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从帝制祸首到秘密党员，有着强悍朋友圈的湖湘书生

说起清末民初的奇人，可以列举出一大堆，可在我的心目中，真正首屈一指的，非杨度莫属，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先看他的身份。

湖湘大才子，公车上书的参与者，变法维新的斗士，满清四品官员，袁世凯的帝王之师，洪宪帝制的祸首，的特使，卖字鬻画的落魄人，遁入空门的佛门禅师，青帮大佬的师爷，员，员。

再看他的朋友圈，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黄兴、蔡锷、章士钊、汪精卫、杜月笙、李大钊、周恩来、陈赓……

他的头衔多得让人目不暇接，也令人不可思议，这也使他成为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朋友圈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存在，连起来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史。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名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如果有印象的话，也肯定是负面居多，一般会将其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甚至视为时代的“跳梁小丑”。

据说，袁世凯在即将离世之际，用尽全力连着大叫三声，“是他误了我！”而他所指的，便是杨度，这也成为杨度身上最为显著的标签，也就是说，是他竭力鼓吹帝制，怂恿袁世凯称帝，于是，袁大总统听其言，未及三月便退位，吐血而亡。

杨度何许人也，能让袁世凯言听计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精明一世的袁世凯，如何会在一个毛头小伙的撺掇下，进退失据，自取其辱。

一般都认为是袁世凯野心使然，但杨度的推波助澜，也是其重要原因，至少是之一；所以，认识了杨度，就能知道那个时代一半的基本脉络；读懂了杨度，就能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上下求索的曲折和心路历程的苦楚。

他有一句话很多人肯定是知道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出自他写的《湖南少年歌》；此文振聋发聩，通篇文章气势磅礴，慷慨激昂。

果然，多年以后，从湖南韶山冲中走出的一位伟人，率领着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杨度，字晳子，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富裕家庭，祖上曾为湘军将领，父亲早丧，他在伯父的关照下长大成人，从小就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

他敬仰乡贤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渴望能经略天下，建立不世之功，及长，师从湖湘大名士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

王闿运也许大家不是很熟悉，他长期任曾国藩的幕僚，著有《湘军志》，后任国史馆馆长，湖湘英才半出其门下，除杨度外，另一位大名鼎鼎之人是齐白石，不过，齐大人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乃师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年袁世凯要称帝时，为了让王闿运签字拥戴，三个字就花了30万大洋，可见当时王大师的影响力之大。

杨度天赋异禀， 18岁便考中秀才，然后又一鼓作气地拿下举人，去京师参加会试时，恰好遇到因甲午战败而发生的“公车上书”，他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袁世凯和徐世昌等一众风云人物，建立了自己人际关系的基本盘。

“木落高台，草虫悲鸣。心之忧矣，当欲语谁。”国之危难，如大厦将倾，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杨度，一心想以自己的才干，辅佐一位“真龙”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他对自己是有着自知之明的，自言为：“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湖南新政时期，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以及自立军的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杨度与蔡锷、刘揆一等人俱是同学，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国事，互相交流，抒发报国豪情。

而亦师亦友的梁启超，也十分看好他的这位湖南学生，曾不无得意地说：“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晰子。”

此时的杨度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倡言改革时政、富国强兵之说，积极参与君主立宪运动，但是，随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后，极大地刺激了杨度，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道路之艰难，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在张之洞的保举下，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详尽地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他在结识了后，相见恨晚，他们“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阵营，一是信奉的革命排满说，二是认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尽管竭力说服在留学生中颇有威信，且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的杨度，可并未让杨度改变固有的信仰。

其实，在当时非黑即白的环境下，杨度在留学生中的地位一直很尴尬，他既不赞同暴力革命，被人视为保皇派；他又不满于君主专制，被人看作革命党，因为，他念念不忘的主张是君主立宪。

后来，杨度将黄兴介绍给，由此促成了孙、黄合作，但当成立同盟会并力邀其参加时，杨度明确表示拒绝，因为他不赞同的革命主张，希望以改良来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他是竭力反对的，他对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也就是说，我们各走各的路，以后谁成功了，再相互帮衬，由此可见，杨度始终没有放弃他固有的立宪主张。

