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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名将极具传奇,官至的副手,为何仅授大校?

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山东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是,1955年第一次大授衔时,山东走出来的开国将军最高军衔只有3位中将,没有1位上将。但这丝毫不影响山东在抗战时期涌现出很多传奇色彩的抗日名将,比如胶东抗日英雄于得水。

抗战时期的山东,流传着“陕北有刘志丹,山东有于得水”的歌谣。

在胶东地区,于得水和他的抗日队伍屡败屡战,但始终没有被日伪军消灭,这一点和坚守海南23年大旗不倒的冯白驹很相似。在艰苦的敌后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于得水身经上百战、前后13次受嘉奖、7次重伤,以至于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晋升之路。

在作家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里,于得水是团长于得海的原型;在《山菊花》里,于得水是队长于震海的原型。1958年,周公在接见冯德英时说:刚到延安,我就知道昆嵛山,知道于得水。

作为山东最具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于得水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也曾经给开国上将当过副手。但是,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于得水仅授大校军衔,是不是有些偏低呢?

1965年《苦菜花》剧照

提到山东抗战,就不能不提1937年底1938年初的十大抗日起义。

在这十大起义中,最著名的有3个:胶东地区文登县天福山起义,长山、桓台、淄博交界处的黑铁山起义,以及泰山南麓的徂徕山起义。但是,早在天福山起义前2年,于得水就参加了武装暴动。

于得水,原名于作海,1906年5月出生于山东文登一个贫农家庭。

于作海的父亲兄弟三个,于作海父亲排行老大。于作海的爷爷、奶奶和两个叔叔不是饿死就是累死,于作海一家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得非常挣扎。于作海18岁外出拜师学艺,练就一身好武艺,26岁那年加入组织并拉起了10几人的游击队。

这一年大年正月十八的晚上,于左海和几个党员在家里开会被反对民团包围。

尽管于左海等人幸运脱险,但是他的家人却惨遭株连:母亲被坏人殴打致死,父亲身负重伤,孩子也被吓死了。于作海化名林得胜,在周边乡村隐蔽战斗了一段时间后,又辗转到了东北地区。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从东北回来的于作海参加了理琪领导的武装暴动,并担任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大队长。这支只有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屡屡袭击当地反对武装,让敌人焦头烂额。

但是,在优势敌人围剿下暴动还是失败了,于作海带领剩余20多人退入昆嵛山。

天福山起义纪念碑

1937年12月24日,于作海和战友们终于盼来了天福山起义。

也是在这一天,于作海郑重向参加武装起义的战友们宣布:“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改名于得水,我们游击队员是一条条鱼,而乡亲们就是养活我们的水,我们这些鱼什么时候也不能离水。”

武装起义后,于得水任山东人民抗日救第三军一大队大队长。

随后,第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为山东游击第五支队,由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委。五支队下辖5个团,于得水是63团团长,建国以后,和于得水同级的干部大多被授予少将军衔,像他的搭档张玉华,61团政委刘仲华、61团1营政委张玉华,62团政委李耀文、政治处主任张加洛等。

1939年9月,山东纵队整编,于得水和63团缩编为13团3营。

紧接着,于得水在护送黎玉到胶东途中,在临朐五井遇到日军青州守备队围攻山东纵队1支队。于得水协同1支队消灭日军40余人伪军120余人,取得了山东敌后抗战2年来最模范的一次胜利。

1940年3月,于得水和13团3营参加了孙祖战斗,被指挥这次战斗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亲自奖励9挺机枪和7000发子弹,徐向前称赞于得水:“不但会打游击,打硬仗也很有一套。”

于得水(前排左三)在胶东军区

一个月后,于得水和3营从鲁西平原护送百余名红军干部到胶东。

当护送队到达临淄县以南的北高阳村时,突遭300多日军和一部伪军的包围。

习惯了山地作战的3营一时间不适应平原村庄作战。于得水临危不乱,借助老百姓围墙上的缝隙当枪眼和日伪军逐户争夺,节节抵抗。坚持到午夜时分,趁日伪军害怕野战带领3营突围而出。

于得水和3营护送的100多名红军干部,其中就有不少后来的开国将军,如五支队副司令员、开国中将吴克华,还有开国中将聂凤智,开国少将廖海光、贾若瑜、王奎先、官俊亭等人。

回到胶东以后,于得水升任13团团长。秋季整训后,调任山纵5旅14团副团长,此时14团没有团长,部队也扩展到2300多人。1941年初,于得水14团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顽军“抗八联军”2000余人,一举解放昆嵛山,并巩固了东海抗日根据地。

