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女》，[英]海莉·鲁本霍德著，小水译，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55页，68.00元

2020年11月16日凌晨，在日本东京涩谷附近的公交车站，一位名叫大林三佐子的六十四岁女性被人打死。真相很快查明：这位女性是一名无家可归者，以打短工为生，去世时口袋里只有八日元——这或许便是她只能在公交车站过夜的原因。而凶手吉田和人是住在附近的一名独居中年男子，靠出租父母留下来的房屋过活。他对自己居住区域周边的“卫生”极为偏执，经常因住所附近的垃圾杂物问题与邻人起争执，而大林三佐子当晚栖身的公交车站恰好在他家窗户的视线范围之内。于是在那个深秋的夜晚，吉田和人意欲驱赶大林三佐子，后者不从——结果惨剧发生。

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人们关注。拜现代新闻业与传媒技术所赐，很快有记者挖掘出死者生平信息，而旁观者们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个女人平凡但不断下落的人生，以及她年轻时的照片——自然，这样直接的图像信息很容易带来共情冲击，“她就是我”的评论很快出现在各类社交平台之上。日本广播协会（NHK）很快制作了讲述大林三佐子青春时代的纪录片，随后导演高桥伴明基于这一事件拍摄了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令这一事件受到新一轮关注。

大林三佐子无疑是不幸的，但比起历史上太多无名的不幸者，她又多少有一丝幸运——至少，她的故事没有彻底隐入尘烟，更没有因为记录的缺位而沦为传说的背景。然而1888年在伦敦白教堂附近接连横尸街头的五名女子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尽管官方记录中有她们的名字，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她们只是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的陪衬，是五个微不足道的“”。

英国历史学家海莉·鲁本霍德的《生而为女》（原作名“The Five”，下文未标注书名之引用皆出自中译本）正是为填补这一空白而写。“我之所以提起笔，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15页）通过对有限史料的挖掘与梳理，鲁本霍德最终还原了这五位女性的生平，反驳了包括认定她们皆是性工作者在内的诸多误解。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了解这五位普通女性的故事，我们足以管窥当时社会的诸种现实。于是“开膛手杰克”不再是主角，他不过是“悲惨世界”的刽子手——在那样一个世界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在后来的社会中被玩弄与被消费的，其实是所有人的尊严。

《生而为女》英文版封面

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

“开膛手杰克”案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在普遍观念里，这是一个充满进步与浪漫的时代，女王本人的华丽形象与时代高度重合；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人口不可避免地迅速增加，并开始向大城市聚集，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炸图景，“1891年，西德尼·韦伯注意到，伦敦的人口比爱尔兰多，大致相当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总和；伦敦人的数量也超过挪威人、希腊人、澳大利亚人，或者瑞士人”（[爱尔兰]尼古拉斯·戴利：《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汪精玲译，译林出版社，2022，第4页）。由此自然带来“烈火烹油”的繁荣发展，但城市问题也必然接踵而至。

在《生而为女》的开篇，鲁本霍德便有意构建这样的对比，她从1887年写起，提供了针对这一年历史叙述的两个版本，“一个家喻户晓，另一个则不为人知”：

第一个版本是印在大多数历史书中的版本。这是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追忆的版本，是他们带着怀念的微笑向孙辈们讲述的版本。这是一个关于维多利亚女王和纪念她登基金禧庆典之夏的故事。（中略）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华丽的舞会，威尔士亲王和王妃在那里招待来访的王室亲属，以及波斯王子、教皇特使、暹罗王子和印多尔的霍尔卡大君。所有上流社会的人都在旗帜和瀑布般垂落的芬芳花簇下跳舞。钻冕和领带夹在镜子里闪闪发光。初入社交界的名媛们被引见给般配的公子。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在梦幻般的华尔兹旋律中一圈又一圈地旋转。

这个发生在1887年的故事，是大多数人想要忘记的。时至今日，只有寥寥一些历史书记述了这个故事，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发生过，然而在那一年，这个故事在报纸上所占的篇幅比王家游行、宴会和节庆的报道加在一起还要多。那年的大庆之夏尤为温暖少雨。万里晴空成全了无忧无虑的野餐和露天聚餐，却也使得水果歉收、田地干涸。雨水短缺，农活难觅，加剧了已经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中略）兴奋的心情、集体感和免费餐点使伦敦流浪汉的数量激增，流浪汉带来了警察，警察又带来了记者。记者在广场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游走，收集这些原本无人知晓的侵占者的名字和故事。（第1-3页）