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来到尚在家乡“钓鱼”的袁世凯身边，成为袁总督的心腹幕僚，但形式的发展不以他的意愿为转移，随着立宪变共和，杨度深感失望，尽管袁大总统依然非常地器重他，让他担任了内阁学部大臣。

杨度与革命党和北洋系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因而他成为南北双方沟通的重要渠道，他与汪精卫一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专门负责南北调停，此时的他还是抱着立宪的理想，拒绝黄兴了邀请他加入的要求。

君主立宪是杨度追求的最高目标，他锁定了袁世凯作为“圆梦”的最佳人选，写了大量的文章鼓吹君主立宪，称其为中国的“救亡之策，富强之本”，并同严复和刘师培等人一起，成立了“筹安会”，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筹安六君子”，不遗余力地为帝制大造舆论。

对此，袁世凯对杨度是大加赞赏，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以示嘉奖，但杨度却也因此受到民众普遍地谴责，曾经的密友梁启超更是骂他为“蠕蠕而动的嬖人。”这对昔日挚友，就此闹翻！

然而，二人的友谊是浸透在骨子中的，虽然政见不同，殊途不同归，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心底间的惺惺相惜，在梁启超逝世后，杨度送上了挽联，与其说是写给曾经的师长，不如说也是对自己未来的谶言：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在以杨度为首的一众帮闲的鼓噪下，袁世凯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自然不得人心，包括各路军阀在内的全国民众群起反对，蔡锷在云南起兵，组织“护”进行讨伐。

一时间，袁世凯众叛亲离，挞伐之声不绝于耳，不得已，他在巨大的反帝浪潮中退位，不久便离世，“洪宪帝制”如闹剧般的匆匆落幕，杨度也因“助纣为虐”，被时人称为“帝制祸首”。

此时的他声名狼藉、人尽唾弃，是舆论口中没节操的文人，袁氏的忠实走狗，政坛的跳梁小丑；黎元洪上台后，在通缉的名单中他排名第一，无奈的他只能隐世避祸，惶惶不可终日。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是他为袁世凯写的悼联，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见，此时的杨度还是不服，只是内心的无奈和酸楚无处挥洒，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恩师王闿运离世，这对杨度的打击相当沉重，于是，他写下了两行悼念的文字。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联中的“愧师承”是他自己对此前努力的评价，忙忙碌碌大半生，到头来，不仅一事无成，还被视为帮凶和小丑，最终，心灰意冷的他遁入空门，取法号为“虎禅师”，潜心佛学，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

但是，他虽然出家，却依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将“我空法有”的教义改造后，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公心”而为，这是自嘲，还是认识的局限，实在不是太好说。

有意思的是，当张勋复辟之时，杨度是反对的，他公开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这是因为他也看出了，这些所谓的帝制，与他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从此，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君主立宪制离他是越来越远，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

经过沉痛地反思后，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

君都没了，哪还有君宪？从此，杨度彻底地放弃了君主立宪制的梦想，再不做那飘渺不可及的宪政美梦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青灯古佛旁，了却一生。

但是，还是发生了意外，遇到了危机，陈炯明发动了叛乱，吴佩孚抓住机会大力援助，意图一举解决南方革命党，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想起了那个一心为国，现在又落寞为僧的杨度。

于是，力邀其出山，杨度也豪爽，按当年“谁成功便助谁”的约定，前往上海会晤，故而感叹不已，赞曰：“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而首举反袁义旗的蔡锷，在弥留之际，也不忘自己的这位同窗好友，他在遗嘱中上书革命党高层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度接受了邀请其加入了的请求，当即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而杨度也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他利用自己的人脉，游说曹锟，阻止了吴佩孚援陈的动意，从而迅速解决了陈炯明叛乱带来的危机，为革命建立了不朽之功勋。