1941年10月,多次重伤的于得水调任胶东1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分区司令员刘涌,政委仲曦东,参谋长张怀忠,政治处主任张少虹,建国后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作为分区副司令员的于得水,在1955年9月授少将也没有问题。

于得水、仲曦东、刘涌等合影

1943年3月,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委。

一元化的山东根据地划分为鲁中、鲁南、胶东、清河、滨海、冀鲁边6个军区,山东八路军统编为13个主力团。于得水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搭档司令员、政委林浩等人。

这年秋,于得水在玉林店北小院阻击战负伤,藏到海阳所赵家庄村肖太典家里养伤。

司令员不放心他的伤势,带着警卫员陪他一起住了3天,结果被汉奸盯上了。第4天的一大早,伪乡长姜朴初闯进肖太典家,通知肖太典家里藏的八路军赶快转移.日伪军马上就到了。

于得水和等人跑了20多里路,翻山越岭到海边上了姜国元的渔船,又在海上漂泊了三四天,终于躲过日军的大搜捕。后来,上将回忆起这惊险一幕,还不忘开玩笑:“跟着你于得水,没被鬼子打死,可是在海里漂了三四天,野一点就喂了鲨鱼。”

于得水在胶东敌后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个说法:烟台、威海等地日军公开叫嚣,只要能击毙或者活捉于得水,日军愿意伤亡一个大队。能让惜命如金的日军豁出这么大代价,可见抗日英雄于得水对他们的压迫感。

1945年10月,美军舰侵入烟台港,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于得水指挥部队成功袭击崆峒岛张立业部,成功粉碎了了美军企图用军舰运送蒋军登陆山东、抢占抗日胜利果实的阴谋。

开国大校于得水

解放战争时期,于得水一直在胶东1分区任上,多少影响了战功。

1949年4月,于得水也随大军南下,出任浙江6军分区司令员,开始了肃清土匪的战斗。第二年5月,于得水调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委主任。1955年,于得水被授予大校军衔。

应该说,当年胶东军区的政委林浩、老红军贾若愚、东海分区司令员刘涌等人,1955年9月授开国少将,于得水以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岗位授开国大校,并没有偏低。

但是,考虑到于得水的巨大影响和突出贡献,没有被授予少将,的确让人意难平。

据说,当年患难与共的老伙计提出要给他争一争。可是于得水淡然一笑:咱们闹革命可不是为了争官,军衔大小跟为人民服务关系并不大。

这句话让性格粗犷的上将听了很感动:高风亮节。

在山东

但让人遗憾的还是英雄的结局:1961年,于得水转业,任安徽民政厅副厅长。6年以后,这位抗日英雄冤死在狱中,1979年2月平反昭雪。

一根稻草绳,道高化作龙。从此骑鲸去,虽死亦鬼雄。

画坛巨匠赖少其先生给于得水题写的这四句诗,寄托着人们对这位抗日英雄的崇敬与追思。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

山东抗日名将极具传奇,官至的副手,为何仅授大校?

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山东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是,1955年第一次大授衔时,山东走出来的开国将军最高军衔只有3位中将,没有1位上将。但这丝毫不影响山东在抗战时期涌现出很多传奇色彩的抗日名将,比如胶东抗日英雄于得水。

抗战时期的山东,流传着“陕北有刘志丹,山东有于得水”的歌谣。

在胶东地区,于得水和他的抗日队伍屡败屡战,但始终没有被日伪军消灭,这一点和坚守海南23年大旗不倒的冯白驹很相似。在艰苦的敌后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于得水身经上百战、前后13次受嘉奖、7次重伤,以至于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晋升之路。

在作家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里,于得水是团长于得海的原型;在《山菊花》里,于得水是队长于震海的原型。1958年,周公在接见冯德英时说:刚到延安,我就知道昆嵛山,知道于得水。

作为山东最具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于得水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也曾经给开国上将当过副手。但是,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于得水仅授大校军衔,是不是有些偏低呢?

