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中伪军叫日本兵“太君”竟是错的！这一叫法从何而来？

【军武次位面】： 李律杉

抗日剧中汉奸叫日本兵“太君”真的对吗？

在早些年《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优秀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大获成功后，近年来的抗日剧出现了井喷现象。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抗战剧中日军都被反面人物称为“太君”。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日本人，就往往联系起“太君”“鬼子”等词汇。

例如在《亮剑》第九集里就出现了这么一段剧情，秀琴去县城里送情报，被一个正在给日军军官找“花姑娘”的胖伪军发现，伪军马上和日本军官一起追赶。没料到秀琴箩筐里藏了一支撸子，待到出城成功反杀两个敌人。

▲不得不说这是《亮剑》中为数不多的伪军里眼力最好的....

在这段戏中，胖伪军张口闭口都是“太君”嚣张跋扈带着日军官一路狂追，临死前却跪地求饶，磕头如捣蒜，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张口闭口都是“太君”

然而令不少语言爱好者感兴趣的是，日文中根本没有“太君”这个词，所以“太君”这个词并不是从日本传至中国的。而在中文词典里“太君”指代的是封建时代官员母亲或妻子的封号，有些文法下竟然还指代“仙女”。

▲中国最著名的一位太君应该是宋代杨家将中的佘太君

（图为电视剧《杨门女将》中佘太君挂帅形象）

可见“太君”在中国是专门用来象征女性地位的古汉语词汇，并不适用于男性。若按照汉语用法称日军为“太君”显然不合理，那日本兵又为何被称为“太君”呢？

▲解放初期的抗日电影中汉奸就常称日军为“太君”

关于“太君”的由来，其中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是，“太君”这个词汇是外来语，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使用的日本军队用语中大人（拼音音译为 tai jin）的音译。

▲《地下交通站》中的汉奸贾队长也是一口一个“黑藤太君”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学者在翻阅中日史料时发现，在日本人的史料中，日占区的中国百姓当面称呼日军官兵记录的都是“大人”。而当年日占区中中国百姓都是以“太君”来称呼日军官兵的。如此一来便能对应的上了。

日军用语中“大人”（tai jin)和中文“太君”（tai jun)发音十分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中国人极有可能把tai jin误听作tai jun，而日军在和中国百姓交流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误读，所以日文史料里只有“大人”而没有“太君”。

▲“太君”流传甚广汉奸翻译官们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为《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经典形象）

随着流传越来越广，日军侵占地区的不断扩大，这种错误的称谓便“将错就错”，成了中国百姓的常用语。

同样中文史料中出现日本士兵使用“太君”这个词的记录也应该是误读现象。在1947年的晋中战役中，阎锡山军队为了壮大自身实力收编了大量在抗战结束后投降的日本兵。虽然晋绥军人数不少，但在他的对手徐向前面前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晋中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歼灭军10万人以上的战役

（图为晋中战役中的解放军）

徐向前用6万兵力歼灭了阎锡山的10万大军一战打出威名，致使这些本无战心的日本士兵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闻风而降。

▲正在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元帅

某次战斗解放军冲入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屋子。日本士兵慌忙问道：“你的太君徐向前？”解放军回答：“是的！”日本兵旋即缴械投降。此处日军有可能并没有使用“太君”这个词，而是在问：“你的大人徐向前？”（意为“你们是徐向前的部队吗？”）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太君”的音译对应词“大人”也不是日语，它和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米西米西”“死啦死啦地”（日语中“吃饭”和“杀死”都没有类似说法）一样，都是日军为方便和中国人沟通而发明的俗语。

这种俗语被称为“大兵中国话”。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官兵之间使用源于汉语的口语。它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和中国本地人沟通而产生的混合语（亦称“皮钦语”或Pidgin）。但也因为是战时产生的临时言语，所以随着二战日本投降而消失。不过有一些仍有一部分在日语中残留下来，成为俗语。

▲驻山东寿张县日本军宣抚班里的汉奸，专门负责日语翻译

简单地说就是日军来到中国后发现民众都用“大人”称呼权贵，于是便要求中国人用“大人”来称呼自己，但可能是日本兵“大人”的发音不准发成了“tai jin”或是汉奸翻译有误，于是中国民众误听成了“太君”，自此用“太君”称呼日本人就流行开来。

