬州，它们重合的部分有125公里长。如果买一张游船票，就可以学着杨广下江南了，快到长江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沙洲，上面有座白墙黄瓦的牌楼，看上去很普通。但是，牌楼后面立着一块石碑，写着四个红色大字“瓜洲古渡”。如果你对中国文学有点了解，一下子就有感觉了。

隋唐大运河

这个瓜洲就是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瓜洲，也是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瓜洲，还是陆游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瓜洲。一块小沙洲，居然嵌入这些人的大脑，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

回到1000多年前的隋朝，扬州可以说是当年的大上海，瓜洲古渡可以类比为上海港。南北往来的货物要经由大运河运输，瓜洲就是当时最繁忙的物流中转站之一。古人评价瓜洲古渡，说这里“每岁漕船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涉之人，往还络绎”。意思是，每年有数百万的漕船都在这里经过，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往这里来，络绎不绝。

隋朝大运河首先是个物流工程。在蒸汽机出现之前，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系统就是水运。我们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水运怎么可能最高效呢？这得回到那个年代，陆路运输主要靠马车，成本很高，运输距离1000公里，光粮食就要占到总消耗的60%。

水运则不同。李白有两句写四川的诗，一句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另一句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不谈其中的心情和意境，倒是可以看到水陆和陆路有巨大不同，运输效率上的差距是指数级的。

如今的瓜州船闸和抽水站

我看到过一组有关唐朝的数据。当时唐代政府运粮，一支船队有大约30艘大船，只用1000多人就可以运送360万斤大米。而如果变成陆路运输，按一辆马车运500斤粮食计算，需要7200辆马车。一辆马车配备两个轮班的马夫，马夫就需要一万多人，差别体现在枯燥的数字里。

所以，修完大运河之后，杨广才有了三次出兵辽东，攻打高句丽的底气。当年动用的人力几百万，大量兵源和物资来自江南。想象一下，站在瓜洲古渡，大船浩浩荡荡向北开拔绵延几百里，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如此高强度的动员能力，靠的就是大运河的高效率。

杨广的统一大业

成就瓜洲古渡地位的，当然是杨广，但针对杨广的负面评价太多了，杨广可堪所有皇帝中最坏的那个。有人说，他在历史学家那里办了一个套餐，所有描述一个坏人，尤其是坏皇帝的词，全能安在他身上，弑父、淫母、杀兄、幽弟、荒淫、残暴。

具体到大运河，古代文人说，杨广修建大运河，其实是为了去江南看琼花找美女。但这个说法明显无法自圆其说，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到杭州，去江南找美女，符合吃瓜群众的想象，但向东北到北京，当时北京是边塞，把运河延伸到那里干什么？

现代历史学家则越来越愿意拿开脸谱化的结论，回到隋朝政治本身，他们把大运河工程看成杨广政治抱负的具象化。杨广登基之后，给自己起的年号叫“大业”，“千秋大业”的大业。什么是千秋大业？就是一统江山。你可能觉得有问题，杨广继位的时候，隋朝就是一统江山呀？而真实的历史是，隋朝的统一很不牢固，甚至是一个表象。

其实不难理解，隋朝统一之前，中国已经了300多年。从汉献帝禅让给曹魏，东汉统治正式结束，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北方有五胡乱华，南方有宋齐梁陈，南方和北方的、敌对是常态，统一的滋味人们早就忘记。隋朝虽然实现版图统一，但主要依靠武力，离精神的统一非常遥远。杨广参与过平定江南叛乱，担任太子之前在扬州工作十年，非常清楚帝国的现实。江南的繁荣已经接近甚至将超过中原，而政治中心却放在西北，长期下去国家会因失去平衡而解体。

杨广一上台后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总结他的行动，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蜘蛛侠，先是一个弹跳，把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意味着政治中心移动到地理版图的中心。然后从洛阳向东南和东北射出两条蛛丝，一条抓住杭州，一条抓住北京，把帝国版图牢牢抓住，两条蛛丝合起来就是2700公里长的大运河。

鉴真东渡日本，当地学者考证说，他有三次在扬州的文峰寺附近下水；韩国人崔致远把他在扬州学到的中国文化带回韩国。扬州是公认的东亚文化之都，扬州能成“都”得感谢杨广。

一条运河能解决国家的问题，还能完成精神上的统一？这要看大工程的特点。大工程首先要有“大投入”，杨广的父亲隋文帝很会攒钱，他死的时候国库里堆满了钱和粮食，这些钱粮足够杨广启动大运河工程。大工程还要有“强动员”。说干就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再到士绅百姓，几百万人都被动员起来。这两条既展示了大隋王朝的国家实力，又被认为彰显了杨广的领袖魅力。

大运河完工之后，杨广三下扬州。那些批评他穷奢极欲的人往往找错了标靶，杨广下江南其实是一场国家级的公关秀：浩浩荡荡的船队既是威慑力，也是文化感召力，历史记载，下江南的随行超过十万人。以前南方人觉得北方人粗鄙，中原文化的正统在江南，而杨广在礼仪上完全比照正统的儒家天子，为了设计服装还组织学术公关，研究皇帝该穿什么衣服才符合最纯正的儒家礼节。

杨广展现的礼仪正统到无可指摘，从文化和心理上实现了对江南世家大族的征服。到了江南，杨广恩威并施，专门和世家大族联络感情，同时还做出两个政治安排：除了给之前被打入底层的陈朝贵族恢复名誉，重新启用做官，还与陈朝皇室联姻，相当于给失败者上了一道政治保险。联络感情、打成一片、政治联姻都有历史记载，在古代王朝这么做很能征服人心。

重要的是，隋朝之前，中国的水路运输是割裂的，资源和人口只能在独立的小网络里交换，而杨广第一次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串联成一个整体，相当于把局域网变成互联网，由此启动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必然成为促进帝国统一的强大力量。但有人可能会提出疑义：他连隋朝的统一都没法继续，这个说法怎么立得住？

这要回到当时的杨广。他同时开启几项“大业”，几项“大业”叠加起来终于把王朝搞死了，但大运河带来的整合力量，并没有随杨广之死而曲终人散，反而被之后的唐宋反复强化。安史之乱后，大唐又存在了100多年，就是因为大运河能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运送钱粮；而黄巢起义导致大运河断航，帝国迅速倒塌。再举一个和人心有关的例子。南宋诗人陆游写过很多诗，其中有两句颇耐人寻味，一句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另一句是“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轮台、天山都在新疆，沧州在北方，而陆游两岁时北宋就灭亡了，这些地方根本都没去过。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从隋唐到两宋，大一统的帝国已经成为文人群体的共识。这个共识，跟隋朝修建大运河贯通南北不无关系。

杨广即位之后几乎同时干了几件大事：营造东都、修建运河、三征高句丽、巡视塞北等等。分开看，都有做的道理，但合在一起做就超出了隋朝的承受力。加上杨广禁止朝臣提出反对意见，最终导致隋朝崩溃。

运河与二元帝国

所以，大工程的力量不能只看一时一地，要放到更广阔的时空去观察。杨广确实找到了一个通过工程力量，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方案。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忽必烈迅速意识到杨广方案的价值，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才有了京杭大运河。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他的《枢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从元朝开始，中国就从中原王朝演化为中原、草原合一的二元帝国。清朝最为典型，疆域上有六大板块，包括传统的中原、富庶的江南、雪域高原、蒙古草原、东三省以及新疆。怎么把这些经济、文化差异巨大的区域统合起来？清朝皇帝的方案是，用藏传佛教从精神上管理蒙古，通过满蒙联盟获得草原军事力量，从而掌控帝国。想要运行这个方案，定都北京就是合理的，这里是几种力量交界的地方。但想支撑首都以及政治机器的运行，需要源源不断地从更富庶的地方为北京输血。这时候就能看出“杨广方案”的作用了，大运河，就像一根吸管，把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吸到北方。这个高效的物流系统，就是整合帝国版图的重要手段。

四大徽班中至少有两个是从扬州出发进京，之后便有了“京剧”。所谓徽班就是徽商家里的戏班，所以，“京剧”应该是在扬州打底，通过运河向北扩散，同时吸收沿途文化元素。

大规模运输工程在帝国整合上的作用，不光发生在中国；在罗马我们看到了引水管道，其实罗马也有庞大的运输工程，那就是超过40万公里的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指的就是这个工程。人和物的快速流通，在文明史上是贯穿始终的任务。

大工程通常来自权力推动，反过来又能加固权力。接下来我要带你探索的工程，和权力捆绑最为紧密，也可以说是一个权力的容器。

林妹妹曾多次穿越大运河

按《红楼梦》的文本，10岁前的林黛玉已三次穿越大运河。幼年丧母后去京城看望贾母，路上一定要坐船，坐船就要走运河，这是一穿运河；三年后回扬州探父，这是二穿运河；父亲过世后扶灵柩到苏州也要走运河，苏州返京是第三次穿越。

当年南北穿越至少三个多月。也就是说，10岁前的林黛玉，有近一年时间在运河上漂泊。悠长的河水、无尽的旅途、亲人的亡故，黛玉注定是孤独的，只有贾宝玉懂得这份孤独。有一次姐妹们作诗，黛玉写了首《桃花行》，宝玉看后即掉泪：“是林妹妹写的。”宝钗骗他说是宝琴，宝玉说，不是宝琴才华不够，却是“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红学家董梅女士告诉我，林黛玉几次长河穿越，都是刚经历完骨肉离丧，“飘零感”是嵌入心理结构的。文学资源是从现实中提取的，被文学家捕捉后放到红楼诗境审美里。

巴黎凡尔赛宫

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权力工程

现在听到“凡尔赛”三个字，我们经常想到那个梗，“刻意炫耀高档、奢华生活的做派”。一般来说，“梗”和原始内容多有差距，可在这里，说凡尔赛宫“刻意炫耀高档、奢华生活的做派”一点都没错。在我看来，凡尔赛宫本质是个权力工程，用一座宫殿展现、集中、巩固王权，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发明，发明的副产品则是法国的时尚、美食和法语地位。这些都得益于这座宫殿，并从凡尔赛宫向外蔓延。

镜子里的权力投射

凡尔赛宫坐落在巴黎西南郊外20公里的凡尔赛镇，宫殿加花园占地面积有111万平方米，是康熙住所故宫的1.5倍，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进入凡尔赛宫之前，要先穿过一个大广场，走到一道镀金的护栏前，透过护栏，里面的建筑一览无余。

凡尔赛宫与故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标准的中轴线对称布局，甚至前者遵循更严格的对称结构，从建筑到花园，甚至树的排列，都符合中轴线对称，宫殿的正中间就是路易十四的卧室。从建筑心理学看，对“对称”的追求，体现对秩序的看重，对世界的强控制。

它还有超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宫殿后面是100多公顷的绿地，1400个喷泉分布其中。喷泉、雕塑、绿地、宫殿组合在一起，凡尔赛宫被公认为是欧洲园林典范。欧洲各国皇家园林都是以这里为蓝本的，风格甚至影响到东方——圆明园当年就有类似的欧式花园，可惜，后来出生的法国人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摧毁。

路易十四还有一个特别的撒手锏，那就是镜厅，这里经常挤满了游客。顾名思义，“镜厅”的特点是“镜子”。镜厅有73米长，大厅一侧有17面巨大的镜子，另一侧有17面透明玻璃窗，窗外的景色投射在镜子上，形成独特的室内景观。

我们今天看惯了镜子，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路易十四时代，17面大镜子就是高科技、奢侈品的象征。那时候制造镜子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威尼斯人手里；而当时的威尼斯是独立的共和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禁止技术尤其是镜子制造技术的外流。为了获得这门技术，路易十四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发动间谍战。

凡尔赛宫皇家园林

法国人先是派间谍把威尼斯工匠偷运到巴黎，对之厚礼相赠，甚至帮他们成家、娶老婆。相比来说，巴黎的生活比威尼斯的日子好多了，在威尼斯，工匠们事实上处于监禁状态，禁止离开“玻璃岛”；而巴黎是自由的花花世界，迅速俘获了工匠们的心。幸福的消息很快传回威尼斯，引来又一批工匠。威尼斯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他们以工匠妻子的名义给工匠们写信，让他们快快回家。这些信居然又落到法国人手里，法国人将计就计，又以工匠名义写信给工匠们的妻子，要她们偷渡到法国一起过好日子。这招成功了，威尼斯人赔了兵又折了夫人。

当然，故事有戏剧化的成分，但法国偷镜子技术这件事，是工业间谍史上的经典案例。在威尼斯工匠的帮助下，法国生产出巨大的镜子，镜子也成为镜厅的永久标识。为了镜子发动国家间的间谍战，从这个小小的细节，就能折射出凡尔赛宫的权力本质。

和故宫对比后会发现，它们有巨大的不同。故宫宫城周围环绕着高12米，长达3400米的宫墙，墙外还有52米宽的护城河环绕，正面是厚重的门，在视觉上内外完全隔绝，帝王的权力用深宫高墙、壁垒森严的神秘感维持。但凡尔赛宫既没有城墙，也没有护城河，外面只有一道金属护栏和一扇铜门，还被做成镂空，透着讲究和奢华。

路易十四想让人们看到什么？如果说建筑只是权力工程的硬件，那么搬进凡尔赛宫之后，国王亲自导演的权力大戏，才是它希望人们看到的。换句话说，他通过展示一个个“秀”来塑造权力。

镜厅

凡尔赛宫的宫廷生活

在凡尔赛宫，最直观的标识是“太阳”。金光灿烂的墙上、栏杆上、表盘上，到处可以看到“太阳”，而且都刷成灿烂的金色。宫内的主要大厅，都以环绕“太阳”的行星命名，路易十四的宝座就安排在阿波罗厅。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随处可见的太阳形象，就是路易十四的权力符号，意味着王权无处不在。

路易十四还把自己跟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君主并驾齐驱。他喜欢玩cosplay（角色扮演），把自己打扮成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是众神之王宙斯。

把宫殿打上个人标记之后，路易十四确立了凡尔赛宫对外开放的传统，亲自撰写参观路线。在他当政的时候，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在指定时间参观，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现场围观王室家人吃饭。千万不要把这个行为和“亲民”“透明度”联系在一起，路易十四只是单纯地想要他的荣耀被更多人看见，本质上是权力的游戏。

对游戏参与者来说，如果玩家是贵族，会有机会围观国王起床。“路易十四式起床”是我知道的最复杂、最浮夸的起床表演。路易十四当年的卧室，宫殿二层正中央的那个房间，还被好好地保留着。卧室面积不大，但路易十四把这里打造成“直播间”，他像一个敬业的网红，每天早晨8点，床上的帘子会准时拉开，时间和动作雷打不动。就算前天晚上国王还在情妇那里享受生活，也要提前赶回并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床上，等着被大家参观。

宫廷里还经常举办豪华舞会。路易十四衣着华丽，卢浮宫收藏了一幅他的画像，只见他穿着天鹅绒袍子，不仅用金线刺绣，还缀满珍珠宝石；戴假发，穿高跟鞋，佩剑上还镶嵌了各种价值连城的珠宝。不但衣着豪华，他还很会摆拍，左腿在前、双腿交叉、侧身示人，再加上白色长筒，视觉上呈现“大长腿”。古今帝王里，没有人比路易十四更会拗造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贵族们自然不惜重金跟着模仿，向他靠拢。

此外，路易十四还干了一件大事：发明一套监控系统。住在凡尔赛宫的贵族，所有对外联络的信件都会被拆开，监控人员能做到拆开信件，阅读完再封好，而不被当事人发现。所以，大臣们背地里说什么，国王都一清二楚。一些人发现了国王的秘密，便改用密码写信，国王又专门组建破译团队。

凡尔赛宫的权力之战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路易十四都像穷奢极欲的帝王，他沉迷珠宝、香水、美酒的奇闻逸事，直到现在还在流传。但你要照着昏君误国的路子去想他，一定是错的。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玩，完全是为了巩固权力，实现更大的抱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法国并不是传统上的中央集权国家，路易十四之前的法国，是典型的“封建”国家，影响力一度局限在巴黎，贵族、诸侯掌握着中央到地方的权力，随时跟国王分庭抗礼。更何况，路易十四5岁即位，24岁才真正掌权。掌权之前，他和母后、兄弟们颠沛流离。在他的孩童时代，者冲进王宫，国王一家不得不在慌乱中逃出卢浮宫。所以，记忆中的巴黎有他的童年阴影，是个危险的地方，他恐惧、厌恶并拒绝在卢浮宫居住。

所以，他渴望权力，权力能带来安全感。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掌权之后，他会修建凡尔赛宫，这不是偶然的。国王的决心很大，近7万平方米的凡尔赛宫主体建筑，只用14年就建成了。在当时的欧洲，这样的大工程，没有三五十年是建不成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建造远离巴黎的新宫殿，可以迫使贵族们离开他们的大本营——巴黎和外省，来到完全由国王控制的地方，陪着路易十四开始权力之战。

就拿参观国王起床来说，不同等级的人，能看到不同的“镜头”。第一等级的人有权围观床上的国王，第二等级的人可以围观穿睡衣的国王，第三等级的人只能围观穿正装的国王。同一等级之间还有更细的等级之分，谁在谁的前面，谁可以为国王奉上衣服，都有明确规则，规则制定者就是路易十四。通过掌握等级的划分，原先的权力等级被打破，重新洗牌。

就连服装也变成了权力工具。路易十四喜欢奢华服装，于是在宫廷舞会上，为了讨好他，把别人比下去，贵族们不惜倾家荡产。有位侯爵说：“凡尔赛宫没有真正的富人，所有人的钱都在衣服上。”这意味着，贵族们的经济能力在削弱。

路易十四甚至发明了一套专门的服装，用蓝色布料做成，内衬是红的，用金色、银色装点。这种服装只有50套，如果能穿上这套衣服，一眼就能看出，他得到了国王的额外恩宠。而且，路易十四看上去喜怒无常。他对贵族的奖惩极其任性，看人顺眼奖品随时砸过去，不顺眼就冷落你。想想看，在凡尔赛宫封闭的环境里，如果国王不理你，所有人都不敢理你，你会成为一个边缘人，甚至不是“人”，只是空气。所以，贵族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挖空心思讨好国王。沐浴在凡尔赛宫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贵族们再也没有精力管理地方事务，时间一长就和地方——他们的权力基础疏远了。于是，路易十四掌控的官僚系统接管了地方的权力。

这是高超的权力游戏，路易十四不动用武力，就把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这么大的权力可以做什么？统一法国，对外用兵，扩大疆域，称霸欧洲。今天我们看到的法国版图，就是路易十四打下的基础。他也是第一个喊出“朕即国家”的欧洲君主。把权力中心转移到凡尔赛宫，成为他走向权力巅峰的关键一步。

权力的坍塌和重建

今天的凡尔赛宫已不再神秘，但它带来的影响已经进入法国文化的肌体。旧王朝在大革命后崩解，当年权力游戏的道具——时尚、大牌、法餐、名媛、奢华派对，融入巴黎的大街小巷，并以巴黎为平台扩散到世界。

凡尔赛宫一直是法国的象征。普法战争结束后，获胜的德国人逼法国人在这里签投降书。一战胜利后，法国人逼德国人在这里签投降书。二战中法国投降，德国人又逼法国人在这里签投降书。权力的游戏总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并继续着。

不仅凡尔赛宫，世界上大部分王宫都已人去楼空，但王宫是个奇特的存在：之前象征君主的“硬权力”，之后成为各国文化地标，继而演变为凝聚民族认同的“软权力”工程。故宫、冬宫、维也纳的美泉宫，都有类似的转变过程。所以，参观这些宫殿时，不了解权力的故事——软件，仅看它的硬件——建筑，也许会觉得无趣。

路易十四死后，凡尔赛宫权力乌托邦逐渐褪色，加上启蒙运动崇尚理性，人们一旦知道“太阳”只是颗普通的恒星，“太阳王”也就不再有神性。“祛魅”是瓦解权力的致命武器。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被砍头一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种下的根。大工程成就了路易十四，诅咒了路易十六。那有没有一种工程，能制造“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们继续走。

如果在时尚领域找一位保护神，路易十四大概最无争议。任何人看到卢浮宫叙利馆的路易十四肖像画，都会觉得他是一位时尚天才，尽管他本人未必这么想。

路易十四的“条件”其实很差，普遍记录显示，他的身高不超过160厘米，但肖像却很挺拔，答案在细节里：侧身站立，两腿交叉，用青年艺术学者程珺的话说，这个姿势最容易拍出“大长腿”；连可以在视觉上营造“纤细”，更显腿长；高跟鞋、假发可以为身体争取更多空间。

这幅画及其他没有呈现的路易十四元素，都留给了时尚产业。程珺进一步分析说：“画中的锦缎、天鹅绒、金丝银线刺绣，还有衬衫袖口露出的白色亚麻花边，都是后世女性时装常用的元素。曾经为路易十四服务的鞋匠、裁缝、珠宝匠和厨师，演化出法国庞大的时尚产业，比如时装、箱包、珠宝、法餐等等。”

如今，法国尽管国力已今非昔比，但在时尚领域依然是领导者。只是当年用来彰显太阳王权力的符号，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女人。

美国金道钉遗址公园

太平洋铁路的双轨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工程能力上了几个台阶，也意味着工程一旦出错，破坏力会呈指数级增长。所以，大工程上马前往往会增加一个“插件”。这个“插件”不是降低难度，反而是增加了工程难度。我们一起去探索这组插件，目的地是美国犹他州金道钉国家纪念公园。当年太平洋铁路从东、西两边分别施工，最终在这里合龙，“纪念公园”纪念的就是当年的合龙。