1965年《苦菜花》剧照

提到山东抗战,就不能不提1937年底1938年初的十大抗日起义。

在这十大起义中,最著名的有3个:胶东地区文登县天福山起义,长山、桓台、淄博交界处的黑铁山起义,以及泰山南麓的徂徕山起义。但是,早在天福山起义前2年,于得水就参加了武装暴动。

于得水,原名于作海,1906年5月出生于山东文登一个贫农家庭。

于作海的父亲兄弟三个,于作海父亲排行老大。于作海的爷爷、奶奶和两个叔叔不是饿死就是累死,于作海一家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得非常挣扎。于作海18岁外出拜师学艺,练就一身好武艺,26岁那年加入组织并拉起了10几人的游击队。

这一年大年正月十八的晚上,于左海和几个党员在家里开会被反对民团包围。

尽管于左海等人幸运脱险,但是他的家人却惨遭株连:母亲被坏人殴打致死,父亲身负重伤,孩子也被吓死了。于作海化名林得胜,在周边乡村隐蔽战斗了一段时间后,又辗转到了东北地区。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从东北回来的于作海参加了理琪领导的武装暴动,并担任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大队长。这支只有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屡屡袭击当地反对武装,让敌人焦头烂额。

但是,在优势敌人围剿下暴动还是失败了,于作海带领剩余20多人退入昆嵛山。

天福山起义纪念碑

1937年12月24日,于作海和战友们终于盼来了天福山起义。

也是在这一天,于作海郑重向参加武装起义的战友们宣布:“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改名于得水,我们游击队员是一条条鱼,而乡亲们就是养活我们的水,我们这些鱼什么时候也不能离水。”

武装起义后,于得水任山东人民抗日救第三军一大队大队长。

随后,第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为山东游击第五支队,由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委。五支队下辖5个团,于得水是63团团长,建国以后,和于得水同级的干部大多被授予少将军衔,像他的搭档张玉华,61团政委刘仲华、61团1营政委张玉华,62团政委李耀文、政治处主任张加洛等。

1939年9月,山东纵队整编,于得水和63团缩编为13团3营。

紧接着,于得水在护送黎玉到胶东途中,在临朐五井遇到日军青州守备队围攻山东纵队1支队。于得水协同1支队消灭日军40余人伪军120余人,取得了山东敌后抗战2年来最模范的一次胜利。

1940年3月,于得水和13团3营参加了孙祖战斗,被指挥这次战斗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亲自奖励9挺机枪和7000发子弹,徐向前称赞于得水:“不但会打游击,打硬仗也很有一套。”

于得水(前排左三)在胶东军区

一个月后,于得水和3营从鲁西平原护送百余名红军干部到胶东。

当护送队到达临淄县以南的北高阳村时,突遭300多日军和一部伪军的包围。

习惯了山地作战的3营一时间不适应平原村庄作战。于得水临危不乱,借助老百姓围墙上的缝隙当枪眼和日伪军逐户争夺,节节抵抗。坚持到午夜时分,趁日伪军害怕野战带领3营突围而出。

于得水和3营护送的100多名红军干部,其中就有不少后来的开国将军,如五支队副司令员、开国中将吴克华,还有开国中将聂凤智,开国少将廖海光、贾若瑜、王奎先、官俊亭等人。

回到胶东以后,于得水升任13团团长。秋季整训后,调任山纵5旅14团副团长,此时14团没有团长,部队也扩展到2300多人。1941年初,于得水14团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顽军“抗八联军”2000余人,一举解放昆嵛山,并巩固了东海抗日根据地。

1941年10月,多次重伤的于得水调任胶东1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分区司令员刘涌,政委仲曦东,参谋长张怀忠,政治处主任张少虹,建国后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作为分区副司令员的于得水,在1955年9月授少将也没有问题。

于得水、仲曦东、刘涌等合影

1943年3月,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委。

一元化的山东根据地划分为鲁中、鲁南、胶东、清河、滨海、冀鲁边6个军区,山东八路军统编为13个主力团。于得水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搭档司令员、政委林浩等人。

这年秋,于得水在玉林店北小院阻击战负伤,藏到海阳所赵家庄村肖太典家里养伤。

司令员不放心他的伤势,带着警卫员陪他一起住了3天,结果被汉奸盯上了。第4天的一大早,伪乡长姜朴初闯进肖太典家,通知肖太典家里藏的八路军赶快转移.日伪军马上就到了。

于得水和等人跑了20多里路,翻山越岭到海边上了姜国元的渔船,又在海上漂泊了三四天,终于躲过日军的大搜捕。后来,上将回忆起这惊险一幕,还不忘开玩笑:“跟着你于得水,没被鬼子打死,可是在海里漂了三四天,野一点就喂了鲨鱼。”