▲这个日本鬼子的说法并不完全对，“太君”是双方误解而生的产物

而日军并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太君”代指高贵女性的意义，只看见中国百姓见了日军就满口“太君”还态度谦卑、低声下气而洋洋自得。便认为“太君”是中文里对日本人的尊称而欣然接受，没去管它的真实含义。可以说“太君”是中日双方误解而生的产物。

这种俗语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期间，日军追击清军侵入中国境内，这些日本兵和中国居民需要沟通交流却又互相听不懂，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混合了中日双语俗语、表达方式的“战争用语”。

▲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抓捕的中国平民

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从沙俄的手中夺取了大连湾、旅大港的控制权，使得使用大规模语言的社会条件愈加成熟。后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这些混合语言成为中国平民与日军交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这些殖民时期产生的混合语言最后都随着日本战败消失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听到的一些日军用语并不是日语，而是日本殖民文化的产物。

▲日俄战争旧照片

日军杀害被诬陷为“俄军间谍”的中国人

回到“太君”这个词。日占区的中国百姓之所以会选择“太君”作为“大人”一词的音译，也反映出在殖民统治下日军和中国百姓之间的尊卑关系。因为“太君”在中国古代本身就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的专用名词，不是普通民众可以随便使用的。

▲日军士兵眺望被占领的中国城市

出于对日军的恐惧，日占区的中国百姓无奈地将这些“高高在上”的“鬼子”和“太君”联系在了一起，使之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中最能说明国民地位的代表性词汇。

▲生活在日军刺刀下的中国百姓毫无尊严可言，只能忍气吞声卑躬屈膝

（图为抗战时日军宪兵盘查中国百姓）

在如今抗日神剧泛滥的时代，这些曾经的日军中国话早已成为影视作品中供人戏谑的谈资。当我们聊以一笑的同时，也应当铭记到这些词汇背后那段屈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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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焯：一生撰编之著 都完成于泰州

1894年木刻初版《白雨斋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数度重版的《白雨斋词话》，影响最大

陈廷焯编选《词则》手稿本影印书影

其《白雨斋词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并列为“晚清三大词话”

陈廷焯（1853－1892），晚清著名词学评论家。原名世焜，字亦峰，又字耀先、伯与。室名白雨斋。镇江丹徒人，幼时随父陈铁峰流寓泰州。少为诗歌，宗奉杜甫，年岁三十，尤邃于词。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南乡试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应京都会试，不第而归。平素以著述、课徒为务，兼在其父署中帮办文案。又潜心医理，颇能济人。光绪十七年（1891）撰成后期常州词派的重要论著《白雨斋词话》十卷，后经其父审定成八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其门人许正诗、王宗炎等监刻刊行，内附《白雨斋诗钞》《白雨斋词存》。又著《词坛丛话》，编著《词则》《云韶集》《骚坛精选录》。

2013年9月，中华书局将孙克强主编的《白雨斋词话全编》三册，列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出版；2014年3月，凤凰出版社将彭玉平纂辑的《白雨斋词话》，列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版；2014年6月14日的“中国文化遗产日”，陈廷焯的嫡孙代表陈氏后裔，把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词则》两部手稿本和《骚坛精选录》誊清残稿本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图书馆——陈氏稿本团聚南京图书馆，众媒体争相报道。故人去后一百二十余年，空前的“陈廷焯热”降临盛世。

说到陈廷焯，必然要说到泰州。陈廷焯籍贯镇江丹徒，但他长大成人直至辞世，基本上是在泰州度过的。作为著名的词学评论家，他一生的撰编之著也都完成于泰州。

为学精苦

毕生慨然尚气节

清朝咸丰三年（1853），陈廷焯出生于镇江丹徒，后随父流寓泰州。陈廷焯后人、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据先辈回忆，陈廷焯一家时住泰州城中八字桥的乔园左近。

《丹徒县志摭馀·儒林文苑》《续丹徒县志·文苑》《续纂泰州志·人物流寓》中皆有陈廷焯简传。陈廷焯“天资颖异，博览群书，尤致力诗词，温柔敦厚，上溯《风》、《骚》，时论推服。”“性磊落，敦品行，素有抱负，尤能豪饮。尝念朝政不纲，辄中宵不寐，痛饮沉醉。”陈廷焯的亲家王夔立之兄王耕心也说，陈廷焯与人交在，表里洞然，没有萦纡的习气。

有轶事一则，可见陈廷焯“敦尚气节”之一斑：“己丑（1889年）赴礼闱试罢，归经山东途次，闻某妇哭声哀，询悉：夫浙江人，棺久停，无力归。慨然赠资，雇舟伴回。有侠客某，伺旁密侦之。嗣见廷焯公正不苟，始吐实情以谢。”

