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挖葛(散文)
文/肖守镇
周末,我从工作的乡下赶去怀化与住在那儿的妻子女儿小聚,为了改善一下伙食,妻子花了八元特意从步行街的小贩摊档上买来了两块杯口大小的葛粑(蕨粑),切成片状和肉煎炒,喜滋滋地端上了餐桌。
妻的厨艺不错,这盘葛粑炒肉油亮而不腻人;焦黄却不发糊,再佐之以姜丝、蒜苗,可以称得上是色香味俱全了。
看到妻子女儿埋头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这盘菜却乍么也吊不起我的胃口。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几乎每餐都能吃到它。那时的葛粑不是什么餐桌上的稀有菜肴,而是当作主粮陪我和乡亲们度过那饥荒的年月。大家煎着吃,拌着菜叶煮着吃,搅成糊糊吃......尽管烹调的花样繁多,但毕竟吃多生厌,以至于到了后来,只要一听到葛粑二字就如梗在喉,心里好几天都不舒服。
记得那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大队里的大会小会天天高喊农业学大寨,细细盘点,大寨田确实开了不少,积的绿肥也小山似的堆在水田之中,可那时还没有优势的杂交水稻,只有一些如珍珠矮、吨半、龙口五八等;再就是本地高杆、麻谷、红谷了。
这些稻种不是矮的如三寸丁谷树皮,鸡鸭进去都难掩其头;就是高的可以与成人比肩,小孩站在田里根本就发现不了形迹。可无论高也好矮也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每个穗头结的谷子稀稀拉拉,饱满的没有几粒,到秋后收获时只见稻草不见有几担谷子。眼看着田中收成无望,生产队每月分给社员的口粮也是每人一二十斤左右,实在难以裹腹,所谓靠山吃山,没奈何,乡亲们在那年秋收后,家家户户只得男女老少齐出动,每人扛上一把老锄上山挖葛了。
那时,我们家因我父亲正在怀化潭口党校学习,家中唯一的壮劳力——兄长也在长沙念书,祖父年事又高,因此,挖葛养家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和母亲的身上了。
在我们那里所谓葛,除了山中常见的藤生黄葛、青葛外,实际上指的是蕨类,挖葛也叫挖蕨,也就是掘取山蕨的地下茎,这些地下茎到了重阳过后就蕴含了丰富的淀粉,挖来洗净,经过捣碎、过滤、沉淀等工序后就得到了洁白如雪的葛粉。
但并不是所有的山蕨都能出葛粉,那些生长于林下和肥沃土壤中的蕨类就无多少葛粉可出,真正优质的葛根多长在高山之上,那儿树木矮小稀少,土质坚硬贫脊,是挖葛的最佳去处。因此,我与母亲就与那些脸呈菜色的乡亲们一道,隔三岔五就会闻鸡起床,在寒月高挂、冷雾凄迷、结着霜花的凌晨,扛着锄头、扦担浩浩荡荡向距村十多里的峻岭进发。
山峰很高,恍若天半;小路奇险,每攀登一步都要调动全身的每一块肌肉,花费吃奶的力气,大伙儿就这样跌跌撞撞,在晓月朦胧的山间拼力向前,被霜露打湿的裤腿上粘满了婆婆针、粘巴刺等草本植物的小小果实;扦担与锄头相碰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声音在凌晨寂静的山中显得分外刺耳。我们已顾不上被芭茅和枯枝划得生疼的手脚,只管机械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大家心中只怀着一个迫切的愿望,那就是快快挖到好的葛根,打出多多的葛粑,以解荒年全家人的燃眉之急。
等快到山顶时,天也完全亮了,这里生长着为数不多的茅草和灌木,而遍地可见的是山蕨,它们是这里永久的居民,鸟羽状的黄色叶子或立或倒,冷风过处,蔌蔌抖动,有经验的长者告诉我们,这儿就是挖葛的理想预口,于是,大伙儿顾不上途上劳累,纷纷放下扦担,握紧锄头,睁圆双眼,咬牙鼓腮,排开一字长蛇阵,向着大山黄壤狠垦猛挖,粗重的喘气声、嘿嘿声不绝于耳。
这些数百年来自生自灭在远山的蕨族们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它们会成为我和我的乡亲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挖葛是个能累死老牛的粗重活儿。葛根不做表面文章,最喜深藏不露,往往要挖下去一米左右才能够寻觅到它们的踪影,而且夹杂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之间,所以,挖葛的劳动之艰巨是不能光用一个“累”字来表述的。握锄把的手指时间一长都走了形,手上的血泡现了又破,破了又现,最后形成皲裂,磨成老茧;有时一锄下去,挖在顽石上,火星四溅,震得虎口生疼,两臂发麻,半天缓不过神来。
为了提高挖葛的工效,减轻劳动的强度,乡亲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好办法,挖神仙土就是其中的一种,那就是在陡峭的蕨叶密集的山坡上,划出一块块两米见方的地块,然后将其下面和四周捣空,这块块巨大的土方就因支撑不了自己身体的重量,瞬间轰然坍塌,顺坡滚落,摔得七零八碎,自然,躲在土里的葛根也就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乡亲们只要只须费点工夫挑拣行了,这种挖葛的方法比一味用力蛮干显得轻松多了。但这样挖葛往往也险象环生,要是人的反应不够迅速,土崩而挖葛人没能及时避让,就会被石头般的硬土团砸个正着,轻则伤筋动骨,皮开肉绽,重则可能就要永别妻儿老小和乡亲父老,走上黄泉不归路了,因此,如我等小孩及老人和妇女是禁止用这种法儿挖葛的,以防不测。葛根挖得少点就少点吧,毕竟性命要紧啊。
抡了一个上午的锄头,人人已是腰酸背痛,疲倦不堪,我也觉得两条胳膊异常沉重,好象已不是长在自己的躯体上了,于是便和大家坐下来休息,乡亲们闷头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被霜风刮得冰冷的简单午餐,无非是些红薯和葛粑,我和母亲那年挖葛时常常吃的中饭也以葛粑为多。那些叔叔伯伯和爷爷们吃过中餐后会比我多一点儿享受,那就是抽出随身携带的竹杆小烟袋叭上几窝叶子烟,一股股青烟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里喷出来,又悠然地飘向深蓝的空中;他们迷缝着眼睛,很少言语,满脸深沉肃穆,好象沉醉在对甜蜜往事的追忆之中,又恰似一尊尊雕像,矗立在那个年头因挖葛而被扰动的白云缭绕的高山之上。