太平洋铁路的神奇之处

放眼望去，荒原、戈壁、峡谷，连绵的群山，摇曳的荒草，美国犹他州是个体验荒凉的地方，金道钉国家纪念公园就在这里。你能远远看见两个火车头，旁边立了一根木棍，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布景非常寒酸，但每年依然吸引近5万名游客。

两个车头，一个刷成蓝色，一个刷成红色，面对面停在铁轨上，铁轨下的枕木常年风吹日晒下发灰发白，有一根看上去略不普通，明显是特制的，上面钉着一个铭牌，写着一行小字：“1869年的最后一节，奠定了太平洋铁路的完工。”

1869年5月10日，两辆机车从东西两个方向开来，即将会合之际双双停车，这是铁路最后一段铁轨铺设仪式，由八名爱尔兰工人和八名华工共同完成。连接处的枕木事先打好了孔，一枚17.6克拉的金制道钉孔洞。随着大锤轻轻砸下，铁轨正式合龙，现场汽笛声、欢呼声在旷野中回荡，又通过媒体传遍全美，沸腾了整个国家。各地教堂钟声齐鸣，连费城古老的自由钟也加入庆祝，芝加哥的大游行绵延11公里。BBC（英国广播公司）把这条铁路评为工业革命以来七大工业奇迹之一。

太平洋铁路双轨合龙现场

人们称这一天为“金道钉日”，一条铁路的诞生成为国家的节日，受到世界的追捧，一定是因为足够特别。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有3000多公里。长，本身就是难度，更难的地方在于，铁路沿途地形险要，西线要翻过海拔4200米的内华达山脉，在这里施工是要以人命为代价的，施工工人非常难找。更艰难的是，工程所需的大部分物资，要从大西洋沿岸运过来，当年没有巴拿马运河，货船从东部港口出发后一路向南，跨过赤道，沿着南美洲东海岸，绕过美洲大陆最南端，擦着南极大陆的边缘，在强风、大浪、冰山的护送下一路向北，再跨过赤道，运到加利福尼亚。西段工程两年只铺了80公里。

听起来感觉是“难于上青天”，但预计14年工期的工程竟然只用7年就完成了，旧金山到纽约的旅程就这样从6个月压缩到7天。

难在开工

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国会辩论了将近20年。回到当年的时代背景，从19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美国发生了几件和西部有关的大事，打赢了美墨战争，在西南兼并了得州，吞并了包括加州、内华达州在内的美国中西部，加州发现黄金并引发淘金热。旧金山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美国人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观赏太平洋。

看起来好事连连，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版图统一的基础非常脆弱，重要的是人们的心灵统一，否则美国就不会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成为必然选择，隋炀帝杨广和美国总统面临同样的难题。

国会从1845年开始讨论太平洋铁路方案，由此拉开了20年的大辩论。辩论高潮发生在1853年，当时，几个版本的议案被拿到参议院，这些议案向美国人展示，一旦修建太平洋铁路，美国会发生什么：

有了这条铁路，新晋的太平洋沿岸领土将得到及时保护，否则，一旦与欧洲列强交战，敌人用根羽毛就可以将其占有；铁路经过的地区，将确立美国宪法的至高权威，如果在墨西哥州掀起思想和政治革命，建立自由的制度，当地人就会忘记西班牙的习惯；美国不仅会政治统一，精神上也将成为整体；美国将成为欧亚贸易枢纽，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听起来，修建太平洋铁路有百利无一害，为什么还要搁置20年？概括下来，大家有以下的分歧：

首先是怎么修，修一条、两条还是三条，在南部、北部还是中部修，这涉及不同州的利益。其次是谁来修，交给联邦政府主导的公司，还是单纯地交给私人公司，如果是前者，联邦的权力就太大了，可交给私营公司就好吗？反对者认为，资本家会像秃鹫一样，贪婪地围绕着总统，催促他、误导他，想尽一切方式让他多花钱，铁路建成后将成为“国中之国”，谁都拿它没办法。再次，谁最终负责拍板，可以是总统吗？

接下来的辩论触及美国宪法的根本。支持由总统拍板的人认为，在所有公职岗位里，总统最不容易受利益集团左右，最有可能以品格和声誉独立决策，如果由国会决定，议员们会没完没了地吵架，最终等于没有人决定；反对交给总统决策的人认为，总统已经拥有了行，如果让他决定法案，等于又拥有了立法权，拥有如此巨大权力的总统，必将侵蚀各州的权力，而州权保护是立国的根基，所以，先例一旦开启，后果不堪设想，共和国将蜕变为帝国。

辩论通常会遵循这样的规律，一旦分歧上升到根本问题，就无法继续辩论；而当一方无法说服对方的时候，往往又上升到根本问题，所谓的“上纲上线”。修铁路的动议被搁置了，直到1862年7月1日，南北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反对者退出讨论，支持意见占了上风，国会才通过了法案，经由林肯总统批准，铁路最终得以上马。

这是开工前的一段往事。如果没有南北战争的强刺激，太平洋铁路还会继续推迟。开工之难，难到第一块“枕木”竟然以一场死亡超过百万人的战争来铺就。

用理性驯服“冒烟的魔鬼”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美国的地理和资源禀赋优异。北跨五大湖与加拿大相接，南部濒临墨西哥湾，与墨西哥为邻，东西两侧是大洋，周遭没有任何能构成威胁的力量，听起来完美无瑕。唯一能威胁美国人的就是美国人，总有一种力量在肢解美国。这股力量包括阿巴拉契亚山，山脉东面是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这里是美国开始的地方，当地人想穿越到中西部，如果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基本属于冒险；而一旦跨越过去，想回来就是难题，时间一久，人们自然彼此分开。美国人很清楚，如果没有交通大动脉，美国要么局限在阿巴拉契亚以东，要么成几个互不隶属的版块。

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当年的预言几乎全部实现。西部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金、银、铜等矿产得到开发，有力支持了大西洋沿岸的经济。西部的崛起又给移民提供了舞台，推动了人口大迁移，加上欧亚大陆新移民也向西部涌入，美国人口版图得以重塑。历史学家公认，如果没有太平洋铁路，就不会有美国的崛起，但与美国一起成长的，是他们的国家意识：工程上马之前，西部各州远离政治中心，东部各州也习惯从州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太平洋铁路改变了这一切。

有人说，美国人心灵的统一，是南北战争后实现的。研究者曾考证“The United States”的演变，南北战争之前，“The United States”是个复数名词，后面接的系动词是are，而战争之后变成了单数名词，接的系动词是is。从时间上看，改变确实在南北战争之后，但改变的真实逻辑并不是战争。相反，南北战争带来的创伤是很难抹去的，之所以战后美国内部的精神认同度反而更高，主要归功于太平洋铁路的贯通。它让东西两边的人民高频交流，不仅创造了更多共同利益，而且随着时间拉长，作为美国人的荣誉感，对国家的认同感，都得到了加强。

好处这么多，“开工难”不就是浪费了时间？当然不是。当利益主体都站出来，最终决策就能照顾到更多人，也能凝聚更多共识。所以，辩论越充分，错误决策概率就越低，决策就能凝聚更多共识。就算工程遇到困难，伸出援手的人也会多，烂尾概率也一定会降低。具体到太平洋铁路，当年的辩论让各方利益充分表达，一旦出现时间窗口，就能顺利决策上马。

有趣的是，当年美国人争论的宪法原则——联邦与州的关系，在历次大工程中不断被强调和伸张，客观上帮美国人形成了稳定的观念和秩序。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人类的工程能力也呈指数级增长，每个大工程都会渗入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规模和影响力互相放大，一旦决策错误，工程有多大，灾难就有多大。所以，大工程必须增加一个“插件”，即充分讨论和科学决策。它比工程能力更重要，也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能力。

火车刚刚诞生的时候，狄更斯写过一段话：“它拉着各种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穿过田野，穿过森林，穿过谷物，穿过干草，穿过沃土，穿过岩石，穿过近在手边、几乎就在掌握之中，但永远从旅客身边飞去的东西。”他把火车称为“冒烟的魔鬼”。18世纪的狄更斯只坐过马车，马车上也只能坐几个人，而且不同阶级的人不太可能坐同一辆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狄更斯的震惊。人，经常会被自己制造的工程吓到，但新的“插件”却能让人免于大工程带来的终极恐惧。

儒勒·凡尔纳1873年出版了《八十天环游世界》，书中也提到了太平洋铁路。如果没有太平洋铁路，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梦想就只能是梦想。

华工与太平洋铁路内华达山脉海拔超过4200米，开工两年，铺设铁轨不到100公里，高山、峡谷、寒冷、缺氧、冰雪让施工方找不到工人，就算有工人来也无法完成任务，而打破僵局的是华工。华工主要来自广东，普遍身材矮小，没有修筑铁路的经验。最开始美国人不太相信华工，而华工用事实征服了他们。

在艰险的“合恩角”，华工在七八十度的峭壁上凿出路基，把自己吊在竹篮里、悬在峭壁边，在壁上凿出小洞放好炸药，快速点燃引信，然后由同伴迅速把竹篮吊起来，爆炸在脚下发生，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当地曾发生雪崩，导致物资无法运输，美国工程师也束手无策，是华工想出雪滑梯的方法，利用光滑的路面拖运物资，恢复了物资运输。

聪明、勇气、技巧、韧性，这些让华工成为修路主力军，最多时占西线劳工数量的90%。太平洋铁路也是一部血泪史，南方人从未见过冰雪，一些人被活活冻死，施工的艰险随时夺取生命。没有华工会有太平洋铁路吗？至少要推迟很久。如果有机会去当地旅行，要记得，华工是工程奇迹的创造者。

胡佛大坝

技术驱动的能源工程

“水往低处流”是地球引力最直观的表现，如果水流过大而且不受控制，就会导致灾难。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大洪水”的记忆，而如果利用好水流，就意味着掌握了这股自然的力量。所以，与洪水记忆相伴随的是治水工程和治水技术的产生，比如水车的应用。中国历史和传说中，聪明的将领还会给敌人制造“大洪水”，如关羽“水淹七军”，但这种利用是随机偶发的。直到19世纪上半叶，人类发明了水轮机，水的势能稳定转化成水轮机的动能，再借水轮机的动力，推动发电机工作，人类利用水力资源的能力，才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次我要带你去美国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处，看一个能源水利工程，著名的胡佛大坝。这座拱门式重力人造混凝土大坝，被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这座超级大坝的建成，跟工程技术的突破密不可分。

高峡出平湖的技术典范

从拉斯维加斯出发，向东南走大约40公里，就是胡佛大坝，上游是著名的大峡谷。从高空俯瞰，条条深谷就像地球表面的一道道伤口，最大的一条有400多公里长，1800米深，而塑造深谷的就是以狂野著称的科罗拉多河。它从落基山脉奔腾而下，开山劈道，用600万年的时间，雕琢出这道壮丽的地球景观。

狂野的科罗拉多河

而到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狂野的科罗拉多河不见了，融入一个平静的湖面中。于是以大坝为界，一边是平静的米德大湖，西半球最大的人工湖；另一半，如果从空中俯瞰，是一只巨型的混凝土“扇贝”，贝壳高达220米，生生嵌入深谷里。这个高度比三峡大坝还高20%。水坝两边，水位落差达到150米左右。当然，这是人类的杰作。

其实早在胡佛大坝修建前半个世纪，人类就开始利用水力发电了，那时，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位于尼亚加拉瀑布。这里有天然的水位差，而且水流量足够，为发电提供了条件。靠着大量的瀑布，美国和加拿大人率先成为水电大国。

但如果只靠瀑布，人类能建的水电站规模和数量必然有限。胡佛水电站是一次突破，摆脱了天然瀑布的限制，用一个水泥大坝截流，通过人工提高水位，形成巨大的势能。说起来容易，但在20世纪初的技术条件下，胡佛大坝的混凝土浇筑量达300多万立方米，在当年是个天文数字。胡佛大坝创造性地发展了大体积混凝土筑坝技术，有些技术一直沿用至今。

混凝土“扇贝”胡佛大坝

如果坐电梯来到153米的地下，那里是胡佛大坝最核心的发电厂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7台直径10多米的巨型涡轮机排成一排，昼夜不停地发出嗡嗡巨响。驱动这些大家伙旋转的动力，就是被胡佛大坝拦住的科罗拉多河河水。一条条粗大的管道，把河水源源不断地导向这里。在河水的猛烈冲击下，涡轮不停旋转，一刻不停地向外输送电流。

这17台发电机组每年向外输送大约40亿千瓦时的电能，可以满足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南部大部分地区用电，包括拉斯维加斯的流光溢彩，也是由胡佛大坝点亮的。到2015年，胡佛大坝依然维持着美国西南部三个人口稠密州的生产和生活。

拉斯维加斯本来是个小镇，修建水坝招来几万年轻人，大家赚了钱又有了时间，客观上让兴盛起来；大坝完工后工人们离开，业却保留下来。胡佛大坝有个“外号”，叫拉斯维加斯之母。

20世纪30年代，胡佛大坝是世界第一高坝，比当时的第二名（西雅图的魔鬼大坝）高出近一倍。理解水力发电的原理，我们就会明白，之所以要把大坝修这么高，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上游水位，增加蓄水总量。

科罗拉多河曾经是美国最深、水流最湍急的河流，工程难度非常大，虽然以美国总统胡佛的名字命名，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首席工程师弗兰克。弗兰克当年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怎么能驯服狂野的科罗拉多河河水，另一个是短时间内浇筑好大坝的混凝土。

在这之前，弗兰克曾经主持修建过6座大坝，工程原理他很清楚。首先，要在山崖里开出4条直径十几米，全长6公里的隧道，让科罗拉多河绕过灌注混凝土大坝的位置。这样做很容易理解，因为人无法在有水的河床里浇筑混凝土。

隧道工程非常艰难，作业强度很高，尽管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巨型钻孔机，仍然有一百多名工人因为事故失去了生命。今天大坝上还能看到纪念他们的石碑。1932年11月13日，被分流的河水第一次冲入隧道。不到24个小时，狂野的科罗拉多河，乖乖地驯服了，分流隧道工程比预期提前了一年，接下来，弗兰克只要把主河床里的水抽干，就可以浇筑混凝土。

浇筑又是一个难题，弗兰克却创造了第二个奇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混凝土浇筑工程。注意“两年”这个时间点，时间似乎很久，这是因为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会产生热量，胡佛大坝需要浇筑300多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按传统的方法整体浇筑，125年才能完成散热。如果没有足够长的冷却时间，混凝土内外散热不均，热胀冷缩速度不一致，大坝就会出现裂缝，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重则导致整体结构坍塌。

大坝崩塌了会怎样？电影《末日崩塌》用画面呈现这一场景。其实胡佛大坝早已不是世界第一大坝，之所以还被收入电影，大概是因为它曾经是人类能力的象征，摧毁它带来的冲击远超过摧毁其他大坝。

弗兰克施行了什么魔法，把浇筑时间缩短到两年？首先，为了加快冷却进程，大型制冷厂利用管道把冰水抽到新鲜水泥中，这也是后来很多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沿用的预埋冷却水管技术。但对弗兰克来说，这样做的速度还不够快。他完成了一次脑筋急转弯——柱状分块浇筑法。简单说，就是把坝体分解成230个垂直的水泥柱分开浇筑，各自散热，然后如搭积木般组合到一起，大大缩短了冷却时间。

胡佛大坝牵涉几个州的利益。如果上游阻断河水，发电会受影响；如果大坝放水减少，下游就会干旱。只有联邦政府可以协调各州利益，这就意味着中央扩权。学者公认的事实是，美国能有强大的联邦，遍布各地的水坝起了很大作用。

胡佛大坝开创的大体积混凝土筑坝技术，打开了大规模开发水电的闸门。如果没有胡佛大坝做先行者，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巴西的伊泰普大坝、中国的三峡大坝不知还要摸索多久。甚至，二滩水电站的大坝，从外形看几乎是胡佛大坝的翻版。

1935年，工程完工了，一枚巨型“贝壳”从深谷中升起。在竣工仪式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对着大坝说：“我来，我见，我服了。”这是我看到的对恺撒大帝的那句“我来，我见，我征服”最好的改编。在某种意义上，胡佛大坝就是“大坝之母”，而这座大坝更大的意义在于，给后人注入强大信心。

胡佛大坝的装机容量，是当时最大规模火电站的5倍，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人的西部大开发。甚至有人说，胡佛大坝还帮美国打赢了二战，因为制造战斗机的铝，制作原子弹的钚，生产过程都需要大量电力，这些工厂集中在美国西部，就是因为有胡佛大坝的稳定供电。

此外，胡佛大坝还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一旦拥有斩断江河的工程技术，就能驯服汹涌的河流，既能在丰水期蓄水，避免下游发生洪涝灾害，又能在枯水期放水，缓解下游的干旱。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这是继驯服植物、动物之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从水电站到核电站

胡佛大坝之后，数以万计的巨型混凝土楔子被嵌入地表。20世纪40年代，美国电力供应中，水电一度占到40%，西北部地区则有75%的电力要靠水电。但有个奇怪的现象，美国水电开发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80年代却突然直线下滑，能源占比不断下降。有人说，这是环保压力下兴起的“拆坝运动”，真相是这样吗？有一组权威资料仔细考证了美国拆掉的各种水坝，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是年久失修的废坝、弃坝，它们已经无法发电，而重要的水坝则一座都没拆。水电比重持续下滑的真实原因，其实是竞品的出现——最大的竞品就是核电。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核电大发展，水坝比例自然下降了，美国水电占比从高峰期的40%下降到最近的个位数。现在，核电在美国的能源占比达20%，在法国甚至超过70%。

电气革命之后，人类不断尝试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能源。在“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水电、核电的重要性将会持续增强。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也已进入人类的能源结构，能源大概率不会枯竭，而人类也总能找到新的能源，推动文明列车向前跑。

今天人类水坝建设的领跑者，肯定包括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水电工程（发电量仅次于三峡），白鹤滩水电站就是技术创新领跑者，混凝土浇筑量达803万立方米。当年，弗兰克快速冷却混凝土的方法是把坝体分解成230个水泥柱，让它们各自散热。中国工程师的方法是，让大坝变聪明。他们在坝体内埋设上万个监测传感器，可以及时采集温度、应力状态等数据，能实时监控运输车、缆机、振捣机等设备的运转。有了及时的数据，就可以智能化地调节通水流量、温度和时间。

工作人员每天打开笔记本或手机，就能看到所有参数，若发现数据有问题，按规程操作就可以。这套系统被称为“大坝施工进度仿真系统”。

迪拜棕榈岛

扭转国运的地产工程

大工程之旅最后一个地标，我要带你去迪拜，参观朱美拉棕榈岛的别墅区，在这里也许能偶遇前来度假的好莱坞明星。如果对棕榈岛没有太多概念，我再提供一条信息，中建公司参与了这一工程的建造，而且出色地完成任务，并诞生了“中建中东公司”。“基建狂魔”这一荣誉就跟他们的工作有关。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跑到一个别墅区来旅行？我们可是刚刚看过胡佛大坝啊。别墅，再大的别墅也算不上大工程吧？而且“基建狂魔”的大工程那么多，怎么也轮不到别墅区啊！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但如果换一个打开棕榈岛的方式，可能会觉得“早就该来”。想象一下，坐着阿拉丁的飞毯或现代的直升机，从空中俯瞰，然后再缓缓降落。

大海上的世界奇迹

在空中我们会看到，蔚蓝的阿拉伯湾上，有一个图样完美的巨型棕榈树。它有一根笔直的树干，垂下17片羽毛形状的树叶，顶端还有一道月牙形防波堤。这棵巨型的棕榈树，伸进阿拉伯湾5公里之多。不要说从飞机上，从太空俯瞰或许也会感到震撼。

这棵棕榈树绝不可能是自然的杰作，它是一个巨型人工岛。在2000年之前，这里除了海水，什么都没有。在空无一物的海面上，迪拜人居然“种”出了一颗“棕榈树”，进入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争夺赛中。当然，别墅再豪华也无法构成奇迹，奇迹的是这座岛。光让这棵棕榈树浮出海面，就耗用了3000万吨岩石和3亿立方米海沙。工程量比胡佛大坝还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阿拉伯湾上的巨型棕榈树

迪拜不是第一个填海建人工岛的国家，而且填海造陆技术本身并不难，只需围出一个堰，把里面的水抽干，再把中间填上土，荷兰人13世纪就开始这么干。迪拜人在21世纪制造人工岛，土方施工完全不是难题。但迪拜人依然摆出了恢宏的手笔，动用了当时全球仅有的一台私人卫星“伊科诺斯”。卫星的功能特别强大，足以跟美国的军事卫星媲美。地面还有个小团队，每天背着定位系统，建立网格化的精确地理坐标，确认海砂应该填在哪里。这么做才能保证这棵巨型棕榈树按照设计标准完美呈现。

迪拜人还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把岛建成棕榈树形状，美是美，但可能会带来其他灾难。棕榈岛最外围包着一道防波堤，里面是一条一条的棕榈叶，复杂的水路导致海水难以快速流动，时间一长，死水可能变成污水，造型拗得再美也是丑的。于是，工程师通过建模分析海水的流动规律，在防波堤上开了两个100米宽的口子，让堤里堤外的海水实现对流。按照设计，每两周就能完成一次海水更新。

地产项目背后的国家战略

你可能会好奇，迪拜人费这么大的力气，建出如此复杂的人工岛，只是有钱任性吗？还是为了盖房子卖别墅？这么大的填海工程，房子得卖天价吧？我特意在海外置业网站查了一下价格，这里的别墅从几百万到一两千万元人民币不等。注意，是人民币。

