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爆发于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有起义家以宗教名义发动的造反活动,对后世的起义活动造成了一定影响。自从这场农民起义被平定后,东汉王朝的国力日渐衰落,皇权式微,以至于,诸侯崛起,割据中原,最终,促成了“三国鼎立”这一局面。不同于一些临时起意的农民起义活动,黄巾起义的准备时间可以说是非常长的。
东汉末年政局不稳,外戚,宦官专权,对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并现象严重,民不聊生。加之,古代社会,人民皆有宗教信仰,张角趁此机会,以自身的医术结合奇书《太平要术》上的内容 救助人民,又大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自此,张角得到了很多人民的拥护,而当下朝廷,人民则早已失去了信任。
根据文献的记载,自《太平经》这本“指导书”流传到全国各地,直到农民起义活动全面爆发,期间的间隔足足有几十年。此外,在这场起义爆发之前,张角三兄弟就已经将麾下的农民军分为三十六个大“方”。这里,所谓的“方”,就是黄巾军的一种编制,每个“方”大约有一万人。
可以说,如果不是起义的队伍中出现了唐周这个叛徒,起义将会在张角的部署下悄然进行,届时准备充足的黄巾军定能一举拿下洛阳奠定霸业。然而,历史是不可重演的,任何战略部署中都存在纰漏,所以,黄巾起义未能在计划时间内进行也在情理之中。
这其中,比较令人费解的是:张角召集的数十万之众,竟在短短的九个月时间里土崩瓦解,所有起义军均被官兵或地方武装剿杀。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从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角是一名较为优秀的起义家,但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从他的战略部署来看,他所制定的一系列计划,缺乏整体性。各地起义像是星火燎原一样席卷中原大地,但起义爆发之后农民军该如何发展?接下来的每一步又该如何部署呢?包括张角在内的所有农民军领袖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黄巾起义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且无法集中所有力量。
不论是小说还是正史中,我们都不难发现黄巾军的战术就是“各自为战”,每一支队伍都十分散漫,极少出现分兵合围等策略。所以,东汉的军队及地方武装能轻而易举地将其逐个击破。此外,在战术和指挥上,黄巾军的将领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黄巾之乱爆发后的数个月里,东汉朝廷派出皇甫嵩等名将前来讨伐。同年七月,皇甫嵩的军队在仓亭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七千名黄巾军。
三个月后,皇甫嵩又带着主力击败并击杀了黄巾军的张梁部,一举歼灭黄巾贼八万余人。后来,皇甫嵩的主力军又在曲阳地区击杀了张宝,这场战争中又歼灭了十万名黄巾贼。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张角是一名合格的指挥官,他应该将这二十万人合理分配,且不说皇甫嵩的官兵能不能“吃”掉这二十万人,最起码,保住起义火种还是不成问题的。
黄巾军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张角安排的战场并不合理。黄巾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原,这里的地形以平原为主,基本没有险要地势可供防守。一旦黄巾军兵败,连退路都找不到,很容易被人一举歼灭。皇甫嵩之所以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平原的因素亦是关键。如果黄巾军能够借助地形,寻找大河或山脉作战,届时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便,黄巾军人多势众,参战的黄巾军足有一百万之多,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久经训练的预备役,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况且,黄巾军的领导阶层也都是一群庄稼汉,他们既缺乏运筹帷幄的谋士,也缺乏擅长带兵的将军。
那么,黄巾军的主要对手是何许人也?
常年在西北征战的皇甫嵩。皇甫嵩所率的官兵主力,是根本不可能以人海战术击败的,黄巾军以人数优势与之本身就是一个败笔。况且,黄巾军不能集中所有主力作战,高层无法直接指挥调度士兵,所以,人海战术的优势也发挥得非常有限。皇甫嵩及地方武装之所以胜利,就是以“逐个击破”大破“各自为战”。
一些历史爱好者将黄巾军定性为宗教起义,一些朋友则将其定性为农民起义,其实,不管这支队伍的性质是怎样的,都改变不了他们在短短的九个月内被一网打尽的事实。其实,黄巾军就是一群草根流寇,乌合之众。这样的起义队伍,哪怕有再多的兵力,再精良的装备,一旦让对手抓住破绽,势必会被瓦解。
其实,不只是东汉时期,类似的起义发生于历朝历代,可是,历史向我们充分证明了:这种乌合之众根本不具备与官兵一战的能力。
参考资料: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资治通鉴·卷058·汉纪五十》】
东汉刘秀(光武帝)建国不久,皇亲国戚和开国功臣就在河南一带大量侵占民间土地。中期以后,外戚、宦官相继当权,侵夺土地更加猖狂,如章帝时的外戚窦宪,倚仗权势,霸占土地,甚至以低价强夺沁水公主的园田。后来被章帝发觉,责骂他说:“公主的土地你还敢强占,何况百姓!”桓帝时,宦官侯览,前后夺人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顷。除外戚、宦官外,一般商人、地主也大量兼并土地。东汉后期,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贵族、官僚、商人、地主日益加剧土地的兼并,农民大批破产、流亡,或依附豪族做佃客,或卖身为奴,离乡背井、流散道路的人,触目皆是。
政治的黑暗和,是东汉中期以来加深人民痛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管是外戚当政,还是宦官当权,百姓都受尽欺凌和迫害。桓帝时,外戚梁冀独揽朝政,他的亲戚布满州郡,爪牙横行地方。为了搜刮钱财,他把地方上的富户关入狱中拷打,敲诈勒索,出钱多的可以赎身,给钱少的或被杀死,或被流放远地;数千百姓被迫为他做奴做婢,受尽剥削压迫,苦不堪言。梁冀死后,朝廷没收他的家产,资财达三十多亿,相当于政府全年税收的一半。宦官执政也是同样的凶残。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因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世号为“五侯”。单超死后,四侯势力更盛,到处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当时人刘陶上书指责宦官的残暴,认为他们与虎狼没有什么差别。
再加上东汉不断和羌族统治者发生战争,耗费几百亿钱财,负担也都落在百姓身上。人民不堪这种惨重的经济剥削和黑暗的政治压迫,纷纷起来反抗。从安帝时开始,各地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就已陆续爆发,而且此起彼伏,散而复聚。“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支表现人民坚强不屈的、充满革命气概的民谣在到处流传。全国在酝酿着一次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灵帝时,修建宫殿,加重赋敛,卖官卖爵,吏治更加败坏,剥削更加残酷,人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在中平元年(184),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以黄巾包头,称为“黄巾军”。他们在张角、张宝兄弟的领导下,焚烧官府,捕杀贪官污吏,打击地主豪强,声势浩大,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了广大地区。后来,虽然起义各部都被东汉政府和地方豪强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去,然而东汉的统治经过这次暴风式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也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利用太平道教作为组织起义的工具,并且提出了要求政治平等、财富平均的“太平”理想。起义失败后,道教向两极分化:一部分上升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另一部分则仍旧与农民群众相结合,成为组织农民暴动、宣传革命思想的武器。太平道的革命思想,成为后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渊源。(李书兰)
来源:历史人物传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