于得水在胶东敌后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个说法:烟台、威海等地日军公开叫嚣,只要能击毙或者活捉于得水,日军愿意伤亡一个大队。能让惜命如金的日军豁出这么大代价,可见抗日英雄于得水对他们的压迫感。

1945年10月,美军舰侵入烟台港,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于得水指挥部队成功袭击崆峒岛张立业部,成功粉碎了了美军企图用军舰运送蒋军登陆山东、抢占抗日胜利果实的阴谋。

开国大校于得水

解放战争时期,于得水一直在胶东1分区任上,多少影响了战功。

1949年4月,于得水也随大军南下,出任浙江6军分区司令员,开始了肃清土匪的战斗。第二年5月,于得水调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委主任。1955年,于得水被授予大校军衔。

应该说,当年胶东军区的政委林浩、老红军贾若愚、东海分区司令员刘涌等人,1955年9月授开国少将,于得水以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岗位授开国大校,并没有偏低。

但是,考虑到于得水的巨大影响和突出贡献,没有被授予少将,的确让人意难平。

据说,当年患难与共的老伙计提出要给他争一争。可是于得水淡然一笑:咱们闹革命可不是为了争官,军衔大小跟为人民服务关系并不大。

这句话让性格粗犷的上将听了很感动:高风亮节。

在山东

但让人遗憾的还是英雄的结局:1961年,于得水转业,任安徽民政厅副厅长。6年以后,这位抗日英雄冤死在狱中,1979年2月平反昭雪。

一根稻草绳,道高化作龙。从此骑鲸去,虽死亦鬼雄。

画坛巨匠赖少其先生给于得水题写的这四句诗,寄托着人们对这位抗日英雄的崇敬与追思。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

把人绑在飞机上扔炸弹,胡编乱造的吧?徐帅的老搭档真就这么干过

#头条创作挑战赛#中央电视台最近正在重播电视剧《铁血红安》,红安籍战将刘铜锣由赵文卓饰演。

电视剧里,刘铜锣把自己绑在飞机上,他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让一架侦察机活生生地变成了一架“轰炸机”。

不过,这个情节却引起了许多观众的诟病,不少人因此把《铁血红安》称为“神剧”。

殊不知,当年在湖北黄安城,徐向前元帅的老搭档陈昌浩真就这么干过!

电视剧《铁血红安》剧照

众所周知,刘铜锣是个虚构的人物,他的身上有许多红安籍将军的影子,比如:

原中南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开国少将刘福胜将军;

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开国中将秦基伟将军。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红安籍将军的故事被嫁接到了刘铜锣身上,比如,“把自己绑到飞机上,向敌人扔手榴弹”,英雄的原型人物就是陈昌浩。

陈昌浩搭乘的那架飞机则是一架美制“柯塞”式轻型侦察机。

阴差阳错,鄂豫皖红军意外收获我军历史上第一架飞机。

1931年4月,空军一架美制“柯塞”式侦察机从武汉起飞,在飞往开封途中,飞机突然遇到大雾。

因为迷航,这架飞机耗尽了油料,阴差阳错地迫降落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宣化店地区。

正在放哨的赤卫队员随即将飞机包围起来,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缴获了这架飞机,俘虏了飞行员龙文光。

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徐向前的命令,红军指战员把飞机“大卸八块”,然后运到了河南新县新集。

如何处置这架飞机,如何安置飞行员龙文光,徐向前参谋长的指示是:“飞行员要留下来,飞机要让它飞起来”。

老照片 红四方面军战士

徐向前把龙文光请到指挥部,初见徐向前的时候,龙文光的心情非常紧张,他不知道红军会如何处置自己,甚至做好了“赴死”的思想准备。

可是,与徐向前参谋长一番对话下来,龙文光看到了“生”的希望。

徐向前首先自我介绍道:“我叫徐向前,是红四军参谋长,你不用害怕,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

听到“徐向前”三个字,龙文光眼睛一亮,在此之前,龙文光不止一次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

龙文光知道,曾经悬赏10万大洋取其首级;龙文光还知道,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要论辈分,自己应该称徐向前为“学长”。

龙文光曾经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黄埔军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时候,龙文光毅然投笔从戎,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1926年1月,龙文光从黄埔军校毕业,此后,他先后就读于广东航校、苏联第二航空学校,学成归国后,龙文光担任了“中央军校”航空班飞行教官。

见到黄埔“学长”,龙文光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于是一句话脱口而出:“学弟久闻学长大名,学弟在此向学长问好。”

徐向前参谋长笑着说:“喔?你也是黄埔的?你是第几期的?”