风中是浓烈的烟味,地上是无语的乡亲,空气也好象凝固了。我记得那时邻居中有一位性格开朗幽默的杨叔叔为打破死水般沉寂的气氛,毛遂自荐要给大伙表演节目——抛刀术,(他平时这个杂耍玩得十分顺溜),可是那天锋利的柴刀抛到空中,他却没有接住,一下子砍在了手腕上,顿时肌肉外翻,鲜血迸流,人也一下子昏了过去。大家手忙脚乱找来草药金鸡尾嚼烂了敷在他的伤口上,用布条紧紧扎住,才止住了泉涌的热血。
看到杨叔叔那张因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的脸,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他原本想尽自己所能为长时间挖葛已精疲力竭的乡亲们带来些欢笑和快乐,哪知道事与愿违,反倒让自己身受重创,也使得挖葛现场的气氛越发沉闷了,那个下午,大家只顾深一锄浅一锄地低头干活,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
当苍山被残阳染黄的时候,该收工了。我和乡亲们用有韧性的柔软树条捆好葛根,用扦担挑了走下山来。
此时的我们,肩上负重,脚底下还要小心提防着不要踩在圆溜溜的石子上摔倒,一个个累得满头虚汗,两腿打颤,比来时走得更为艰难。
大家好不容易将葛根挑到村里,早已是晚饭的当口了,但我们是来不及回家吃东西的,还有几项更加繁重的任务在那等着我们呢,那就是洗葛根、打葛及滤葛。
俗话说,春水温柔夏水亲,秋冬溪水能咬人。这话一点也不假,当我们将葛根放进村前的小溪冲洗时,也正是晚霜半结,贴地夜风最劲道的时候。站在冰冷的水中,手和脚好象有无数根钢针在扎,那透心的寒气一点点从足底往上扩展到全身,似乎只有胸口还是热的。大家咬紧了牙坚持着,紧持着,一把把泛着乌黑光泽的葛根不断地被一双双冻得肿胀了的粗糙的手从水中捞出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溪畔,我和乡亲们也将希望留在那些葛根上了。
接下来的就是打葛了。溪边的一块平地上筑起一个高出于地面的土台,土台上面卧着一块平整的石碑,我们将那些干净的葛根铺于石板上,用一根硬木做的沉重的葛棒槌用力槌打,直至葛根粉碎为止。那是硬碰硬的工夫,敲在葛根上都已感到相当费力了,若一棒敲在石板上,两手如被电击,突然袭来的痛苦与麻木,令人晕眩。那年秋后,我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就是村村寨寨哐哐的打葛声,时至今日,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好象还能听到那单调的声响从心灵的深处不断传来,那样熟悉,又那样地遥远。
到了晚上,葛根捣碎了,该滤葛了。一只只大木桶、小木桶在溪岸的土台阶上依次排开,过水、粗洗、细滤。沿溪是晃动的灯笼火把,到处是忙碌滤葛的乡亲,大家唯恐滤得不仔细,漏走了葛粉,那不但挖葛的工夫白费了,而且也对不起盼着葛粉糊口的家人。
做完了所有的这一切,个个已是腹内空空,回到家里,吃些葛粑杂粮,围着柴蔸烧得正旺的火塘,烤暖那冻得发抖的身体。
第二天早上取葛粉是最惬意的,也许是我们愚公般的勤劳和执着感动了上苍吧,老天没有辜负我们,我和乡亲们的铁桶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从滤葛桶里铲来的葛粉。那雪白的葛粉在朝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大家的脸上也全都是笑意,昨天挖葛时的疲劳早就不见了踪影。
燕去燕来,岁月如流,时代前进了,国家强盛了。
但不管时空如何改变,我都永远难以忘怀那年和乡亲们一起挖葛的日日夜夜。
因为那年的挖葛经历,教会了我怎样面对人生旅途中的艰难困苦;如何面对今天过上的富足和美的好日子。
今天带来一篇关于藏区野菜的研究介绍,为行文连贯,作适当删改和句段调整。作者Alessandro Boesi(博厄西)是一名藏学家。2004年,他以"Le savoir botanique des Tibétains: conception, classification et exploitation des plantes sauvages"(《藏区植物的概念、归类与开发》)获Université de la Méditerranée(地中海大学)博士学位。自1995年以来,他为研究藏民传统和藏医本草而多次实地考察藏区植物。
翻译:宋彥筠、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食材收集活动翻译组
校对:熙评
排版:宋彥筠
项目负责:熙评
编辑:小妍
方法
地点:托尔巴登(Dhorpatan),1998年5月至8月(尼泊尔甘达基省巴格隆县);昆布(Shar Khumbu),走访当地民众(没有采集标本),1998年8月(尼泊尔第一省索卢昆布县);高城镇(理塘县城驻地)及周边地区,1999年4月至9月和2000年5月至8月(中国四川省理塘县);下木斯塘[1](Lower Mustang),主要是Jarkhot村,2001年7月至8月(尼泊尔甘达基省木斯塘县);Sapi谷、列城(Leh)镇、Kortshog村和Kanji村,1995年7月和2005年8月(印度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图3:作者做客尼泊尔藏僧
本文旨在研究植物本体、鉴定、命名、归类和功能以及藏医药理。
图4:Manakāmanā Mandira。2015年,撤销vikas kshetra和aanchall,设立省制。2018年,第四省更名为Gandakī省
对象:农民、牧民、藏医和僧侣,受教育程度相异,共176名:女性109人(占比62%),男性67人(占比48%);牧民合作者从10岁至69岁不等,居民合作者从26岁至74岁不等。
图5:作者:“我在通往Kongma山口的山路上蹒跚而行,向下看。我的头似乎要爆炸了,我的背包变得很重。在那里,我重遇同伴。我的目光,自由地,扫过巍峨的群山。东侧的Kongma俯临全景。高原反应没有改善。我需要降低高度,预计下坡1500米。Dingboche一夜,我又恢复了状态。”(昆布,1990年)
方法:基于民族志,运用参与式观察和开放式对话以收集野菜(野生食用植物)的采用数据;半结构式访谈主要涉及植物的内名,产地,收割时间和频率,食用的部位、原因、方式和频率,变种,植物转化和净化过程的必要;查阅藏医文献,夹杂野菜的资料。
图6:作者:“2016年6月,我四处寻找藏纸产料,一位藏族朋友领我参观了临卡石(中国四川巴塘县),并引荐至仁波切家中。”F. Lunardo摄
工作语言:藏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表1至4给出藏语源文本。藏文转写以Wylie方案(连字符略)为准,不适用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图7:木斯塘县