站在棕榈岛的中央大道，两边是成排的沙滩别墅，每栋房子都拥有一片海滩，带草坪、泳池、独立车库。当然，我不是房产中介，只是想通过这个房地产工程去理解迪拜。或许，他们在下一盘大棋，而棕榈岛系列工程，是从根本上逆转国运的重要一环。

在人们通常的认知里，迪拜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这个小小的酋长国，面积不过是伦敦的两倍，几十年前还只是个小破渔村。自从1966年发现石油，迪拜经济开始“开挂”，迅速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富有的地区。但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开采，面临石油的枯竭，必须找到华丽转身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可以是“走”，毕竟国家不大，国民拿着钱去别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不是没有可能。但迪拜人选择无中生有，绝处逢生。

迪拜很有钱，这是我们的普遍印象，他们转型的路径，也确实在按有钱人的思路尝试。棕榈岛项目之前，迪拜已经小试牛刀，第一弹就是“阿拉伯塔酒店”。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帆船酒店”，是当时的迪拜王子阿勒马克图姆力推的项目。

帆船酒店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它的样貌，而是因为在它之前，全世界的豪华酒店最高是五星级，迪拜人硬是花大钱提高标准，不但在墙上挂着著名艺术家的油画，而且把门把手、厕所水管都弄成了金的。“纸醉金迷”这个成语放在帆船酒店，简直是一种写实。人们描述帆船酒店时，会加一个形容词叫“七星级”，而酒店业公认的评级标准里并没有七星，甚至也几乎没见过六星级。真实的故事是，酒店开业时，一位英国女记者无法形容它的豪奢，回去后在报纸上写评论说：“我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形容它，只能用七星给它定级。”

从此，酒店业才有了“七星”这个词。一个词，反而比任何细节的描绘都要形象。直接跳过“六星”抵达“七星”，住过奢华酒店的人当然会好奇，六星还没出现，怎么会有七星？既然这么好一定要去看看。

对迪拜来说，富人来了只住几天酒店可不够，得想办法让他们来得更多、更频繁。有什么办法呢？得让他们在迪拜有产业。但迪拜自然条件有限，怎么能盖出吸引有钱人的房子？从居住角度，迪拜仅有的地理优势是一年四季都很暖和。于是，这个连淡水都很稀有的沙漠国家，靠砸钱把自己砸成全世界顶级观光旅游目的地，棕榈岛就是其中的一环，当然，是最关键的一环。

遗憾的是，工程最早的主导者阿勒马克图姆34岁就英年早逝。回头看设计本身，我仍然很敬佩他们的想象力。建设棕榈岛，动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私人卫星，把岛弄成完美的棕榈树的样子，这么讲究仅仅是为了拗造型？为了空中拍照好看？当然不是，棕榈树背后是一个延长海岸线的天才想法。

迪拜之前只有70多公里多海岸线，而棕榈岛生生把海岸线增加到1500公里。有充足的海岸线，就能提供足够多的海景房，甚至拥有私家海滩，这是顶级别墅的标配。迪拜人摸准了富人的脉。

旅游成支柱产业

有住的地方，还要有玩的项目。迪拜是顶级娱乐设施的聚集地，有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世界最大的音乐喷泉、世界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第一大机场、第一大花园，还有第一长的金项链、第一贵的冰激凌。这里还举办顶级世界赛事，比如赛马世界杯——赛马肯定是有钱人的游戏。当然，我们肯定听说过，出入迪拜的阿联酋航空，走的也是高端奢华路线。相比这些“第一”，新闻里出现的“法拉利”警车，只是迪拜的边角料。

迪拜人还建有世界岛，虽然因资金等原因没有完工，但轮廓已经显现，可见七大洲、四大洋。他们还要建宇宙群岛，规模都超过棕榈岛。在海上拗造型建岛屿，这件事迪拜人又做到了世界第一。

高空俯瞰，可见迪拜棕榈岛、世界岛的轮廓

我曾非常好奇，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世界第一”？仅仅是为了炫富吗？表面看，他们对“世界第一”到了痴迷的程度。迪拜人在工程设计之初，就会考虑怎么避免被别人超过。以哈利法塔为例，2004年开建的时候，世界第一高楼是509米的台北101大厦，迪拜人只要增加一米就可以拿到第一，但如果101大厦的业主加了一根两米高的天线怎么办？迪拜人在技术上做文章，提高对手超越的难度。

简单说，哈利法塔最初设计是560米，后来调整到650米，最终变成828米，101大楼在理论上已经无法超越。但一座大楼的高度，居然在修建时可以随意延长，也太不科学了吧？事实并非如此，迪拜人在修建基座的时候，就要求设计师让基座能承载100万吨的重量，而828米只用了50万吨。迪拜人还选择把数据公开，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想超过我，不妨试试，我还可以向天再要200米。

据说，修建过程中，开发商也不知道业主究竟想要多高，只知道迪拜人只有一个目的：世界第一，而且要持久保持第一。如此痴迷第一，当然不仅仅是炫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全人类大脑里建立一个认知：这片沙漠里有最多的世界第一。看起来简单粗暴，但符合人类最原始的心理——既然是第一，我得去看看。这些“第一”支撑迪拜成为奢华度假目的地。挥金如土、填海造岛，真正目的依然是服务于这样的心理认知。

世界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

每个清晨，羚羊都会思考怎么能比狮子跑得快；狮子要思考，必须跑得比最慢的羚羊快。作为人就要思考，如果你是羚羊，停下脚步就会被吃掉；是狮子，停下脚步就会被饿死。这是迪拜王子阿勒马克图姆在《我的构想》一书中引用的阿拉伯寓言。

迪拜人的目的达到了吗？棕榈岛开工后，2003年，迪拜旅游业的收入已经超过石油业。现在，石油产业的GDP占比已从50%降低到个位数，一度只有1%，而旅游业则一度超过1/3。迪拜的转型还不只旅游业，这座城市成功地成为欧亚大陆转运枢纽，有钱人来多了，金融业也发展起来。这个没有传统旅游资源，没有名山大川，没有金字塔、吴哥窟，有限的石油即将枯竭，理论上只有沙子的国家，用极致体量的大工程，重组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认知，为自己续命。这是大工程之旅我见到的最奇特的想象。

归根结底，大工程的目标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而多数大工程并不能直接服务于人，它需要一个转换器。人就在这个转换器里，而且现代人越来越习惯“囚禁”的生活，不愿也无法离开。

城市

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意思是“城市化”和“公民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雅典古城广场

城市居民的公共交流空间

我们要探索的第一个城市地标，是雅典古城的遗址广场。提到雅典，我们会想到，那里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出现过一个个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几何学家。但如果没有城市，这些大师可能不会存在。通常去雅典旅行，卫城是一定要去的，可以站在那里俯瞰整个雅典，并在神庙的背景下，追溯曾经的雅典文明。而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雅典真正的中心——精神中心，不是高耸的卫城，而是卫城下面一块和它差不多大的广场，那里才是雅典文明的产房。

雅典卫城遗址

广场才是雅典的中心

看完卫城，可以沿着雅典人当年朝圣的古道走下来，直接抵达广场遗址。现在这里是一片废墟，散落着巨大的石块、断裂的墙体和残损的建筑构件，但还是可以分辨出，哪些地方原来是地基，哪些地方曾经是立柱。尽管柱头的浮雕已经被时间抹去了细节，但透过粗糙的外表，还是能感受到希腊人的艺术审美。站在地中海的烈日下，望着被阳光照得发白的废墟，我们需要调动全部想象力，脑补2000多年前（公元前5世纪）繁荣的雅典城邦。

希腊以砂质土地为主，不适合发展农业，商业才是古希腊经济的核心，所以，希腊文明是一种城市工商业文明。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穿越回城邦时代的雅典，那时的广场是个大集市，首要的作用是做买卖。每天早晨9点广场开市，可以买到无花果、橄榄油、粮食、乳酪、肉类，还可以购买法律服务，比如请人写诉讼状。如果家里的奴隶不够用，每个月新月那天（即该月的第一天）到奴隶拍卖会，买几个奴隶回家。

广场提供了绝好的商业平台，让雅典人不需要种地，靠贸易就能解决生计。但这里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我们来这儿可不是要看人们怎么做买卖的，那看些什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也许会碰到另一个人——苏格拉底。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购物，老头常去的是广场北侧的一个柱廊，他的工作就是在那里跟人聊天、交流、辩论。广场有很多苏格拉底似的“老大爷”，他们把广场当作思想和言论交换的公共空间。

现在，苏格拉底常去的柱廊没有了，现代人在旁边建了一座崭新的柱廊，乍一看显得有点突兀，里面其实是座博物馆，走进去可以看到古代广场的复原模型，博物馆里还有各种大理石雕塑，以及苏格拉底时代的瓶瓶罐罐。透过这些文物，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古希腊人的城市生活。想象在这个空间里，活跃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

雅典的城里人每天在忙什么

雅典公民每天的工作是什么？从可信任的记录看，他们的工作就是交流，或者说“闲聊天”，正是他们的交流缔造了雅典的辉煌。包括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在内，参与聊天的人有个特殊身份：雅典公民。我用“雅典公民”，而不是“雅典人”，也没有用“雅典市民”，这不是笔误，“雅典公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群奇特的人。

从政治上看，“雅典公民”代表了一种身份。按照雅典法律，达到一定年龄，父母是雅典公民，他才有资格成为公民。这是个很高的门槛，理论上，奴隶、外地人都不可能成为雅典公民。此外，男女公民的权利也不同，女性公民没有投票权。真正拥有完整公民权的男性雅典公民大约四万人，他们是城邦的“主人”，当年就住在广场西侧一片密集的房屋里。

从历史记载看，雅典高度发达的商业让公民们日子过得很滋润，做菜、做饭、酿酒、家庭教师的工作都交给奴隶，甚至生意和工厂也由奴隶打理，听起来完全符合醉生梦死的条件。可事实恰恰相反，雅典人信奉朴素的生活美学，他们不喜欢豪华的房子、华丽的装饰，也不追求世俗的享乐，饮食也很简单，一点面包、橄榄油外加一杯葡萄酒就可以应付。他们的生活却异常忙碌，与同时代其他文明相比，他们忙碌的事情简直无法想象。

他们要忙开会。开会，是雅典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雅典经常就重大公共问题召开会议，最著名的是公民大会，它是雅典最高权力机构。但公民大会不常开，平时管理城邦工作的是五百人议事会。除重大节日外，这些人每天都来到广场旁边的会议室，讨论城邦的大小事务。雅典人的开会，奠定了后世政治的一种范式。

他们每天还会以广场为舞台进行交流和辩论，一个人想说服另一个人，就得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雅典人乐此不疲。他们喜欢对不明白的事情刨根问底、追根溯源。比如，阿喀琉斯奔跑速度很快，但他能追得上乌龟吗？这就是著名的芝诺悖论。再比如，一支箭射出去之后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这是“飞矢不动”。听起来无聊也无用，但就是这些“无聊无用”启发了“无穷小”等概念，理性精神也在“无聊”中得以确立。和感性不同，理性（rationality）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各项证据后，以推理方式推导出结论。在这样的过程中，雅典人锻炼了抽象思维能力，也催生出最早的思辨哲学。

最会聊天的公民之一是苏格拉底，他经常到广场上找人辩论，并自诩为“思想的助产士”。“助产士”的名号来源于他的妈妈，苏格拉底的母亲负责给人接生，小苏格拉底从小就看人生孩子。长大后，苏格拉底觉得，思想的胎儿和人类的胎儿很像，也得有人负责接生，所谓“接生”就是通过不断的辩论和质疑，思想的胎儿才能呱呱坠地。人类生孩子会伴随痛苦，同样，思想胎儿出生也会伴随痛苦。这种痛苦翻译成现代语言类似“被怼”。苏格拉底喜欢“怼人”，常常把别人追问到哑口无言，很让人讨厌。

苏格拉底收获了一群“死忠粉”，最著名的是柏拉图。柏拉图也收徒弟，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芝诺则创立了斯多葛学派。他们的思想都是在聊天辩论过程中孕育的。雅典广场上的柱廊，后世还称为斯多葛柱廊。我们可以认为，古希腊哲学就诞生在广场上，那里是西方哲学的源头。

英国思想家罗素说过这么一句话：“西方的全部哲学，就是希腊哲学。”

雅典公民的娱乐也在广场上发生，具体说就是演戏。戏剧是雅典人重要的公共生活。编剧、讨论剧本、彩排、表演，雅典人认真地参与演戏的各个环节。据统计，从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380年的100年时间里，雅典总共上演了2000部戏剧。广场西侧原来就有一个剧场，那里经常上演戏剧。雅典的剧场不是封闭的小剧院，而是露天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剧场看作广义的广场。古希腊辉煌的文学成就，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露天剧场里产生的，并成为西方文学重要的源头之一。

雅典能产生众多思想巨星，如果要找原因，我第一个就会想到“交流”。同时代的其他文明，高质量交流只在少数人之间完成，而且地位不平等。而在雅典，4万名身份平等的公民在几百年间持续着高质量交流。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将雅典广场作为城市公共言论思想空间的传统总结为一套城市规划理论。在他的规划里，城市被划分成圣地、公共建筑区和住宅区三部分。这种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后来被叫作“希波丹姆模式”。后来崛起的罗马人以希腊为师，也建立了一个个大广场，还发展出各种恢宏的公共建筑。中世纪的欧洲人又在广场上建起了市政厅和塔楼，塑造了那个时代最典型的城市景观。这些都是现代人去欧洲旅行时能看到的，它们和雅典一脉相承。

现代社会，城市里会发生高密度和高频次的信息交换。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希腊的广场就是城市信息集散地的雏形。后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种信息集散的功能渐渐转移到报纸、广播、电视上。再到后来的互联网论坛，一个帖子、一段视频的评论区，我们也许可以将它们看作古希腊城市广场的一次次虚拟重生。“广场”变迁的过程，也是信息交换的密度和频率提升的过程。

或许你会觉得雅典古城有点“沉”，那接下来我要带你去的，是一个能展开各种想象的地方。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无用之辩

诸子百家偶尔也做“无用之辩”，最典型的要数庄子，他和惠子之间的讨论，就是在穷尽本源。

据传，两人在濠水（今安徽凤阳一代）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鲦鱼在河水中游得悠闲自得，这就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但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庄子说，请追溯话题的本源，你说“你哪儿知道鱼快乐”的话，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而在问我。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啊。

这是两位互损的老友。惠子死后，庄子很伤感：“自夫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大意是，自从惠子死后，我再也没有对手和知音了。当我们认为庄子是思想家时，细品却发现，支持庄子思想的对话看起来都很无用，而无用恰恰是他的“用”。人，不仅仅需要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还需要无用之用。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罗马卡拉卡拉浴场

城市享乐和消费的萌芽

都说希腊是罗马的老师，但作为学生的罗马，可不像老师那么喜欢“苦行僧”般的生活，他们迷恋享受。我要带你去罗马卡拉卡拉浴场，2000年之前，罗马人把洗澡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但你可能会疑惑，澡堂子有什么好看的？但我认为，这么多人挤破头也要留在大城市的动力，就来自这个澡堂代表的生活，这种生活叫城市生活。

1800年前的城市娱乐消费综合体

城市生活好吗？空气差，交通挤，压力大，生活紧张，到处是陌生人……关于城市我们可能会生出一万种抱怨。但如果做一个决定——回乡下吧，乡间有茅屋菜园，清新空气，有机蔬菜，我猜你可能会憧憬，也会享受那么几天。可如果让你长期驻扎下去，一直过田园生活，心态就未必一直如此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它的吸引力是令人无法抗拒的，城市吸引我们的就包括最集中的娱乐和消费场所。

现代人非常熟悉的商圈，或者说大型城市综合体，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那个时期的浴场，不光用来洗澡，还包含健身房、美容院、图书馆、剧院、餐厅等等。鼎盛时期，古罗马城有上千个公共浴场，我们要去看的是现存最完整的一个遗址，卡拉卡拉浴场。每次去卡拉卡拉浴场，我都会心生感慨，这群“城里的”罗马人实在是太会玩了。

从罗马市中心著名的圆形斗兽场往南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卡拉卡拉浴场。它在217年建成，建造它的皇帝叫卡拉卡拉。他是罗马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残暴奢靡。但作为罗马皇帝，同样有另一个面向。为了笼络民心，他不经政府预算批准，私自募集资金建造了卡拉卡拉浴场，供全体罗马市民享用。

古罗马帝国的军队走到哪里都要建浴场，哪怕是在德意志的黑森林区。日耳曼人击败他们后，发现罗马营地的澡堂工工整整、规规矩矩。洗澡，上升为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古老浴场的巨大废墟

罗马城公共建筑的特点就是大。虽然过去了1800年，远远地还能看到浴场巨大的废墟。长337米，宽328米，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可以同时供1500人洗澡，高峰期能接待6000到8000人，光更衣室就有1000多平方米。

浴场空间由宽敞的连续大厅组成，这成了后来很多城市公共建筑的空间原型。这种连续大厅，让公共空间即使人再多，也不会感觉到拥挤压抑。最典型的是今天现代都市的火车站，比如纽约原来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芝加哥的联合火车站，就是以罗马浴场为原型建造的。

作为一个浴场，卡拉卡拉会提供冷水浴、热水浴、温水浴，甚至还有桑拿，但这个巨大的空间提供的服务远不止此。它有健身房，古罗马人在这里打拳、摔跤、跑步、跳高。它有美容室，有专门的房间做护理，古罗马人喜欢涂橄榄油、香膏之类的护肤品，甚至还会在这里脱毛。它有棋牌室，可以玩骰子、下棋，也可以看表演、听音乐。它有图书馆，还有个半圆形演讲厅，古罗马人在这里听演讲，高兴了还可以上去讲一段。当然，美食和购物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还有服务。

浴场是皇帝给市民建的公共设施，收费低廉，从皇帝到普通公民，都能在这里坦诚相见；同样的设施还有引水渠、圆形斗兽场。这还不是全部，政府甚至给罗马公民定期发放粮食。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城的公民不用劳动，也能无忧无虑地消费和享乐。

通过卡拉卡拉浴场，我们可以看到古罗马城市生活有鲜明的现代都市风。一是公共娱乐高度发达。在古代社会，娱乐是少数人的特权，但在古罗马，除了我们这次看到的吃喝玩乐一体化的大浴场，古罗马的体育竞技、角斗，都是向大众开放的。

二是追求舒适的生活。卡拉卡拉浴场有暖气设施，他们研制了混凝土空心砖。空心砖垒在一起，形成管道，锅炉房把水烧热了，就流进这些管道里，于是地板、墙壁都是暖的，踩在哪儿、靠在哪儿都很舒服。浴场里还有光滑闪亮的大理石装饰，穹顶下面是高大笔直的罗马立柱，地板上的马赛克拼成了精美的图案。大厅两边还竖立着各种大理石雕塑，每个雕塑都是精品。

三是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对于罗马人来说，更确切的词叫作纵欲。说起纵欲，通常我们把它跟贵族、统治阶层联系在一起，但在古罗马的城市里，纵欲成为一种上行下效的普遍风潮。

19世纪末有一位叫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的荷兰画家，画过一幅名为《卡拉卡拉浴场》的画，画面上有男男女女在游泳、沐浴、嬉戏——当时卡拉卡拉浴场是男女混浴的。古罗马人还喜欢暴饮暴食，古罗马的宫廷里甚至有专门的呕吐室，吃撑了的贵族习惯吐光了再吃。这种吃喝无度从宫廷一直蔓延到普通的罗马市民。

现在，虽然很少再有城市建设这么辉煌的大澡堂，但是，卡拉卡拉为人类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一个消费娱乐的功能原型。城市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更多的公共娱乐，甚至刺激和满足人各种各样的欲望，并把这些公共服务浓缩在一个巨大但有限的空间里。

被大型公共建筑撑破了的容器

罗马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军事上的所向披靡，使得财富和奴隶在罗马城集中，成为这种生活的资本。衣食无忧的同时，城市公民获得了宝贵的休闲时间，孕育了发达的文化和艺术。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罗马帝国最终崩溃了。

分析罗马帝国崩溃的书籍汗牛充栋，大家普遍找到一条线索，就是罗马人的异化。罗马公民沉迷于享乐和消费，不愿当兵而导致兵源不足，时间一长，当年的尚武传统丧失了。帝国后期，只能靠蛮族雇佣军来维持，雇佣军反客为主，帝国土崩瓦解。

古希腊文化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延续了希腊文化的古罗马人也有重视现实世界、重视享乐的特征，和将死后重生作为最大生活目标的古埃及人大相径庭。

除了修建像大浴场这样的公共设施，卡拉卡拉皇帝还两次慷慨地给每位罗马公民直接发钱。很多罗马皇帝都采取了跟他相似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被历史学家概括为“面包加娱乐”。推到极致的享乐主义，不免成为道德堕落腐化的原因。很多时候，人们批评城市的罪恶，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看来，罗马城实际上是一个被大型公共建筑撑破了的容器。

《卡拉卡拉浴场》，1899年，[荷]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 绘

罗马的堕落今天还会发生吗？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提出过一个“奶头乐”理论，也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奶头乐”理论概括一下是说，随着生产力不断上升，城市里的大部分人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参与财富的创造；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取代越来越多的传统工作，“被遗弃”的人将越来越多。

古罗马皇帝哈德良有一次到澡堂洗澡，发现之前的卫队长在墙上蹭背，便送了一个奴隶给他。第二天，哈德良发现有一百多个前部下都在墙上蹭背。

为了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大量的娱乐活动，比如网络、电视和游戏被制造出来，填满他们的生活。这就相当于给这些人一个“奶嘴”。奶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发泄型，比如暴力、；另一种是满足型，比如肥皂剧、偶像剧、明星丑闻、真人秀。

