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这个游戏的AI不厉害，也不存在作弊什么的。

第一次玩hard开档，剧本是1938年8月上旬的，也就1939年6月中旬把东京推了。米国还没谴责，二战还没爆发，日本就GG了……

开始和大家一样我也是摸索，后来发现只要注重几个地方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顺序从战术到战略，再到以外的部分

战术：

也许后期坦克很猛，但是我结束的太快了，M3都还没出现。至少我能保证，这段时间的最优搭配绝对是步炮，或者你比较富裕的话用侦察车配合炮更好。记得穷什么不能穷炮。说个极端的例子，我就用从盟国要的炮配合清一色的大刀，一样纵横捭阖。作战的时候记住由于很多单位都有范围攻击，因此不要把兵聚成一团，你需要做的就是炮在后面砸，然后大刀兵一个一个匍匐上去，前面那个快死了后面那个跟上，保证好炮兵视野就成。这个游戏群杀特别厉害，千万千万不要聚成一团，除非你确定对方只有步枪之类的兵种。

听到飞机声赶紧跑，等他炸完再站点。

初期各前线尽量做一个有指挥车的队伍，毕竟空袭似乎不要钱还高效。

有条件就做些快速部队，对方撤退的时候操控到对方面前卡住击杀。如果穷的话大刀队其实跑的也不慢，只是追不了装甲部队而已。

多利用地形，比如九江的桥。

系统大地图：

这是一个滚雪球的游戏，你拿的产能多AI的就少，因此，能早打就早打。我的建议是：

第一回合：把台北、广州打下来。将领清一色全用最好的。军购买炮买战车，战车给厦门部队，然后在曲江新设炮兵部队。曲江苍梧合力打广州，福州厦门合力打台北。别说你看了上面的战术还打不过，不出意外台北那个直接e过去都能赢，广州那个炮兵跟着部队也基本没输的可能。要是打不过就继续增兵吧，大不了其他地方的炮兵解散，然后曲江或苍梧的垃圾兵解散换预备兵然后配炮。广州之战不要死太惨，下回合还要打香港。

然后其他部队都往前线集合，不要怕累，解散了一点好处都没，又把部队经验损失了，又不能补充前线的预备兵。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解散后方的部队。

第二回合：把香港、洛阳打下来。香港部分，只要你之前炮兵没损伤应该是随便拿下，e过去都能赢的那种。洛阳是因为电脑似乎没部队。电脑会把郑州的部队优先往许昌方向派遣，如果你喜欢SL，那么第一回合打洛阳也可以的。打完洛阳后打不打郑州都可以，反正你打完他立刻打回来就是了。

打完后，香港和台北的部队就慢慢往前线挪吧。后方已经稳定，然后开始很无聊的正面对拼。

正面一开始守住几个核心点就好，从西往东是：洛阳、襄樊、长沙，九江、杭州一共五个点。

如果你喜欢憋后期，那就这样就行了，打太猛日军吃不消的，人家的大补给点都在本土，过来都不知道要多少个回合。北平上海等地就留给它，能让你后期憋得更有成就感。

如果你喜欢速战，那么比较轻松的方式是先打通洛阳——郑州——开封——徐州——南京——上海一线。能把这条线打通并且守住的话，武汉等地的日军就都是瓮中之鳖了。北边北平等地都没有守军的。不是说中央突破不行，包围歼灭肯定是更好的对吧。

一开始难以避免地会有防守战。

洛阳发生战事的几率几乎不可能，除非你让电脑在许昌堆满部队以至于多出来的只好来洛阳了。

襄樊被打下的可能性很大，一开始郑州的日军会去许昌，大量炮兵和装甲车会把你的步兵海打的体无完肤。打不过的话守南郑宜昌也没事，宜昌丢了也没事，因为这意味着你一定能把郑州拿下来并且守住。回头再来收拾日军。