他作为的特使，在后来革命的进程中颇多成效，特别是在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功绩甚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说服军阀张宗昌暗中策应北伐等等。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可惜，的离世让杨度悲恸不已，于是杨度写下了上面这副挽联，但随之而来的革命党内部纷争，使杨度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他决心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继续为革命倾心尽力。

幸运的是，不久后，他遇到了李大钊，二人迅速成为知己，杨度对李大钊很是佩服，接受了主义理念，表示愿意为党为民族尽一份力量。

当他得知李大钊被捕后，立即卖掉北京的公馆，“毁家纾难”，积极疏通关系，四处奔走以解救，但是，终因土匪底色的张作霖还是将李大钊等人杀害。

后来他看到李大钊在狱中的绝笔后，痛不欲生，又将自己在青岛的房产卖出，所有的外来钱款全部用来周济遇难者家属，并决定加入真正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

因为，自发动“四一二”后，杨度对为首的大失所望，所以，当上海特科的负责人陈赓，要其帮助收集情报，帮人工作时，他毫不犹豫的承担了下来。

此时的他，正担任着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私人顾问，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收集了大量情报，通过单线联系的潘汉年送出，在我党于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由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的批准，杨度成为了中国的一名秘密党员，这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他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很是尴尬的名字。

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杨度在加入以前，始终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追求真理的泥淖中，将自己弄得混沌不堪，尤其是“帝制祸首”的标签，让他成为一个负面人物，所以，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是被视为反面教材，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存在。

由于杨度特殊的身份，以及斗争的残酷，他员的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而潘汉年在建国初便被打成“内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联络人夏衍也因各种原因自身难保，更是无法为其正名，直到周恩来病重即将离世时，方才将杨度的真实身份说出。

周总理特别交待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的事写上。”而此时距杨度去世，已过去了45年的时间了。

杨度是1931年逝世的，时年56岁，病重期间，他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短短一联，概括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哀伤中，将自己未完成的理想，寄希望于后来人的身上，有释怀，也有无奈，更有着满满地不甘。

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文化耆老夏衍，以及早年特科成员李一氓等革命前辈，分别发表纪念杨度文章，可惜，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杨度的名字还是负面的存在。

直至今天，依旧没有太大的改观，只是《辞海》在“帝制余孽”后面，加了一句“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仅此而已。

不过，近年来仿佛大有改善的趋势，比如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杨度的形象并不是那般地不堪，似乎是以一位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着实令人欣慰。

少年才子狂士风，纵观杨度的一生，他从一个从宪政先驱到“帝制祸首”，从中山特使到秘密党员，这跨度之大，实在令人咋舌，他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能为之献身的主义和理想。

他绝对不是攀龙附凤的“变色龙”，也不是为人不齿的“投机分子”，更不是人们口中“三姓家奴”式的反面教材，他是一位怀着赤子之心，在那个云诡波谲的时代中，不断地上下求索，努力求真的知识分子。

袁世凯、、，他都曾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也是他“大地何年起卧龙”的对象，于是，他竭尽全力报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他朝秦暮楚，甚至人格之人，只能说他们不懂杨度。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事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杨度的一生很是令人感叹，他曾经豪情万丈，一心想成为姚广孝式的人物，最后才发现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却是历史前进中的绊脚石，不仅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还落得个被世人耻笑，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一个不堪的形象。

好在他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中，有了正确的选择，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为党作了哪些贡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一生不断地探求中，最终找到了能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希望，有此作为人生的结局，夫复何求！

一代国士，一代奇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杨度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毁谤半生却不改救国初心的探索者，他得意之时或落魄之际，都是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李鸿章曾说过一句很令人深思的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环境下来审视杨度，这样才能读懂他被历史洪流裹挟，难以与之抗衡的苍凉与无奈，唯有如此，才能读懂他传奇的人生。

往事云烟，尘埃落定后，一切都任后人评说，最后，敬录一首他写的《黄河》歌词，以示我对杨度的崇敬之情，此曲在上世纪末中国“二十世纪经典歌曲”的评选中，力压李叔同的《送别》而排名第一，其歌曰：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从帝制祸首到秘密党员，有着强悍朋友圈的湖湘书生