有了这两样，就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和不满，让他们更能接受现实。这些娱乐方式，我们是不是也能从卡拉卡拉浴场和罗马圆形斗兽场中看到模糊的影子？而寻求抵制这种生活，渴望建立“更纯洁更有力”的斯巴达理想，也一直没有停止。只是抵制者需要平衡的是，一旦“纯洁”之极，导致的结果会更糟糕，社会也将因此失去活力。如何平衡两者，一直是个难解命题。

美国被称为第四罗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对意大利总统说，两国因共享的文化和政治遗产而紧密联系，这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罗马时期。这一言论受到很多人的抨击，批评者认为，美国在1776年才建国，怎么能跟古罗马扯上关系？不过，虽然被广泛吐槽，但特朗普并没有说错。抽出两个政治体的一些关键词，会发现确实有相似之处：都热衷于“大”，都消耗大量资源，都贫富悬殊，都相信实力，都被批评为堕落，都拼命讨好选民，都有从国外源源不断输入的资源，也都打造出大规模的城市。

首先，美国今天的政治框架可以说是从古罗马继承来的。古罗马通过派发公民权吸引被占领地区的精英，美国则用“效忠宪法”吸引各国移民；古罗马元老院由贵族组成，公民大会代表平民，美国参议院每州有两个代表，和罗马元老院都叫senate，众议院则按人口比例选举；美国总统与古罗马保民官，都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除了政治架构，两者在精神气质上也有很多相似。他们都会动用已知世界的资源供本国公民享受，罗马人用的是奴隶、小麦、葡萄酒、水源等，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买到一切他想要的东西。他们都没有“节约”的概念，我每次想到卡拉卡拉浴场，就会想到美国的汽车，舒适、安全、费油，非常“古罗马”。

巴黎圣母院

城市需要精神中心

有人就有聚集，有聚集就会产生分工协作网络，想要维系这个网络，除了需要世俗的生产、协作，还要有输出精神力量的空间。这个空间赋予世俗生活以“意义”，是维系城市网络的“胶水”。几乎所有古代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空间，这一次，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是巴黎圣母院，它是巴黎的精神堡垒。

比大火还恐怖的劫难

全世界最近一次集中关注巴黎圣母院发生在2019年4月15日。当地时间18时50分，一场大火降临巴黎圣母院，象征圣母院的尖塔在熊熊大火中折断、倒塌，很多人隔着屏幕都发出了惊叫。不仅是尖塔，教堂的屋顶，还有著名的大玫瑰花窗，都遭到惨烈破坏。

这对巴黎人来说无疑是个悲剧性时刻，很多人为之哭泣，大火让人们强烈意识到失去了什么，但又无法言说。

圣母院在巴黎人心中有多重要？我们看巴黎地图，很容易把凯旋门作为城市地理核心，因为城市主要街道都以凯旋门为中心，呈星形向外辐射。但在巴黎人心中，城市的中心不在凯旋门，而在圣母院——它的正门前20米处有一块铜牌，不是井盖，而是巴黎“零公里”的标志。这里才是巴黎人心中真正的中心。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在西岱岛站立了800年，其实它一直在变化。对比中世纪插图中的圣母院、19世纪修复后的圣母院和大火燃烧前的圣母院，虽然整体保持一致，但细节上有很大差距，比如著名的滴水嘴怪兽，就不再是中世纪的原件，而是出自后来的修复。

自然侵蚀、环境污染、设计师重塑，始终伴随着巴黎圣母院，但对它破坏最大的力量来自精神。巴黎是近代各种“主义”的温床，“主义”们往往会把改变“精神堡垒”作为垫脚石。最大的浩劫来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巴黎圣母院的标志性作品——玫瑰花窗、藏宝库、塔楼，包括可容纳6000人的内部空间，受到的破坏超过之前几百年的总和，也超过2019年的大火。

首先是精神上被“”。革命者要除旧布新，旧制度、旧传统、旧势力自然要给自由、平等、博爱的新观念让路。圣母院被强制性改为“理性庙”，祭坛上放着的不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自由女神。从宗教崇拜到“理性”崇拜，这是一次精神意义的蹂躏。

其次是“肉体”上被摧毁。圣母院宝藏库的宝藏和其他财产都被充公，准确地说是被洗劫。立面上的大型雕像被摧毁，西墙拱门上的28位犹太王雕塑被“斩首”——当年的革命者误认为雕像是法国历代国王，今天看到的雕塑都是经过修复的版本。万幸的是，顶部的大钟没有被破坏。到1794年，巴黎圣母院干脆被改造为仓库。

拿破仑上台后，圣母院的劫难才被中止，他决定在这里举行加冕典礼。为了准备这次典礼，巴黎圣母院得以修复，但本质上是作为皇帝的加冕道具。依照惯例，加冕只需要当地大主教即可完成，而拿破仑把教皇从罗马“请”（也有说法是“骗”）到巴黎。加冕礼上，拿破仑没有让教皇给自己戴上王冠，而是直接从教皇手中“抢”过来戴上，言外之意，皇帝的权力不来自教会，教皇、圣母院、加冕礼只是用来垫高权力的台阶。加冕场景就发生在祭坛的位置。

拿破仑垮台后，巴黎圣母院再度沦为“弃儿”，市政当局一度考虑将其拆除。圣母院真正的“恩人”维克多·雨果出场了，他于1831年出版了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和吉卜赛女郎爱丝美拉达，不如说是这座建筑本身。作为建筑迷和历史迷，雨果用专业、细腻和富有情感的笔触，描写了巅峰时期圣母院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文学名著的加持让圣母院成为超越时间、信仰和王权的存在。

作品震撼了法国各界，精英们联名请愿重现圣母院的辉煌，教堂内的布局、花窗、圣坛，外立面的雕塑，得到了保护性的修复。巴黎圣母院的细节和其中发生的故事，也伴随着雨果的小说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成为强大的意义符号。

一场大火无法摧毁的

这场大火也无法摧毁它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屋顶受损，但主立面保存完整，主体结构也没有受到毁灭性破坏。失火又处在维修期间，重要历史文物在火灾前就被移出了。而且，巴黎圣母院有完整的3D（三维）数字档案，各种细节都可以模拟重现，从技术层面看，复原不是难题；如果追求对光的使用，新技术打造的玫瑰花窗，会有更美好的光学效果。预计，巴黎圣母院2024年可以完成修复。

修复后的巴黎圣母院，还会有往日的荣光吗？巴黎有过类似的案例。1911年《蒙娜丽莎》失窃，当时新兴的大众媒体——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事件，让这幅画成为全球媒体的报道对象。之前没有任何一件作品拥有过如此高强度的曝光，这客观上奠定了《蒙娜丽莎》第一名画的地位。2019年的大火，全球观众通过手机，实时看到尖塔倒下，悲剧事件影响到极大的人群范围，全世界同频共振的强度要大得多，再一次印证了巴黎圣母院的分量。

大火之后，法国总统发表讲话，大意是：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所有法国人的大教堂，是我们的命运。

一座教堂为什么是法国的命运？圣母院所处的西岱岛是巴黎的精神地层。便利的交通吸引了最早的定居者凯尔特人。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人征服了当地，在岛上兴建了神庙。罗马帝国解体后，教开始统治巴黎，大约6世纪，西岱岛有了教堂，这是决定性的改变。当时教士们是唯一的文化群体，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巴黎城市精神的根再次扎在这里。

因为教士们讲拉丁语，附近形成了拉丁区。到12世纪，巴黎成为法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原有的教堂不够使用，巴黎人决定建一个与城市地位匹配的教堂，巴黎圣母院诞生了。当时哥特式建筑已经出现，圣母院顺理成章地采用了新技术，尖塔、飞扶臂、宽阔的空间、巨大的花窗、柔和的光线……从巴黎圣母院飞向全欧。圣母院也成为哥特式建筑的样板间。

有了最显赫的教堂，神学院、修道院也发展起来，神学、艺术、法律、医学等领域的文化人向西岱岛聚集，顶级的神学院得以产生，著名的索邦大学前身就是神学院。直到今天，巴黎最好的大学依然在圣母院附近。文化人是喜欢扎堆的，扎堆的结果是孕育出左岸。到20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带着周身才华涌往左岸，在这里扎根、成长、出名，死后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蒙帕纳斯公墓，顺便让巴黎成为仅靠公墓就能吸引海量游客的城市。

巴黎的左岸和右岸，暗合了政治上的“左”和“右”。文学家和艺术家大多“左倾”，空间上集中在左岸，排斥“左”的人会选择在右岸活动。左岸的花神咖啡馆，“右岸”的和平咖啡馆，都可以读出政治光谱的味道。

巴黎圣母院不仅塑造了精神，也与政治意义的法国息息相关。早在罗马时代，总督府就建在西岱岛上，中世纪时的王宫也在旁边，尽管后来搬到卢浮宫和凡尔赛镇，国王加冕还是要回到巴黎圣母院。在众人见证下，前后近20位国王在这里获得加冕，这叫君权神授。一幕幕都发生在熊熊大火的屋顶下面。所有这些精神和记忆，不会因为大火而消散。

城市都有精神中心

我们不妨把圣母院的演变看作“忒修斯之船”，复习一下这个命题：如果忒修斯船上的木头被一根根替换，直到所有木头都是新的，船还是原来的船吗？换在巴黎圣母院身上，大火之后重修过的圣母院，在物质上早已不似从前，还是巴黎圣母院吗？我的回答是，它依然是巴黎圣母院，也依然是巴黎的精神中心。

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中心，在巴黎是圣母院，在伦敦是西敏寺，在印度的城市是寺庙，在东方的城市，是先贤生活以及重大事件的历史现场，伴随的是热血沸腾或扼腕长叹。它们构成了市民的骄傲，不会被摧毁和磨灭，即使城市遇到灾难，它也会将人民凝聚起来，让城市重新站立。精神中心的意义和价值，比有形的物质更长久、更坚韧。

传说二战时，巴黎市民在德军入侵之前自发地把玫瑰花窗的玻璃一块块卸下来藏到地下室里，德国人走后，又重新装上，一块都没少。

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从私人收藏到城市的灵魂

有城市就有博物馆，接下来我要带你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它从1769年开始向公众开放，在此之前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私人收藏馆。从私人收藏到向公共开放的博物馆，这种变化最早出现在17—18世纪的欧洲，并且在此之后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原本属于国王、贵族、有钱人私藏的东西，是如何发展到开放给大家看的呢？从乌菲齐美术馆，我们就能找到一条有趣的线索。

汇集顶级大师的作品

现代人出门旅行，尤其是第一次去大都市，比如北京、伦敦、巴黎、纽约，那么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多半会在行程规划当中。有的城市，值得看的博物馆还不止一个。

博物馆已经成为城市文明的重要象征，它收集、典藏、陈列人类文明成果，并向全世界公众开放；同时，通过分类和研究，又承担着公共教育和审美培养功能。有人说，博物馆是城市的灵魂。

遗憾的是，虽然人类有城市的历史很长，但有灵魂（也就是公共博物馆）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只有300多年。除了乌菲齐美术馆，你可能知道，卢浮宫博物馆最早的家底，也是法国国王的私货，而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曾经属于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

对美术馆感兴趣的人肯定清楚乌菲齐美术馆的江湖地位，像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春》都在这里。达·芬奇、提香、拉斐尔、卡拉瓦乔、伦勃朗、鲁本斯、丢勒这些顶级大师的顶级作品，这里也有收藏。但这一次，我不会带你看这些经典作品，而是把乌菲齐美术馆本身当作经典作品。

现在，可以从理解文明史的视角，做一次佛罗伦萨漫步。起点是佛罗伦萨的老桥，欣赏老桥的最佳视角，是远处的山顶，除了欣赏圣母百花教堂的圆顶，还可以把老桥下穿城而过的阿诺河尽收眼底。老桥，连接阿诺河两岸，一边是碧提宫，美第奇家族的住所，另一边是乌菲齐宫，当年美第奇家族的办公室。

老桥除了有桥梁的功能，还是个小市场。早期是肉铺，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当上佛罗伦萨大公后，在桥上加盖了一个封闭的长廊，专供自己上下班用。另外，他嫌肉铺气味不好闻，就把桥改造成了金铺。

佛罗伦萨老桥

美第奇家族可谓欧洲第一家族，他们最初帮教皇理财，后来势力逐步强大，一度可以换掉对自己不友好的教皇，家族本身就出过四位教皇。他们热衷赞助艺术家和科学家，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文艺复兴”。

提到碧提宫、乌菲齐宫，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容易把它跟皇权、国王这些词联系起来，但这个曾经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其实是靠放起家的。当然，美第奇家族确实富可敌国，很长时间里，将佛罗伦萨控制在手中。

这个家族不光能赚钱、有势力，而且酷爱艺术。这种爱，首先体现在赞助艺术家上。比如，“文艺复兴三杰”里的米开朗琪罗从小在他们家吃住，还从他们家拿工资和补贴，有了新作品还会被美弟奇家收购，从家族拿到的项目又能单独收钱。

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爱还体现在艺术品收藏上，收来的艺术品，就放在家族办公室，也就是乌菲齐宫。但这些艺术品是怎么从私人藏品变成公共财富的？有两个关键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美弟奇家族的科西莫三世，这时已经是17世纪晚期了。我要提醒你留意乌菲齐美术馆二层的18号房间，这是美第奇家族第一个专门放艺术品的房间。

它的空间呈八角形，墙面是红色的，穹顶上装饰着上千枚贝壳，地面镶嵌着大理石。如果今天去参观，会在墙壁上看到众多名家作品。但当年，这个房间里塞满的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绘画，也有其他宝贝，如宝石、鹿角。这个仓库集中反映了主人的收集癖。

到科西莫三世可以做主的时候，他一改收藏风格，把家族在佛罗伦萨、罗马的艺术品全部集中到这里，而且主要收藏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品，然后把那些不算艺术品的宝贝请出了乌菲齐宫。不光如此，科西莫三世还聘请了一群专家，按年代、风格、作者等维度，系统整理了自家的藏品。注意，这次整理非常重要。现代博物馆承担着公众教育的功能，既然如此，就得在收藏的学术性上有追求，科西莫三世就是乌菲齐美术馆学术性研究的开创者。

那时能够看到藏品的，只是家族邀请的客人，离公共博物馆还差一步。完成最终使命的是一个女性，请记住她的名字：安娜。现在，我们花上十几欧元就可以看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得益于安娜打开了这扇门。18世纪中期，美第奇家族延续300年后绝嗣了。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家族最后的直系传承人，安娜留下一封遗嘱：乌菲齐的全部收藏属于佛罗伦萨市民，且不得拆分，也不允许带出佛罗伦萨。

1769年就此成为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乌菲齐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全体市民开放。这意味着，美第奇家族不光捐出了藏品，连展馆也一并捐出。在它之后，巴黎卢浮宫、圣彼得堡冬宫，包括勃鲁盖尔的名画《巴别塔》所在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纷纷向公众开放。现代城市开启了博物馆时代。

博物馆的精神塑造作用

乌菲齐美术馆，自然成为佛罗伦萨的城市文化地标，甚至拥有了某种特殊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还溢出佛罗伦萨，带来一股海啸般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亚平宁半岛。故事要从罗马帝国解体说起。帝国解体后，半岛成一个个小国，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比萨、那不勒斯等等。他们各有各的文化、历史和骄傲，甚至彼此为敌。但乌菲齐博物馆，用艺术品建构的文艺复兴历史，逐渐上升为各国的集体认同，各个城市国家都觉得自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这为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共同想象。

存放美第奇家族私人藏品的乌菲齐宫，1769年起正式对民众开放

罗马教廷是文艺复兴的支持者，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波提切利等大师的作品，最大买主之一就是教皇。回归古希腊、古罗马就是教会的愿望，他们希望能用希腊、罗马文化为教会统治背书。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很多城市、国家要花大钱建博物馆，其实看重的都是博物馆的精神价值。比如2017年，阿布扎比卢浮宫开幕，这是阿联酋和卢浮宫的合作，他们请普利策建筑奖获得者操刀，建设了卢浮宫分馆，项目投资十几亿欧元。这笔钱，除了建展馆，还包括租借卢浮宫和法国其他博物馆的藏品，租期达30年。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因为建造了古根海姆博物馆闻名全球，直接创造了一个学术概念，“古根海姆效应”，用来形容博物馆对城市声望和经济的带动。

今天，相比博物馆里价值连城的收藏品以及维护它们的高昂费用，门票钱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博物馆普遍被认为是非营利机构。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英国牛津市中心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它比乌菲齐美术馆早80多年开放，从1683年开馆到今天，一直免费。博物馆最初的藏品，来自查理一世的御用园艺师约翰·特雷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这个老头儿还是一位植物学家，今天英国很多花卉和粮食作物都是他亲手引进，馆里藏品丰富到被英国人称作“方舟”。后来，藏品经由律师阿什莫林之手捐给牛津大学，顺便让牛津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博物馆。

可以说，全世界博物馆的非营利基调，就是由阿什莫林博物馆、乌菲齐美术馆中的私人捐赠奠定的。

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修建博物馆，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的私人博物馆，用于记录城市、公司乃至村落的过去。

博物馆收藏的“老物”，都是当地人精神的载体。当我们走在国内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时，博物馆也是了解和融入当地最重要的钥匙，甚至没有之一。

巴黎下水道博物馆

城市如何净化自己

走过几座古代城市地标，接下来，我们沿着时间长河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来了。工业革命让资源和人口更快速地向城市集中，中世纪的城市设施完全无法应对——打个比方，就像螃蟹要脱壳才能长大一样，人类的城市需要经历痛苦的蜕变。在如今的旅行者眼里，巴黎是浪漫和梦幻之都，卢浮宫、凯旋门、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世界级地标一个挨着一个。但200年前不是这样的，肮脏、恶臭、拥堵、瘟疫横行，去巴黎旅行犹如冒险。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答案不在地上，而在它的地下。我要带你下到一座地下工程，那里是巴黎的下水道，它为巴黎的现代化转身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巴黎人引以为豪的地沟

从埃菲尔铁塔出发，沿塞纳河走不到一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亭子，里面有个通往地下的入口，走进去就是巴黎下水道博物馆，这是我曾经的行动路线。

提起下水道，我们会想到作家雨果。他写过两本非常著名的小说，一本是前面提到的《巴黎圣母院》，雨果用文学加持了一座教堂，这个地标以及同名电影我们已经很熟悉。另一本是《悲惨世界》，雨果用文学加持了一条地沟，主人公冉阿让就是通过巴黎的下水道，救了养女心爱的小伙子，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重要伏笔。

巴黎下水道博物馆

虽然雨果作品里的地沟，并不是我们要去游览的下水道，但关于巴黎的下水道，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都从雨果这里知道了“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事实上，今天我们理解的这句话的指向，跟雨果的原意有很大区别。雨果说的“良心”另有所指，他生活的年代，地上的巴黎不会给流浪汉容身之地，流浪汉们只能待在下水道，从这个角度看，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不过，这句话客观上传递了一个信息：下水道很大。

坦率地说，我之前对下水道的印象是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石头》里，黄渤钻过的那种阴沟。人，只能在里面爬行，出来之后满身黑泥。巴黎下水道不是这样，它大到可以撑船，两边还有一米左右宽的人行道，而且干净程度超乎想象。我的真实体验是，虽然能闻到类似地下车库的霉味，但干净程度和地面的香榭丽舍大街没有什么区别；我甚至产生错觉，下水道博物馆的厕所是味道最好的地方。

在里面行走，仔细看会发现管线密集，除了饮用水管和污水管，还有各种电缆、煤气管线。博物馆里有英文说明，这在巴黎并不常见，在我印象中，连卢浮宫里都很少有英文说明。在这里附上英文，也许巴黎人太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有这样一条地沟。大概也很少有城市像巴黎这样，为自己的下水道自豪。当然，它有理由骄傲，正是巴黎下水道的诞生，才让城市摆脱了肮脏和恶臭，变身为美丽的现代城市。是的，巴黎历史可以分为两段，下水道修建前与修建后的巴黎，冰火两重天。一个埋在地下的管道，会有这样的作用吗？这就要看看之前的巴黎。

巴黎曾经有多肮脏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1600年的巴黎人口不到30万，1800年人口超过50万，到1851年突破了100万。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的激增，而当时的巴黎，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完全无法应对100万人的聚集。对他们来说，100万人口的城市是古罗马帝国的事情。

基础设施依然是中世纪的遗留，于是出了大问题。

首先是排泄物问题。《悲惨世界》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欧洲城市不像中国，每天城门一开，农民就冲进城市，把城市人的粪便背出城，用来抚育他们的禾苗。而巴黎人的排泄物，完全是随处安放，连权力工程凡尔赛宫也没有公厕，贵族们不分男女，在楼梯间、树林里大小便。历史记录调侃宫廷里的女性能随时大小便，因为随身带着厕所——大蓬裙。贵族尚且如此，普通人呢？

巴黎家庭主妇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开始的，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向楼下倒粪。为此，政府曾经颁布法律，倒粪桶之前要连喊三声，但如果行人没有听到，就会非常尴尬了。当年的巴黎，一对男女走在街上，男士们会用走在道路内侧表达绅士风度，因为内侧更容易中招。想象一下，这样的巴黎是什么样子。人不讲究，更不要说牲畜，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所有的人畜排泄物，一下雨就流入塞纳河。

除了粪便之外，更严重的是工业污染。工业革命让巴黎多了成千上万家工厂，每天要制造大量废水、废气。当年的巴黎东区是皮革制造中心。如果不嫌恶心，可以看看当年的纪录片，市场里清理出的动物皮毛、内脏以及石灰水，也都会流进塞纳河。