长沙要丢的可能性很小，你的部队很强，南方前两回合荡平后后续部队到了更如虎添翼。有炮有装甲，还输的话只能用了……

九江如果部队不足，很容易被攻击。日军很强，多利用你的桥和炮。有桥的图不放炮简直是对不起自己。守桥就好，河北3个点，河南2个点，电脑为了夺点一定会过桥的。

杭州丢的话就丢吧，反正还有金华，金华丢了就南昌吧。你反正都只要守一个点。当然能不丢最好，你还要打上海呢。

后勤：

相信我，第一回合把所有有矿无矿的资源产能在4000+的城市全部升级到矿产5级。不这么做的话你的资源会不够的。造部队要资源，组建部队也要资源，补充部队还要资源。我就不理解了部队生产出来资源都消耗了一遍，怎么分配给它个番号还要资源呢？不管怎么样，游戏规则如此，如果不想资源不够就这么做吧。不用担心维护费高钱不够，前期只可能缺资源不会缺钱的。其他建筑，想种田的可以升级住宅，不想种田的就在人口多的城市升级兵营即可。兵工厂没有做的必要，厂就是个玩笑。几乎花不光的可以放心，但是部队来源我就必须声明下。这游戏部队来源最给力的莫过于找其他国家要部队。这个我们放到外交说。

外交：

除了英法，其余5国每次都用9000资金拉好感，拉到100为止。到了100后，不需要去要生产技术，因为你造不起的。不论是战车坦克还是火炮，到了100好感统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回合从一个国家就有几千的战车或者炮进账，拒绝你的几率还超级低，这时候唯一困扰你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部队居然因为自己没资源无法分配到部队去？！好感到100很难吗？米国只要5回合，最低的瑞典也就12回合左右拿下，也就是说1939年一开始你就跟5国好感100了，尽情地要装备吧。

生产：都有人帮你做战车做炮，你需要的，就是补补指挥车，做做炮灰大刀，时不时关注下黑市有没有便宜的侦察车买买。仅此而已。

就这些，祝大家游戏愉快。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不懂抗战历史，不要信口开河。

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重要部分。

鄂西会战对于日军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打通同宜昌的运输线，将大量船只转移，同时补充兵员补给，打破的封锁。

第二，机会要占领石牌要塞，保证这个控制三峡的重要支点，同时通过进攻作战重创江防军，尽量歼灭有生力量。

但及时识破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在日军合围圈内被部队经过一段时间作战，果断突围。而日军攻击正面的部队，诸如石牌的，利用地形层层防御。

而日军进攻兵力有限，在鄂西这种复杂地形，无力吃掉这里这么多，只能退而求其次，试图尽量占领石牌。

此次日军调动的兵力并不少，除作战地区附近的当阳第39师团，驻沙市的第13师团，在监利、石首、华容的第40师团两个联队（师团司令部仍位于咸宁），驻岳阳的独立混成第17旅团外，还动用了驻南昌的34师团。驻九江的第68师团，驻应山的第3师团，驻应城的第58师团一部和军直属的炮兵、工兵、陆空军第44战队。

总之，该军全部的7个师团及1个独立混成旅团，大部或一部参加此次作战。

而前两个阶段攻击较为成功的情况下，日军仍然有大量兵力被战区牵制。

最终，第3阶段攻打长阳、石牌一带的日军，为3个师团及配属部队，齐头并进进攻。

日军3个师团进攻很锐利，没多久就打通了和宜昌的联络，可以保证船只东进，第一个任务完成。

但日军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歼灭石牌地区第6战区主力，尤其是18军。

横山勇的第11军，于5月25日向其第3、第13、第39师团下达了最后攻占至长阳县西北丹水上游之木桥溪至石牌一线的命令，即：　　

（一）第3师团由长阳北进，攻向卷桥河以北的抱桐树。　　

（二）第13师团由都镇湾攻向以北的高昌堰、香花溪、木桥溪。　　

（三）第39师团指挥第39步兵团，由牵牛岭向北过卷桥河，攻向大朱家坪。　　

（四）当宜昌向下之长江被解除封锁时，停泊于宜昌附近之各型机动船只，即向下游启航。

此时战场的中心已移至清江、石牌间地区，成为整个会战的焦点。

如果顶不住，石牌被日军占领，又会成为宜昌那种骨鲠在喉的毒刺，直接威胁三下水道，距离四川近在咫尺，严重动摇四川大后方的战略防御体系。

25日开始，双方的激战打响。日军3个主力师团用尽全力攻击，激战到27日，我军挡不住日军猛烈攻势，后退到石牌主要阵地。

当时胡琏11师石牌主阵地成为双方交火的重点，然而激战到29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

