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
作者：萧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传统礼仪形态丰富完整，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古今中西的文化激荡中，如何传承优良的传统礼仪文化，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与吸收西方礼仪文化元素，传承与弘扬我们的礼仪文化，是必须面对与思考的现实问题。
传统礼仪伦理的当代更新转化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周易·系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敬天礼地、体现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包蕴礼义核心的礼仪文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的功能，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庭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
礼仪伦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重建与更新，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传统礼仪资源的活化利用，对于家国情怀的培育、社会文明的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公民道德教育与新的伦理人格养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实践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制社会，伦理传统是礼制社会的核心传统。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传统礼仪如何融入当代社会，服务与辅助我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值得认真思考。我们可以从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实践中探讨其与当代社会对接、转化创新的路径。
第一，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人情社交礼俗传统的当代传承与转化。乡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性文化，乡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民之间形成特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守望相助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在宋人吕氏兄弟拟写、朱熹扩充的《蓝田乡约》中有精准表述，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人们在乡土共同体中，在生活伦理与基层社会秩序维护方面，相互激励、相互救助。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已经越过了家庭与村落范围，人际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人情礼俗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趋向淡化，并呈现新的变化。但红白喜事中的人情互惠传统在城乡特别是广大乡村仍然普遍存在。在改革开放之初，乡里人情还是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开展商贸合作的重要依托，许多华人华侨对故乡的情感性投资与工业商贸项目引入，促进了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民俗传统在民间社会传承延续，民间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人情礼俗给现代社会生活带来了困扰，比如互相攀比、价码不断抬高的人情往来费用，因人情而滋生的干预社会公正的弊端，这些都需要在传承优良礼俗时予以抑制与避免。我们要重视以人情社交礼俗传统为基础，融合现代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精神，重建与增进家庭、村落、社区的亲密关系，特别是让远离故乡的新城市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礼仪传统的现代转化，如传统节日的社区成员聚会、邻里间相互关爱等，在城市住宅区重新获得家园感。
第二，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传承与转化。人生仪礼是生命个体经过仪式洗礼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在日常家庭性的生命保育仪式上，传统表现比较活跃。诞生礼是人生经历的第一道仪礼。为了祝贺新生命的诞生与护佑新生命的健康，满月礼表达的是对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与祝福，周岁礼充满了对幼儿未来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养成礼，在一些地区，幼儿上学发蒙之际，要举办开笔礼与启蒙礼，这是人生第一课。在开笔仪礼上，幼儿学写的第一个汉字是“人”，一撇一捺支撑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将教化的理念渗入礼仪中，这是真正的人生启蒙礼。