粪便、垃圾、工业废水都往塞纳河排，这样的河水得有多脏？当年，河面上飘着很多直径一米的甲烷气泡。更要命的是，巴黎不像古罗马有那么多引水渠，可以从远处调水，巴黎市民喝水也靠塞纳河。于是，出现一个魔鬼循环：喝塞纳河的水—往塞纳河排污—再喝—再排……

公共空间已经足够恐怖，回到市民个人空间，那是同样糟糕的体验。巴黎人一度迷信洗澡会让黑死病从皮肤钻进身体，所以很多人一生几乎不洗澡，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一生只洗过两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死亡。纪录片里讽刺路易十四，说国王身上散发的臭味，能把他的情人熏得眩晕。

身上臭、环境脏、空气难闻，为了麻痹鼻子，人们发明了香水来掩盖臭味，导致巴黎意外成了香水的故乡，这是后话。而恶劣的卫生条件，直接结果就是瘟疫流行。

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不管是底层劳工、中产阶级，还是上流社会，生活极其痛苦，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市民的生存。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很多原因，而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样的环境让人们绝望。

下水道开启现代巴黎的文明进程

巴黎人不是不想改变。拿破仑曾经下决心解救巴黎，他修了56个喷泉，改造了香榭丽舍大街，还出台法律禁止在大街上方便。遗憾的是，他很快倒台了。

决定性的改造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1852年，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继位，他决定继承上一代的遗志，开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拿破仑三世任命当时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主持改造，这次任命注定载入巴黎现代城市史。奥斯曼敢想敢干，重要的是他有超前的理念。他把城市比作人体，既然是人体，最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循环系统。干净的泉水、光和热，应该像血液一样流遍全身，分泌和排泄则需要隐秘地进行。他还有一个口号：巴黎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要有尊严。

这次改造是一次脱胎换骨。除了凯旋门、圣母院等单个地标得以保留，80%以上的中世纪建筑被拆毁，同时重新建了4万栋房子，种了10万棵树，重新设计了街道，把堆积了几百年的垃圾统统运走。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外放射出12条主干道的城市布局，以及被严格控制的城市高度，就是奥斯曼改造的结果。

但巴黎人由此就可以不再像牲口吗？还是不能。比起看得见的道路和建筑，奥斯曼最伟大的创举，其实是改造巴黎的地下——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是下水道工程。从1853年开始，此后25年间，巴黎人修了大约600公里的下水道，是下水道让巴黎完成了真正的蜕变。

首先，改造之后的巴黎实现了洁净水和污水的分离。洁净的饮用水用一条管道送至千家万户，污水则用另一条管道送出城市集中处理。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集中处理”。其次，下水道与地上街道使用同样的街名和门牌号码，管理和维护都非常方便。再者，改造极具前瞻性，下水道的空间足够大，未来城市基础设施升级需要的光缆、煤气、电话线等设施都能装到里面，不需要额外挖管道。

这次改造之后，巴黎彻底摆脱了中世纪的肮脏，瘟疫的巴黎被文艺的巴黎取代。1889年和1900年，巴黎举办两次世界博览会，当时人们看到的巴黎，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浪漫之都。

每次冲完马桶，水流旋转后剩下的一捧清水作用非常大，这捧清水为家庭和下水道打了隔离墙。有了这捧清水，就闻不到下水道难闻的气味。

下水道可以看作现代城市的源网络，不仅承载水，也容纳了电力、燃气、通信网络，变得更强大也更有扩展性，贫富贵贱都被这个网络所连接。

历史记录里，国外领导人访问巴黎，居然把参观下水道当作保留节目。在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老照片，那些穿着长裙的贵妇人，拄着手杖的绅士，都把逛下水道当作时尚。此后，欧美各大城市都学着巴黎修起下水道，学习过程中依然能感受到奥斯曼的超前。

比如上文提到的“集中处理”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这种超前。反例是美国的芝加哥，连接纽约和五大湖的伊利运河修通后，芝加哥迅速成为工业大都市，接踵而至的是巴黎当年的境遇，也需要修建下水道，处理人畜粪便。美国工程师发现，芝加哥的地形和边上的密歇根湖，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于是发挥“大工程能力”，愣是用千斤顶将城市各大建筑抬高，以便污水沿着芝加哥河排入湖中。马上新问题又来了，城市饮水也要靠密歇根湖，随着岸边污水面积逐渐增加，取水点不得不远离湖岸，以至于要伸到湖中心取水，最终超过取水能力。工程师又一次发挥“工程能力”，他们改变芝加哥河水流的方向，从汇入密歇根湖，变成汇入密西西比河，下游各州对此强烈抗议。绕了一大圈，只能选择集中处理。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比巴黎人晚了40年。

城市专家把下水道比作城市泌尿系统，而医生常把人体泌尿系统比作城市下水道。医生说，平时它就待在那里默默地净化血液、排泄废物，我们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城市专家说，下水道和泌尿系统类似，一旦意识到它的存在，就说明出问题了，“尿失禁”“肾衰竭”“泌尿结石”都会跟来。城市肌体如同人体。

现在，全球几乎所有大城市，地下都有一个庞大的下水道工程，这些地沟支撑起了城市生活。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城市现代化，既要有光鲜靓丽的建筑，还要在看不见的地方努力，尤其是健全城市排泄系统，只有这样，市民才能身心健康地生活。

伦敦帕丁顿地铁站

超大规模城市的助推器

巴黎和伦敦是一对“冤家”。上历史课时，老师总要找到一些方法，帮我们搞清楚他们间的关系。如果能穿越回中学课堂，我一定会告诉老师：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走进两座城市的地下，从下往上梳理两座城、两个国的变迁。在巴黎，是下水道；在伦敦，是地下铁。两个城市的崛起，都因为在地下搞了决定性的创新。这一次，我要带你去伦敦的帕丁顿地铁站，这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地铁。在没有地铁的时候，城市深受“堵车”之苦，伦敦人早在19世纪开始就感受到这种痛苦。地铁的修建，给伦敦和之后的超大城市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站

伦敦地铁帕丁顿站不是一座普通的车站，人类第一列地铁列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说到“帕丁顿”，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帕丁顿熊”，它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故事主角，名字确实跟帕丁顿站有关。故事里，英国探险家克莱德在秘鲁探险，认识了一对熊夫妇，帕斯图佐和露西，它们既有高智商又有语言能力。大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克莱德邀请它们将来去伦敦找他。后来，秘鲁爆发地震，熊叔叔遇难，熊阿姨把侄子送上去伦敦的船。在帕丁顿站，小熊被一对伦敦老夫妇收养。2018年，同名电影《帕丁顿熊》上映。撇开老夫妇和小熊间的戏剧故事，回到这次旅行的主题，为什么老夫妇会在帕丁顿站遇到小熊？因为这里人流量足够大，人多就可能产生奇迹，自然可以把想象安放在这里。

伦敦地铁帕丁顿站

帕丁顿站位于伦敦市区西部，是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有5条线路在这里换乘，通往希斯罗机场的铁路也在这里交会。没准在某个站台上，我们还能发现一个帕丁顿熊的雕塑：小熊穿着蓝色大衣，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正脱下红色帽子跟你致意。

站在帕丁顿站，可能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虽说是现代化交通枢纽，这里的部分建筑却保留了当年的样貌，黄色的砖墙，金属框架结构，支撑起拱形的天篷，依稀还有100多年前手绘图片的影子。从这里开通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叫“大都会线”。大都会，名字大有深意。

现代城市的交通拥堵主要是由汽车引起的，而伦敦人修建第一条地铁时，汽车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拥堵已经出现。这就要回到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让英国经济蓬勃发展，城市的繁荣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1801年，伦敦的人口是100万，50年后这个数字变成260多万，而且还在增长。

跟巴黎一样，伦敦对此也没有提早准备。过度密集的人口，加上城市排水系统的缺陷，伦敦时常暴发瘟疫，1832年的霍乱极为严重。为了躲避瘟疫，富有的中产阶级开始向伦敦西部郊区搬迁。但遗憾的是，搬去乡村并不意味着可以田园牧歌了，还是得每天回到城市上班。另一个情况是，当时英国城市间的铁路已经铺好，意味着人们搭火车来伦敦变得更方便。那时的火车是蒸汽机车，声音响亮、冒着黑烟、污染环境，如同狄更斯所说，简直是一头可怕的怪兽。于是政府严禁在市中心修建火车站，外地来的火车只能停在伦敦市郊，人们在这里下车进城。

由此，大都市潮汐式的通勤开始了，人们每天下午下班离开市中心，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早上再回来上班。另一方面，外地客流在郊外等着进城。伦敦交通特别委员会记载，1854—1855年，每天大约有20万人进出伦敦。这么多人进出伦敦怎么走？当时有公共马车，但运力远远不够，有钱人坐私家马车，更多没钱的人只能靠双腿，再加上道路狭窄，经常会引发拥堵。当然，还有一个麻烦——几千辆马车意味着几千匹马，他们的排泄物堆积如山。和巴黎一样，伦敦的交通和卫生状况威胁到城市的生存。

地铁让伦敦成为大都会

交通问题解决不了，伦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都会，已经在这里的人也不会拥有幸福生活。市政府向全社会征求解决方案。当时有个叫皮尔森的律师，同时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一直关注伦敦交通问题，苦思冥想寻找解决方案。据说，有一次半夜起床上厕所，皮尔森发现墙角有个老鼠洞，有只老鼠出来进去，畅通无阻。受老鼠的启发，皮尔森开了一个脑洞，火车能不能像老鼠一样在地下开呢？

他提交给市政当局的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修地铁。今天看来，修地铁、坐地铁好像理所当然，而文明走到现在我们会发现，任何“从零到一”都是艰难的一步。尽管英国是火车诞生地，同时也掌握隧道技术，但这和把火车放进隧道里开是两个概念，皮尔森律师开的脑洞确实是非常大的。经过皮尔森持续不断地游说，13年后，他的脑洞得以实施。1860年2月，世界上第一条地铁正式动工了。

修建过程中有过事故，也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麻烦。当然，任何创新都会伴随着公众舆论的不解，毕竟没有人见过像老鼠一样的火车。当时有媒体评论说：人，真的可以像精灵一样，在地底下跑吗？人钻进隧道里会不会被憋死？火车会不会把隧道震塌了？隧道一塌，上面的房子会不会都掉到坑里？直到工程快要结束，还有媒体预言，估计没有市民敢来乘坐地铁。

真相又如何呢？1863年1月，人类第一班地铁列车如约从帕丁顿站开出，终点站是几公里外的法灵顿站。首相没有来剪彩，但将近4万名市民在沿途车站排起长队。他们看到了什么？当时的列车是用蒸汽机牵引，冒着黑烟，而且隧道离地面很近，所以列车开动时山呼海啸、喷云吐雾。大家乘坐的还是敞篷车，伦敦人异常兴奋，列车每到一站，都要面对脱帽欢呼的市民。

地铁开通之初，平时每15分钟一班，高峰期每10分钟一班，第一年就运送了将近1000万人。伦敦市民“用脚投票”，拥抱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因为地铁大受欢迎，于是每隔几年就开通一条新路线，隧道也从浅层地表，挖到地下几十米深。1890年，泰晤士河河床下已经有了地铁。伦敦拥有了地上地下相结合的立体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决定性地提升了伦敦的交通效率和城市接纳力，也包括市民的生活品质。伦敦的人口率先突破了500万大关，而同期的巴黎和纽约，还不到伦敦的一半。

如今我们搭乘地铁，经常会听到“mind the gap”（当心这条缝隙）的提醒，这是因为当年的地铁站是按火车站规格修建的，老式车站的车厢和站台间会有一条宽缝，乘客上车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可能一脚踩空发生危险，所以广播会提醒乘客“mind the gap”。这是一句有历史感的善意提醒。

1863年1月，蒸汽机牵引的人类第一班地铁列车从帕丁顿站开出

遗憾的是，创造历史的伦敦皮尔森没等到地铁开通就去世了，而他的地铁创意，还给伦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当城市把公共交通的重任交给了地下，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减少地面的拆建，客观上保护了老的街区和城市布局。今天漫步伦敦的时候，还能感受到400多年前莎士比亚时代的街区。在欧洲其他地方，比较早修建地铁的布达佩斯、马德里、布拉格、鹿特丹，老城区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前面说到的巴黎，60%以上的房子和街道被拆除，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早已不是巴尔扎克时代的巴黎，假如能更早引入地铁，也许我们能看到更古典的巴黎。中国一线城市老街区的破坏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而在2005年之后，随着地铁的普及，部分城市遗存反而得到保护。

地铁成为城市扩张的利器

伦敦当地人管地铁叫“the tube”，意思是“管子”。和下水道一样，这个管子也在地下，运送的是城市中最重要的资源——人。在大工程地标旅行中，我们去过罗马引水渠，用管道解决资源调集问题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明，应用也非常广泛。只不过，在伦敦地铁之前，几乎没有人想过，运送人也可以靠管子来解决。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

最早的地铁线路图按真实比例尺绘制。后来，英国人决定只在水平、垂直和45°对角线三个方向延伸，且站点间距离相等，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线路，就像一个线路板。创意一经问世就被模仿。

▲1908年的伦敦地铁线路图

现代伦敦地铁线路图

一旦开了这个脑洞，城市就增加了飞翔的翅膀，地铁助推伦敦成为国际大都会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无论是亚洲的上海还是北美的纽约，无论是东京还是香港，都依赖庞大的地下交通系统，成就各自的“大都会”。我们去某地旅行，征求交通建议时，多数人会说“坐地铁吧”。地铁快速、准时，是性价比最高的出行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伦敦第一条地铁线叫“大都会线”，是巧合，也是必然。

100多年里，皮尔森方案帮助一座又一座城市崛起。比如纽约，几乎是伦敦模式的复刻。1910年到1930年，纽约进入大规模地铁建设阶段，这个时期也是纽约城市规模扩张最快的时期。20年间，城市面积增长了两倍多，人口增长了200多万。现代地铁不仅连接了城市内部，还像八爪章鱼一样，让城市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

经过改造的方案，还把城市和城市串联起来，比如东京，20世纪60年代迎来地铁建设高峰，新干线也在这一时期开通。所谓大东京都市圈，“一都七县”的规划，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内部的交通，主要是靠包括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支持。现代城市扩张的原因很多，包括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通常是成功扩张的必要条件。

作家李海鹏写过一段描写北京堵车的文字：

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最怀念这些记忆。但这些闲情逸致对于今日北京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如果崔钢林（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交通高峰期到这些地点去，那么他花费的时间将分别为2个小时、2个小时、2个小时、2个小时、2个小时——去任何地方都需要两个小时。

这段话写于2002年。今天，北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地铁里程，所有的“两个小时”都被缩短。进入高铁时代，大型城市和周边城市被打造为城市群，统称为“一小时都市圈”，聚集了最密集的人口、最发达的技术、最快速的经济、最繁荣的贸易。支撑它们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包括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还有一条条下水道。

当然，地铁能力再强，也只是在地下“复制”了交通网络，城市空间依然有限。通过接下来要探索的地标，我们会发现，人类选择了跟天空争地盘。

中国各大城市往往会把地铁当作展示平台，展示自己最让人触动和引以为戒的部分。

比如上海地铁，就意图表达这座城市特有的包容，包括对非主流文化的接纳。“超人”“鹿人”“蛋人”“粉红男郎”“木乃伊”“高达”，以及跳钢管舞的“红衣女子”，一度成为多元上海的一部分。2021年春节前，15号线的吴中路站落成，被誉为“最美地铁站”。艺术设计上，吴中路地铁站走得很远，拥有净跨达21.6米的预制大跨叠合拱形结构。为了展示结构美，设计师不能用吊顶覆盖，因为龙骨固定所需的钉子会破坏预制结构的安全，进而导致空调风口、消防喷淋、照明、摄像头、逃生指示都没有地方摆放。但最终设计把这些都照顾到了。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是地铁的功能，更是城市共同空间的意义——一个为市民提供温暖、回忆以及慰藉的地方。

有一段诗意的表达，被设计师引用：“上海是一个有着光、发着光的城市，人们在这个发着光的世界里面行走，无论遭遇到多大的不公平和对待，都会有决心和毅力坚持下去。”

帝国大厦

把城市空间竖起来

对高度的向往是人的永恒追求，世界最高建筑纪录保持时间最长的是胡夫金字塔，3000多年来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如今，国际公认的摩天大楼标准是超过150米，那么随便一栋摩天大楼都要比胡夫金字塔高，最高的迪拜哈利法塔甚至达到828米。城市的进化，除了面积越摊越大，还不断向天空要地盘。这个趋势可以概括为，越是城市中心地带，建筑物就越高，因为城市中心寸土寸金。怎么在单位面积上获得更多的空间？为什么人类要不断地突破高度极限？极限会有尽头吗？在纽约曼哈顿，城市摩天大楼最早的聚集区，一定能找到答案。

突破人类的天际线

如果坐飞机来纽约，从高空往下看，曼哈顿就像一块集成电路板，密密麻麻插着一根根摩天大楼。

如果从海上来纽约，坐船进入哈德逊河河口，先是自由女神像进入视野，接着就是女神后面绵延不绝的高楼。

在这片摩天大楼的森林里，帝国大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是世界上第一座超过100层的大厦，高381米，算上后来安装的天线，又向天空争取到62米，整体高度443米。它是世界上保持第一高楼时间最长的大厦，从1931年建成之日起，世界第一的纪录保持到1972年。

纽约帝国大厦

想要体会帝国大厦的雄伟，除了仰望，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登上它的顶层观景台。电影《西雅图不眠夜》的结尾，男女主人公就是在这里相遇的。

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想象电影《金刚》里的情景，中央公园、华尔街、时代广场、自由女神像、哈德逊河全都在它的脚下。人类创造的“金刚”实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帝国大厦能够超越同时代的建筑，成为第一高楼，不是偶然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先决条件。首先靠技术，简单说就是“钢架结构+电梯”。有了钢架结构，就不需要建筑厚重的墙体，大楼照样坚固、稳定。帝国大厦施工期间，总共订购了5万多吨钢铁，站在当年的时间窗口，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钢铁订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么多钢铁怎么送上去呢？这就需要电梯。电梯公司为帝国大厦专门定制了66部超大号电梯，每分钟向上运行366米，这个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摩天大楼的前置条件是电梯。目前被称为世界最快的电梯在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营运速度为20米/秒，从1层到95层，440米的距离只需要43秒即可抵达。

有了钢铁架构和电梯技术，不等于大楼能自动站起来，还需要很多钱。帝国大厦的预算是6000万美元，当时是1930年，正值美国大萧条，同时代的胡佛大坝总预算才4900万美元，而一个私人公司的大楼，比国家工程花的钱还多。遗憾的是，大厦建成之后，并没有立刻给投资方带来多少实际收益。一年下来，只租出了23%的空间，被人们戏称为“空的国家大厦”。明明知道经济大萧条，还要砸这么多钱，业主疯了吗？

永无止境地向上

摩天大楼背后有坚硬的逻辑。20世纪初，纽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0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100多万。但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曼哈顿只是一个小岛，想要进一步增加容量，就需要更多空间，除了向天空要，没有人可以给他们。

随着第一栋超过100米的大楼建成，曼哈顿很快掀起了摩天大楼热，150米，200米，250米，高度纪录不断被刷新。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从大楼能节省多少土地、创造多少空间，转变成谁才是世界第一高楼。竞赛的高潮就是帝国大厦落成。在帝国大厦修建之前，华尔街40号的曼哈顿银行大厦，也就是1995年被特朗普买了之后改名为“特朗普大楼”的那栋楼，还有克莱斯勒大厦，当时都已经动工。帝国大厦的业主，要从高度上与它们“直球”对决。

我看过一个细节说，当时帝国大厦的投资商、百万富翁约翰·雅各布·拉斯科布（John Jakob Raskob）在讨论设计方案时，把一支超大号的铅笔立在桌子上，对建筑师说：“只要保证大楼不倒，你们能修多高？”言外之意，能修多高就给我修多高。

高度可以彰显财富、权力和荣耀，金字塔、方尖碑、哥特教堂、哈利法塔等建筑彰显了同样的意向。高度还能提供想象，古代文明普遍认为，神在天上，想跟神接近，就要抵达更高的地方。

三座大楼中，曼哈顿银行大厦最先完工，它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坐了3天，就被紧随其后的克莱斯勒大厦取代。为了超越前两者，帝国大厦设计师不断修改方案，从最初的50层，增加到60层，然后是80层，最后超过100层，最终高度定格在381米，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高楼。

帝国大厦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待了41年，1972年被纽约世贸中心取代。之后，这个纪录被刷新的速度越来越快。2004年，台北101大厦第一次突破500米，6年后落成的迪拜哈利法塔已经达到了828米。在建的沙特王国塔，号称要跨越1000米的坎儿，但也未必是终极高度。

修建中的帝国大厦，一场绝对高度的对决

摩天大楼带来的规模效应

世界各大都市都有个有趣现象，摩天大楼不但竞争高度，还喜欢扎堆。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大多挤在下城区，原因并不复杂。在20世纪初，纽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曼哈顿作为城市中心地带，土地快速升值，而地块数量有限，自然成为摩天大楼的“母港”。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腾笼换鸟，原本利润不高的制造业，比如纽约曾经发达的制糖、制革等产业，被迫退出曼哈顿，而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媒体机构、大公司总部，这些背后依托大资本、高附加值的产业，开始在这里聚集。正是它们出资建造了一座座摩天大楼，最终占领了曼哈顿的天空，并成就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商务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BD。