资料显示，陈廷焯平素以著述、课徒为务，此外，他还“精研歧黄，悬壶问世。”“歧（岐）黄”乃我国中医学术的代称，也就是说，陈廷焯还是一名擅长“望闻问切”的中医。京都会试不第而归后，又“在乃父署中帮办文案”，可见陈廷焯的父亲陈铁峰是当时泰州州府中的官员。

寓泰州间的清光绪十年（1884）秋，陈廷焯曾过靖江，并作《路出靖江怀亡友王竹庵》，《白雨斋词话》有记：“余友王竹庵工诗词，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赋《秋怨》诗有云：‘鸡鸣欲曙天未曙，此夜知君在何处。红灯如雾纱如烟，凉月沉沉梦中语。’竹庵叹为幽绝，以为不厌百回读也。癸酉年与余唱和甚多，余时年二十一，竹庵长余九年。后闻其游楚粤间，援例得县丞，大吏荐擢知县，与某公不合，惝恍抑郁，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甲申秋，余过靖江，怀以诗云：‘云水空濛欲化烟，眼前风物似当年。黄芦苦竹秋萧瑟，肠断江楼暮雨天。’（竹庵著有《江楼暮雨诗钞》）”

陈廷焯平素交游甚广，曾涉足浙江、山东、广东等地，每到一处便有纪游之作。长期寓泰的陈廷焯，也为泰州留下了作品。《金缕曲·九日登岳墩感怀》云：“四壁龙蛇走，卷春潮，灵旗飒杳，风驰雨骤。旧垒荒凉馀战气，落日寒山影瘦。望峰火隔江隘口。不斩楼兰终不还，恨未能，痛饮黄龙酒。追往事，空搔首。丝丝惨结秋阴候。抚危阑，生平细数，侭多僝僽。三十男儿仍落拓，何论中年以后。况又值西风重九。破帽多情偏恋我，问何人，印佩黄金斗。中原望，悲风吼。”

从陈廷焯的作品中，可见其常怀一种忧郁之情，但在世间境遇中，他又是一位不避困苦的担当之人。王耕心在《白雨斋词话·序》中说其“父兄之劳，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为己忧……每昼营家事，夜诵方策。”

王耕心又说：“同治之季，予始识亦峰于泰州，切劘道义既久，因得附为婚姻，迄今二十余年，莫渝终始。”此处所述婚姻，当如《先考艺初（王宓文）公家传》中云：“考讳允成（王允成，王耕心之侄）府君，博雅渊懿，精岐黄……妣陈太君，为丹徒陈廷焯亦峰先生女，先生为近代词坛之健，所著《白雨斋词话》，极为士林所重。是为公外王父。”（王赓武所编其父《王宓文纪念集》）

陈廷焯为学精苦，“对经史根究义理，贯穿本原；对诗文取法乎上，标格甚高，早年作诗更是不屑于杜甫以外之人物。”（彭玉平：《白雨斋词话》导读）他平生研治诗词，同时潜心医道。其《感遇》诗云：“淮南多悲风，之子在北岑。登高望千里，平原莽荆榛。众趋贤所避，穷愁何所论。先师远垂训，忧道勿忧贫。至人贵藏辉，抱朴藏其真。”这似是陈廷焯生活与志向的自述，他又“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辞章，力求经世性命之蕴。”

温厚沉郁

建立词学新主张

“清词素称中兴，其中词学之发达，乃是其中之关键……迄晚清之时，词学理论的门户之争渐趋消歇，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相继而起，蔚然而成有清一代词学之璀璨结响。其中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仅在三本词话中时序最早，而且其涉猎范围最广，篇幅最富，在以核心范畴为主，持以批评词史，总结理论方面，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都堪称是导夫先路之作。”词学家彭玉平在《白雨斋词话》导读中如是说。

词兴于唐，盛于宋，词话则盛于清。清代词论以两派为主：一为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一是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浙西派尊南宋，追求清灵醇雅，字句修洁，声韵圆转。常州派宗北宋，倡比兴，主张以艺术形象反映人生现实的喜怒哀乐。

陈廷焯21岁时致力词学：“癸酉、甲戌之年，余初习倚声。”起初他是浙西词派的拥趸，其编著《云韶集》、《词坛丛话》即为浙西派鼓吹的产物。24岁时，陈廷焯与常州派词人庄棫相遇，词学大进。庄棫，字希祖，号中白，著有《蒿庵词》，是陈廷焯的姨表叔。陈廷焯有云：“自丙子年（1876）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1879年）后数十阙，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庄棫），共成茗柯（张惠言）之志。”