当时日军已经连续作战接近30天，补给匮乏，耗尽，实在不能继续进攻了。

因宜昌距离石牌很近，当时日军认为最多3天可以占领石牌，犯了轻敌的大忌，导致功败垂成。

所以，29日，日军下令30日再猛攻一天，如果不能得手就必须撤退。

最终，日军攻击没有进展，总撤退。

石牌战斗的意义是，11师守住了石牌主阵地，而其余诸如118师和18师表现也相当出色。

日军攻击不能得手，被迫做总撤退，石牌要塞就安全了。

如果石牌沦陷，对于大后方的军事、政治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至于有些人纠结伤亡数字，这就有意思了。

因为谁都知道抗战是敌强我弱，面对日军野战部队，尤其是13师团这种强悍的师团，鄂西会战以伤亡3万人代价，造成日军1万多人损失，已经算是不错的发挥。

石牌战役本身，日军可能确实只有几千人的伤亡，但要知道日军攻击石牌一线前后只有5天时间，随后就主动撤退。

在这短短时间内，能够保住石牌，还有歼灭一部分日军，已经难能可贵。

原则上说，石牌战役虽谈不上扭转抗战局势，但坚守多日改变1943年抗战全局还是没有问题的。

在战时夸大一点，说成是东方斯大林格勒，也无可厚非。

就像平型关消灭800多人，一度也宣传成歼灭3000甚至1万人，还是“平型关大捷”，这在战时都是可以允许的宣传策略。

即便是战后，恢复了真实的历史数据，石牌战役仍然是有相当意义的，恶意贬低怕是只有日本鬼子来会去做。

所以，既然是谈抗战，就不要动辄打着极左思维胡乱评论，那是二三十年前的历史观

你可以说或者八路军作战有哪些欠缺，但不要不顾历史现实的恶意攻击，好像是你做的不怎么样，那么我做的差一点也没什么。

这就像有个贴吧盘踞着一群蒙古、满族人，对西方的古代文明评价很高，对中华古代文明恶意贬低，却对元蒙和满清的文化历史不做评价。

其实，他们不是歌颂赞扬西方古文明，而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恶意贬低中国主体汉民族、汉文化。以此说明你们汉族其实古代也不行，就别说我们蒙古、满族文化是落后了。

这尼玛都是什么逻辑。

谢谢相邀！但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

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石牌大捷。

前些年吹石牌大捷的文章特别多。《石牌伟纪｜意义犹胜“钢锯岭”！》一文中就说到：“石牌保卫战是中国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比在国内抗战史上的地位高得多。自此以后，日军转入战略防守，中队转入攻势，直到两年后日本投降。”

这整个就是意淫。

我不知作者与传播者在贴出这样的文字时是怎样的一个心态，估计是达到高潮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谬说，当然这一说法最早并不起自《石牌伟纪》。

为什么是谬说？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石牌保卫战是怎么回事。

石牌地处战时陪都重庆的东大门，战略位置敏感。日军向该要塞发展进攻时，国府误以为日军是要攻略重庆，因而调集重兵，势在必守。然而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当时没能准确判定，现在当然早已不是秘密。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急需在中国掠夺更多的战略资源，运送更多的兵员、苦役和军需品参加太平洋作战，但作为当时重要运输工具的中国内河航运的船舶却越来越少，而且宜昌到岳阳段长江水道在中队手里控制着，行不通，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无法使用，而若将这些船舶派上用场，必须得打通长江航路。就为这个，他发动了“江南歼灭战”，中国则称作鄂西会战。

1943年4月，日军第11军制订了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

“1.作战目的

加强扬子江运输能力，使宜昌附近的船舶在下游通航，同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

2.方针

作战区域大致分三部分，各区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各该区之敌。

在此期间，使在宜昌的船舶向汉口通航。

3.使用兵力（略）”

看到没有，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进攻重庆，而是第一，打通宜昌到岳阳航路；第二，歼击消耗我沿岸野战军。

经差不多一个月的会战，其结果，他的第一个目的完全达成，从此日本鬼子控制的船舶可以在该段水域畅通无阻；第二个目的基本达成，参战的第六战区有生力量遭到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照敌军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目的一经达成，即主动撤出战斗，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而可以认为是基本上实现了战役企图。

石牌保卫战是这次鄂西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作战时间自5月26日起，至31日止。这几天的战况十分激烈，守军第139师、第67师、第18师阻击得十分英勇，牺牲特别惨重。然而也就是在石牌战斗最激烈的27日，日军将他们早已在宜昌掠夺到的50余艘16000多吨的船舶开走，经过沙市、监利驶到了武汉。悄不蔫叽的，鬼子打这一仗的最大企图实现了。