现在，不到60平方公里的曼哈顿，也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聚集了160多万人。仅华尔街所在的下曼哈顿，就集中了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容纳了几十万就业人口，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金融中心、时尚中心、创意中心和传媒产业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建筑选择挤在一起？除了寸土寸金外，是否还有其他理由？我想借用《规模》中的观点解释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杰弗里·韦斯特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发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规模法则，即城市的人口总数与其他变量（比如生产总值、市民收入、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加油站数量等）之间存在着1.15次幂的关系。人口规模的增加，给城市各方面带来的效益呈指数级增长。这本书以及书中的理论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城市其实早就洞悉规模法则的秘密。

摩天大楼最大的贡献，是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叠加空间，为城市人口大规模、高速度聚集提供了最集约的方案。今天，上海陆家嘴、香港中环，这些全球重要的中央商务区都是摩天大楼扎堆的地方。

当然，摩天大楼扎堆也带来了城市管理的挑战。在曼哈顿百老汇大街上，有座大楼叫“恒生大厦”，它有164米高，于1915年建成，被称为曼哈顿最丑的摩天大楼。一到冬天，几公顷的阴影扑向地面。纽约的冬天，是出了名的阴冷，行人要在阴影里哆哆嗦嗦走老半天才能进入阳光里。周围办公楼也开始了噩运，这些倒霉蛋因为采光问题很难租出去。

为了避免曼哈顿被摩天大楼的阴影吞噬，市政当局于1916年，也就是恒生大厦落成的第二年，匆忙出台法案，明确规定大楼超过一定高度，就必须让出临街一侧的空间；如果想建得更高，还得继续退让，最多可以退让到占地面积的75%。这意味着，大楼盖得越高，上面的楼体面积越小。所以，才有了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这种被称为婚礼蛋糕式的摩天大楼，为的是把阳光、视线还给市民。摩天大楼时代，天空也必须遵守规则。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业主把“温度感”当作一种选择。比如，在大楼底层留下更多的空间供行人走动，既能逃避热浪还能躲避风雨，钢筋混凝土越来越体现温度感。

爱他恨他都可以让他去纽约

20世纪90年代，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走红，剧中有一句台词：“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纽约是天堂，还是地狱？

电影《海上钢琴师》里，导演托纳多雷展示了他眼里的纽约。当欧洲来的邮轮进入哈德逊河，人们在看到自由女神时兴奋地大喊：“America！”这个纽约像天堂。而钢琴演奏家“1900”看了一眼面前的楼群，他没有走下去，重新回到船上，这样的纽约也许是地狱。

视纽约为地狱的人，也许是感受到高楼林立从视觉上传递出的极致恐怖。视纽约为天堂的人，喜欢创新、热衷冒险，执着于变化的生命，认为里面蕴含着无数可能。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是为“天堂派”而生，并为他们所塑造。

在纽约成为国际时尚、创意、金融中心之前，这些领域的领导者是巴黎。普法战争后，巴黎成为世界文学、艺术、时尚、科技中心，即使经历了一战，这个地位也没有动摇，甚至创造出一个词，叫“美好年代”。巴黎获得这个地位，有很多前置条件，比如奥斯曼主导的城市改造，改造后的巴黎变得更适合居住。但为什么后来让位于纽约？纽约的成功也有很多前提条件，摩天大楼是不是其中之一？

所有的大城市，都面临土地面积有限，急需提升空间容量的难题。过去100年里，巴黎和纽约走向了两个方向：巴黎旧城有严格的楼高控制，而纽约则可以无限向上。这让两座城市拥有截然不同的空间规模，大的规模无疑意味着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相比巴黎，纽约给普通人、冒险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当然，这需要更多分析维度的引入，而摩天大楼的角度似乎值得思考。

伴随摩天大楼的疯长，另一种反思也被提炼出来。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认为，21世纪的建筑不应该用高度刷存在感，而要和生活在其中的人融为一体。隈研吾的代表作《负建筑》批评现代都市出现了大量和周遭环境割裂、凸显存在感的建筑。他认为，也许建筑的夸张造型能给人短暂的感官刺激，但会被时间长河抛弃，人们会厌倦甚至讨厌它们。他认为，住宅既不是冰箱，也不是洗衣机。家不是用来买卖的东西，它是用来居住、生活的。好的建筑无法与大地割裂，它应该与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移都移不动的分量。它是与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哲学和人生紧密联系着的，这才是建筑的原点。他预言，未来人们不会再迷信摩天大楼，建筑势必要回归生活的本质需求。隈研吾的观点让我想起那句话：让建筑赞美生命。

世界各地的摩天大楼通常使用钢架结构，但450℃~650℃高温就可以让钢架失去承载力，比如“9·11”事件时的世贸大厦。解决方案是在钢结构内部加混凝土核心筒，或用防火涂料阻隔高温，最好的防火涂料可以让钢在烈火中支撑3个小时。超高层建筑遇到火灾，一定要从楼梯间逃生，这里的门都是防火门，关严后可以挡住浓烟；而且楼梯间往往设在混凝土核心筒内部，混凝土不惧火。

瓦尔登湖是思想家梭罗逃离城市隐居乡村的地方，它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的镜子。换句话说，没有城市，瓦尔登湖就毫无价值，赋予它的所有意义都将不存在。人，总会通过镜子看到自己，城市也是如此。

被名著加持的平凡小湖

瓦尔登湖有个好邻居，叫哈佛大学。从这里出发，沿波士顿市区往西北方向，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来到湖边，打个盹的时间都不够。瓦尔登湖的名气很大，但面积很小，大约0.2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十多个足球场。湖畔风景只能说很平常，有人来这里野餐，有人支个沙滩椅看书晒太阳，也有划船的，还有在湖里游泳的。游泳的副产品是，水里尿素超标——因为游客太多，湖水已经变得不那么清澈，他们都是因梭罗慕名而来。

因为地壳运动，在马萨诸塞州，有类似样貌的湖泊比比皆是。唯一不同的是它有故事。湖边有个书店，湖畔的森林里有个跟梭罗有关的小木屋，是一个复制品，因为梭罗的小木屋早就毁掉了。木屋原址上立了块牌子，写着《瓦尔登湖》里的一段话：“我到林中去，因为我想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要素，看我是否学到了生活所要传授的东西，以免死到临头才发觉虚度一生。”小屋旁边还有梭罗的铜像。

梭罗本质上是想做一场社会实验。当年梭罗没有稳定的工作，无法独立生活，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搬到丛林里，他希望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本质和现实，并探索一个人维持生存到底需要多少物质支撑。

这样一个平凡的小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梭罗同名散文小册子《瓦尔登湖》。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按照梭罗书中的说法，他远离城市，回归自然，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孤家寡人地待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周围一英里没有任何邻居。

书里的梭罗，是坚定的反城市主义者。我们必须回到梭罗生活的时代，才能理解他的观念。那是1845年前后，正值工业化高歌猛进，人们像潮水般涌进城市，但城市还没准备好。我们一起看过巴黎下水道和伦敦地下铁，对下水道和地下铁出现之前的大城市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到处都是体现着“脏乱差”的空气污染、水污染，还有视觉污染。

伦敦和巴黎遇到的问题，美国也没落下。在农村生活，放眼望去是空旷的原野，而在城市你都没有放眼的可能，被人和楼挡住了。19世纪中期，美国城市里的消费主义开始冒头。作为哈佛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梭罗有很强的批判精神，《瓦尔登湖》就是梭罗批判精神的集中体现。

对城市生活的批评和反思

《瓦尔登湖》是本散文集，在书中，梭罗批判城市的物欲横流和工业文明。梭罗非常毒舌，他形容自己所处的19世纪“浮华、焦躁、紧张、喧哗、无聊”。他评论时尚圈，巴黎要是有只猴子戴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会跟着戴。他评论伦敦的火车，像一条狗“狂吠而过”。他批判城市人的堕落，当时爱尔兰和英国在闹土豆饥荒，饿死好多人，梭罗说，英国人天天想着怎么避免土豆腐烂，怎么不想想你们大脑都烂了呢？整本书中，都可以看到梭罗“怼天怼地”。

“每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我们都是雕刻家和画家，用我们的血、肉、骨骼做材料。任何崇高的品质，一开始就使一个人的形态有所改善，任何卑俗或淫欲立刻使他变成禽兽。”摘自《瓦尔登湖》。

梭罗决定做一次反城市实验，回归极简生活，为此郑重列出了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吃的、穿的、住的、取暖的，够了。作为知识分子，还需要一盏灯和几本书。

当然，书中很多篇幅要留给对自然的赞美。梭罗描绘了瓦尔登湖的一草一木，他说，瓦尔登湖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充满永恒的安静，清晨太阳用朦胧的羽刷为它擦拭灰尘。夜晚是琥珀色黄昏的天下，小鸟澄清的眼睛里蕴含着天空的倒影，哪怕蚊子飞进房间里微弱的嗡嗡声，听来也是音乐。在这里，梭罗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喜悦。

梭罗的本意是一场生活实验，目的是唤起人们不要只关心物质，要直面内心，直面自己，让灵魂跟上脚步，让自己做命运的主宰。《瓦尔登湖》刚出版的时候，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梭罗大概想不到，他的书完成时间旅行之后，会成为反城市生活的“圣经”，不光在美国，继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引起城市居民的追捧。据说诗人海子去世时，遗物有4本书，其中就有《瓦尔登湖》。

城市越发达，爱梭罗的城市人越多，但真正像他那样逃离城市的少之又少。逃离北上广的人里，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后悔了，他们没想到房价上涨这么快——当年的房子卖便宜了；也没有想到自己早就被驯化为城市动物，乡野生活实在太艰难。就好像《虎兄虎弟》电影里，即使笼子打开，那只被驯化的老虎也不愿意走出去。

其实，不要说今天的城市居民，连梭罗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隐居。《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描述过梭罗的隐居真相：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旁边的村子里去。每周六，他妈妈和姐姐还会给他送食物，朋友们还会经常来小屋聚会。这恰恰是城市文明的悖论。事实上，大部分城市居民享受着城市带来的便利交通、消费和娱乐，但在意念上向往着乡村的自然和孤寂。乡村生活真的那么如诗如画吗？在城市理论家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公园是城市里的瓦尔登湖

2011年，另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写了一本书，叫《城市的胜利》。格莱泽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老学长，以及那些拥抱乡村生活的城里人。格莱泽认为，他们才是大自然的敌人，是环境的破坏者。书里还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梭罗野炊，不小心烧了300英亩的森林。这是热爱大自然吗？

跟《瓦尔登湖》的诗意相反，《城市的胜利》是一本理性的算账书。作者用数据证明，农村的生活方式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更大。比如，住郊外大别墅的家庭，比在市区住公寓的用电量增加88%，取暖的成本也大大高于城市。

再比如，纽约的人均碳排放量是全美最低的，就是因为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人们更多利用步行和公共交通，减少了资源消耗；此外，用于取暖、供电的能耗也会降低。格莱泽呼吁，如果我们真的热爱自然，就应该远离自然，远离瓦尔登湖，立即回到城市里，住在纽约、东京、伦敦、上海、北京、深圳。住在城市大楼里的人，才是大自然的盟友。

格莱泽认为，城市注定是人类的归宿。以目前的人口和地球资源承载力来看，城市更是人类不得不接受的绿色生活方案。

而城市居民之所以对自然无限向往，大概跟我们几十万年的进化有关，早期人类在山川森林野惯了。这就带来一个悖论，城市居民既离不开城市，又向往瓦尔登湖。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成为城市进化和迭代的强刺激。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市里出现大量的公园。我在19世纪英国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看到这么一句话：“工业革命把人们连根拔起，远离古老的土壤，原初的环境荡然无存，乡村变得遥不可及，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从亲密变得生疏。”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工业化时期，城市居民的痛苦是非常真实的痛苦，对痛苦的反思其实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建立，伴随着地下铁和下水道的修建。

这份报告之后，从英国开始，城市建设中就有了造园规划。先是大量的私家园林向市民开放，然后政府有意识地规划出成片成片的绿地。1857年，梭罗去世前几年，曼哈顿在中心地带开辟了体量巨大的中央公园，就像城市的肺。修建中央公园的目的，就是希望满足市民对阳光、空气和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这个公园也成为曼哈顿的标志之一。

人们通常认为，曼哈顿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地方，寸土寸金，单位土地面积创造的产值也是全球最高的，其实它的城市活力和中央公园直接相关。今天的伦敦、巴黎、东京、上海，但凡大城市都有大面积的城市公园。公园改变了城市的景观，提升了城市的生活品质，也滋养着城市居民的精神。当然，依然有很多人觉得城市公园不过瘾，还会打造“后花园”，有时是农家乐，有时是一座山，有时是一片树林，有时是一个规模更小、建筑更稀疏的卫星小城。

移动革命会阻挡超大城市前进的脚步吗

在构思这个部分时，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移动革命”是否会阻挡超大城市的前进脚步。借助移动互联网，人们可以在线上展开协作，传统办公室也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餐饮、购物等需求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完成，人们似乎没必要生活在大城市里。

我请教了一些城市专家，他们认为，人们向大城市、超大城市聚集，不会被移动革命阻断，大致有三个理由。一是，面对面交流中，呼吸、眼神、肢体动作、近距离等，会让人和人之间发生化学反应，这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远程沟通无法替代，这是物种属性决定的。二是，正是基于中心城市密集而庞大的人口，服务成本才能大幅降低，让在城市边缘生活的人也能享受高质量服务，后者是搭了便车。三是，能源、电力、交通、线下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服务，也需要借助中心城市降低成本，否则服务价格会高到难以接受，道理和上述的网络平台类似。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快速崛起网络服务平台，如外卖和快递，而在欧美国家，市民却无法享受同样高质低价的服务。

第九节

巴西里约罗西尼亚贫民窟

城市的耻辱还是活力之源

属于城市的文明地标，最后一个也许让你大跌眼镜，我要带你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贫民窟。肮脏、混乱、贫穷、落后的贫民窟被认为是城市之耻，是城市的脓疮。在日常话语中，有贫民窟的城市，会被认为野蛮和落后。基于这样的认知，在很多人眼里，贫民窟是迟早要被消灭的。这一次，我们不是去冒险和猎奇，更不是收割优越感，而是去探索它更多的样貌。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特殊器官，贫民窟尽管脏乱差，却潜藏着城市的活力，甚至是希望。

贫民窟最难看的那一面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第二大城市，它留给人们记忆最深的图景应当是那巨大的耶稣雕像。雕像站在山顶上，伸展着28米长的双臂，视觉效果不逊于自由女神像，号称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现在，我们从“上帝”视角展开想象：耶稣伸直双臂会看到什么？正面的脚下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和美丽的港湾。当年，葡萄牙人就是从这里上岸，建立了里约。“上帝”向右扭头，会看到大西洋，辽阔蔚蓝的海面上白帆点点，海边是富丽堂皇的酒店、购物中心、高档住宅，它们代表着美好的城市景观。

但如果上帝回一下头，心情可能就不好了。身后几公里的地方有座山，山上是火柴盒式的小房子，从山脚密密麻麻摞到山顶。如果耶稣有密集恐惧症，估计会吓得够呛。

▲耶稣雕像直面的美丽风景

雕像另一侧，火柴盒般的罗西尼亚贫民窟

让我们离开“上帝”视角回到地面，走进火柴盒里，看看能发现什么。房子依山而建，上山小道并排走不了两个人，赶上下雨会污水横流，垃圾散发出刺鼻的恶臭，让人喘不过气来。走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忍不住担心，万一下大雨会不会山体滑坡，那些火柴盒般的房子很可能如多米诺骨牌般垮掉。脆弱火柴盒里，往往挤着男女老少好几口人，有的全家只有一张床。有些房子表面还有弹孔，透着危险。

这里就是南美最大的贫民窟——罗西尼亚。电影《上帝之城》讲的就是里约贫民窟的故事，充满血腥和暴力。电影不是虚构，素材来自真实的世界。走一圈，我们可能会觉得，这里简直不适合人类居住。可这样的贫民窟，在里约有1000多个，住了100多万人，占里约20%的人口。

贫民窟的另一面

这些贫民窟像野草一样漫山遍野，住在这里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涌入的巴西农民。如果有机会采访他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抛弃田园牧歌的农村生活，来这里受罪呢？尽管罗西尼亚充斥着危险、犯罪和肮脏，可对这些外来者来说，依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更准确地说，这种吸引力是里约这座城市给的。

城市里有工作机会。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多少积蓄的人，可以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在巴西，餐厅服务生、清洁工、保姆、佣人、司机都不需要高学历。农民来到城市，只要努力干活就能活下去。这样的机会在农村没有。

城市还提供福利。贫民窟虽然穷，但人口密度大，仅仅修一条路就能让很多人受益。这又涉及政府的“面子”，贫民窟就在眼皮子底下，哪怕单纯为了密密麻麻的选票，政客们也要许诺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居民不用交水电费，也没有人会强行断水断电，贫民窟的孩子上公立学校可以不交钱。这些福利在农村没有。

更重要的是，贫民窟提供了上升通道。巴西是足球王国，孩子们找个空场就可以踢球，像球王贝利、罗马里奥、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阿德里亚诺……你能数出来的巴西球星多半出身贫民窟，有天赋的孩子很容易被俱乐部发现。就连巴西前总统卢拉也出身贫民窟，他在城市接受了小学教育，成为工人，加入工会，后来居然当上了巴西总统。尽管他们的上升通道狭窄，但始终过的是有希望的生活。这样的通道在农村没有，几乎所有通道都是封死的。

工作机会、有限的福利、上升通道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贫民窟的另一面。罗西尼亚的人们也有积极、乐观、向上的一面，幸福感甚至比高楼大厦里的人高。对他们来说，原先待着的农村才像地狱。

贫民窟是低成本融入城市的中转站

贫民窟到底是地狱，还是通往天堂的通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溯一下巴西贫民窟产生的历史。里约贫民窟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当时的两拨人构成了贫民窟的原住民，一拨是废奴运动后获得自由的前奴隶，他们跑到里约讨生活，在无主的山上搭窝棚住下来。还有一拨人——19世纪末，有两万名老兵到里约找政府讨要拖欠的军饷，也在山上搭了窝棚当临时落脚点，最后钱没要到，窝棚成了他们的家。

工作机会、有限的福利、上升通道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贫民窟的另一面

贫民窟的大发展，更重要的动力是城市化进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20世纪初巴西开始工业化，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民窟就是他们的落脚点。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爆发经济奇迹，大城市不仅吸引了本国人，还吸引了其他国家的移民。这段时间，里约的人口年均增加3.3%，贫民窟的人口增长率高达7.09%。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贫民窟还批量制造年轻人，在任何城市，年轻人都是城市的希望和动力。今天，贫民窟和里约已经牢固绑定在一起，甚至成为里约的标签。

但贫民窟既不专属于巴西，也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更不专属于这个时代，贫民窟是个全球现象。在工业革命开启的城市化浪潮中，贫民窟一直存在。我推荐一本书叫《落脚城市》，作者道格·桑德斯是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从2007年开始，桑德斯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从欧洲出发，到印度、中国、肯尼亚和巴西，走过五大洲数十个国家，《落脚城市》写的就是延续几百年的农民进城的故事。

书里有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有个14岁的法国女孩，她和家人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在几个家庭当过佣人，之后进了一家缝纫厂打工。先是通过分期付款买了一张床，之后又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过程用了她半辈子的时间，最后她在城市扎下根，不回农村了。故事发生在1879年。同样的故事在全球各地的贫民窟反复上演，在巴黎，是《悲惨世界》里的圣米歇尔广场；在伦敦，是《双城记》里圣安东尼区拥挤不堪的工棚；在香港，是九龙城寨；在孟买，是达哈维，也就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取景地；在巴西，是罗西尼亚。

意餐刚刚进入美国时，和法餐平起平坐。1880年之后，大批意大利南部的穷人移民美国，美国精英开始远离意餐，直到这批人走出贫民窟，也在公司上班了，意餐才重新回到高档饭店。德餐也有类似经历。可以预测的是，随着中国移民地位提升，中餐也将经历同样的故事。

回顾历史就会知道，消灭贫民窟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只要城市化的趋势仍在继续，贫民窟就会继续存在。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贫民窟看作城市化过程中一种为进城的穷人提供廉价居住方式、融入城市生活的解决通路。它不美，甚至有点丑，让城市没有面子，但它很管用，既帮助了穷人，又帮助了城市。

当然，如果任凭贫民窟野蛮生长，城市可能失去秩序，这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情。但从现代城市进化史来看，简单粗暴地拆除和驱赶，或许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巴西人在罗西尼亚也这么做过，但拆除和驱赶的措施不奏效，于是政府改变做法，把贫民窟纳入城市社区规划中。当地政府曾经做过的几件事，值得拿来分享：里约当局提供法律支持，打击贫民窟里的黑社会犯罪；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水、电供应，把贫民窟的污水处理和垃圾回收纳入市政管理体系中。当局还给贫民窟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给他们创造机会和机遇。

贫民窟是否会成为定时炸弹？不仅不会，而且恰恰相反。尽管环境糟糕，但这里居民的体验感想必依然比在农村强很多，否则他们就不会来到城市。这种情况下，他们心态会更加积极。此外，刚刚进城的农民对政治的要求并不高，更关心眼前的利益，显然并不指向推翻现有秩序。

这么做的结果呢？从统计数字来看，住在贫民窟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恰恰能够说明城市吸引力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对劳动力和年轻人的吸引。后者是城市的希望，没有他们，城市可能会老化、凋零甚至死去。

