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火了，除了岗上遗址，还有这九大遗址值得你关注

笔者提示：笔者本人不是考古专家，只是想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介绍给大家，文中如有和历史不符的问题，请勿喷！

山东，简称鲁，号称齐鲁大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但山东还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古老而文明的齐鲁大地历史底蕴深厚的是没得说。

这不山东又出名了，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以第四名的身份入选，也是山东省第20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滕州岗上遗址再次刷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的记录，是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说起大汶口文化，或许不关注历史文化的人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大汶口文化说白了就是距今约6500—4500年间，延续了2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历史，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地区和苏北地区，考古认为也就是人文始祖之一少昊的部落少昊氏涉猎的区域。

大汶口文化的名字由来，是因为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镇的大汶口遗址而得名。

那么问题来了，山东作为最重要的大汶口发祥地，有哪些大汶口文化遗址呢？说起来已经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的就有50多处，今天仅仅给大家介绍十处影响较大的十处。

岗上遗址位于滕州市陈岗村东、北留路北侧漷河两岸，因分布在滕州市东沙河镇陈岗村而得名。

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随着高等级墓葬及玉器的出土，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极为丰富，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早期社会的分化过程，对于海岱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岗上遗址已经在规划建设考古博物馆。

岗上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因位于大汶口镇而得名。

大汶口遗址总面积约82.5万平方米，是约6100-4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大汶口遗址共发现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100余处，并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说明私有制已经出现。

大汶口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王因遗址位于兖州市王因镇王因村南，位于古老的泗河之滨。因地处王因村而得名。

王因遗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遗址七次考古发掘，共出土新石器时代墓葬899座，房址14座，灰坑423座。除大量石、陶、骨、玉、蚌、牙、角质器物外，还出土了不少的动物遗骸等。遗址分为五层，二至四层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层，第五层为北辛文化晚期地层，是新石器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遗址。

王因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西夏侯遗址位于曲阜市息陬乡西夏侯村西，沂河南岸。

西夏侯遗址发掘面积仅有414平方米，但发现了灰坑、陶窑、墓葬及建筑遗存，出土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器物，包括鼎、鬹、盉、壶、罐、缶、豆、钵、杯等陶器800余件；此外还有少量龙山文化器物罐、盆、盘、杯等陶器和斧、纺轮、针等石器骨器。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以及商代的文化遗存。

西夏侯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三里河遗址位于青岛市胶州市广州南路，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综合文化遗址。

三里河遗址总占地面积达5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表面还有商代陶片。遗址中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址5处，灰坑31个，墓葬66座；龙山文化灰坑27个，墓葬98座。它解决了学术界多年来关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关系的争议。

三里河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呈子遗址位于诸城市皇华镇呈子村西河边的高地上。

呈子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下层为大汶口文化，中层为龙山文化，上层为岳石文化和商周遗存。考古发掘发现原始社会晚期墓葬126座，房基7处，灰坑60个，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和角、牙、蚌等文物，是继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同时期铜器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发现，为确定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是诸城市境内最早的古文化遗址。

呈子遗址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大朱村遗址位于莒县店子乡大朱家村西近岭的高台地上。

大朱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1米多。考古发掘大汶口文化墓葬45座，大中型墓都随葬有陶大口尊，其中发现类似甲骨文的符号，它和附近的陵阳河遗址所出的同类“文字”一起，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大朱村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海峪遗址位于日照市经济开发区北京路街道东海峪村。

东海峪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三叠层”。该遗址房屋台基出现了夯筑技术，也开启了中国传统的夯筑台基式土木建筑的先河。

东海峪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北庄遗址位于大黑山岛北庄村的东北部，是海岛上的遗址。

北庄遗址面积约2.2万平方米，是距今6500年的母系社会遗址，享有中国的“东半坡”美誉。遗址经发掘，已出土100余座古房屋基址和60余座墓葬。它印证了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在古代已经有了文化交流。

北庄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了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杨家圈遗址位于栖霞市南杨家圈村东，东临杨础河，西北屏方山。

杨家圈遗址仅发掘800多平方米，第一次在胶东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直接地层关系，为研究两种文化的早晚关系增加了新的地层证据。

杨家圈遗址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还有很多，它是龙山文化的源头，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也离不开大汶口文化的传承，只是当我们看到一座座文物保护碑时，却看不到曾经大汶口文化的文物，如果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上建起博物馆，是不是让游客可以对齐鲁大地的历史平添更直观的感谢呢？

大汶口遗址，开启了文明的曙光

五个文化遗址，可以划分我们史前历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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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文化遗址，如果我们理解了她们的意义，我们也就基本把握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

这五个文化遗址就是：

湖南洪江市的高庙文化遗址（距今7800年）；

河南濮阳市的西水坡文化遗址（距今6500年）；

河南荥阳市的青台文化遗址（距今5500年）；

陕西榆林市的石峁文化遗址（4300年）；

河南洛阳市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3900年）。

怎么理解湖南洪江市的高庙文化遗址（距今7800年）呢？

这要结合同时期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和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址来理解。