成年礼是人生仪礼的重要环节。传统冠礼虽然已经大面积消失，但农村的成年礼俗还不同程度存在，比如广东潮州的十六岁“出花园”、福建泉州“做十六岁”等，依然是家庭大事。但当代社会的成人目标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生命个体的成长更多面向社会。在城市中学，往往通行十八岁成年礼。作为个体生命走向社会生命标志的成年礼，需要有特定的仪式时空，以文化象征的提示促成青年的自我觉醒，进而实现其人生价值与意义。传统冠礼举行的时空，以家族、自然时序为依据，一般正月新春在家庙举行，强调生命成长与天道节律的协调。当代社会，成年礼举行的时空选择，自然要考虑培育新人的伦理需要与现实生活节奏需要，这同样符合传统“成人之道”。因此，成年仪式活动时间的选择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时间，将受礼者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国家历史命运的记忆相结合；二是适应学校教育的时间节奏，选择在开学季的春天举行成人仪式。仪式空间的设置同样十分重要，成年礼作为一种宣布告别青少年时期、迈入成年社会的过渡仪式，仪式的空间设置要能够营造出神圣与庄严的仪式感，能够唤起受礼者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从小家庭走入大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成年礼可选择在地方公共文化空间中举行，如具有特殊历史传统意义、地标特征明显的纪念广场、孔庙、古迹遗产地、祭坛等。通过仪式互动，受礼者可以感知民族文化的魅力，增进民族文化认同。“不负韶华，担责当行”“十八而志，青春万岁”的成年礼刻在受礼人心中，能够为其终生向上提供精神动力。
婚丧礼仪是人生的重要礼仪。近代以来，婚丧礼俗成为传统礼仪与当代社会生活融合转化的重要载体。传统婚丧礼仪基于传统家庭结构，重视家庭关系的缔结与慎终追远。婚丧礼俗中的家庭伦理原则与仪式主要环节仍然活态存在于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当代婚丧礼俗已经发生了变化，礼仪举行的时空已经与当代社会协调适应。村落社区大都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现代社会治理原则下，烦琐与铺陈的传统仪式显著减少，在节约人力、物力，凸显现代文明礼仪上，各地有许多新尝试。婚丧礼仪传统中祝愿婚姻美好与庄重送别亡人的仪式依然保持。在当代社会，传统礼仪转化融合在现代生活场域和仪式环节中，人生礼仪实践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鲜活与多样状态。
第三，节日礼仪的回归与更新。节日礼仪是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岁时节日为人们回归传统提供了时空平台，人们在节日礼仪中体认、享受与传承传统，传统也利用节日礼仪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春节回家团圆、敬拜祖先，强化家庭伦理与情感传统，邻里互访，增进社区团结。清明祭祀先人与为国牺牲的烈士，通过虔诚的祭拜礼仪，感恩先人与先烈，传承家国情怀。端午以纪念屈原等爱国先贤的礼仪，强化人们的历史伦理与爱国精神。中秋的赏月与团圆庆贺礼仪主题让自然与人伦传统得到强化。重阳节是中国的敬老节，重阳敬老祈寿礼仪传统在当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关爱老人成为当代文明的重要表现。传承重阳敬老礼仪，动员各方社会力量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老年人的敬重与关怀，更能体现当代社会文明程度，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当代公共生活中礼仪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礼仪文化是日常生活秩序与精神传承的习俗保障，在今天的公共生活特别是国家治理层面，礼仪文化同样十分重要。我们有自先秦以来影响深远的完整的国家礼仪体系，吉、凶、宾、军、嘉“五礼”共存，不仅规约个人在国家、社会人生重要时刻的行为与情感，而且对于民族认同产生了巨大作用。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领域与重大节庆场合，传承与弘扬传统礼仪文化，可以有效地展示社会政治伦理，汇聚民心，树立国家文明形象。国家是人民的共同体，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度，人民的礼仪文化传统自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国家礼仪文化。“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礼论》）。国家在大政小情、内政外交上率先垂范，遵守、实践礼仪文明，不仅有助于在国内外树立良善的国家文明形象，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国家公共生活中礼仪礼典建设，有任职宣誓仪式，有元旦新年、春节新年的致辞与庆贺仪礼，有先烈纪念日的礼敬仪式，有清明祭扫英烈的活动等，特别是在人民遭遇重大灾难后，举行肃穆庄严的全国哀悼活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部分一线医护工作者与感染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国家在清明节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这一顺人心合人情的仪式的举行，不仅为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精神与情感助力，而且提升了我国的国家文明形象。“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2021年中国成立100周年庆典都是盛大庄严的，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由此可见，礼仪文化对于构建现代国家文明具有重大价值与特别意义。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国度，我们有着制礼作乐的悠久传统。