希腊温泉关

2500年前的文明对决

希波战争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关于这场战争，我的大脑里曾经储存了很多信息，比如马拉松战役的来历，比如斯巴达战士著名的墓志铭：异乡的过客，请带话给斯巴达人，说我们忠实地履行了诺言，长眠于此。这个“此”，在地理上指的就是温泉关。古战场位于雅典西北100多公里处，被说成“关”却没有雄关万丈，山脚下有片平原，平原上有条公路，看上去平淡无奇。

但路边的雕塑提醒你，这是2000多年前的古战场。雕像是希腊联军统帅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他右手举着矛，左手拿着盾，全身地站在高墙上，基座上刻着一句话：“有种过来，自己拿。”这句话送给他的敌人，波斯王。

列奥尼达这么说是有来由的。温泉关战役发生在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第一次希波战争，希腊人已经取得胜利，比如“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85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波斯王从大流士换成薛西斯，誓言要征服希腊人。战争爆发前，薛西斯派使者到希腊，要求希腊人送上象征着臣服的“水”和“土”。列奥尼达听完对方来意，下令将使者扔到井里，“那里既有土也有水”。由此，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帷幕正式拉开。

温泉关战役发生地

故事的开始，波斯王薛西斯有强大的信心。他的核心武装有三万人，包括一万步兵、一万骑兵、一万禁卫军。最能征善战的是禁卫军，由最强壮的士兵组成，任何时候少一个人都会迅速补充，号称不死军。三万人加上被征服民族的军队，几十万波斯大军扑向希腊。史学家认为，尽管数字有夸张成分，但保守估计也有10万到15万人。

当时的温泉关以险峻著称，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峭壁，中间通道只能过一辆战车，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希腊联军派出7000士兵，率先赶到温泉关的是300斯巴达勇士。300人面对数十万的波斯大军，力量悬殊。2500年过去了，附近河流裹挟的泥沙把海水逼退到几公里之外，往日战场深深埋在地下。

沧海桑田地表下的战争似乎并不复杂。第一天，波斯派出两万人冲锋，斯巴达人损失两到三人；第二天，波斯人发动同样规模的进攻，结果和第一天一样。与之对比的是，波斯一方是堆积如山的尸体。第三天，局势大逆转，一个希腊奸细带着波斯军队，走到一条可以绕到斯巴达人身后的小路。前后夹击的结果是，列奥尼达和300斯巴达勇士全部战死。

表面看，对于希腊人来说，温泉关之战是场失败的战役，但在战略上却是巨大的成功。希腊人用300人的死亡，换来几千联军士兵的撤离；更重要的是，给联军主力争取了3天时间，让雅典人可以从卫城撤退，并将有生力量转移到海面。大约一个月后，萨拉米斯海战中，同样是力量悬殊，雅典人用两百艘战船迎战波斯人一千艘船；几个小时后，在海风海浪的帮助下，波斯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希波战争迎来决定性的转折。历史学家们坚信，这次历史性的胜利，锻造了欧洲文明的基因。

自由平等是价值观碰撞的产物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不计其数，为什么希波战争能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完成了自我认知，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其次，找到了自我认同，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在和波斯人的战争中得以锻造。

其实，这些变化贯穿了希波冲突的全过程。希波冲突前，波斯帝国先后征服了巴比伦、埃及、印度（印度河以西），成为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几乎征服了全部已知世界。国土这么大，资源这么多，为什么还要跟小小的希腊过不去？与之伴随的另一个问题是，小小的希腊以卵击石的动力是什么？

史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战前，希腊语中有两个词改变了原意。第一个词是arche，之前指“本源”“开端”，波斯帝国出现后多了一个意思，用来指代“帝国”。什么是帝国？简单说就是地盘大、人口多、统一管理。如果没有波斯，希腊人的大脑中就没有“帝国”的概念。第二个词是basileus，原指军事首领，波斯帝国崛起之后，如果不加冠词则专指波斯王，比如“Megas Basileus”（伟大的国王）就特指波斯王。

细微的变化背后是波斯帝国的“吞噬”力量。它如同一片不断扩张的阴影，在伊朗高原崛起，先后征服了亚述、米底、巴比伦、埃及，进入北非，并逐渐将“阴影”覆盖整个土耳其。土耳其爱琴海东岸曾经是希腊城邦，也被纳入“阴影”里。

波斯人还在雅典扶持过代理人，统治了雅典十几年。这段时间里，反对他的人要么被谋杀，要么被流放，由此又引发了第三个词：自由。

“自由”最早出自《荷马史诗》，本没有特别含义，而不断扩大的“阴影”和压迫感，为“自由”注入全新的意义——不仅意味着个体“自由”，还意味着城邦独立。希腊人认为，只有城邦独立，才能延续个体自由，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热衷的制度。在波斯阴影扩张的压力下，“自由”逐渐成为希腊人的核心价值观。

这就是战争发生前希腊的变化。而波斯人秉持的价值观和希腊完全不同。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在波斯，国王是最高统治者，国王意志就是法律，其他人按照与国王距离的远近分成不同等级，离国王越远等级越低。至于希腊人，离波斯王最远，属于未被征服的蛮夷，自然是最下等的。而最下等的希腊人居然不对波斯王臣服，这是波斯王薛西斯无法理解的。

薛西斯渡海时因海浪过大，便命令手下人抽了大海300皮鞭。他自称全宇宙之王，他和手下都认为他是神，更有甚者——有希腊人说：“宙斯太不像话了，居然扮成波斯人来征服我们。”

他曾经问过一位流亡的斯巴达人：希腊到底有一群什么人？一个个小城邦为什么如此强硬？为什么你们不像波斯这样，只服从国王一个人？在波斯，士兵会因为恐惧国王的皮鞭拼命冲锋，如果像希腊那样人人平等、自由，不是一盘散沙吗？还怎么打仗？又怎么敢打仗？

斯巴达人说：希腊人虽然崇尚自由，但对法律的畏惧超过波斯人对国王的畏惧。如果法律命令他们作战，他们绝不会退缩，死都不会退。

那句斯巴达的墓志铭“异乡的过客，请带话给斯巴达人，说我们忠实地履行了诺言，长眠于此”流传很广，但希腊原文说的不是“履行诺言”，而是“遵守法律”。在希腊人看来，诺言就是法律，法律就是诺言。

所以，战争的目的一开始就超越了土地和财富。对波斯王来说，地位低下的希腊人，始终是帝国视野里的另类，像根钉子一样刺眼，而且还杀死自己的使者，如果不惩罚他们，其他被征服民族会怎么看？帝国统治秩序可能瓦解。在希腊人看来，臣服波斯意味着成为奴隶，自由、的生活方式将被摧毁，那还不如死去。价值观念的冲突，进而演化为战争，最终希腊人以少胜多，又让他们深信观念的强大可以战胜“邪恶”。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死去，遇到合适土壤就会萌芽、生长并壮大，当然这是2000年后的故事了。

特米斯托克利成功指挥了萨拉米斯海战，为此拥有极高威望，而后来却被放逐，理由只有一个：威望太高。公民大会担心他会靠威望成为者。在希腊文化里，领导不重要，换谁都一样。

观念扭曲的现实

这场战争也塑造了历史叙事。2000多年后，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上映，影片里的波斯人奇形怪状、面目狰狞，而斯巴达人刚毅、勇敢、俊美。影片上映后即被波斯人的后裔伊朗抵制，认为电影严重歪曲了历史。

其实，电影并不违背希罗多德的记录，2000多年前希罗多德写作时，双方形象已确定。问题是，希罗多德准确吗？我们无法穿越到过去，但波斯文明确实被丑化了。

真实的波斯帝国有发达的文化、建筑、艺术，包容不同宗教信仰。希腊人亚历山大后来征服波斯，他对波斯文明刮目相看，甚至迎娶波斯女人，还下令双方上层精英通婚，并把帝国首都放在波斯。如果波斯人如希罗多德记录的那样野蛮，联姻和定都可能不会发生。

人类之间的战争，多数时候只是因为观念冲突。相反，单纯追求土地、财富，战争烈度反而低，随着战争结束，仇恨也容易消融。如果一旦上升为观念之战，双方都会把战争描述为“正义”对抗“邪恶”，这种二分法思维定式更容易唤醒战斗意志，带来高烈度的冲突。

战争一旦分出胜负，胜利者坚持的观念会空前强化。多年之后，人们也许忘记了血腥，但会记住曾经的坚持，进而定义自己是谁。

希腊军队特别能战斗

波斯有统一的疆土、庞大的人口、高效的税收以及整合后的洲际力量，希腊看起来却微不足道，而前者却被后者反复打败。作为弱者的希腊人，并没有使用后世的游击战、设伏兵等战术，翻看历史记录，他们愣是选择重装步兵方阵跟敌人对攻。方阵在推进时，所有士兵向同一方向做同一个进攻动作，却不担心身体另一个方向被攻击，因为相信有同伴在保护，这样的打法极具杀戮效率。作战过程中少有人逃离战场，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乃至之后亚历山大军团、罗马军团莫不如此，战场上，要么己方全军覆没，要么敌人溃败被杀戮。

《杀戮与文化》的作者、加州大学教授汉森认为，西方军队是最有杀戮效率的军事力量，希腊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其中起到核心作用。希腊士兵是带着关系网络走上战场的，他要为自己的荣誉、财产、家人而战，而不是像波斯人那样为国王而战，如果临战脱逃，回去后会抬不起头。希腊并没有中心化的绝对权力，而波斯帝国则是中心化组织，国王看似能掌控一切。

山海关长城

碰撞淬炼草原帝国

在山海关应该看什么

漫山遍野的敌人会从山脚向城墙上冲锋吗？城墙上的人会躲在垛口后面向下射箭吗？会从城墙上往下扔滚木和巨石吗？事实上，历史记录里几乎没有这样的场面，而长城却是防御系统，它的防御究竟怎么展开？站在山海关看长城，可以一目了然。

首先看关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指的就是关城。通常的关城有四个城门，城门外是瓮城，瓮中捉鳖的“瓮”，瓮城外是护城河。一旦敌人来袭，以关城为核心的多层防御体系就会启动。山海关长城还要更复杂，除了瓮城、护城河，关城东西各有一个罗城，南北各有一个翼城，翼城外还有两个哨城（宁海城和威远城）。

哨城、翼城、罗城、护城河、瓮城、关城，构成一条防御线，线的西北连着燕山，东南延至海边。防御线上还串联着若干更小型的关城，敌人攻击线上任何一点，都会启动整个系统。冷兵器时代，想强攻山海关几乎不可能。因此，山海关独享“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古人眼里的“天下”，相当于“全世界”。

长城沿线除了山海关还有黄崖关、紫荆关、居庸关、平型关、雁门关、嘉峪关、阳关等等，但凡战略要地，都会建有类似山海关的防御系统。

看完关城要看烽火台。敌人来袭，烽火台里的士兵会点起狼烟，隔壁烽火台看到狼烟升起，跟着点狼烟，一站又一站，一程又一程，所谓“塞外狼烟起，军中羽檄稠”。在通信基本靠吼的古代，带有烽火台的长城，就像一条“电话线”，把战事消息传递到远方。

嘉峪关也是明长城的防御中心。蒙古人离开中原后依然是巨大的威胁，基于实力对比，明朝人决定放弃阳关、玉门关，后退400公里到嘉峪关，重新构筑西北防线。到明朝后期，山海关的作用才凸显出来。

事实上，发生在长城烽火台的狼烟故事，会比通常的想象复杂；而且只靠狼烟无法传递复杂的敌情，比如来了多少敌人，敌人在哪个方位；更不用说没处去找那么多狼粪。“烽火狼烟信不符”未必是常态。常态是什么？长城守军要掌握一套密码系统。我看过一段陕西明长城的资料，如果50到100个敌人来了，会挂一面黄旗；200到500个敌人，挂一件布衫；超过5000人，才会放狼烟。这套机制可以做到在三个时辰内让800公里外的地方知晓敌情。烽火台是古人发明的一套信号系统。

看完烽火台就要看城墙。长城经常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这并非偶然，崇山峻岭可以抵消对方的骑兵优势，拥有长城的一方则变得主动。此外，一旦战事开启，长城就变身军用高速公路，接到军情的驻军，立马上长城完成调动和集结，行军速度肯定超过游牧民族。山海关的长城城墙，可以让五匹马并排行走，作为道路设施还是比较好用的。所以，跳出山海关，我们看到的长城是一个绵延万里的防御体系。

长城是农耕民族主动选择的战场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视角——跳出物理意义的长城，想象一条和长城重合的线，即地理课本里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没有这条线就不会有长城。为什么无形的降水线能塑造出有形的万里长城？降水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塑造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线的南边降水充沛，适合发展农业；线的北边降水稀少，适合发展畜牧业。这是大自然的安排，人类无法决定。但老天爷有时不规律，时不时来个小冰期——气温突然下降，农耕的优势在于可以靠余粮度过饥荒，而游牧民族则面临生死大考。草和牲口会成片成批冻死，想要活命，除了越过等降水量线抢粮，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抢，意味着冲突。游牧民族的战马配上弓箭，对农耕民族构成强烈打击。但农耕民族不会坐等挨打，一次次挨打之后，就有了长城方案。为什么说长城是一个方案？是因为长城系统地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作战模式。

我们再分析一下双方的作战特点。游牧民族机动、灵活，擅长运动战，走到哪儿都可以就地补给，加上没有笨重财产，还可以轻装行军。农耕民族是定居状态，军队以步兵为主，这决定了他们只能打阵地战，同时严重依赖补给。有了长城局面就不一样了，相当于把游牧民族强制性地拖入阵地战中，免去长途奔袭；而且从长城沿线任何地方都能发起进攻，出击后长城就会变成大后方，失败了迅速撤回，躲在关城里不出来就是了。这样的补给线变得可控。

但长城那么长，不可能每个地方都驻扎重兵，如果对方找到一个薄弱点突破进去怎么办？这其实很难，因为长城沿线除了关城之外，大多数地区高山险阻、灌木丛生，骑兵部队转运非常艰难。

以山海关为例，游牧民族不是没想过从薄弱地方突破，但突破后意味着孤军深入，即使掠夺了土地也无法占领，只能采取抢完就跑的策略。跑，也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从山海关这样的地方逃跑，就会面临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态势，也无法从进来的地方撤出，因为当地早已布防，即使侥幸逃脱也会损兵折将。清兵曾经演绎过这个过程，他们曾六次突破长城，每次都是抢了点东西后仓皇撤离。据历史记载，清军第五次返回关外，在长城附近中了明军的埋伏，第六次返回的时候，到了沈阳“哭声连屋”。

当然，修长城也意味着划定了防御线乃至边界线，农耕民族想越过长城做远距离进攻，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汉武帝时，汉军就这么做过，代价是惊人的。为了保证军队作战，要调动全国之力转运粮草，几场大战过后，文景之治积累的家底全部耗光，虽然匈奴主力被击败，但也只是为新的草原力量扫清了障碍，没多久又会崛起一个帝国，依然是汉朝的大患。因此，东汉建立后只能回到和亲的老路上，昭君出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农耕民族为什么不去占领草原，把潜在敌人消灭在萌芽状态？答案是做不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强设定，越过这条线只能放牧，当地不支持农耕，想驻军还得从内地运粮，成本无法支撑。派出去的人要么退回来，放弃占领区，要么留在当地学会放牧；而一旦改变生活方式，就会变成游牧民族，成为农耕民族的敌人。简单来说，投入大、产出少、不确定、不划算。

明宪宗时期算过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劳工，花两个月修长城，大约耗费100万两白银，而且是一次性投入；如果派8万大军出塞，军需、粮草加起来每年耗费1000万两白银。战争持续多久，能否击败敌人，都是未知数，而且打赢了也没有意义。

太空上能看到长城吗？2004年，欧洲航天局拍摄了一段中国印象，辨认后认为是长城。而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发现，那只是一条公路。从常识判断，至少宇航员是不可能用肉眼看到长城的。

所以，利用长城方案，把游牧民族挡在等降水量线之外，是农耕民族2000多年的理性选择。哪怕是游牧民族，只要越过降水线就会从马上下来，学习耕种定居，同时要修长城抵御故乡的草原骑兵。2000多年来，中国人修了2万多公里长城，这个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半圈。

淬炼草原文明的催化剂

以往，人们总是站在农耕民族角度看长城，其实长城也淬炼和锻造了游牧民族，这就提供了理解长城的新视角。

历史学家有个共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游牧民族还不是多大的威胁。而统一后没多久，北方就冒出一个匈奴部落，这就是长城的反作用力。作用机制不复杂，对草原民族来说，中原的盐、铁和粮食是必需品，中原的布匹、器物、高档手工艺品更是部落首领收买人心的硬通货。中原时，这些物品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秦国不卖赵国卖；而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把长城连在一起，贸易只能在长城沿线的关隘进行，一旦双方交恶，关隘将领把城门一关，就会对草原民族进行贸易封锁。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长城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经济制裁，防御反而是附带功能。那游牧民族为什么不绕过关隘做贸易？很难，一旦有了长城，贸易就只能在关隘附近发生，因为关隘之外的小路长时间无人走动，慢慢就荒无人烟、荆棘丛生，成为无人区，甚至被人们遗忘了。

一旦农耕民族启动经济制裁，嗷嗷待哺的小部落们只能团结起来，借助集体力量越过长城来抢，于是大帝国就出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城，变成草原帝国的催化剂。最近的例子发生在明朝晚期，小冰期再次降临，两边发生激烈冲突，明朝决定对关外进行经济封锁，导致辽东大米、棉布价格暴涨，比中原高几十倍，这就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提供了外力。借助统一的力量，清兵入关建立新朝。长城再次升级了草原文明。

草原文明一旦升级，影响就不限于东亚。站在山海关，顺着长城，还可以看到欧亚大陆的变迁。

《上帝之鞭》的作者这样描述匈奴：“他们就像一股从西域雪山倾泻下来的雪水，当他们涌到长城脚下，就被长城挡住，于是呼啸得更厉害了，一声高过一声，使绵迅万里的长城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在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未耗尽之前，他们是绝不回头的。”要么跨过长城，放弃游牧生活当农民，最终融入中原；要么改变方向，向西进入大陆深处，甚至进入欧洲腹地。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的覆灭有诸多原因，但都可以拉出一条长城的线索。长城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这股力量还被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概括为“地缘大锤”。他说，每隔一段时间，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就有一股草原力量崛起，他们像大锤一样，敲击大陆的边缘，从匈奴到蒙古人，都是这样的大锤，大锤改变了欧洲史和世界史。这个力量要等到工业文明来临才能熄灭。

汉唐其实是不同的

我们经常把“汉唐”连在一起说，事实上，两者有非常大的不同。汉，从价值观到统治地域到核心团队，都是标准的农耕文明。大唐则是混合文明，从血缘就可以看出——李渊的生母就是鲜卑人，李世民在汉地是皇帝，是天子，是儒家礼仪的拥护者，而在草原就变身“天可汗”。连唐朝的军队也是混合制，简直是一支“多族部队”。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是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镇压叛变的唐朝将领中，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是突厥人，李光弼是契丹人。

可以说，正是因为既熟悉草原又熟悉农耕，唐朝才可以跨越长城内外，如果是单纯的草原文明或单纯的农耕文明，很难做到这一点。“混合制”也可以解释一些奇特现象，比如，李世民的才人武则天会成为儿子李治的妻子，李隆基会将儿子的王妃杨玉环收入后宫，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女皇武则天。单纯的农业王朝，这一切几乎都不可能。

荷兰代尔夫特

第一款全球时尚爆品

不同的审美观念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碰撞出全新的观念和作品。青花瓷最能说明这种“碰撞美”。它可以说是第一款全球时尚爆品，持续火爆了几百年，超过古今任何人造物。虽然青花瓷原产于景德镇，但我想提供一个新的空间视角，带你跨越几万里的物理距离，去荷兰代尔夫特，体验审美碰撞的魔力。

青花瓷是审美碰撞的产物

如果对代尔夫特没有印象，你可能知道海牙和鹿特丹，代尔夫特就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如果对这两座城市也没有印象，你可能知道小镇里的两位名人，一位是用显微镜发现的列文虎克，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一位是画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画家维米尔。如果对他们也不够了解，你对城市景观也会有熟悉感，橱窗、商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青花瓷，恍惚间能看到景德镇的影子。在有些场合，代尔夫特被称为欧洲的景德镇，青花瓷是它的名片。

小镇里的皇家代尔夫特蓝瓷厂是荷兰青花瓷大本营，就像一个青花瓷博物馆。青花瓷来自中国，油画艺术来自欧洲，两种独立的审美在此相聚。当地人把荷兰的名作高度“青花瓷化”。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伦勃朗的《夜巡》，都按1∶1的比例制成青花瓷。相遇背后则是元朝就开始、持续了几百年的碰撞。

皇家代尔夫特蓝瓷厂

青花瓷主要由两种颜色打底，“白”和“蓝”。我们今天对此习以为常，而在美学巅峰的宋朝，主流审美光谱里，“白”和“蓝”的位阶都不高。文人士大夫推崇青瓷，“雨过天青云，这般颜色做将来”，审美大家宋徽宗将青瓷看作美玉，小，可把玩。模糊的颜色提供了想象空间，构建出无法言说的审美体验。

青花瓷的白、蓝再加上“大”——大瓷盘、大瓷罐、大葫芦瓶——能被批量制作，说明从宋到元，审美领域发生了基因突变。简单说就是时代变了，中原新主人换成蒙古人，他们以白为美，民族传说里，他们是苍狼白鹿的后代，“苍”和“白”，都是白。更不必说，他们历法里的正月叫白月，意味着万物的开始，崇高的礼节是献白色哈达，他们喜欢吃白食（白色乳制品），看惯了白羊、白云，居住的地方还是白色蒙古包。