高庙文化就是兴隆洼文化族群入侵中原，被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族群打败，其中的一部分人逃到湖南地区建立的。

所以，高庙文化遗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孕育之中，已经开启了融合的进程。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重点是在她的第五文化遗层——“天盖墓”（距今6500年左右）。

怎么理解这座“天盖墓”呢？

首先，根据其中的龙、鹿、蜘蛛等文化符号，只在之前的赵宝沟文化遗址才有出现，来定义她是一座赵宝沟文化族群的墓葬，并且，明显是属于赵宝沟文化族群的王墓。

然后，结合之前的距今7100年磁山文化消亡，距今7000年裴李岗文化消亡，可以判断这是赵宝沟文化族群入主中原了。

这对应于文献记载的太皞庖牺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又结合同时期赵宝沟文化转变为红山文化，长江以南、汉江以西的大溪文化的突然兴起，可以判断，这座墓葬的落成，就标志着赵宝沟文化族群在中原战败，他们被分解成了红山文化和大溪文化两个支系。

这对应于文献记载的太皞庖牺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和“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其中，“南郡”对应大溪文化，“山阳高平之西”就对应这座“天盖墓”。

所以，这座“天盖墓”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印证了文献中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断鳌足以立四极”，于是“地平天成”，“女娲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

这座“天盖墓”的落成，就标志着“太皞庖牺氏时代”结束，“神农氏炎帝时代”来临。

怎么理解河南荥阳市的青台文化遗址（距今5500年）呢？

首先，根据遗址中的“九星遗迹”是属于“星宿文化”，而“星宿文化”只有在之前的西水坡遗址“天盖墓”中才有出现，来判断这个遗址的创造者，和西水坡遗址“天盖墓”的创造者是属于同一个族群。

然后，结合同时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由第一期转变为第二期，并且，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生产生活面貌的改变，而是文化性质、宗教意识的转变，以及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在这时候也大放异彩，出现了具有宗教中心性质的牛河梁文化遗址，来判断这是庖牺氏的后裔重返中原，天下重新由庖牺氏部族主导了。

所以，青台文化遗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标志着“神农氏炎帝时代”结束，“少皞金天氏时代”来临。

“少皞”和“太皞”是对应的，他们是爷孙俩。

“皞”，就是登上泰山，面向太阳，迎接到了庖牺氏部族的保护神“木神”，将之请上了“东方正位”——“东封泰山”的意思。

“少皞”和“太皞”，就是他们爷孙俩都有“东封泰山”之功。

怎么理解陕西榆林市的石峁文化遗址（4300年）呢？

首先，从石峁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具有宗教内涵、代表一种宗教意识的玉器，表明遗址的创造者属于具有玉崇拜文化的族群，也就是庖牺氏族群。

具体到更接近的，就是石峁遗址与良渚文化遗址之间的联系。

石峁文化遗址大型石雕上的饕餮纹，与良渚文化遗址中玉琮上的饕餮纹，在形象上惊人地一致，表明这两个文化遗址的主人是属于同一个族群。

而石峁遗址最早出现于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正好在距今4300年消失。

如何理解这种此起彼伏的现象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现象的背景，就是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被小河沿文化取代，然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在距今4900年，由早期转变为晚期，到距今4800年又进一步衰落；同时，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由第二期转变为第三期；到距今4500年，小河沿文化就消失了，同时，中原和山东地区兴起龙山文化。

这些现象对应于文献记载，就是“轩辕氏黄帝”在“少皞金天氏”的衰落中崛起，将“少昊金天氏”赶到了山东，同时“北逐荤粥”（对抗小河沿文化族群）；但是，轩辕氏黄帝“北逐荤粥”（对抗小河沿文化族群）并不成功，常常打败仗，以至于“迁徙往来无常处”，于是，他们禅位于良渚文化的主人“颛顼大帝”；“颛顼大帝”从太湖流域北上中原，接替“轩辕氏黄帝”继续“北逐荤粥”（对抗小河沿文化族群），最后打败小河沿文化族群，从而“北至于幽陵”，就是夺回了他们庖牺氏部族的祖籍地——东北辽西地区。

但是，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遗址被洪水淹没，“颛顼大帝”世系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对北方游牧民族形成碾压性的态势，于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筑城防御的策略。

这就是石峁城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此起彼伏的原因。

那么，石峁城文化遗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标志以伏羲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而中原农耕民族在对抗中，由主动防御地位转入到被动防御地位。

怎么理解河南洛阳市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3900年）呢？

首先要知道，二里头文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孑遗，兴起于龙山文化的消亡之际。

距今4000年到距今3900年，是龙山文化消亡，二里头文化兴起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从“龙山文化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从1669个锐减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时代”的黄河中下游聚落数量，仅为“龙山文化时代”的10.78%左右，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文化时期”的21.45%左右。