野外采集的植物标本与罗裴明(J. F. Dobremez)教授(法国萨瓦大学高原生态实验室)合作鉴定,集藏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标本馆,在拉达克采集的标本经鉴定后存放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台县的印度植物调查局植物标本馆。
图8:作者与二位挚友(当地赤脚医生Tsering Smanla和台大学植物学者Jigmet)于2017年7月在印度拉达克收集藏医用植物(Alessandra Brunelli摄)。2019年,撤销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邦,设立查谟和克什米尔(迦湿弥罗)中央直辖区(union territory,“联邦属地”)和拉达克(Ladakh)中央直辖区
考察区域参考图2。
理塘县
理塘县(29°30′~30°39′N,99°25′~101°E)位居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国四川省),幅员面积14619平方公里[32]。地处高原副极地(亚寒带)气候区,年降水量达500至1100毫米。全县森林以针叶树为主,如高山松、鳞皮冷杉、川西云杉、刺柏属和大红栎[2]。林木线海拔约4200至4400米。高山地区有杜鹃属、忍冬属、金蜡梅属[3]、栒子属和锦鸡儿属等灌木种类,也有莎草科[4]、禾本科、委陵菜属[5]、绿绒蒿属、龙胆属、乌头属、翠雀属、银莲花属、紫菀属、火绒草属、香青属和野决明属等草本种类。在海拔较高的植被极限附近,风毛菊属、虎耳草属和无心菜属是优势种。牧场占比60%。藏民占比98%。牧民居住在高原地区,农民和商人则居住在重镇(例如高城镇)和较低的森林谷地。移居至当地人口近年跃增。
图9:犏牛。野牦牛和黄牛的杂交种
木斯塘县
下木斯塘位居尼泊尔中部。Jarkhot村(28°49′N,83°54′E)海拔3500米。当地人是藏族侨胞,说藏话,主要种植大麦、谷物、小麦、黍粟和土豆,饲养犏牛、绵羊和山羊。罗裴明称其气候为steppique(干草原)。其植被由草原形态组成,特别是砂生槐、毛瓣棘豆、Berberis mucrifolia、山岭麻黄、白背忍冬和两头毛。4200米以下分布印度锦鸡儿、蒿属、绢毛蔷薇、岩生忍冬、细叶忍冬[6]、藏南绣线菊、拱枝绣线菊、东方茶藨子、有棱小檗。谷底有以西藏柏木为主的野外旱生林。4200至5100米处,Caragana brevispina和棘枝忍冬俯临全景。阴凉处,高山柏、金露梅、越桔叶忍冬[7]等草本种类可能会茁壮成长。5000米以上的物种呈垫状,双花委陵菜、Androsace sessilis、囊种草[8]、雪层杜鹃和虎耳草属。
图10:Jasminum nudiflorum var. pulvinatum。垫状指矮生茎节间短、分枝多而密、叶排列于根旁,匍匐贴近地面生长,丛生呈半球状或莲座状凸起的垫状体结构
托尔巴登
南京岭(Nordzin Ling)藏族[9]营位居托尔巴登禁猎区(道拉吉里峰的西南方),东南距加德满都大都市(尼泊尔巴格马提省加德满都县)260公里,分为五个营房。托尔巴登(28°29'N,83°05'E)坐落在禁猎区南陲东起至西延的谷地中,高处2850米。从达尔邦格(Darbang)出发,穿过Jalja山口(3400米),徒步四天即可到达。1960年,流亡海外的苯教[10]徒在此重建家园。从那时起,人烟阜盛,藏胞流徙。1981年该地有200至250名藏胞,趋显浸微。
图11:第一所海外的苯教寺院Tashi Geggye Thatenling在此重建,仰赖梅日(Menri)寺第三十二任堪布索南罗卓(Sonam Lodro)和红十字会鼎力维持,受业于上师永津仁波切(Yongdzin Rinpoche)
鉴于夏季风难以到达该地,雨量较少(600至1400毫米)于小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区域。2800至3000米,旱生林[11]是优势种。3000至4000米,广泛分布西藏冷杉、糙皮桦和钟花杜鹃。4000米左右是高寒嵩草草甸植被,比如禾本科、莎草科、龙胆属、报春花属、虎耳草属、马先蒿属、蓼属。植被极限为4900米。
图12:小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分作4条平行的纵向山带,从南至北为西瓦利克山脉(Sivalik Ranges)、小喜马拉雅山脉(lower Himalaya)、高喜马拉雅山脉(greater Himalayan)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山脉(Tethys Himalaya)
Sapi谷
拉达克(32°15~36°N,75°15~80°15E)北起喀喇昆仑山脉、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4500米,幅员面积86904平方公里(分治区域参考图13),人居河谷集中于印度河流域,天行时恶,地旷人稀(约26万)。多数是藏胞,少数印欧族群(巴勒提人和达尔迪人)集中生活在格尔吉尔县和列城县。
气候寒旱,年降水量为100至600毫米,以锦鸡儿属、蒿属、水苏属、麻黄属、针茅属和Acantholimum[12]为主,中生植物和湿生植物并不普遍。地利不能向荣,昆仑多子柏、滇藏方枝柏和糙皮桦,5000米处有水柏枝属、忍冬属、锦鸡儿属、沙棘属、蔷薇属、小檗属和杜鹃属等灌木。
图14:中生植物指适宜在中等湿度和温度条件下生长的植物,处于水分供应充足环境
Sapi谷(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格尔吉尔县格尔吉尔乡)列于拉达克至要的草药采区,海拔3600至5000米,冬季多雨,枝柯扶疎,以火绒草属、蓼属、乌头属、翠雀属、罂粟属、大黄属和毛茛属为主,领有穆斯林(巴勒提人)。
图15:Epilobium hirsutum。湿生植物指在潮湿(水分过剩)环境中生长,不能忍受较长时间水分亏缺的植物
结果与分析
近世经见藏民采挖野菜,其生境犹天冠地屦,地理、气候、植物区系、植被和文化的差异致使品类、采挖方式和膳食结构比重的差异。青藏高原东缘(川西藏东南)、喜马拉雅南部山谷(托尔巴登)和昆布三地均是季风气候区,百谷蓁蓁,多元生衍;反之,下木斯塘高谷(Hochtal)和拉达克则是干燥寒冷的雨影地带,沿川丰沃。这与作者的考察数据(拉达克)和民族植物学研究(喜马拉雅高谷)相契合。