开篇的对比为全书奠定了基调：鲁本霍德所要写的“开膛手杰克”案，是发生在“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是整体性混乱中的插曲。换言之，“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与“混乱的维多利亚时代”并非包含关系——后者并非前者的污点，二者平行存在，甚至——技术地——互为因果。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崛起图景，“（伦敦的）工人阶级在看不见的东区，或者在西区的楼梯底下，但是在任何一个繁荣的城市里却从来也不会完全彻底地消失，而且城市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更扩大了贫富间的差距”（[英]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郝笑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275页）。但对于当时的进步主义观察家而言，将混乱归咎到贫困者自身，进而将他们视作进步之敌，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义务。“改革家查尔斯·布斯手下的社会调查员认为……除去一些中产阶级外，白教堂的大部分居民都被认定为‘贫穷’‘非常贫穷’或‘预备犯罪’。”（10页）

正是在这样的想象与“义务”之下，于1888年8月至11月间在白教堂附近连续发生的底层女性被害案件，才逐渐演变成传说，甚至拥有了一丝莫名的正义与浪漫色彩。“某种程度的，我个人相信，开膛手杰克会被视为某种清洁队员某种孜孜勤勤的环保工作者，在一般人安睡的时刻还辛苦地加班清理伦敦大街的脏乱。”（唐诺：《开膛手杰克的结案报告》导读，[美]派翠西亚·康薇尔著，王瑞晖译，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8页）恐惧当然是有的，但如果人们能够在厄运与贫穷之间找到必然联系，进而确认自己的生活“还算凑合”，他们甚至会坐下来，端起小酒，为恐惧的蔓延添一把柴。

作为本能的“受害者有罪论”

当然，作为整体的“阶级安全论”，对于大众而言还是过于笼统。毕竟，就算“开膛手杰克”只杀穷人，也仅仅意味着少数人才能取得豁免权。于是，在惨案接连发生的同时，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凭借经验与草率的调查结果，便为受害者确定了身份。她们都是——“不过是”。

鲁本霍德本书的一个侧重点便是驳斥这一成见。在“开膛手杰克”案的五名受害者——人们经常把这一时期更多死于非命的女性归结到这位凶手名下，但真正有确凿证据的只有五名——中，有三位其实与皮肉生意毫不相干。第一位受害者玛丽·安·“波莉”原本拥有完整的家庭，后因婚姻破裂净身出户，只能先后委身于父亲家、济贫院和寄宿屋，最终流落街头，成为开篇提到的特拉法加广场上“无人知晓的侵占者”中的一员——当人们知道她的姓名时，她已经沦为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第二位受害者安妮·查普曼与一名马夫结婚，丈夫后来“高升”，开始为贵族效力，安妮的生活因此一度充满希望，然而早年贫困生活中染上的酒瘾却让她在豪华庄园中成了碍眼的存在——于是安妮也失去了她的婚姻，进而踏上与玛丽·安相似的“下坠之路”；第四位受害者凯特·埃多斯曾与丈夫一道在街头兜售歌谣册子，当时“伦敦的叫卖”或与今日直播带货异曲同工，丈夫写词，凯特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歌唱天赋，但这段琴瑟和鸣的日子还是被贫穷攻陷，二人最终分道扬镳——但直到被害之前，凯特仍有固定伴侣，他们只是太穷了，当晚的钱不够两人同时在寄宿屋栖身，于是只有她的男友安全地睡到天明。

五位受害者

然而即便如此，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却试图通过蓄意引导，甚至是不经调查，便为她们的身份“定性”。譬如在波莉遇害一案的调查中，“当验尸官向爱德华·沃克询问他的女儿在婚姻破裂后与他同住时的表现时，他问波莉是否‘很放荡’”（76页）。再如安妮一案中，“由于警方坚持认为白教堂谋杀案的犯人要么是敲诈勒索的皮带帮，要么是专杀的独行杀手……H分部的警察大笔一挥，便在安妮表格的‘职业’一栏写上了‘’”（136页）。尽管亲属或熟人——那些真正认识被害者的人——会基于事实为她们的“品行”辩护，但当时的各大报纸却经常出于种种原因——“记录马虎、听错证言也好，故意添油加醋、编造细节也罢”（76页）——歪曲陈词，将受害者塑造成品行不端的形象——也许，那正是大众所期许的假象。