丰厚的礼仪文化理论积累与历代传承的礼仪实践，构成了礼仪之邦的文化表征，通过融合与转化，礼仪也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文化是自古及今中国社会整合与文明进步的文化要素。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优秀礼仪文化具有夯实中国文明与温润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文化基础。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其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因外来民族的入侵而灭亡,也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被扰乱。她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中有“礼”一以贯之地存在。“礼”,最初是用来调节人神关系的,后来扩展到人,最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俗”,则是大家认同的、没有明文规定却又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礼与俗的结合,即是“礼”通过民间风俗表达着自己的精神原则,民间风俗吸取礼的形式,制定规范社会行为的条例俗规。汉画像作为汉代祭祀性丧葬艺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生产能力、战争方式、道德观念、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必有“礼俗”的反映。一、祭祀天神(一)祭祀太乙神
据学者考证,早期楚人崇奉的神祇主要是日神兼农神炎帝和火神兼雷神祝融。降至战国,由于君主制的加强和天文知识的增进,楚人开始信仰“太乙”神,并视其为全天最尊的上皇。“太乙”又称“太一”,其祠在东,故又称“东皇太一”。《楚辞·东皇太一》曰: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饵,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桴兮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据此可知,祭祀东皇太一的仪式庄严而隆重,既要选定吉日,又要进献蕙肴、桂酒等祭品,并要用乐。《史记》中的封禅书及天官书均言:天神最尊者为太一或泰一。《汉书·郊祀志下》载:“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淮南子·本经训》对太乙神更有增饰之词:“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可知,汉承楚俗,仍然信仰太乙神。
河南南阳石墓汉画像图
198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南阳市西郊麒麟岗上发掘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时发现的天文画像对此多有反映。此巨型画像雕刻在前墓室顶部的九块条石上,整幅画像,中部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中央天帝,左端为女娲及南斗六星,右端为伏羲及北斗七星。画间还饰以密集的云气纹。端坐于画像中央的人,头戴冠,冠上有山字形装饰物,面部虽未被刻画出来,但此人被“四神”环绕,左右两边又有象征天、地、阴、阳的伏羲女娲二神,画像的这些特征正好与文献中的太乙神相吻合,可以肯定,画像中央之人就是中央天神——太乙。由此可见流行于汉代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和引魂升天观念对汉代人的影响,以及汉代人控制自然、把握自身命运和死后早日灵魂升天的强烈愿望。(二)祭祀风伯、雨师
风伯、雨师早在先秦时期就是人们所崇奉的神灵。雨神的最初形象是龙蛇。神话传说中的应龙就具有呼风唤雨的神性,《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应龙是黄帝时代人们所祭祀的雨水神;该书还记载风伯、雨师曾协助蚩尤纵大风雨,和黄帝作战。蚩尤在古代是“兵神”、“战神”的代称,能够做战神的伙伴,风伯、雨师呼风唤雨的能力可想而知。《周礼·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由此可知,神话传说时代以来,风伯、雨师就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
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祭意篇》中说:“群神谓风伯、雨师、雷公之属。风以摇之,雨以润之,雷以动之,四时生成,寒暑变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恶,四方,气所由来。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先民的这些原始崇拜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人们意识到农业的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从而产生了对风伯雨师的原始崇拜。
《汉书·郊祀志上》云:“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后汉书·祭祀志下》亦云:“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豕。”可见,风伯、雨师在秦汉时代已成为国祭祭祀的重要神祇之一。
河南南阳石墓画像“风雨图”
河南南阳及山东武氏祠画像中均有风伯、雨师的画像。考古工作者在南阳王庄发掘的画像石墓中有一幅“风雨图”:画面上部刻的是三人共曳引一车,车上一驭者双手挽缰,另一神人端坐车上。车轮以五星联线组成。画面下部有四神人,头发甩在一旁,怀中均抱一大口罐,罐口向下作倾倒状,水流似瀑布倾泻而下。图右一巨人,赤身,双腿跪地,张口作吹气状。我们认为画中那持罐倒水的四神为雨师,张口吹气者即风伯。
山东武梁祠石室画像