图16:Hippeastrum鳞茎。鳞茎指着生肉质鳞叶的短缩的地下茎
如今,藏民少有食用野菜的,鲜见于乡镇,牧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偶尔会采挖,主要是跋涉(步行或骑马)和夏季移牧时作为零食和调味品以补充蔬果摄入的缺乏。这要追溯到大跃进(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6年)。当地妇女专门采挖特定的植物,譬若鸦蒜的鳞茎;理塘县的牧民也采挖委陵菜属的根状茎。城镇居民的年轻一代几近要忘掉祖传的植物知识了。闹饥荒的时候,这些植物便尤为重要,代以蔬菜、水果、种籽、糌粑[13](炒青稞粉)或马茶。
图17:Curcuma longa根茎。根茎指多年生植物的形如根的变态茎,横卧于地下生长,明显的节和节间,节上有退化的鳞叶
疏观表1和2,共75类野菜和蕈菌(隶属36属60种):44份蔬菜、10份spod(香辛料)、15份水果(12份供儿童食用)、3份tshwa(酶[14],用作制备乳酪和啤酒)、5份糌粑(藏民的传统主食)的代用品、4份马茶的代用品、3份用作制备其他饮品;理塘县32份、下木斯塘18份、拉达克12份、托尔巴登13份。理塘数据更为普遍,业已开发30类野菜:21份蔬菜、5份香辛料(调味品)、4份水果、3份糌粑的代用品、2份马茶的代用品、1份酶。
图18:青稞(裸大麦)
蔬菜
野生植物作鲜、干的蔬菜,一般是贮藏起来,以便过冬食用,适合炖煮炒煸,需要净化,比方说,藜属的叶或天南星属的块茎。
图19:Chenopodium polyspermum。Nar乡村自治区(尼泊尔甘达基省马南县)的惯例是晒干藜属的叶。2017年,尼泊尔总务部(Ministry of Federal Affairs and General Administration)解散gāum̐ vikās samiti,设立gāum̐pālikā为县的下级行政单位
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的道尔波人[15]相信,rambu(珠芽蓼)的叶上有dug(“毒素”),称作g.ya’(“锈菌”),因此,当地人会煮炒出kha ba(“苦味”),与圆穗蓼(原变种[16])的根相似,甜口,内部微红;饥荒时期,则通常磨粉后,跟糌粑和奶团一同食用。
图20:Puccinia recondita f. sp. tritici。锈菌指担子菌亚门锈菌目真菌,寄生于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内生铁锈色粉状孢子堆
身居山腰的妇女表示jimbo jimbo ré(“好〔吃〕得很”),那里能够俯视rama ch’u(罗摩丘[17])。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南加人将其视为富含营养的农作物,约九、十月份的时候采挖花序,晒干后磨碎果核,烘烤至面粉。
图21:马南加人,也叫Nesyangba(乃斯扬巴),尼泊尔北部山区民族
早些时候,Rolwaling谷的夏尔巴人在夏季移牧时仍将monzo(狭叶圆穗蓼)和tai monzo(拳参属)的地下器官[18]作为小吃食用。
图22:夏尔巴人的丹迈僧院(Thame Gompa)。夏尔巴是尼泊尔的菩提亚人的别称
理塘、下木斯塘和托尔巴登三地称天南星属为dawa(达瓦,“月”),藏医用作药草;也称作kha tsha ba(“热辣灼口”),形象描述了块茎尝起来的感觉;现用作家畜的饲料。
图23:Ullucus tuberosus块茎。块茎指由地下茎顶端膨大形成的球形肉质茎,内部贮藏丰富营养物质,具一顶芽和螺旋排列的腋芽
我们可以分作两类:g.yung(“养殖”)和rgod(“野生”),前者生长在海拔较低的村庄和耕地附近,后者则在更高的山区;各类对应多个种(参考表1)。《晶珠本草》也有阐述。藏医将托尔巴登的两类dawa(藏南绿南星[19]和网檐南星)命名为dayung,海拔2800至3100米;其一或是约3300米处的猪笼南星。夏尔巴人也叫a lug,或与尼泊尔语alu(“马铃薯”)同源,似资证明,在马铃薯引入该地(19世纪)之先,a lug业已出现。当夏尔巴人抵达尼泊尔时,他们认不出那里的植物,便借用当地的说法来描述。他们起源的藏东地区,天南星属广泛分布。此外,一部18世纪上半叶的藏医药学专著认为,a lug和dawa同义。天南星属的净化方式和sne‘u(藜属)相仿。
在北锡金县(印度锡金邦)热姆冰川和Thlonk河的交汇处,当地人掘孔置杆,压碎天南星属的地下器官。如果一周后开始发酵,说明dug已被清除。这时的块茎变成了纤维状的酸块,煮沸食用,通常会导致消化、皮肤和脱发问题;也可以磨面食用,或损害消化道。
藏民熟知sa(zwa,“荨麻属”)。高原荨麻(Sapi、Kortshog和Kanji)、三角叶荨麻(理塘)和异株荨麻(托尔巴登)的嫩叶用来熬汤。
图24:因味苦多汁,故名之chukyur
理塘的droma(蕨麻)以每500克50元(人民币)出售根状茎,秋时应季,烹法是加水淹没根状茎,熬软,煮至味甘即可;刷上一层溶化的酥油,蒸煮至火候,一道gro ma mar khu(“野薯蓣化牛油”)就做好了,随乳酪或干糌粑食用。当地人也会采挖chukyur(苞叶大黄)、lcum lo(掌叶大黄)和snya lo(多穗蓼)的根茎,去皮即食。达拉克牧民食用chutsa(穗序大黄)。列城镇民食用sat[20](“野生豆科植物”),拉达克东部到西藏西部的商贾独爱。
近世的德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妇女在春、秋两季采挖蕨麻,辞旧迎新不可或缺,婚礼也是如此。道尔波人把它和大麦、小麦、大米、奶酪、委陵菜根、竹笋、豌豆、羊肉、盐做成一道菜。
水果
近世藏区的野生食用水果如今只供儿童食用,例如:理塘的ölmose(桃儿七);下木斯塘、昆布和拉达克的tarbu(西藏沙棘、柳叶沙棘、中亚沙棘);下木斯塘、托尔巴登和昆布的drita sadzin(蛇莓)和sewa(大叶蔷薇);托尔巴登(具芒小檗、有棱小檗)和昆布(小檗属)的kyerpa。
图25:蛇莓。原文作Duchesna indica,少了个e字母,疑是typo
托尔巴登
gokpa(“鸦蒜”,葱属)的鳞茎可以缓解高原性头痛,种类繁杂。比方说,理塘的鸦蒜共有三类:chiugok(“小鸟蒜”,大花韭)、rukgok(太白韭)和shagok(“肉蒜”)。当地人以此制备酱料:清洗植株,切块备用,拌酥油、马茶、糌粑(非必需)、盐和辣椒。这样得到的酱汁与mog mog(“馍馍”)和sha bag leb一起吃。下木斯塘的鸦蒜分类相似。此外,鸦蒜和dzimbu(玫红韭)易混淆,后者比前者更具价值,善冬藏。