说起清末民初的奇人，可以列举出一大堆，可在我的心目中，真正首屈一指的，非杨度莫属，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先看他的身份。

湖湘大才子，公车上书的参与者，变法维新的斗士，满清四品官员，袁世凯的帝王之师，洪宪帝制的祸首，的特使，卖字鬻画的落魄人，遁入空门的佛门禅师，青帮大佬的师爷，员，员。

再看他的朋友圈，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黄兴、蔡锷、章士钊、汪精卫、杜月笙、李大钊、周恩来、陈赓……

他的头衔多得让人目不暇接，也令人不可思议，这也使他成为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朋友圈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存在，连起来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史。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名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如果有印象的话，也肯定是负面居多，一般会将其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甚至视为时代的“跳梁小丑”。

据说，袁世凯在即将离世之际，用尽全力连着大叫三声，“是他误了我！”而他所指的，便是杨度，这也成为杨度身上最为显著的标签，也就是说，是他竭力鼓吹帝制，怂恿袁世凯称帝，于是，袁大总统听其言，未及三月便退位，吐血而亡。

杨度何许人也，能让袁世凯言听计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精明一世的袁世凯，如何会在一个毛头小伙的撺掇下，进退失据，自取其辱。

一般都认为是袁世凯野心使然，但杨度的推波助澜，也是其重要原因，至少是之一；所以，认识了杨度，就能知道那个时代一半的基本脉络；读懂了杨度，就能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上下求索的曲折和心路历程的苦楚。

他有一句话很多人肯定是知道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出自他写的《湖南少年歌》；此文振聋发聩，通篇文章气势磅礴，慷慨激昂。

果然，多年以后，从湖南韶山冲中走出的一位伟人，率领着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杨度，字晳子，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富裕家庭，祖上曾为湘军将领，父亲早丧，他在伯父的关照下长大成人，从小就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

他敬仰乡贤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渴望能经略天下，建立不世之功，及长，师从湖湘大名士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

王闿运也许大家不是很熟悉，他长期任曾国藩的幕僚，著有《湘军志》，后任国史馆馆长，湖湘英才半出其门下，除杨度外，另一位大名鼎鼎之人是齐白石，不过，齐大人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乃师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年袁世凯要称帝时，为了让王闿运签字拥戴，三个字就花了30万大洋，可见当时王大师的影响力之大。

杨度天赋异禀， 18岁便考中秀才，然后又一鼓作气地拿下举人，去京师参加会试时，恰好遇到因甲午战败而发生的“公车上书”，他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袁世凯和徐世昌等一众风云人物，建立了自己人际关系的基本盘。

“木落高台，草虫悲鸣。心之忧矣，当欲语谁。”国之危难，如大厦将倾，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杨度，一心想以自己的才干，辅佐一位“真龙”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他对自己是有着自知之明的，自言为：“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湖南新政时期，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以及自立军的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杨度与蔡锷、刘揆一等人俱是同学，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国事，互相交流，抒发报国豪情。

而亦师亦友的梁启超，也十分看好他的这位湖南学生，曾不无得意地说：“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晰子。”

此时的杨度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倡言改革时政、富国强兵之说，积极参与君主立宪运动，但是，随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后，极大地刺激了杨度，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道路之艰难，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在张之洞的保举下，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详尽地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他在结识了后，相见恨晚，他们“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阵营，一是信奉的革命排满说，二是认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尽管竭力说服在留学生中颇有威信，且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的杨度，可并未让杨度改变固有的信仰。

其实，在当时非黑即白的环境下，杨度在留学生中的地位一直很尴尬，他既不赞同暴力革命，被人视为保皇派；他又不满于君主专制，被人看作革命党，因为，他念念不忘的主张是君主立宪。

后来，杨度将黄兴介绍给，由此促成了孙、黄合作，但当成立同盟会并力邀其参加时，杨度明确表示拒绝，因为他不赞同的革命主张，希望以改良来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他是竭力反对的，他对说：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也就是说，我们各走各的路，以后谁成功了，再相互帮衬，由此可见，杨度始终没有放弃他固有的立宪主张。

