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藏羚羊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可西里地区活动。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的原始森林。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大熊猫对着红外相机“直播”吃饭、睡觉的野外生活；翘鼻麻鸭与红胁绣眼鸟成为武夷山来访的“新客人”；三江源再现源头千湖美景……想要目睹这些和谐美好的生态画卷，欢迎来到中国的国家公园。日前，主席就气候变化问题复信英国小学生时表示，欢迎你们有机会来到中国，参观世界上最大的风电站和太阳能电站、面积最广阔的人工林和风光秀丽的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保护等级最高、生态价值最大、管控措施最严的生态区域，是“国之大者”。2015年，我国在9个省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探索国家公园管理体制。2021年，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表示，我国今年将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从三江源到钱江源，从武夷山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实现向好转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冰表示，我国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三江源：生物链已形成良性循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雅婧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特合土乡，最近又有一队藏野驴悠闲自在地从此路过。“以前濒临灭绝的动物又回来了。”特合土乡夏曲村村支部副书记昂哲打开手机相册，藏野驴、藏狐、野猪……他在村边抓拍的珍稀动物照片还真不少。

达日县位于三江源腹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总面积达19.07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濒危物种水獭现身玉树”“雪豹一家三口同框出镜”……随着三江源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这样的画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的朋友圈封面，一张他和藏羚羊的合影许久未变。去年，他救助的两只雌性藏羚羊在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产下幼仔，这是时隔11年后，可可西里再次成功实现藏羚羊半散放式饲养繁殖。

在救助中心的藏羚羊幼儿园里，包括龙周才加在内的几位“奶爸”精心照顾着被救助小羊们的生活起居，“每天喂奶，早上喂一次、中午喂一次、晚上喂一次，喂完每天就看它的消化，拉出的粪便有没有特别稀。”“看到自己救助的藏羚羊当了‘妈妈’，我很欣慰。”龙周才加说，“保护、救助藏羚羊，就是希望它们能回归自然、繁衍后代。等它们的状况符合放生条件时，就让它们回归大自然。”

藏羚羊是三江源地区的“明星”物种。过去，因不法分子猎杀和生态退化等原因，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曾锐减至不足2万只。如今，藏羚羊数量已恢复到现在的7万只左右。藏羚羊的保护等级，也从“濒危”降为“近危”。

藏羚羊的变化，反映了三江源生态的向好转变。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说，一个特征就是植被的生产力在增加，如果和2000年相比的话，大约增加30%。

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书记布周在三江源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他与队员们见证了这里的生态恢复。“从中央到地方，保护生态环境的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逐渐显现。”布周说，如今这片土地静谧而安宁，“除了藏羚羊多了，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也多了，当然食草动物的天敌也就多了，狼、棕熊都多了，整个生物链已经形成良性循环。”

作为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三江源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都在不断优化升级。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湘国介绍，设立国家公园后，三江源国家公园完成了国家公园范围和功能分区优化，将长江正源格东和当曲区域、黄河源约古宗列区域纳入国家公园范围，区划总面积由12.31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9.07万平方公里，实现三江源头整体保护。

“建设国家公园后，牧民监测手段更先进、参与积极性更高。”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尕塔说，2010年，他到曲麻莱县的乡镇任职时发现，牧民们对“神山、圣水”的保护意识其实并不差，但是原有的保护方式、方法已跟不上时代，而且光靠牧民自身，力量也远远不够。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三江源将会有更全面、更集中统一高效的保护管理。

钱江源：伐木村变身茶竹村

沿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西里线一路前行，穿过青石板铺就的游步道，便来到齐溪镇仁宗坑村。这里位于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村子依山傍水，竹林环绕，宛若一片世外桃源。

顺着村后的山坡往上走，云海之间的茶园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这里是茶叶种植大户汪基明的家，这几天，他正在晾晒茶青。“这几年还算不错，每年茶叶收入就有四五万元。”谈及村里的变化，汪基明很有感触。“十几年前，我们全靠采伐林木勉强维持生计，因为砍树，山头慢慢变得光秃秃，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山林长满茅草，溪流垃圾成堆。”过去的仁宗坑村生活污水直排溪流，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步入村口臭气熏天。为筑牢钱塘江源头生态屏障，保护好一江清水，2013年底，仁宗坑村响应县镇两级政府号召，大力实施治水造景。植树造林、拆除露天猪栏和厕所、建立污水处理池……村里的莲花溪变清澈了，村庄也变整洁了。