图26:sha bag leb,一种含有牛肉和油炸扁面包的藏菜
线叶百里香的茎叶拌辣椒,在下木斯塘叫做maktokpa,在萨皮则是sulu。Nar也有此做法。道尔波人将gothok marcha(亚洲百里香)、盐和laphuk(萝卜)根一同碾碎,拌奶团、马茶或水,可以涂抹在揉制糌粑的生面团上。
图27:参阅Annotated Checklist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of Nepal,线叶百里香为当地的百里香属的唯一物种
饮料植物
沏茶技术尚未传入藏区的时候,理塘人就已经把tönja(“秋茶”,委陵菜属)叶[21]晒干煮烂[22],便泡水喝了,只是叫法不同[23]。理塘的surkar(杜鹃花属)花可作药,当茶服;下木斯塘和昆布也叫balu karpo(髯花杜鹃)。道尔波人认为这是“富人的饮料”。藏医会用杜鹃花舒缓血液病。藏东的小户将柳叶视为茶叶的代用品,锡金则把g.ya’ li shing(“枫叶”,长尾槭),也见于昆布。20世纪70年代,Rolwaling谷的pema koko(网脉柳兰)的干叶也是同样的用途,当地茶叶需徒步运送八日,因而价格昂贵。
图28:Epilobium alpestre。原文作Epilobium conspermum,改s为m,疑是不经见的异名。学名Epilobium conspersum经修订,接受名为Chamerion conspersum
Jarkhot村邻近的知名企业商业生产tora(西藏沙棘)的果实,以熬煮的方式来制作khan da。列城公司[24]也生产销售沙棘果的果酱和果汁。2010年,印度环境与森林部和国防研究与开发局(国防部下设局)联名提案——要在喜马拉雅种植沙棘,预计将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农村妇女自助团体创造就业机会。萨皮地区的做法是挤压tshogkyur(中亚沙棘)的果实,盛在沙棘叶卷成的柱状筒中饮用。在拉达克,卷叶一般是孩童的工作。此外,理塘沙棘如今的消费比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要少得多。
图29:以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入药
理塘人也会把dbyar rtswa dgun ‘bu(“冬虫夏草”)浸入a rag(“〔大麦或大米〕酒”),一般是每半升置3或5根虫草,阴凉处藏2或3个月即成补剂、或烈酒后装在小瓶子里,在刻经、或野炊时分发饮用,历久弥醇。
饥荒用植物
在藏区,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每当闹饥荒的记忆永远与野菜有关。
饥荒时期,理塘人会取bedo shin(栎)果、珠芽蓼根或籽、蕨麻茎作糌粑。栎果经蒸煮、晒干和磨碎三步即可食用;珠芽蓼要去皮,现今磨粉喂给牦牛、山羊和绵羊。当地人仍在食用蕨麻茎。藏族史诗中经常提到猎杀旱獭,若食其肉和蕨麻茎,因之排拶,暗喻背井离乡。如果饥荒发生在春天,那么三角叶荨麻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1972年秋,夏尔巴人收集了天南星属的根茎以应对尼泊尔全国饥荒。
蕈菌(参考表2)
藏东地区同理塘类似,他们经常食用谷底森林的sha mo(蘑菇)。据曾在藏区生活过探险家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柔克义)和传教士Marion Herbert Duncan(邓肯)说,当地人将shara(蕈伞)切块,用线串起来,晒在屋檐下,就汤吃。
图30:蕈伞指一些子囊果和担子果顶部的帽状结构。shara上黄下白,“经酥油炸后吃起来像波尔多可丽饼(crêpes à la Bordelaise)”。
除虫草外,bedoshing shamo(“香菇”,松口蘑)是理塘最重要的shamo(真菌),简称besha,主要生长在rong(“低谷”)的bedo(栎树)或drönme shing(松树)附近,8月份采挖,恰如其名。日本进口得多。价格较高(2013年为每500克200元)。
当地人食用油炸过的香菇,就蔬菜吃,去皮烹调。干燥过程是将真菌挂在天花板上,用绳子穿好。商贩挑选上好香菇的经验是:其茎长4指,蕈伞窄小,触感坚硬,不发黑、无寄生虫。这里有pango(“草甸蛋”,未鉴定)的蕈伞温热后加盐、糌粑和酥油食用;chiukanlag(“小鸟腿”,未鉴定)也有不少,因其子实体与小鸟腿相似而得名。
据笔者调查,他们认为,日光含毒,当其直射蘑菇数周(多数以为两周),蘑菇便也是含毒的。寄生虫也可能使蘑菇含毒。理塘人认为,类似go na shamo(“蛋菇”,未鉴定)一类的蘑菇,如果接触铁物,也会含毒。上述三类说法均无任何解释。
发酵用植物
酶(发酵剂)主要用作制备牦乳酪和青稞酒。萨皮地区制作phab(“粕”)方法是:白面糊混合chagöpö(“雀沟勃”,囊距翠雀花)和burtse(细裂叶莲蒿)揉团,模制为球状药片,羊毛布料避光包裹15或20日。Rolwaling谷的kemba girbu(北艾)和kemba tikpe(扁毛菊)也可作粕。小米面粉搓成球体,外裹北艾叶和扁毛菊叶,待几日菌丝发育,表面发白,去叶熏蒸即成。道尔波人也是如此。
图31:学名Waldheimia glabra经修订,接受名为Allardia glabra
苦修用植物
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实践佛法的信徒(苦行僧)在崖窟中精进修持,只吃附近的野菜度日,——我们可以从米拉日巴尊者[25]或果札巴·索南坚赞[26]的传记疏观一二。
从荨麻中取得的高筋粉类似物制汤,营养丰富。
索南坚赞苦修时基本只吃sha bal(苔藓和地衣)、sro lo(红景天属)和snya lo(多穗蓼)。苦行僧也会吃珠芽蓼和蕨麻。米拉日巴吃过ripa的基生叶。贾尔科德藏医知道有位喇嘛苦修时只吃shug ‘brum(杜松果),而该地一般以为因其强酸而不能食用。
药用植物(参考表3)
藏医学植根于欧亚传统医学的自然主义立场和佛教义的哲学预设,遵四圣谛,灭三不善根,融通abhidharma(毘昙)、tantras(密续)和ayurveda(寿命吠陀)。7世纪至12世纪,上述异质的知识整合形成同质且理性的理论,使藏医独立于其传统的立场和预设。
图33:Amaranthus caudatus,在中国广泛栽培,生在庭院花园