对于第六战区来说，这次鄂西会战，和以往任何一次会战一样，牺牲特别惨重，而斩获甚微，是得不偿失的。只不过由于会战后期，日军达成了控制水道和运走船舶的作战目的后，于31日主动撤退，在发现敌撤退后发起追击作战，最后以日军退回原防结束了会战，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敌军无功败逃我军乘胜追击的想象。国府利用了这一结果，将其称作“鄂西大捷”，并对外宣称歼敌5万余众。

真要是歼敌5万，那当然是了不起的大捷了。可惜！不是。

鄂西战后，负责外交的宋子文在美国给的电报中说道：

“稍具常识之人，必觉我方如仅获如此少数战利品，敌人决无五万余人之死伤。以各国战事常例判断，敌方死伤不能超过五千人。无怪美军部及史梯威不信鄂西战事之激烈，更不信敌人此次有胁迫陪都之企图，而证明文以前向军部及各人所述鄂西战况，为不实不尽。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且其报告损害政府之威信甚于敌人之宣传，其效用等于第五纵队参加工作。”

早在当年，包括国舅爷在内的国府有识之士就把这个神话给拆穿了，台湾八十年代重写的战史也予以否定了，不管是石牌保卫战，还是整个鄂西会战，都不曾有过什么大捷。美国等西方干爹也压根就不相信卾西有过什么大捷。

那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自媒体热传的石牌乃东方斯大林格勒是不是那么回事呢？

也不是，丁丁点点都不是。石牌保卫战的战果、意义跟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没有可比性。

这里有必要量化比对一下，看看斯大林格勒战役与石牌保卫战有怎样的不同：

从作战时间跨度上对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自1942年6月28日始至1943年2月2日止，历时七个多月（有一种说法是199天），而石牌保卫战自1943年5月28日始至6月3日止，历时仅6天。

从参战兵力上对比，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参战兵力最多时超过110万人，火炮15501门、坦克1463辆、飞机1115架。德军总兵力最多时达101万人，火炮10290门，坦克675辆，飞机1216架。石牌保卫战仅仅是鄂西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整个的鄂西会战，包括安乡、南县地区战斗，包括枝江、公安地区战斗，包括清江、石牌地区战斗，还包括追击阶段战斗，双方先后投入的全部兵力加起来，归了包堆也只有24万余人。至于重装备，如坦克装甲车辆、火炮、飞机等，就更无法与苏德双方相比。

从战果上对比，斯大林格勒之战以苏军伤亡112万的代价，歼灭轴心队84万（苏方说150万），保卢斯集团被全歼。而包括石牌战斗在内的整个鄂西会战，以伤亡49115人和被俘4729人的代价，只歼敌3500余人，俘敌88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官方统计数字），不曾成建制歼敌一个大队。

一场战役或战斗，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也许并不意味其所产生的意义的大小，有时一个小的事件或一场规模有限的战斗，也足以产生极其伟大的意义，但石牌保卫战是不是呢？

抱歉！仍然不是。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对于轴心国而言，是损失了在东线战场四分之一的兵力，并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终失败。对苏联而言，则标志着收复沦陷领土的开始，从此一路，最终取得攻克柏林的伟大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一点恰如其分，当之无愧。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是德军追着苏军打，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是苏军追着德军打，可鄂西会战之前与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在这之前的历次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等，都是日军追着的屁股打，在这之后的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又有哪一次不是日军追着的屁股打呢？直到抗战结束前几个月的湘西会战，仍然还是日军追着的屁股发展进攻。说什么“自此以后，日军转入战略防守，中队转入攻势”，说着不害臊吗？还说什么石牌保卫战“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又要问了，哪一个西方军事家说的？出处何在？

出于鼓舞士气振作民心的需要，也出于争取美援的需要，战争状态下夸大战果本无可厚非。但需搞清楚的是，战时这种夸大战绩的做法即便是允许的，也只能从宣传的角度去考量，而不能作为治史的依据来使用。

网上如此多人将石牌保卫战类比斯大林格勒战役，并说成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由于一系列有意无意的误读造成的。这误读，追根溯源，源于后人对石牌保卫战期间所做指示的曲解。

据指挥这次鄂西会战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回忆录记载，石牌保卫战期间，“战区接奉委员长电话指示：石牌要塞需独立固守十天，希望成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如无命令撤退，即实行连坐法。”