陈廷焯因为自身忧郁气质使然，加之庄棫的启发，最终他归诸常州派门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践，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杀青，“沉郁”之说悄然派生。《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提要〉》云：“清初说词者，尚承明季之风，喜为河汉之言，而无益于词学。嘉、道以来，议论始精。廷焯受词学于庄棫，而接迹于常州二张（张惠言、张琦兄弟）之派也……此以沉郁之说，广二张之旨也。”

“沉郁”说一般认为发源于杜甫。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用“沉郁顿挫”概括了自己的诗歌艺术风格，这也成了后人品评杜诗的依据。由对杜甫诗的推崇，到把杜甫的诗说移诸说词，陈廷焯建立起自己“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的词学主张。陈廷焯认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

陈廷焯为此具体阐释道：“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白雨斋词话·卷一》）

青年学者张晓环评论说：陈廷焯认为沉郁的艺术风格，以忧怨哀愤的心理意绪为其内部特征，而以含蓄、顿挫和比兴的格调与技法为其外在形态。前者侧重于“意”，后者侧重于“笔”，两者有机结合，浑然天成，才能构成完美的沉郁风格。《白雨斋词话》对沉郁风格的阐发，提示了以忧怨哀愤的因素为其内部构成，并说明这种风格来自诗人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感受和理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以委曲婉转的格调为其表现特点，确实道出了沉郁风格不同于其他风格的地方……因之说，陈廷焯的“沉郁”说对发展词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实践是很有贡献的。

《白雨斋词话》因持论精审，成了后期常州派的重要论著。更有评语说：“《白雨斋词话》对清代的词论影响极大。此编一出，清代词论、词话顿见逊色。清末及间诸多词选家，多以陈氏之论为准绳，可见其影响之大。”上世纪三十年代，词曲大师吴梅在北京大学教授时，所著《词学通论》名动一时，而书中许多观点即采撷于《白雨斋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英年早逝

魂系泰州归桑梓

清光绪十八年（1892）秋，陈廷焯39岁时因病在泰州去世。陈廷焯患了什么重病？去世后是否安葬于泰州呢？

从一份极为难得的海外早年剪报图片中，可见如下信息：“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泰州）当地白喉流行，死者日以百计，由于接触病者，感染病毒，（陈廷焯）于是年八月十一日即第五子兆馨出世之次日猝故，葬于镇江咫近的山上。”

剪报透露的陈廷焯染病、辞世、安葬的信息，为今见陈廷焯生平之外的仅有说法。

白喉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时全身呈现中毒症状。可以想见，同时身为中医的陈廷焯，是为病人看病时被感染了白喉而英年早逝。

陈廷焯被安葬在“镇江咫近的山上”，照其老家丹徒说来，陈廷焯墓应该在镇江和丹徒之间的九华山方圆内，这里有书法家米芾墓、昭明太子读书台。陈廷焯墓今安在，则不得而知。

这份剪报为繁体中文，剪报文章题为《谈陈廷焯——兼及他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根据剪报另文透露出的信息，可以判断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出版的报纸。

以陈廷焯的短暂一生看来，正如其弟子包荣翰所说，陈廷焯“著作林立”。而以王耕心所言其“遗书委积，多未彻编”，而且大都散佚说来，则甚为可惜了。包括更多“率意之作”以及与当时名流的大量往来书札等，亦鲜有存世。

所幸的是，由陈廷焯生前“历数十寒暑”、“稿凡五易”而成的《白雨斋词话》，在其去世两年后由他的父亲陈铁峰审定，交与既是陈廷焯门人同时又为亲家之弟的王宗炎，以及受业甥包荣翰等识者数人安排付梓。

《白雨斋词话》自1894年木刻本首版以来的一百二十几年中，该书以十多种版本持续与数代读者见面。

陈廷焯编著的《词则》，作为“稿本丛刊”之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影印出版。近几年间，陈廷焯在上海和苏州的后人陈昌、陈光远将《白雨斋词话》和《词则》两书的完整稿本，报送有关部门参评，先后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地区入选藏品”、“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直至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另陈廷焯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21岁时编著的《云韶集》手稿，早在1930年前后柳诒徵主持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由陈廷焯四子陈兆鼎（1890－1970）捐赠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