病皆源自ma rig pa(无明)中dug gsum(三邪),rnam shes(意识)愚昧促使动情尚,五源(“均哇阿”:土、水、火、风、虚空)聚集相结为胎因;timuk(愚痴)依脑从此常住行,由此增长bad kan(“培根”,涎)住上部;zhe sdang(瞋恚)依血靠脉常住行,由此增长mKhris pa(“赤巴”,胆)住中部;‘dod chags(贪欲)住于男女隐秘中,由此增rLung(“隆”,风)下部常留存;贪欲瞋恚愚痴三邪中,生出尼巴索木(三因)病失果;变相不调实为病本质,未转未变将成病因源。
图34:学名Chenopodium aristatum经修订,接受名为Dysphania aristata。后者是前者的基名,提供了前者的加词
藏医认为,食糜代谢产生lus zungs bdun(七精)的其他六类成分(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因而“欲学活命饮食点为纲”(《四部医典》,简称《据悉》),视zas tshul(食饮)为spyod lam(起居)、sman(药剂)和dpyad(对症外治)以外的重要疗法。
图35:学名Chenopodium botrys经修订,接受名为Dysphania botrys
野菜是‘tsho ba zas(维命饮食)的一类,自有源于其特征的药效作用,比药剂更温和。
图36:《中国植物志》未录。Flora of Pakistan认为是Allium jacquemontii(高原薤)的异名
相传,约11或12世纪的时候,《据悉》传至十四代宇陀·元丹贡布,依据食饮的知情、禁忌和适量分类,参阅〈论说医典〉(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续第二卷)第16至17章。sde srid(第悉[27])桑杰嘉措作其注疏《蓝琉璃》(17世纪),并雇请画家挂图79幅sman thang(“曼唐”,医学唐卡)。
图37:曼唐3幅(疾病诊断)
图38:曼唐5幅(人体胚胎发育)
图39:曼唐25幅(矿物药物)
比方说,第21幅图解第16章:sngo ngad(芳香植物)或蔬菜有ri sgog(“山蒜”,葱属)以及掌叶大黄和chu lo(穗序大黄)的叶子,yö char(熟食)有荨麻、lcam pa(野葵)、be khur(平车前)、天南星、藜、mon[28] sne’u dmar po(尾穗苋、刺藜、香藜)、khur mang(藏蒲公英)、kyap(“蒲公英”)[29]、sngo sga(垂头菊属)、lca ba(当归)、ra mnye(滇钩吻)、sgog sngon(淡红韭、葱、镰叶韭)和g.yer ma(尖叶花椒、花椒),tshwa(盐)或香辛料有go snyod(葛缕子)和‘bam po(蕨叶藁本、裂叶独活[30]);
图40:Allium carolinianum。参阅《晶珠本草》,sgog sngon与ri sgog同义。参阅《晶镜本草》,sgog sngon与btsong sgog同义,分为:sgog btsong(葱,自古作蔬菜食用)和sgog btsong ri skyes(“生长在山上的sgog btsong”,镰叶韭,生于西藏西部和北部约3000至5000米的砾石山坡)
第22幅图解第17章(关于中毒和不适食的禁忌):蘑菇若与g.yungs dkar(白芥)油相煎,蜂蜜菜籽油皆不适;食用cong zhi(石灰华)后食蘑菇,食之臌胀重眼热昏乱。
图41:学名Zanthoxylum tibetanum经修订,接受名为Zanthoxylum oxyphyllum
其中一些目前仍在食用。必须注意,鉴于藏区幅员辽阔而植物变种多样,未知植物的识别,应采用现代藏医本草。
结论
可以说,类似葱属、蕨麻和蓼属这一类广为人知的藏区野菜是极少的。学者研究和传统文献也是如此。
托尔巴登地区的情况表明,自1960年以来,在那里定居的藏胞选择他们在过去家乡收集和食用的相同野菜。这一回归传统的异梦书写是流亡藏胞以其独到的感知而回归梦萦故乡的理想化手段。
在秦岭(中国陕西省)黑河和大理进行的研究表明,藏区以东的汉民和青藏高原东缘低海拔地区的藏民使用大量的野生蔬菜为食。
藏区气候恶劣,所谓“绿色植物”一般都不是优势种,植物必须适应环境。正因如此,当地的绿色植物有限,导致藏民的传统知识独立于内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藏民与内地的通道才联系起来。此前,藏民则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例如,迪庆藏族自治州(中国云南省)的藏民对野菜的认识似乎受到了生活在该地区的傈僳族、纳西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
如今,藏区走向开放,迈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受国内外经济转型和趋势的影响,致使许多当地人专门采集国内外需求渐趋增长的天然产物,从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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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斯塘县(Mustang District)一般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上木斯塘(Upper Mustang)过去是珞王国(Principality of Mustang),廓尔喀王国(Gorkha Rajya)的藩属国;南部的下木斯塘叫塔克(Thak),也就是塔卡利人(Thakalis)传统聚居处,即塔克萨特赛(Thak Sat Sae),位居卡利甘达基河(Kali Gandaki)上游的塔克科拉(Thak Khola),地处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和道拉吉里山(Dhaulagiri)之间。此外,潘查岗(Panchgaun)的居民也被算作Thakali。
[2] 原文作Quercus aquifolia,为Quercus coccifera L.的异名。参阅gbif/species/7929899。
[3] 指Sect. Rhopalostylae (Wolf) Gusul.(棒状花柱组)的Ser. Fruticosae (Wolf) Yü et Li(木本系)。历史地,从以P. reptans L.(匍匐委陵菜)为模式种的委陵菜属中析置出木本种类另名Pentaphylloides Duhamel或Dasiphora Rafinesque(金蜡梅属);一般处理为异名,为行文方便,二属分立。