龙文光说:“我叫龙文光,黄埔第三期步兵科的”。

“那好,既然是黄埔校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不需要拐弯抹角了”,徐向前参谋长说。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交谈中,龙文光对红军的偏见、戒备一扫而光。

当徐向前邀请他加入红军的时候,龙文光没有太多迟疑,愉快地接受了徐向前代表红军向他发出的邀请。

龙文光随后被安排在红四军军部,成为徐向前参谋长手下的一名参谋,耳濡目染之下,龙文光逐渐认可了一个事实:红军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龙文光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龙赤光。

在龙文光建议下,徐向前参谋长决定修复那架飞机,他给龙文光找来十几个帮手,大家没日没夜忙活了好几天,终于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了起来。

飞机组装好之后,龙文光给机身涂上一层银灰色的油漆,又在机翼上精心描绘了两颗红星,就这样,中国工农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

不久之后,这架飞机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列宁号,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首个航空局。

经徐向前提议,龙文光担任了航空局首任局长,航空局政委则由曾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钧同志担任。

航空局成立以后,龙文光、钱钧带领红军战士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占地百余亩的飞机场,同时建了两个备用机场,分别位于湖北黄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安徽湖北两省交界处。

接下来,徐向前又想方设法搞来了航空燃料,一阵忙碌之后,“列宁号”飞机具备了飞行条件。

当时,龙文光被徐向前称为“红军的宝贝疙瘩”,因为龙文光既是航空局局长,又是红军唯一的飞行员,可供使用的飞机也只有一架。

我军第一次“准空战”的来龙去脉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于湖北黄安七里坪,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前刚刚到达苏区的陈昌浩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成立三天之后,徐向前总指挥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作战会,会议的主题为:如何粉碎军队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这一次,动用了15个师的兵力,试图一举“剿灭”红四方面军主力。

徐向前总指挥的对策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的要害部位,这个要害部位就是由第69师驻守的黄安县城。

徐向前安排一部分兵力执行“围城”任务,把“打援”的任务交给了红11师师长王树生。

战斗打响之后,王树声率领红11师构筑了三道防线,计划以一师之力堵住敌人的援军。

敌军第一次来犯的时候,红11师歼灭了敌人一个团,逼迫敌人退回了原处。

10天之后,敌军再度来袭,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足足有8个团,红11师的压力陡然增加。

依仗人多势众、装备优势,敌军一度冲破红11师的两道防线,直逼红11师指挥所。

与此同时,黄安城内的敌人也有了异动,第69师师长赵冠英亲率主力开始突围。

一旦赵冠英与城外的援军会合,红军的“围城打援”计划就将失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就会以失败告终。

紧急关头,王树声亲率师部手枪队、通讯队杀向敌人,徐向前总指挥也把总部手枪营派上了火线。

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可不简单,这支部队是徐向前轻易不出手的一张“王牌”,手枪营一旦出动,说明情况已经非常危急。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王牌”部队,手枪营的装备水平也是全军最高的,手枪营拥有大量机枪,每个战士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

更关键的是,手枪营的战士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他们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另外还有一点,手枪营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黄安人。

开国中将秦基伟当时担任手枪营2连连长,在那场战斗中,秦基伟领着一帮黄安子弟猛打猛冲,即便子弹在身边“嗖嗖”而过,战士们也毫不在意,奋勇向前。

秦基伟将军后来回忆说:“黄安人特别要强,我们不怕死,对名声也特别在意”。

秦基伟将军尤其强调说:“在黄安打仗,我们谁都不愿意给家乡父老丢人,因此,战士们的战斗意志特别旺盛”。

有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红军将士奋力拼搏下,敌人的援军溃不成军,退回远处,赵冠英的突围行动也宣告失败,被迫撤回黄安城内。

战局由此转危为安,赵冠英不再有突围的念想,只能据城死守,部队所需的粮食和武器则寄希望于空军投援。

然而,几天之后,赵冠英彻底绝望了,他没有等来空投物资,却等来了红军的“空袭”。

而执行“空袭行动”的不是别人,正是龙文光和胆略过人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晚年时期的陈昌浩

陈昌浩把侦察机当成了“轰炸机”!

如何彻底打垮据城死守的赵冠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陈昌浩说:“我们的‘列宁号’可以派上用场了,我想飞到黄安去,给敌人来一次空中打击。”

徐向前总指挥说:“‘列宁号’是侦察机,搞不了‘空袭’,总不能往下面扔手榴弹吧?”