2016年，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正式获批，成为全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之一，仁宗坑村正处于公园辖区内。对区域内的生态进行原真性、完整性、系统性保护成为当地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村子要发展必须要有产业支撑。既要保护好生态又要发展好经济，最好的出路就是发展生态产业。”仁宗坑村副书记、村监会主任程米红介绍，那几年，村里将500余亩高山茶叶地与1900余亩竹林进行整体打造并分到各户，几乎每家都有十几亩，就这一项每年能为每户村民增收1万余元。

保护一方生态就能赢得一方发展。2018年3月，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在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范围内的21个行政村全面推开，仁宗坑村的196户农户也全部签订《集体林地地役权》合同，每户农户每年能获得两千到五千元不等的地役权生态补偿金。除了村民个人收益，仁宗坑村每年还能获得近10万元的生态合作保护激励资金，用于生态修复和保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0年10月，开化县成立了“两山银行”，为全县255个村开设村级生态账户。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民宿等新业态项目。

得益于钱江源带来的品牌影响力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仁宗坑村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前几年，村里谋划实施了莲花溪漂流项目，游客纷至沓来。程米红介绍，漂流旺季，一天最多有近千名游客，光门票收入就有七八万元。谈起游客都怎么吃住时，程米红说：“村里陆陆续续开了二十几家民宿，每天可以提供100多个房间。6月初至10月初，漂流项目可为村里提供20多个就业岗位。”溪山小筑民宿老板汪兰女前几年一直与丈夫在义乌从事饰品加工业。眼看着这几年村里变化大了，2019年，夫妻俩回村经营起高端民宿。据她介绍，这两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每年仍有十来万元的纯收入。“关键村里环境好、空气好，每天生活在公园里，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生态好了、环境美了、村民富了。仁宗坑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汪年发介绍，2021年村集体收入达40余万元，人均年收入超2.8万元，村集体资产价值超1500万元。谈起未来发展，汪年发说，钱江源保护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旅游溢出效应价值会逐步显现，接下来，我们将用好茶竹文化展示厅，让更多的绿色生产力“变现”。（通讯员 周志伟）

武夷山：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的窗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雅婧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省。不久前，“关注森林·探秘武夷”联合科考在武夷山展开，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李振基担任了此次科考队长。此次武夷山科考，有什么新的收获和发现？近年来武夷山生态发展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记者近日对李振基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去年，武夷山成为国家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在您看来，武夷山为何能够第一批入选国家公园名单，它有何特殊价值？

李振基：武夷山国家公园具有中国带常绿阔叶林区域东部最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植被垂直带谱，其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早已名扬中外，有“昆虫世界”“鸟的天堂”“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等美誉。同时，武夷山还是我国少数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其区位、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文化都具有独特性。区位指向代表了带东部，生态系统为大面积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具有诸多美誉，可以说是“昆虫世界”，估计有万种昆虫，文化底蕴也极其深厚。

记者：您第一次去武夷山科考是哪一年？这些年来您一共参与了多少次武夷山科考任务，最近一次科考有什么新的收获和发现吗？

李振基：从1992年参加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合作项目“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开始，30多年来，我参加的武夷山科考有50多次。最近这一次到武夷山进行植被调查，发现武夷山有大面积的铁杉原始森林，还发现了刨花润楠林、深山含笑林、港柯林、密花树林、檫木林等珍贵树种。

记者：这些年来，您感觉武夷山生态发展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李振基：我感觉，最大的变化是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大大提升。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历程的一个窗口，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林场，到1979年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到2017年之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这个过程反映了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

比如，武夷山茶自古出名，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市场对茶叶的需求，有段时间，武夷山国家公园周边也有少量马尾松林遭砍伐而被茶园取代，但武夷山所在的当地执法部门，及时制止了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保护力度的加大，所以，今天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才能看到茂密的森林植被，尤其是峡谷中宝贵的自然常绿阔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