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回忆录中也曾说到：“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大林格勒，为聚灭倭寇之唯一良机。”

蒋委员长历来有在战时给前线将领下手谕或打电报的习惯。鄂西会战发生时的1943年5月，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不久，其在全世界、尤其在同盟国之间正被大肆宣传热炒，老蒋借此热炒之胜利消息来鞭策前线将士，严令死守石牌，十分的正常。

但有一点请注意，不论是中枢的还是鄂西前线的众将士，将石牌喻作斯大林格勒都是在战前，都只是希望——注意：是希望——希望能像苏军死守斯大林格勒那样严防死守石牌要塞，而并没有谁在战后将石牌的战果与意义类比斯大林格勒，更没有谁说过石牌保卫战的胜利是抗战的转折点。

不仅当年战斗进行中没有这个说法，就是战后，不论大陆还是台湾，多少年来也一直不存在转折点这个说法。只是到了前些年，网络论坛活跃起来，自媒体活跃起来，各种臆造的东西如狗尿苔般接二连三地冒出来，早已被拆穿的当年夸大了N多倍的战绩又被重新当成信史，石牌大捷和抗战转折点的说法才被炮制出笼。后来，又经过一些无良大V用小说家的笔法添枝加叶，遂使这一谬说越传越神，传得跟真的似的。

附参考资料：

1．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2．陈诚：《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

3．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

4．宋子文：《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 1940-1943》

5．《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方资料）

6．《抗日战史》（台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

7．《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8．张泉：《抗战时期鄂西战地采访散记》

9．方天：《石牌会战的前后》

10．邱行湘：《石牌要塞保卫战》

11．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

12．杨凡《我在吴奇伟身边工作的回忆》

狗屁大捷，这都是近几年自宫以后，某些还乡团余孽意淫出来欺骗后人的谎言。

我亲大伯，宋希濂部少校军需官，所谓石牌保卫战亲历者。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所在部队有过如此惨烈的保卫战。

他倒是讲过，部队从宜昌城仓皇出逃时，日军先头部队还在距城区十多公里的土门，大伯作为参加抗战的中央军军官，经手消耗的军费和武器倒是不少，但连一个日本军人都没有见过，更遑论肉搏？

石牌一战，鬼子侦察小队离阵地还隔着两架山，就开始打枪放炮，根本没有伤到鬼子毫毛，作为军官在望远镜里都没有看到日军影子。但几轮炮击过后，一线阵地不知道谁带头仓皇后撤，接着后面的防线连枪都没有放也稀里哗啦跑了，整个防御系统就垮了。

好在鬼子自己兵力不足，也不适应爬起来没完的大山，并没有追击，才使部队又慢慢集合归建。

为了哄骗国民政府和委员长，派人搜集了一些被炸死的老百姓，换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可怜几套日军军服，连一杆三八步枪都没有，只好把自己的中正式和捷克式摆在伪装成日军的老百姓尸体旁边，再上报了双方伤亡战果，总算逃过了委员长的惩罚。

这就是所谓石牌保卫战的真相。

当年我的爷爷、婆婆（奶奶）都是宜昌城内的生意人（资本家）。鬼子打来后，因为我父亲（大伯的三弟）是八路军，而且是一一五师特务营的骨干，是被鬼子汉奸通缉过的共匚非要犯，所以害怕鬼子报复而跟着大伯撤退到了石牌附近的母猪峡。

当时他们跟着在中央军当军官的我大伯，以为会特别安全，因为平时大伯他们的队伍军容风纪还是很威严的，在老百姓眼里看来，装备也非常好，大炮机枪都不缺，所以如果利用三斗坪、石牌一带的地形，阻击鬼子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这些中央军不但没能阻挡住鬼子兵的进犯，而是根本还没见到鬼子兵就丢下阵地逃跑了。