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来到尚在家乡“钓鱼”的袁世凯身边，成为袁总督的心腹幕僚，但形式的发展不以他的意愿为转移，随着立宪变共和，杨度深感失望，尽管袁大总统依然非常地器重他，让他担任了内阁学部大臣。

杨度与革命党和北洋系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因而他成为南北双方沟通的重要渠道，他与汪精卫一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专门负责南北调停，此时的他还是抱着立宪的理想，拒绝黄兴了邀请他加入的要求。

君主立宪是杨度追求的最高目标，他锁定了袁世凯作为“圆梦”的最佳人选，写了大量的文章鼓吹君主立宪，称其为中国的“救亡之策，富强之本”，并同严复和刘师培等人一起，成立了“筹安会”，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筹安六君子”，不遗余力地为帝制大造舆论。

对此，袁世凯对杨度是大加赞赏，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以示嘉奖，但杨度却也因此受到民众普遍地谴责，曾经的密友梁启超更是骂他为“蠕蠕而动的嬖人。”这对昔日挚友，就此闹翻！

然而，二人的友谊是浸透在骨子中的，虽然政见不同，殊途不同归，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心底间的惺惺相惜，在梁启超逝世后，杨度送上了挽联，与其说是写给曾经的师长，不如说也是对自己未来的谶言：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在以杨度为首的一众帮闲的鼓噪下，袁世凯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自然不得人心，包括各路军阀在内的全国民众群起反对，蔡锷在云南起兵，组织“护”进行讨伐。

一时间，袁世凯众叛亲离，挞伐之声不绝于耳，不得已，他在巨大的反帝浪潮中退位，不久便离世，“洪宪帝制”如闹剧般的匆匆落幕，杨度也因“助纣为虐”，被时人称为“帝制祸首”。

此时的他声名狼藉、人尽唾弃，是舆论口中没节操的文人，袁氏的忠实走狗，政坛的跳梁小丑；黎元洪上台后，在通缉的名单中他排名第一，无奈的他只能隐世避祸，惶惶不可终日。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是他为袁世凯写的悼联，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见，此时的杨度还是不服，只是内心的无奈和酸楚无处挥洒，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恩师王闿运离世，这对杨度的打击相当沉重，于是，他写下了两行悼念的文字。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联中的“愧师承”是他自己对此前努力的评价，忙忙碌碌大半生，到头来，不仅一事无成，还被视为帮凶和小丑，最终，心灰意冷的他遁入空门，取法号为“虎禅师”，潜心佛学，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

但是，他虽然出家，却依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将“我空法有”的教义改造后，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公心”而为，这是自嘲，还是认识的局限，实在不是太好说。

有意思的是，当张勋复辟之时，杨度是反对的，他公开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这是因为他也看出了，这些所谓的帝制，与他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从此，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君主立宪制离他是越来越远，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

经过沉痛地反思后，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

君都没了，哪还有君宪？从此，杨度彻底地放弃了君主立宪制的梦想，再不做那飘渺不可及的宪政美梦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青灯古佛旁，了却一生。

但是，还是发生了意外，遇到了危机，陈炯明发动了叛乱，吴佩孚抓住机会大力援助，意图一举解决南方革命党，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想起了那个一心为国，现在又落寞为僧的杨度。

于是，力邀其出山，杨度也豪爽，按当年“谁成功便助谁”的约定，前往上海会晤，故而感叹不已，赞曰：“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而首举反袁义旗的蔡锷，在弥留之际，也不忘自己的这位同窗好友，他在遗嘱中上书革命党高层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度接受了邀请其加入了的请求，当即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而杨度也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他利用自己的人脉，游说曹锟，阻止了吴佩孚援陈的动意，从而迅速解决了陈炯明叛乱带来的危机，为革命建立了不朽之功勋。