而说到底，就算是案件中确实从事过的女人，即第三位受害者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安娜与第五位受害者玛丽·简，她们的一生也不该如此收场。伊丽莎白来自瑞典，出身于一个虔诚的路德宗家庭，在十几岁时依照传统离开家门，成为一名见习女仆。这段经历原本将帮助她积累经验，为日后嫁做人妇打下基础，但不知出于怎样的原因，伊丽莎白怀孕了——于是她在雇主家和自己家都成了不受欢迎的存在，只能流落风尘。后来她渡海前往英国，想要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而她也的确做到了。她和一位木匠结婚，一度生活美满，可是很快，她的生活开始沿着同波莉与安妮相似的轨迹每况愈下，直至来到相同的终点。

至于玛丽·简，她是五位受害者中最年轻的——二十五岁——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性工作者。她曾为一位老鸨效力，而这位老鸨一度打算把她卖到异国。没人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玛丽·简幸运地逃脱了。回到英国的玛丽失去了生活来源，在“好心”收留她的房东的劝说下，她只能重操旧业，并且找到了一位长期伴侣。当“开膛手杰克”连续作案，恐惧在城中蔓延时，玛丽甚至打开家门，让无家可归的“姐妹”得以在暗夜中栖身。然而这一切，最终也在一位深夜访客到来之后戛然而止……

我们当然不应对人的本能过多苛责——当恐惧蔓延，通过道德占据一个安全的制高点，至少可以带来一时心安。然而“受害者有罪论”最大的弊端，在于它终究遮蔽了真相。具体到这一案件上，“这种人性的自私念头只要极‘正常’‘适量’地渗入就足够了，社会集体，包括执法单位的警觉心和危机感就被迟滞了、不急了”（《开膛手杰克的结案报告》，第8页）；先入为主的误判也必然导致案件调查陷入误区，而留下大量犯罪痕迹乃至失误的“开膛手杰克”最终能够逍遥法外，恐怕与此不无关联。而更根本地，这些受害者极平凡的一生，最终以噩梦收场，她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做错什么——杀死她们的是性别与阶级层面太过明显的不平等。如果去掉戏剧性的结局，她们的遭际与当时社会的底层平民并无不同——但直到有这样源自“受害者视角”的梳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察觉。

女性主义微观史

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生而为女》亦可归入“微观史”（Microhistory）的范畴。这部作品既是从先前并不为人着意的边缘视角对既有历史记录的重构，亦是从个体层面对“宏大叙事”——神话（Myth）——的解构。通过这样的书写，作为这一神话主体的“开膛手杰克”本人变得不再重要——实际上，由于警方办事不力，我们根本无从真正考察这个人的具体存在，因而对于他变态行为的动机究竟是“源自地狱”（From Hell，出现在据说是来自“开膛手杰克”寄给警方的挑战书开头）还是“卫生”的义务，其实从来都是捕风捉影——真正重要的只有那五位乃至更多受害者。她们真切地存在过，而且反映了历史上人类的普遍存在状况——其间诸种苦难，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源自地狱”的信

这种存在状况本身，首先是女性的——“女性是一种处境”（上野千鹤子语）。没有什么比玛丽·安·“波莉”、安妮·查普曼和凯特·埃多斯在婚姻破裂后便不断坠落的人生更能证明女性试图独自安身立命时所面临的绝望现实，也没有什么比伊丽莎白的客死异乡更能佐证“实际上，作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三枚旧金币》，引自《伍尔夫随笔全集》，王斌、王保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41页）。至于玛丽·简——她险些作为“商品”被交易到异国的遭遇，以及归来后也只能重操旧业的窘境——显然预示了女性被物化的处境哪怕是在处处断裂的“现代性”进程当中，也依然难以撼动，甚至愈发加剧。

因而《生而为女》中女性主义与微观史的融合，其实是一种必然。正如朱迪斯·巴特勒对安提戈涅这一经典形象的创造性解读——“安提戈涅的行为使理想化的亲缘关系和政治统治之间的社会转型开始出现”（《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王楠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40页），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说，鲁本霍德埋首故纸堆，夺回这些受害女性的死亡叙事并为她们“安葬”的尝试，也是在呼应一种现实转型——也许直到我们不再看到女性受害者作为卖点被陈列于新闻标题之上，或是女性不再需要通过道德考核，她的苦难便能得到客观讨论，这桩事业才算最终完成。

“谁也无法确定，如果玛丽·简还活着，她此后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她会发现她拥有的选择并不会好过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家具房里的贫穷女人。命运发给了她一手烂牌。这副牌与其他人的没有什么不同，确保了她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游戏。”（312页）我们终究无法依靠神话，或是道德高地屏蔽“远方的哭声”。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拥有这样一个社会——所有人都能在人生游戏中机会均等，但至少，让不幸者保有体面，是在保全我们所有人的尊严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