我爷爷拖家带口跟不上大儿子部队逃跑的速度，不幸被鬼子掷弹筒投来的炸弹炸伤，虽然当时把命保住了，但身体每况愈下，还没拖到我父亲随四野大军打回来就过世了。

解放军进城后，我奶奶看见那些穿土黄军装的兵挑水扫地盖瓦建房样样都干，才知道和最根本的区别：一个是官军，高高在上；一个是子弟兵，和老百姓亲如一家。

奶奶通过住在我们家的解放军给我父亲写信，要我父亲找人带信给我大伯劝他投降。

我大伯接到母亲和弟弟的劝降信，偷偷开了小差跑回来，经过我父亲的战友出面协调，免除了被镇压的结局。

后来让大伯去咸宁做了农业工人接受劳动改造，不久在当地讨了老婆生儿育女，安度晚年到80年代才去世。

有关当年的抗日历史，我大伯父从我记事开始，就毫不顾及自己是大哥而我父亲是三弟的颜面，总是跟我说自己愧对长兄之位，多亏我父亲参加革命有了身份，才让他逃过了的枪子。

他承认当年中央军在老百姓面前威风八面，装备也比土八路不知强多少倍。但论打鬼子，他们还真不是对手。古语说的望风而逃，我大伯说他们只要听说日本人在往这边走，立马就不顾一切往后跑。留下来负责掩护阻击的部队鬼哭狼嚎，从官长到士兵都是破口大骂。往往都是鬼子还没影，他们就稀里哗啦把炮弹轰完了，几轮子弹打过，就算交差。

鬼子打到宜昌前，我大伯在街坊四邻的眼里一直是个体面的军官，老人们说起我大伯都称赞他光宗耀祖，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后来很多街坊都是举家跟随我伯父的部队撤离宜昌，都躲在了石牌周边的灯影峡、母猪峡、三斗坪一带的深山里，亲眼目睹了我大伯他们溃不成军的狼狈样，从此对我伯父的评价一落千丈。

而提起我父亲，大家倒是没什么深刻印象，只记得我父亲好动调皮，性格和大哥完全两样。后来鬼子打来后，父亲没有跟随大伯部队逃跑，而是瞅机会劈死了一个日本兵，然后独自逃命投了八路。

从此我父亲就成了整个家族包括我们那一条街的传奇英雄。

最后，碰巧解放宜昌的解放军正好是我父亲所在的四野部队，而我父亲又正好是敌工方面的负责人，所以才有特殊渠道把我大伯从队伍里分化出来。

这一切，都是我从直接亲历了所谓石牌大捷的我伯父那里亲耳听来的，他绝对不会故意编造谎话欺骗我这个侄子吧？

这次战役的总称呼应该是“鄂西会战”。最后的收官之战当然是敌我双方必争的长江咽喉要地“石牌”。因为敌军如果突破石牌阵地后，后果很严重，重庆因此而震动，也许国府就要搬迁到苦寒的西昌去了。如果日军无法突破石牌阵地，身后的已经有四、五个军南北夹击，欲聚而歼之；所以最惨烈的战斗发生于外围的层层阻击中战，而最关键的时刻就是石牌保卫战，结果是险中取胜。

‬陈诚的两手抓

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使重庆统帅部感到必须換将，因为杜聿明已经精疲力尽，俗话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于是短小精干的“土木系”大将陈诚以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担任已经分为两块的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六战区由副司令孙连仲代理；这个时间是1943年3月。

简单介绍一下陈诚，他字辞修，别号石叟。保定军校毕业，黄埔军校炮科老师，一级陆军上将。由排长而升迁至仅次于的职位，可谓位极人臣。

由于第六战区经常配合长沙会战，极大的牵制、袭扰日军，使与之对峙的日第11军司令横山勇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出兵缅甸，陈诚被重庆急调云南挂帅，横山勇趁火打劫，立马发动鄂西会战，与缅甸日军南北呼应，打通长江上游通道，控制洞庭湖的粮食资源，撞开陪都重庆大门，扭转自己军队在鄂西的劣势。

4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抽调了七个师团，共有兵力十万，集中在华容、公安、宜昌等地，并有100架飞机助战，由横山勇亲自指挥。

重庆方面紧急调回陈诚回到战时的湖北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一一恩施。

陈诚见势危急，只有两手抓云南和鄂西两个战略中心，不过当务之急是对付横山勇这个老对手。

（负伤的日军师团长）

‬诱敌深入 聚而歼之

陈诚一声令下，战区所属的川军王赞绪的二十九集团军、王敬久第十集团军、当年紧紧跟随中央红军入川的吴奇伟所辖的江防三个军、周岩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

陈诚的计划是上述各部队进行层层的顽强抵抗，尽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将敌十万人马尽力消耗后诱至清江以北，长江以南的渔洋关和石牌长江要塞之间，侍机，将敌聚而歼之，对这样武器装备大逊于日军的情况下进行阵地消耗战，风险极大，如果阵地一旦被突破一点，整体防线可能动摇，甚至形成全线崩溃的后果。如果石牌保卫战确保不失，就会死死咬住日军，外围部队形成包围圈，将攻坚不下的日军内外夾击，达到聚歼目标。