他作为的特使，在后来革命的进程中颇多成效，特别是在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功绩甚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说服军阀张宗昌暗中策应北伐等等。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可惜，的离世让杨度悲恸不已，于是杨度写下了上面这副挽联，但随之而来的革命党内部纷争，使杨度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他决心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继续为革命倾心尽力。

幸运的是，不久后，他遇到了李大钊，二人迅速成为知己，杨度对李大钊很是佩服，接受了主义理念，表示愿意为党为民族尽一份力量。

当他得知李大钊被捕后，立即卖掉北京的公馆，“毁家纾难”，积极疏通关系，四处奔走以解救，但是，终因土匪底色的张作霖还是将李大钊等人杀害。

后来他看到李大钊在狱中的绝笔后，痛不欲生，又将自己在青岛的房产卖出，所有的外来钱款全部用来周济遇难者家属，并决定加入真正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

因为，自发动“四一二”后，杨度对为首的大失所望，所以，当上海特科的负责人陈赓，要其帮助收集情报，帮人工作时，他毫不犹豫的承担了下来。

此时的他，正担任着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私人顾问，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收集了大量情报，通过单线联系的潘汉年送出，在我党于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由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的批准，杨度成为了中国的一名秘密党员，这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他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很是尴尬的名字。

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杨度在加入以前，始终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追求真理的泥淖中，将自己弄得混沌不堪，尤其是“帝制祸首”的标签，让他成为一个负面人物，所以，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是被视为反面教材，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存在。

由于杨度特殊的身份，以及斗争的残酷，他员的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而潘汉年在建国初便被打成“内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联络人夏衍也因各种原因自身难保，更是无法为其正名，直到周恩来病重即将离世时，方才将杨度的真实身份说出。

周总理特别交待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的事写上。”而此时距杨度去世，已过去了45年的时间了。

杨度是1931年逝世的，时年56岁，病重期间，他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短短一联，概括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哀伤中，将自己未完成的理想，寄希望于后来人的身上，有释怀，也有无奈，更有着满满地不甘。

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文化耆老夏衍，以及早年特科成员李一氓等革命前辈，分别发表纪念杨度文章，可惜，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杨度的名字还是负面的存在。

直至今天，依旧没有太大的改观，只是《辞海》在“帝制余孽”后面，加了一句“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仅此而已。

不过，近年来仿佛大有改善的趋势，比如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杨度的形象并不是那般地不堪，似乎是以一位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着实令人欣慰。

少年才子狂士风，纵观杨度的一生，他从一个从宪政先驱到“帝制祸首”，从中山特使到秘密党员，这跨度之大，实在令人咋舌，他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能为之献身的主义和理想。

他绝对不是攀龙附凤的“变色龙”，也不是为人不齿的“投机分子”，更不是人们口中“三姓家奴”式的反面教材，他是一位怀着赤子之心，在那个云诡波谲的时代中，不断地上下求索，努力求真的知识分子。

袁世凯、、，他都曾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也是他“大地何年起卧龙”的对象，于是，他竭尽全力报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他朝秦暮楚，甚至人格之人，只能说他们不懂杨度。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事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杨度的一生很是令人感叹，他曾经豪情万丈，一心想成为姚广孝式的人物，最后才发现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却是历史前进中的绊脚石，不仅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还落得个被世人耻笑，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一个不堪的形象。

好在他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中，有了正确的选择，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为党作了哪些贡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一生不断地探求中，最终找到了能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希望，有此作为人生的结局，夫复何求！

一代国士，一代奇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杨度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毁谤半生却不改救国初心的探索者，他得意之时或落魄之际，都是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李鸿章曾说过一句很令人深思的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环境下来审视杨度，这样才能读懂他被历史洪流裹挟，难以与之抗衡的苍凉与无奈，唯有如此，才能读懂他传奇的人生。

往事云烟，尘埃落定后，一切都任后人评说，最后，敬录一首他写的《黄河》歌词，以示我对杨度的崇敬之情，此曲在上世纪末中国“二十世纪经典歌曲”的评选中，力压李叔同的《送别》而排名第一，其歌曰：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