[4] 主要是嵩草属(Kobresia Willd.)。
[5] 指Sect. Nematostplae (Wolf) Gusul.(线状花柱组)、Sect. Closterostylae (Wolf) Yü et Li(梭状花柱组)、Sect. Leptostylae (Wolf) Yü et Li(枝状花柱组)、Sect. Conostylae (Wolf) Yü et Li(锥状花柱组)和Sect. Potentilla(钉状花柱组)。
[6] 学名Lonicera minutifolia经修订,接受名为Lonicera angustifolia var. myrtillus,即Lonicera angustifolia(狭叶忍冬)的变种。
[7] 当时认为L. angustifolia形态上与L. angustifolia var. myrtillus有过渡。
[8] 学名Thylacospermum rupifragum经修订,接受名为Thylacospermum caespitosum。
[9] 海外藏族移民。
[10] Bon(苯教;习惯上也用作地名,如Bond yul即蕃域)是吐蕃的土著巫教。bon一般作alo(“念诵”,参阅Hoffmann的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Bon-Religion),苯教徒以为万物之本(参阅丹增朱扎的《大乘觉悟道雍仲苯教常识》),也作bod(“祈请”;在藏文中,d和n常见易位,参阅Uray Géza的The Old Tibetan Verb Bon)、chos(“教法”,参阅Snellgrove的Nine Ways of Bon: Excerpts from gZi-brjid)或gsold(“呈奉”,参阅Ariane Spanien和Yoshiro Imadea的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etains 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btsan po Khri vdu srong du mtshan gsold […] btsan poe mtshan rgyal gtsug ru las / Khri lde gtsug rtsan du gsold”)。
[11] 主要是阳坡的乔松,类似滇藏方枝柏。
[12] 稽徵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Land-Use Changes in the Transhimalayan Region of Ladakh, India如左:“Vegetation in Ladakh changes gradually from primarily alpine meadow (Kobresia, Carex, Potentilla, Nebeta)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Himalayan crest to steppe vegetation (Caragana, Artemisia, Stachys, Ephedra, Stipa) to the north and east, with shrubland (Hippophae, Salix, Myricaria) along the river courses (Kachroo et al., 1977; Hartmann, 1983, 1987, 1990)”,
“In addition to animal dung, woody subshrubs (Cargena, Artemisia, Acantholimon) were collected for use as fuel in the pulus”,译者猜测typo或不经见的异名(Anita Kistler的Germination of Seed Collected in Turkey:“Acantholimum ? roseum”,载“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Rock Garden Society”第40卷第2期第84页,1982年;译者尝闻Acantholimum glumaceum)。
[13] rtsam.pa也作药用(即ɣvæ̂nmæʁ)或祭祀用(拉坞戎语说fsə̂r)。参阅Dictionnaire Japhug-Chinois-Français(halshsves-ouvertes.fr/halshs-01244860v2),吃法分为四类:ɟɤrɯru,在碗里倒茶,比tɕhɯrtsɤm(也就是tɕhu.rtsam.pa)多一点,再放上糌粑,那个糌粑比水多一点,搅到出现很多小球就可以吃;kɤmoʁ(“香糌粑”),吃一小撮moʁ(“干糌粑”)然后用茶服送;
相反地,tɕhɯβroʁ(“稠糌粑”)也是一种吃法,在碗里放一撮糌粑,倒上dʑa或tʂʰa(马茶),搅成粥就可以吃;rɟɤɣi(俄热话也叫smijî),就是在碗里倒上糌粑水(挼糌粑时倒进碗里的水叫rtsɤmtɕhɯ),然后放上一小块酥油,再放上满碗的糌粑然后搅匀,挼好就可以吃了;tɤmphoʁ,在碗里倒小半碗的水,再放上少量糌粑,搅均匀后就可以吃。也有其他吃法,比方说tʂɐsí、tɐ́skʰoɣ、tə-sqɐ́、tɕʰará或kʰaχtî。可能也有加糖的吃法,¶ nɤʑo rɟɤɣi ɯ-ŋgɯ kɯ-chi pjɯ-tɯ-nɯ-lɤt ɲɯ-ŋu tɕe, aʑo kɯnɤ nɯ tɤ-stu-t-a(“你吃糌粑加糖,我也这样吃”)。
[14] 参阅Ferment or Enzyme: What’s in a Name?(jstor/stable/23328311)。
[15] 每当夏秋之间的雨季来临时,南部的交通便告中断,恰在此时,北方高山区域的冰雪融化,道路可以通行。道尔波人偶尔从北方中尼边境地区购买西藏出产的湖盐,运回来储存起来,待雨季过后向南方外运销售。但是由于他们在塔克萨特赛没有落脚点,无法在那里长期等待,只好将运来的湖盐以贱价转卖给塔卡利人。南边的粮商多在秋收之后到这里来,这时北方的道路完全被冰雪封住,他们也只好将大米转卖给塔卡利人,或者从后者手中换一些食盐返回。
[16] 起初发现Polygonum macrophyllum(圆穗蓼)时的特征为:“基生叶长圆形或披针形,宽1至3厘米”,后来发现Polygonum macrophyllum var. stenophyllum(狭叶圆穗蓼)时的特征为:“叶线或线状披针形,宽0.2至0.5厘米”,因此,后者作为Polygonum macrophyllum的变种,前者作为Polygonum macrophyllum的原变种(即Polygonum macrophyllum var. macrophyllum);其它特征略。