正式的战斗在五月五号打响，湖南方面的日军主力从湖南华容向洞庭湖之北进攻，战斗十分血腥，第73军主力血战一夜后主力突围，而一部分兵力随同二万难民全部成为俘虏，日军第七混成旅团残酷的在湖中枪杀了军民二千多人。

12日，日本第十三师团强渡长江，王敬久第十集团军防守公安的第87军顿时四面遭围，结果轻易放弃公安逃出包围圈。但是，日军却在一个叫茶园寺的山间小镇踫上了拦路的贵州籍抗日名将，94军军长牟廷芳的阻击，双方血战“三百回合，”彼此都伤亡惨重、鸣金收兵。

当日军攻破以后闻名的第五师副师长邱行湘（又名邱老虎）的防线后，罗‬广‬文‬的‬十‬八‬师‬也‬相‬继‬投入到激‬烈的阻‬击‬战‬中‬。‬

不‬过‬，‬这‬两个‬师‬也‬挡不住潮‬水般涌来的日‬军‬，‬只‬有相继‬后‬撤‬。‬

27‬日‬，‬这‬次‬鄂‬西‬会战的主‬角‬胡‬琏‬登‬场‬。‬他的‬第‬十一师‬将‬在‬长‬江‬边‬的‬炮‬兵‬要‬塞‬石‬牌‬，‬直接与‬日‬军‬第‬39‬师‬团‬交‬战‬。‬

‬这是最后的斗争......

这就是胡琏，稍有历史知识的都晓得他，就不介绍了。

当39师团抬头看到十一师胡琏的天然屏障石牌要塞时，倒吸一口冷气，但是，已经无法后退了，因为此时陈诚见39师团已经进入口袋后，立即命令六个主力军在清江两岸夾击日军，决战时间为5月31日至6月2日。但是，前提是“必须守住石‬牌‬拖‬住‬日‬军‬”！‬

战‬前的‬真‬实的场面并不是全‬军‬每‬人‬喝‬一大‬土‬碗‬烧‬刀‬子‬酒‬，‬然后集体摔碎土‬巴‬碗‬，‬高‬声‬喊着口号，‬阵‬地‬守‬军‬在‬大‬战‬前‬相‬当‬平静，‬毕业于‬黄埔四期的胡‬琏‬虽‬然书‬法‬与‬同学同‬乡‬张‬灵‬甫‬不‬可‬相‬提并论‬，‬却‬用‬一手‬清秀的钢‬笔‬字‬写‬给‬夫‬人‬曾‬广‬瑜‬和‬父亲、‬兄‬长‬、‬好‬友‬共‬五‬封信，‬随‬身携带的1000多大‬洋‬，‬自己的手‬錶‬，‬上‬衣‬口袋插‬的‬钢‬笔‬，‬交‬给‬政‬治‬部‬科长刘‬竞‬天‬，‬把‬自己‬的私‬事‬全‬部‬托‬付‬给他‬，‬叫‬他‬随‬同‬后‬撤‬的‬军‬马‬带‬到‬后‬方‬恩‬施‬。‬

胡‬琏‬立‬意‬裸‬身‬殉‬国‬的‬消‬息瞬间传遍大‬战‬前‬的全‬师‬官‬兵‬们‬耳‬中‬，‬立即激‬起‬官‬兵‬斗‬志‬，‬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全‬体‬将‬士‬奋‬力‬抗‬敌‬，‬与‬敌‬顽‬强‬拼‬杀‬。‬不‬过‬，‬罗‬广‬文‬的‬十‬八师‬实在支撑不住了，所‬守‬阵‬地‬陷‬落‬后‬，‬‬十一师‬后‬侧‬防‬区‬‬暴‬露‬无‬遗‬。‬

5月29日，长江西陵峡口一片浓雾，太阳实在不願意升上山顶，因为日军十几架飞机开始狂轰乱炸，当十八师全线崩溃后，日军集中火力专攻十一师，石牌前沿阵地多处突破......