同时，元代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穆斯林商人，他们生活在干旱少雨的中东，天然喜欢水。海洋里有无穷无尽的水，还是蓝色的，他们心中的天堂，也是一个蓝色水世界。蓝，不只是颜色，还关乎信仰。此外，蒙古人还有个共同喜好：大。

对瓷器工匠来说，主顾的喜好变了，“小而青”变成“大白蓝”，产品就得跟着变。元代之前也有白瓷，但黏土硬度不够，做不出大的器型，加上市场需求不多，工匠们没有研发动力。元代之后，工匠们在市场的拉动下开始搞研发，在景德镇高岭村找到一种瓷土，反复实验后终于烧制出又白、又大、又硬的白瓷。注意，高岭土不是“土”，而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是国际黏土矿物学专有名词。

找到高岭土之后，工匠们要解决“蓝”的问题。国产的钴蓝颜料颜色模糊，这时候，国际贸易网就发挥了作用，波斯的钴蓝颜料（又称“苏麻离青”）大量进口到中国，“蓝”的问题解决了。

某些恒星到“晚年”会成为超新星，爆发时会产生大量物质，其中就包括钴蓝颜料（CoAl2O4）。所以，每件青花瓷都可以追溯到一颗超新星，这种解释很有趣。

瓷器上的图案也要符合主顾需求。元青花的装饰，有繁复的阿拉伯花纹，有大牡丹、大芍药，这些是蒙古人的热爱；梅兰竹菊，则符合中原士大夫的审美。从一开始，青花瓷走的就是“融合风”，这股风穿越几百年的时空进入拍卖市场，变身为瓷器贵族。2008年9月，一件元青花龙纹扁瓶，在纽约拍卖市场上以583.15万美元成交；2012年7月，元青花瓷罐“鬼谷下山”在伦敦拍卖出1568.8万英镑的价格，创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高价纪录。高价格的背后是稀缺性。

元青花最集中的收藏地并不是中国，而是土耳其和伊朗。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收藏了最多的元青花，足有40件，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了32件，江西高安青花瓷博物馆有19件，这是元代国际贸易的结果。尽管后来元朝被明朝取代，但青花瓷市场已经形成，蓝白美学也被明清两朝延续，只是离全球爆品还差一个引爆点。这时候，荷兰人登场了。

第一款全球流行时尚产品的打造

1602年，荷兰商船在马六甲海峡抢劫了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Carrack，意为远洋帆船），船上面装满青花瓷。荷兰人决定拍卖它们，但遇到一个难题，怎么证明瓷器的来源是合法的？代尔夫特青年格劳秀斯写了一篇论文，论证葡萄牙人垄断公海航路，违背自然法，因此对他们抢劫符合自然秩序，这就是公海自由航行的概念。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格劳秀斯是海洋法的奠基人。

站在青花瓷的角度，这次拍卖证明了青花瓷的价值。荷兰人因此获得了350万荷兰盾，这是一笔巨款，可以在阿姆斯特丹购买750幢洋房（也有说法称450幢），或者打造一支拥有35艘大船的远洋舰队。更重要的是，拍卖吸引了包括英王和法王在内的欧洲王室、贵族、富商，相当于给青花瓷办了一场大型发布会，青花瓷一炮走红。

翻看当年的绘画，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对青花瓷的痴迷。当年，有钱人家里都有一个柜子，专门放青花瓷。青花瓷专柜是富有阶层的标配，如果家里没有瓷器柜，意味着主人品位不够。如果是国王，还会建造专门的宫殿。青花瓷的疯狂粉丝，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就曾经用600名精锐骑兵换了151件康熙时代的青花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把所有的银具换成青花瓷。青花瓷，已经不是吃饭喝茶的容器，而是标准的时尚品，如同老佛爷百货里的大牌包包，不是用来放东西，只是为了和他人区分。

人们为何如此热爱青花瓷？首先，作为人造物，青花瓷和常用器皿完全不同，欧洲人使用的木质、玻璃质、银质器皿，无法和青花瓷光滑坚硬的蓝白质媲美。其次，有神秘感，青花瓷的制作是个谜，欧洲第一家族美第奇家族曾专门组织研发，但以失败告终。第三，青花瓷能提供某种精神力量，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和风景这些中国元素，满足了欧洲人的东方想象。

欧洲人的东方想象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经过《马可·波罗游记》以及传教士的描述，中国在欧洲人心中几乎等同于天堂，富足、安定，没有。欧洲的精英和贵族，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培根这些启蒙领袖都曾呼吁向中国学习，伏尔泰的书桌上就放着孔子像，欧洲君主甚至学中国皇帝举行春耕仪式。更不用说普通贵族，他们按青花瓷的图像打造茶室、学习喝茶，用中国屏风布置空间。既有使用价值，又有美学价值，还有想象价值。拥有青花瓷，就等于和想象中的东方生活在一起。

代尔夫特对这股风尚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的抢劫发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不久，公司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能在本地仿制青花瓷，成本必然空前降低，于是代尔夫特蓝瓷厂诞生了，这是欧洲第一个青花瓷山寨工厂。

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从美洲获得的白银里大约1/3要运到中国，用来购买包括瓷器在内的商品，这些瓷器运到欧洲会以六倍价格出售。中国因此获得了大量白银，将中国引入银本位时代。

遗憾的是，山寨的青花瓷一旦磕碰，就会暴露胎体的粗糙，因为其实他们仿制的是陶，不是瓷。对比下来，从中国购买反而更划算，于是荷兰人出设计，委托中国人加工，青花瓷也开始出现欧洲元素。中国士大夫、蒙古王宫、穆斯林商人和欧洲贵族的审美，因代尔夫特融合到一起。荷兰担任“海上马车夫”的一个世纪里，每年向欧洲运送瓷器超过60万件，青花瓷得以进入每个欧洲家庭。

打造流行产品的路径

青花瓷崛起的故事，也为后世时尚产品预言了一条经典路径，即碰撞和融合——时尚、艺术、音乐经典，背后都有审美碰撞发生。

梵高的《星空》《向日葵》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启发；毕加索的绘画作品中，曾融入非洲元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则是东方古典音乐和西方交响乐的碰撞。苹果手机，也是审美碰撞的产物，乔布斯吸收了禅宗的审美，设计上吸收了日本文化的“少即是多”。可以说，没有审美碰撞，苹果手机的故事也许不会存在。

神奈川的海水席卷全世界

说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启发了法国印象派画家，大抵是没错的。印象派鼻祖莫奈的吉维尼故居，就有《神奈川冲浪里》的版画，梵高的《星空》也参考了它的构图和色彩，这是多数人知道的故事。而另一个故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实际上，这幅日式版画是东西方审美反复碰撞的产物。富士山、海浪、人生无常，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审美意境，而线性透视和处理光影的技巧，则是荷兰商人带给日本的，连版画上使用的“蓝色”也是国际贸易的产物，被称为“普鲁士蓝”。有评论认为，西方人被这幅画吸引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幅画和西方艺术之间的血缘关系。熟悉元素陌生化，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神奈川冲浪里”应该断句为“神奈川、冲、浪里”，“冲”是附近的海域，神奈川是地名，也是经典动漫《灌篮高手》的取景地。

墨西哥奇琴伊察古城

天地大碰撞

我的阅读经验里，关于美洲文明最吸引人的表达来自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他从“吃货”视角描述了智人进入美洲的场景。大意是，跨越白令海峡的智人是天然的猎人，追着长毛象进入美洲。先是在阿拉斯加耽误了2000年，随着冰川的融化开始南下；再用2000年，从北极附近的阿拉斯加走到南极附近的火地岛，包括长毛象、乳齿象、剑齿虎、地懒，《冰河世纪》的主角几乎被吃光了；之后进入农耕时代，独立发展出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合在一起称为美洲文明。

他的讲述让人很难忘记，而我想提供一个地质学视角，同样神秘而精彩。故事发生在大约66043000±11000年前，一个直径约12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撞向地球，撞击瞬间产生相当于广岛核爆的45亿倍的能量，撞击中心瞬间塌陷，又瞬间反弹出一座近2万米的高山，随后又坍塌成一个3万米深的大洞。过程中，超过25亿吨的物质被喷射到空中，地球陷入黑夜，冰河期来临，超过75%的生物被毁灭。这是过去一亿年里我们星球最具灾难性的时刻，史称“第五次灭绝”。

而借助郭德纲的一个相声段子来形容这次撞击，则是另一番景象：撞击对恐龙是灾难，而对哺乳动物来说，如同泰坦尼克号厨房里的龙虾，简直是生命奇迹。恐龙的消失，为哺乳动物留下巨大的生态空间，进化着进化着就分离出灵长类动物，进化着进化着又有了智人。到了大约7万年前，一群智人走出非洲，1万多年前进入美洲，5000多年前来到尤卡坦半岛，回到6600万年前的撞击点希克苏鲁伯陨石坑附近，发展出美洲文明的奇葩——玛雅文明。

奇琴伊察就在距离陨石坑大约100公里的密林深处，如果没有那次大碰撞，大概率不会有玛雅文明。

绝大多数古代文明发源于江河附近，从这个角度看奇琴伊察，这里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当地降水总量不低，但季节分布严重不均，旱季常常超过半年。当地没有江河湖泊，附近也没有雪山融水，地质学家称之为“季节性荒漠”。为什么荒漠中能发展出高度的文明？因为天地大碰撞给奇琴伊察所在的尤卡坦半岛北部留下了大量的天然井。

更高维度的观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半岛上的天然井连起来，居然是个直径约200公里、形状近乎完美的半圆，圆的另一半没入墨西哥湾，圆心就是希克苏鲁伯港，也就是6600万年前天地大碰撞的撞击点。

进一步的解释是，撞击永久性改变了尤卡坦半岛的地质结构：地下岩石被撞出地表，塑造出喀斯特地形，雨水无法在地表保存，而是流到地下，形成庞大的淡水层，正是这个淡水层演绎出天然井。

所以，这一次我们考察奇琴伊察古城的起点，不是玛雅金字塔，而是城郊的天然井。玛雅语中的“奇琴伊察”就是“神水井口”的意思，它是6600年前天地大碰撞的地质遗产。

在古城景区我们能看到公共桑拿室遗址，有记录显示，奇琴伊察的玛雅人比同时期的旧大陆的人更讲卫生，每天都可以洗澡。所以，半岛北部的玛雅城邦确实要感谢上天。

半岛南部与北部相比，虽然降水量远超过北部，但海拔较高，无法从淡水层取水，对抗季节性干旱的方法是修筑人工水库。以蒂卡尔古城为例，水库能为一万人储存18个月的饮水，也发展出发达的文明。但如果遇到跨年的干旱，蓄水就会枯竭，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战争，南部玛雅城邦就一直在摧毁与重建中循环。循环在9世纪终止，因为当年的旱灾极为罕见，农业绝收、水库干涸，战争的规模和毁灭性远超以往，80%的人丧生。考古记录显示，900年前后，南部城邦文明集体熄火。而北部的奇琴伊察、乌斯马尔、科巴等城邦不但挺了过去，还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可以解释的原因是，当地地势低，天然井可以持续提供淡水。

正是在水的滋润下，奇琴伊察发展出更高阶的精英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宗教。

奇琴伊察的高度和亮度

奇琴伊察古城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2公里，并不是玛雅古城中规模最大的，但保存最为完整。这里延续并升级了玛雅文明的高度。

单独追溯它的历史，奇琴伊察在600年前后已经是中心城市。到10世纪末，来自墨西哥中部的托尔特克人征服了当地，将奇琴伊察作为首都，所以古城是托尔特克和古玛雅文化的混合。最能体现混合特征的就是卡斯特略金字塔，它是玛雅文明的“纪念丰碑”。

卡斯特略金字塔比埃及金字塔低得多，塔身加塔顶神庙大约30米高。规模不是它的看点，看点是玛雅人的工程技术思维方式。

首先，它是个声音模仿器。如果站在金字塔面前用力击掌，我们会听到塔身传来的鸟鸣。奇琴伊察人崇拜一种神鸟，认为它们来自天堂，于是通过建筑设计向神鸟致敬。

其次，它是个祭祀场所。每逢特定时间，塔顶会上演血腥的活人祭祀，用来祈祷风调雨顺和战争胜利。据说金字塔陡峭的台阶也服务于祭祀，被献祭的俘虏会被绑起来从塔顶推到地面，台阶的高度和坡度有利于为献祭仪式增加张力。

玛雅人用活人献祭异常残酷，但这几乎是古代文明的共同经历。这种献祭，除了认为神灵需要鲜血，更重要的是，暴力和鲜血唤醒了杀戮本能。

第三，它是个时间记录仪。四面各有91级台阶，共364个台阶，加上神庙是365个，对应着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每年春分、秋分下午三点左右，台阶会形成连续的阴影，与底座的蛇头连在一起，就像一条巨蟒，象征着羽蛇神苏醒后从神庙爬出，提醒玛雅人要在这一天播种。所以，卡斯特略金字塔也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历法。

无论从哪个维度理解金字塔，都能感到神秘和恐怖。能营造这种氛围，自然需要知识资源。移步旁边的卡拉科尔天文台，我们会发现玛雅人在天文、历法和数学上有难以置信的成就。

先看大门，它也是一台天文“仪器”，可以通过门在屋子里的阴影判断夏至与冬至。沿着内部椭圆形阶梯上到顶层，你会发现玛雅天文学家很懂得就地取材，天文台的平台上有石头制造的容器，夜晚时放上水，就可以借助水中倒影观察星体的移动。

靠这些简陋的仪器，玛雅人精确描述出太阳系主要行星的轨道，对金星轨道的观测精确到每6000年只差一天。他们历法里的一年和真实的太阳年相比，只有17.28秒的误差，比今天使用的阳历还要准。支撑天文知识的是数学成就，玛雅人能用“亿”为单位记录天文现象，甚至还发明了“0”。

“时间”是观察玛雅文明最重要的维度。他们对时间极度痴迷，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给神献祭，都会在玛雅历中选择日期；他们还有一种“长计历”，记录一个每隔5126年重新开始的极长时间周期，用于庆祝宇宙的重生。历史学家可以通过长计历与阳历的对应关系，确定玛雅历史上某件大事发生的日期，能精确到年、月、日。这种神秘感启发了“2012年现象”——有人认为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因为这一天在长纪历中是5126年纪年周期的最后一天。这个说法一度引起恐慌，玛雅长老不得不在电视上辟谣。

玛雅的文明程度

包括玛雅城邦在内的美洲文明和旧大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文明维系需要精英阶层，知识资源支撑精英统治，精英往往掌握祭祀的权力，恐惧和神秘是维系统治的基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放在美洲文明也是成立的。

而和旧大陆不同的地方是，美洲文明极度欠缺对自然力量的驾驭。

轮子。旧大陆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懂得使用轮子，而玛雅文明没有相关记录。金字塔、神庙、球场、宫殿等大型建筑材料都靠人力搬运，材料和地表的摩擦耗费大量人力。没有轮子还意味着无法完成远距离跨越，美洲几个主体文明彼此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牲畜。可以役使的大牲畜是文明扩张的重要条件，这是美洲文明欠缺的，尤其是悲剧性地错过了原本就生活在美洲的马和骆驼。智人到来之前，马和骆驼部分迁徙到旧大陆，另一部分则灭绝了，主流说法是被美洲人吃光了。美洲只剩狗、羊驼、火鸡等中小型动物，让几只狗拉雪橇可以，让它们去耕地或拉车真的难以想象。

铁器。当地金属矿藏埋得太深，导致玛雅文明没有发展出冶铁技术。他们使用的工具和兵器主要以木质和石材为主，可以说他们是石器时代的文明。

缺少轮子，没有铁器和大牲畜，尽管拥有卓越的天文和数学能力，也只能在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徘徊。文明如此畸形的重要原因，是美洲文明彼此独立、无法交流，欠缺多元碰撞。既然缺乏碰撞为什么又如此相似？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两个得零分的考生肯定不是互相抄袭的结果。无法在碰撞中互相拉台，就只能在内卷中彼此拆台。13世纪上半叶，奇琴伊察也没有逃过干旱和战乱，自此衰落。西班牙人面对的已经是玛雅文明的余晖。

大自然的二次实验

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到美洲。他从洪都拉斯湾上岸，在奇琴伊察南部靠近中美洲一带，被一种做工很精细的陶盆吸引。陶盆来自一个叫“玛雅”（Maya）的地区，这个词由此传到欧洲。

我们可以想象，站在美洲人的角度，当时的欧洲人可谓天降神兵：骑着高大的神兽——比羊驼和狗都要大很多的马，奔跑如飞；盔甲如同闪光的衣服，金属刀剑所向披靡，好比地球人见到三体人；更可怕的是敌人都“有病”，欧亚大陆的人已经对天花等疾病免疫，美洲人却没有，病毒和细菌让一半以上的美洲人丧生。用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话说，欧洲人用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美洲。

随着新旧大陆的高频交流，一个历史学名词“哥伦布大交换”诞生了。大交换空前提升了500年来的人类文明。

比如农作物的交换。美洲人给旧大陆输出了玉米、辣椒、花椒、西红柿、地瓜、菠萝、草莓、木瓜、花生、向日葵、可可……这是一个很长的植物清单。这些作物颠覆了旧大陆的食物结构。今天很少有人以玉米为主食，而玉米产量却远超小麦和大米，玉米去哪了？70%的玉米进入畜牧业，家养动物们吃玉米长肉，吃玉米生蛋，吃玉米挤奶。土豆同样具有颠覆性，直接催生了人炸，以爱尔兰为例，土豆让这个国家的人口从200万增加到600万。靠着玉米和土豆，中国可以养活4亿人口，中餐也变得异常丰富，明朝之前的四川既没有水煮鱼也没有麻辣烫，而东北名菜“地三鲜”——茄子、土豆和青椒，其中土豆和青椒就来自美洲。番茄进入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后，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招牌。当然也有负面的部分，比如梅毒和烟草也传入旧大陆，而美洲白银波动全球和旧大陆人口向美洲移民，是另外两个庞大的故事体系。

大自然用两次实验印证了同样的道理：多元碰撞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解决方案，从而带来文明的整体跃迁。

“大历史”学科的提出人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中提出一个观点：一个地方，知识交换和碰撞的规模越大、频率越高，就越容易产生创新。古代社会中这样的地方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它的东边连着中国和印度，南边连着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边连着欧洲，三大洲的知识和信息频繁碰撞，创新就在这里发生。

类似的区域，比如农耕和游牧文明的交接地，是骑马、冶金、武器以及宗教观念的交换枢纽，5世纪的雅典、13世纪的蒙古，都是这样的枢纽。大航海之前，西欧是旧大陆的边缘；当美洲和欧洲的交流与碰撞打通，大西洋沿岸从边缘上升为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交流与碰撞的枢纽。欧洲会爆发工业革命，并成为近现代创新中心，就受益于枢纽的位置。

关于地理与文明的另一种解释

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1914年出版了《地理与世界霸权》。他说，塑造文明的地理条件首先是气候，极寒、极热和过度的舒适，都不利于塑造文明。

首先，可以活却不容易活，能倒逼人们有压力和动力规划未来，例如储存食物等资源；其次，外围最好有天然的河流、山脉或者沙漠，可以阻止外来入侵者。从这两点看，四大文明古国都有类似的初始条件。那北美呢？菲尔格里夫认为，当地没有尼罗河、黄河、恒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种能带来肥沃土壤的天然河，而且旱涝无常，不适宜早期文明发展；而一旦有先进文明进入，情况会彻底改变，当地所有的资源都会被卷入工业革命的机器，美国发展为世界第一强国就是个必然的结果了。

不过，作者没有说明的是，美国的先贤们并不是“一穷二白”，而是英国文明的延伸。

让政务服务更“全能” 助力实现“即来即办”，靖江首批“窗口事务官”上岗

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交汇点讯 3月底的一天，江苏亚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仅用20分钟就完成了仓库安全环保提升改造项目立项备案，比过去压缩近1个工作日。这是靖江市推行“窗口事务官”审批服务模式以来工程投资建设领域首个“即来即办”项目。

10点10分在窗口提交材料，10点30分就领到普通道路货运输经营许可证。3月21日上午，靖江市迅通道路运输服务部切身体会到政务服务窗口事务官工作制度所带来的便利。原先申领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法定办结时限是20个工作日，政务服务窗口事务官上岗后，现在办理时间平均缩短到半小时以内，真正实现了“即来即办”。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立项审批服务高效便捷，靖江市行政审批局将分布式光伏发电、充电桩建设、仓储改造、房屋装修等建设规模小、所属行业风险低的小型低风险项目纳入首批窗口事务官受理事项范围，落实当场办结便企利企措施。到目前，靖江首批政务服务窗口事务官有7人，首批受理事项有14项，分布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投资建设专区、市场准入专区。

政务服务窗口事务官，是指经授权委托履行审批服务事项审批、核查、核准决定权的负责人，从前台受理、核查到直接完成业务办理，一直负责到底。靖江市行政审批局勇当“敢为”先锋，学习借鉴上海奉贤等先进地区做法，出台了《靖江市政务服务窗口事务官工作制度（试行）》，明确了窗口事务官的选任条件、职能职责、服务流程、考核激励、效能监察等方面的内容，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让一线窗口工作人员以更“全能”的服务方式，实现办事群众“即来即办”。

据悉，下一步靖江相关业务部门将不断完善深化窗口事务官工作机制，围绕高频事项进一步拓展受理事项清单，为经营主体和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窗口即办服务。

通讯员 陆叶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顾介铸

编辑: 王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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