山东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第二层画像石中亦有风伯、雨师画像:图中一车,车上树鼓,一人持槌敲击,当为雷公。车后有一神人张口吹气,即风伯。图右一双龙形的拱门——当为长虹形象。虹上方有一人,一手持鞭,一手举罐,罐口朝下作倾倒状,画中部有两人,一人持高领壶,一人抱大瓮。此三人举罐、持壶、抱瓮,当为雨师正在布雨。
“三人布雨场景”
在汉代,不但设祠、庙祭祀风伯、雨师,而且将其作为画像题材雕刻于祠堂、墓室之中,使之成为人们灵魂升天的保护神。这充分反映了汉代人的宇宙观以及人们对风雨这些自然神的崇拜。二、祭祀地祇(一)祭社
社,即社神,又称社稷之神、土地之神(国家祭的社为社稷神,庶民祭的社为土地神)。《说文解字·示部》云:“社,土地神主也,从示土。”段玉裁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今人谓社神为社公……社者,神地之道。”《玉篇》云:“社,土地神主。”立土地神主的目的是祭祀,故具有对某地上社神的祭祀权,也就代表了其具有该土地的所有权。《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故各时代统治者都将立社、祭社看成国之大事,凡建邦立国,必先置社。《汉书·郊祀志上》载:“(高祖时)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郑玄注曰:“枌榆,乡名也。社在枌榆。”这是汉初即存在祭社之俗的明证。《后汉书·祭祀志下》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而郡县及里社之祭大概只能用羊豕,“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可知汉代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祭社之俗,并且主祭者身份不同,其所在祠社的规模、祭礼也有等级差别。
从礼制,祭社之处必植树。《初学记》卷十三引《尚书·无逸篇》曰:“大社惟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为槐。”《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汉书·郊祀志》:“及高祖祷丰枌榆社。”颜师古注曰:“此树为社神,因立名也。”
在汉代画像中,刻画有各类不同的树木图案,这类树木图案或作为主题纹饰单株独处,或列树成林,也有的是作为画面的一部分,甚至仅作装饰补白之用,其共同特征是:树干挺拔向上,干支区别明显,分枝无论刻画多少,均呈斜向上伸,树顶呈锥状,且多栽植于坛台之上。据郑同修先生考证:“汉画中的是类摹画或与我国古代立社﹑祭社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树下的土台或即`封土为坛'之坛,而坛上所植树木,大概即属社树之类了。”由此可见,画像中的树木图案是汉代存在祭社之俗的反映。
农耕时代,土地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故立社神,它成了人们信仰的基础,人们认为收成﹑灾祸与社神息息相关,如果照顾不周,就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特别是在“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及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汉代,人们为了求得死后的安宁﹑享受以及早日羽化升仙而普遍举行社祭,这样,社祭题材在汉画中多有反映也就不足为奇了。(二)傩祭
傩是上古初民用来驱鬼除疫的一种禳祭活动,它反映了上古人类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周礼·方相氏》记载周代宫廷傩祭活动时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注曰:“时难(傩),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傩),却凶恶也。”《礼记·月令》记载有三时之傩:“季春之月,……命国难(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傩),……以送寒气。”《论语·乡党》亦有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傩时孔子要着朝服,可见傩所具有的礼仪性质。先秦文献中只见春傩、秋傩、冬傩,以冬傩为最,故冬傩又称大傩。而方相氏则是先秦时期傩祭中假扮傩神的人,面目狰狞。到了汉代,傩仪驱疫活动仍然存在。《后汉书·礼仪志中》载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驱恶鬼于禁中。……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这里所记载的大傩是先秦大傩的遗留,由此也可知汉代傩祭的具体细节。
沂南石墓汉画像图中的“羽人”及“大傩”形象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的大傩图展示了方相氏及十二神兽驱鬼逐疫的场面,画面上雕刻有十几个面目狰狞、身长毛羽的神兽在驱逐异兽(疫鬼),有的正在追杀,有的正在吞食,异兽四散逃奔。南阳汉画像石中虽然没有发现完整的大傩图,但有许多驱邪逐疫的画像,刻有神兽驱赶怪兽的画面。有的画像中刻有打鬼的头目方相氏,有的画像中刻有大傩中十二神兽之一。在南阳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中还能看到似人似熊的形象,这就是傩仪中的方相氏;《南阳汉代画像砖》图181中,左有一熊,人立,这是汉画中常见的神兽方相氏。这些画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汉代大傩之俗。
《南阳汉代画像砖》 图181、182、183
春秋战国时,天﹑地﹑人相互贯通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神秘主义在追求理智的人中渐渐散去,但是,由于汉代“天人感应”﹑谶纬之风的存在,人们在关心天道﹑世道和人道,并希望解除生活困厄的同时,仍把傩仪作为象征的仪式进行祈禳活动,使被作为象征仪式的傩祭仍具有神秘色彩。三﹑祭祀人鬼(一)祭祀祖先