陈昌浩说:“没问题,我把炸弹带上飞机,‘列宁号’飞到黄安上空之后,我把炸弹投下去不就行了吗?”

陈昌浩说:“如果投弹成功,肯定会给敌人的心理造成强烈的打击。”

最后,陈昌浩说服了徐向前总指挥,一场举世罕见的“空袭行动”随即开始了。

据参加过那场战斗的老战士回忆,陈昌浩带上飞机的是几颗迫击炮弹,也有人说是十几颗手榴弹。

除了迫击炮弹(或者手榴弹),陈昌浩还带上了大量足以瓦解敌人军心的传单。

在电视剧《铁血红安》中,执行“空袭行动”的时候,因为飞机座舱里只能坐一个人,所以,刘铜锣只能把自己绑在了飞机上。

而有老战士回忆说,陈昌浩是坐在飞机里面的,因为“列宁号”侦察机有两个座位。

不管怎么说,陈昌浩确确实实跟着“列宁号”侦察机去轰炸黄安城了。

秦基伟将军是那次“空袭行动”的目击者之一,几十年以后,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

当时,龙文光驾驶“列宁号”飞到黄安城上空,飞机在县城上空盘旋了两圈,第一次,陈昌浩投下了两颗迫击炮弹,第二次,陈昌浩把传单撒了下去。

看到“列宁号”飞机,城里的士兵欣喜若狂,他们以为,这是空军给他们投送“救命物资”来了。

然而,当他们看到从天而降的不是“救命物资”,而是要命的炸弹的时候,官兵顿时慌作一团,抱头鼠窜。

正如陈昌浩预料的那样,“列宁号”的出现,从天而降的炸弹,这些都给守军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陈昌浩扔下的炸弹并不多,即使扔在人群当中,也消灭不了太多的敌人。

但是,这次“空袭行动”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它让黄安城的敌人惶恐不安,军心动摇。

就在敌人一片慌乱之时,红军趁机夺取了紧邻城垣的战略要地,到了这个时候,红军拿下黄安城已经没有太大难度。

当天晚上,绝望中的赵冠英孤注一掷,再次下令突围,结果被正在城外“守株待兔”红军部队悉数歼灭,最后,红军战士在俘虏中揪出了身穿士兵军服的赵冠英。

至此,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以红军大获全胜而告终,红军歼灭了15000多个敌人,缴获了7000余支各式,敌人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

电视剧《铁血红安》剧照

除此之外,此役还开创了我军历史上的两个纪录:

首次攻克由一个师的兵力把守的城市;

首次在战斗中加入了“空地协同、空中打击”。

因此,秦基伟将军曾经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将军开玩笑道:“我军第一次空战是我们红四方面军打的,”

“列宁号”飞机、龙文光和陈昌浩后记

1932年7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为了不让“列宁号”落入敌人手中,龙文光和战友们不得不将“列宁号”飞机就地拆散掩埋。

1951年9月,大别山的老百姓将“列宁号”飞机从山里挖了出来,由于人们缺乏对革命文物的保护意识,“列宁号”飞机未能得到妥善保管,导致大部分“列宁号”飞机零部件散失殆尽,最后只留下机身部分。

全国解放之后,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授予开国元帅军衔。

徐向前元帅

由于特殊时期受到特殊环境的影响,再加上西路军全军覆没等原因,徐向前的老搭档陈昌浩未被授予军衔。

1951年,陈昌浩从苏联回到中国,回国之后,陈昌浩先后担任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务,1967年含冤辞世。

1984年,有关部门重新核查了陈昌浩的问题,郑重决定为陈昌浩同志恢复名誉。

陈昌浩晚年照片

最后说说“列宁号”飞行员龙文光的结局。

当年掩埋完“列宁号”飞机之后,在一次突围行动中,龙文光与同行的战友失去了联系,从此脱离了红军队伍。

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龙文光化装潜回汉口家中,此后,龙文光不慎被特务发现,因此被捕入狱。

尽管有不少人替龙文光说情,希望用其所长,既往不咎,却未能得到高层的批准。

1933年8月9日,龙文光被政府冠以“带机投匪”罪,在湖北武昌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同年年底,龙文光同志被我党追认为革命烈士。

龙文光是我军第一个飞行员,陈昌浩是我军第一个参加“空袭行动”的高级将领,“列宁号”是我军第一架飞机,他们都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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