而在聚落数量和聚落总面积锐减的同时，许多聚落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面“龙山文化时代”的陶器，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陶器风格与组合也截然不同的剧烈变化。

而伴随着中原地区的这种剧烈变化，在东北地区原来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所在的地区，这时又突然兴起了一种夏家店下层文化。

所以，中原地区的这种剧烈变化，很可能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对抗，而中原农耕民族最终战败的结果。

也就是说，是中原地区的沦陷，才造成了黄河中下游这种遗址的剧烈减少，和文化风格的剧烈变化。

那么，以这样的推论，我们再来看文献记载。

根据文献记载分析，西元前2070年，也就是距今4090年，大禹举行“涂山会盟”，开创了夏朝。

这个年份，就正好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对抗，最终战败，导致整个中原地区沦陷，龙山文化消亡的时间相重合。

所以，夏朝的建立，其实是中原农耕民族为了重新组织起一个继续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对抗的联盟。

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中原地区各个遗址中，少有的继承了龙山文化技术风格的遗址。

那么，为什么她能够在中原地区继承龙山文化的技术风格呢？

第一，在族属上，她肯定是属于中原农耕民族，她是龙山文化族群的孑遗。

第二，在整个中原地区全部沦陷的情况下，她肯定是与北方游牧民族，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才能够确保自己不被屠戮和驱赶，从而安全发展，并且兴建起这座遗址。

所以，这座二里头文化遗址，会是夏朝的都邑吗？

肯定不会。

在整个中原地区沦陷，都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占领的情况下，夏朝怎么可能在中原地区兴建自己的都邑？

二里头文化遗址，只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之傀儡的都邑。

所以，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标志中原农耕民族相对北方游牧民族再次战败，中华民族，因此进入了新一轮的轮回。

所以，从这五个文化遗址所展现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北方游牧民族是她的阳极，南方农耕民族是她的阴极，阴阳相激，就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为目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齐鲁网·闪电新闻3月31日讯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下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关情况。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朱超表示，岗上遗址能够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重要性得到了国内权威专家评委的一致认可与肯定。

朱超表示，岗上遗址发现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岗上城址形制规整，功能结构较为齐全，城址的起建年代根据我们工作的情况初步判断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时间上距今约5000年前后，这是中华文明5000年于海岱地区的实证，体现了这个时期，处于东方的海岱地区已然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进入了古国时代。

（岗上遗址总平面图/图源：十大考古办公室）

其次，两处墓地的发掘获得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材料，两期墓地时间上是相承的，中期墓葬相对而言较为平等，但这个时候等级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现象，特别是两座二次葬大墓，发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具有礼制性功能的器物，如大型的鹿角锄形器，制作精美，经过细致的加工打磨，从其使用功能上看，明显它不是普通的生产工具，结合与陵阳河，还有杭头等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锄形刻符，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作为刻符选择的题材，一般来讲不会是普通的东西，很可能具有特殊的功能或者说重要的一些活动中才会使用。

（北区二次葬大墓出土典型器物/图源：十大考古办公室）

另外红彩的骨板形器和叉形杖也是首次发现，和鹿角锄的使用应该是配套的，都是礼仪性的器具。鳄鱼骨板这次发现的也是刷新了之前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该类器物的绝对年代和数量，这次是最多也是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次。

朱超介绍，鳄鱼骨板都是出土于大墓中，属于高等级的一类器物。其中一些可能和陶鼓存在紧密的关系，而一些可能作为别的功能去使用，这次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鳄鱼骨板，也就是鳄鱼皮的使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南区四人合葬墓S M1及其随葬玉钺排列/图源：十大考古办公室）

南区墓地墓葬分化特别明显，大中小型墓差异巨大，从墓葬体量、葬具结构以及随葬品等多个方面都有体现。特别是大型男性墓，钺成为了标配，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玉器，结合同时出土的大量陶器情况，说明了墓主本身的社会等级非常高，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属于高等级权贵阶层，并且掌握着绝大大数的财富。

晚期大墓葬具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其中的头箱、脚箱、边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第一次也是最早发现，这些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与鲁北中心性聚落焦家、大汶口等遗址大墓中棺椁俱全的葬具结构特点完全不同，两类不同的葬具结构特征代表了两类不同的棺椁使用情况，共同组成最早的棺椁制度。

（北区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N M2陶器组合/图源：十大考古办公室）

一些重要陶器，如觚形杯、大口尊等也仅出现于大墓中，具有明显的指示性，还有陶鼓、摇响器等重要的礼乐用器，与葬仪关系紧密，不同类型的礼制性器物成组出现，说明此时的墓葬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这些都可以证明海岱地区是礼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本次发掘收获丰富，新发现层出不穷，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闪电新闻记者 李静怡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