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祖先崇拜”而整合成较为固定的社会群体,国家形成以后,祭祀祖先仍是“国之大事”,这种“祖先崇拜”的习俗,在古代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固化为“礼”。《礼记》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祭祀“天(上帝)”虽然摆在祭祀祖先之前,但当时,“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郑玄对此注曰“周人尚左”。可见祭祀祖宗神还是首要的。
汉代人的观念中,死亡已不是令人恐惧的生命终结,死后住在地下世界的祖先灵魂,仍然向往和怀念着人间的一切,可以回到修建在人世间的祠庙中来,享受子孙家人精神和物质的献祭。人们认为墓地和祠堂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人鬼之间思想上的交流,伦理感情上的融合,通过祭祀得到实现。
汉代孝道观念及鬼神思想盛行,当时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要上冢祭祀先人、亲友或古代圣贤,祭祀祖先之风盛行。据史书记载,光武十八年、永平七年、元和中、永元十年等,东汉的帝王曾回南阳章陵祭祀祖先。《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六年“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顾炎武《日知录》亦云:“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就出土有祭祖画像,上刻有墓祀图。山东宋山1号小祠堂后壁为“祠主受祭图”。画面分两层,左方为一栋两层楼房,楼下一人头戴进贤冠,面向右,手伸前,坐在绣花墩上,当为“祠主”。他面前有二人向其跪拜。男主人身后一仆人,一手持板,一手抱锦囊。楼上,女主人正面端坐,两边各有两个侍女手拿铜镜、布巾之类向着女主人。楼外左右各一阙,左阙下二人,右阙下一人,均举板似谒见。左阙上有一人执三株果树。右阙上有三人,一人向楼,二人手执弓箭射鸟。祠主子孙树下射鸟的场面,可能与墓地祠堂中的祭祖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祠主受祭图
(二)祀高禖
祀高禖,属于祈子礼。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各国就有春季祭祀高禖之神的习俗。《礼记·月令》云:“是月(仲春之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郑玄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娀简吞之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者,神之也。”《诗经·大雅·生民》记述郊祀祈嗣的目的是“以弗无子”,可见高禖之祭由来已久。祀高禖之俗传之汉代,其隆重情况一如其前,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神名也。……所以祈子孙祀也,后妃将嫔御,皆会于高禖,以祈孕妊。”《后汉书·礼仪志上》:“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南阳市唐河县针织厂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形象
南阳市唐河县针织厂画像石墓出土有巨人或力士拥抱女娲伏羲的画像,显然有撮合婚姻以求子之意,此巨人就是当时高禖的形象。而在山东嘉祥县花林村出土的祠堂西侧壁石画像中亦有一个戴山形冠、双手抱着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的高禖之神形象。可知,汉代存在祭祀高禖,祈求上天保佑子孙后代人丁兴旺、家族永远繁荣昌盛的习俗。
山东嘉祥县花林村出土的祠堂西侧壁石画像
汉画所呈现出来的汉代祭祀礼俗,与先秦时期的祭祀礼俗一脉相承,同时,受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汉代人们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之风盛行。大量的汉画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提供了新资料,同时通过对汉画中有关祭祀礼俗资料的研究,可以管窥汉代人们的精神信仰,再现汉代人们的精神生活。
节选自李建新《从汉画像看汉代的祭祀礼俗》，《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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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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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
其实再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现在的你也很傻
所以 敬过往一杯酒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请务必努力赚钱，钱不会辜负你。
带着过往/走向人群/愿平安如愿。
ᵀᵃᵏᵉ ᵗʰᵉ ᵖᵃˢᵗ / ʷⁱˢʰ ᵖᵉᵃᶜᵉ ᵃˢ ʸᵒᵘ ʷⁱˢʰ.
每一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都要好好生活。
永远喜欢简单又真诚的人 我的爱从不和 差点意思的人
有风听风 下雨看雨 生活并没有深意 幸福和遗憾都藏在生活里
幸福有三大要素：愚蠢、自私、身体健康。
爱的本质就是无止境的分享欲 你愿意和我分享日常的时候 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喜欢花的人会去摘花 然而爱花的人会去浇花 所以喜欢与爱 怎能相提并论
END
“睡一个长长的觉，做一个甜甜的梦，删除所有的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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