[17] 参阅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By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8vo. Pp. xx. and 414. Illustration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94.),LCCN为04028907。
[18] 植物的地下贮藏器官是根或茎的变态,包括肉质根、块根、块茎、球茎、鳞茎及根茎等,为行文方便,不作区分,统一为“根”、“茎”或“地下器官”。
[19] 原文作Arisaema jacquenmontii,多了个n字母,疑是typo。
[20] 藏语叫srad,主要有岩黄耆属和野决明属。
[21] 原文作“地上器官”,依文意改。
[22] 南亚的腌渍品,参阅Li Hui-lin的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China: Eco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载于David N. Keightley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引Sealy。
[23] 也以词源论断。比方说,嘉绒语组的晚近借词,或说明,当地人饮茶,不是过于久远的事。
[24] 由拉达克食品有限公司(Ladakh Foods Ltd)、印度小农企业联营社(Small Farmers’ Agri-Business Consortium)和印度全国农业合作销售联合会(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arketing Federation of India Ltd)三方合资。
[25] “噶”为佛语,“举”为传承,谓其系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的佛教徒。该派僧人身穿白色僧裙和上衣,故俗称“白教”,源由印僧底洛巴、那若巴传出,后由琼波南交(传承为香巴噶举)和玛尔巴、米拉日巴师徒(传承为塔波噶举)在藏区传播。香巴噶举14世纪时已趋衰落。塔波噶举发展出噶玛噶举、采巴噶举、巴戎噶举、帕竹噶举四大派系。该教派的噶玛噶举和帕竹噶举的上层喇嘛,曾受元、明两朝册封,相继建立帕竹和噶玛,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近三世纪。噶玛拔希最早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该派主要学说是月称中观见,注重密法,其大手印教法,不重文字,重在师徒口耳单传,以苦修证理通达大印的境界。现在该派在藏传佛教传播地区的基础仍很强大。
[26] 果札派创始人,以lam ’bras(lamdré,道果)闻名。参阅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oxfordreference/view/10.1093/acref/9780190681159.001.0001/acref-9780190681159-e-2227)。觉囊派的渊源,要追溯到宇摩·弥觉多杰创“他空见”学说,后来他的五传弟子衮邦·图杰尊哲在日咯则西创建觉囊寺,弘“他空见”教法,这一教派才因此得名。该派前后出了笃补巴·喜饶坚赞、多罗那他等名僧,相继主持流传。后来,五世将觉囊派改宗为格鲁派,该派从此衰落下来,但在安多一些偏僻地区,还有少量觉囊派寺院和僧人。注意勿与萨迦派大学者索南坚赞混淆。
[27] 清初文献用以称蒙古固始汗及其继承者商同所委执掌西藏事务的官员,共历十八任。其治事处称“第巴雄”(藏语音译“雄”意为“官府”)。1721年(康熙六十年),废第巴,设四噶伦(喇嘛僧官一人,正三品俗官三人)主持噶厦。固始汗(蒙古语音译“固始”意为“国师”)是西蒙古卫拉特之和硕特部首领。1642年(崇祯十五年),率兵进藏,掌握西藏地方。
[28] mon指的是那些不再有藏民居住的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和东南边缘。
[29] 未知种,有学者认为kyap是khur mang的异名。
[30] 《据悉》和《蓝琉璃》未录。
表格
一致性指数:几多(%)合作者共识。+:≤10%,++:11至25%,+++:26至50%,++++:51至75%,+++++:≥76%。
翻译项目负责人寄语:各民族部落的食物系统是一座包含着来自当地生态系统中长期进化的文化和生活模式的知识宝库。了解各民族部落食物的自然和文化维度有助于传统民间知识和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促进食品多样性和个人和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的发展。然而,这些与复杂社会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食品系统日益受到全球化和现代性的侵蚀,正在逐步消失。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各民族都具有大量特色的传统食材和医学体系。目前,对于传统食材的研究在国内十分匮乏,能够将传统食材、传统医学、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学者更是少有。因此,为增进了解,我们开展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食材收集的活动,并翻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趣味性和猎奇性的介绍帮助国内读者了解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食品系统;一方面,唤醒我们对于食物系统和食物多样性的认识,改变我们的膳食模式,增加食物多样性,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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