主阵地危在旦夕，一旦突破，全线崩溃！胡琏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凑齐一个班的人交给32团李树兰副团长，名字很美，其实是个莽张飞，他用河北东部的口音大吼：“俺用机枪给兄弟们开路.....！”

已经溃散的士兵又聚拢在一起，共有四百多人，用步枪、手榴弹、石块，终于把主阵地守住了。

中午，胡琏的上司十八军军长方天给胡琏打电话称：“委座电令，石牌乃中国之斯大林格勒，离此一步，便无死所，中华男儿，当有与苏联红军互相辉映之义务与权利。”

手握电话的胡琏“拍”的一个微弯腰的立正动作，大声对电话说：“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这是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一天，石牌之战使十一师官兵损失惨重，33团游国桢营长、九连连长赵玉成、排长尹卓生、刘顺才非死即伤，士兵‬则‬全部战死！‬

在紧张的状态下，江防司令，就是那个曾尾随工农红军入川的吴奇伟给胡琏打电话：“你不要怕，我尽力使野战军不脱离石牌要塞，预计再战三天。”

胡琏一听吴司令的“你不要怕”几个字，心头鬼火乱冒，连忙回答：“我死心如铁，何怕之有？”双方一时无语。

第二天陈诚打电话给胡琏：“委座己调14航空队助战，第七十九军已经收复渔洋关，委座陆续调来大批兵力。马上就要与日军决战！”

至31日，日军攻势趋弱，胡琏稍微松口气，晓得日本人已经是强弩之末。果然，十八军罗广文十八师和83军终于把日军挡在石牌要塞以东。当正面攻击部队因为伤亡惨重仓惶逃窜时，日本军和当年的后退即溃退一个样，横山勇在神秘的神女峰面前再也无法“横勇”，被撵山打击，这时14航空队也开始“趁火打劫”，在飞机的连番轰炸下，骄横的日军也用相同的姿势“抱头鼠窜”！

至17号止，在74军等部队收复失地后，又恢复到战前状态。

结语

亲自飞到恩施，召开军事会议，胡琏记一等功，战区代司令孙连仲失去一个“代”字，立即转正，陈诚、吴奇伟、方天、胡琏、罗广文都笑嘻了，因为他们都领到一块奖牌。不过，胡琏的上司十八军军长实在看不惯胡琏的一番表演，与罗广文咬了一阵耳朵后，干脆离开十八军，称病回到重庆。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no ，就不存在“石牌大捷”这个战役名称，因为在石牌核心阵地根本没有爆发郭战斗，日寇也基本达成了“鄂西会战”的战役企图。只是在敌人主动撤离后，方天第18军战后夸大了战绩，重庆军委会对外公布时进一步夸大，遂有“鄂西大捷”之称，而在鄂西战役中，仗打得最漂亮的也不是黄埔四期胡琏，而是三期王耀武。

（胡琏剧照）

首先了解一下日寇第11军关于鄂西会战（日军称为“江南江北歼灭战”）的作战要旨：“从侧背摧毁防卫四川门户宜昌对岸之坚固既设阵地，对妨碍长江通行的敌势力试行压迫，粉碎其抗战意志，同时使宜昌船舶回航，开通航路”，所以日军的两大重要战术目标，是占领与石牌隔江相望的渔洋关，同时寻歼第六战区有生力量。

最关键的一点，是11军司令官横山勇从头到尾都没有西进四川的设想（实力也不允许），但是重庆方面及六战区不这么想，确实怀疑日军攻占石牌后会溯江西上，所以把石牌保卫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所以说，对第18军和胡琏第11师的做法，可以理解，却不可以夸大，因为战斗主要爆发在曹家畈、北斗冲、八斗方等外围阵地，日军伤亡轻微，更没有发生什么几千人的“白刃战”。

日军在进攻渔洋关和遭到反击进行防御期间，战场伤亡也远大于石牌附近的战斗，经过20多天的厮杀，日军击破第六战区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六战区各主力军除第18军外均遭重创，伤亡失踪超过50000人，一度到了没有机动兵力可调的窘境。至5月27日，集结在宜昌的53艘日船也顺利开往武汉，对陈诚的部队而言，这哪里是什么大捷？

而横山勇不得不于5月29日下令石牌以东的第3师团、第39师团反转，是因为中队援军正不断赶来，兵力使用已到极限的日军有陷入全盘被动的可能，再加上中美联合航空队已经掌握制空权，对日寇的追杀和轰炸日甚，5月23日以后日军干脆不敢白天大规模行军。而援军中进展最快的，就是王耀武第74军和王甲本第79军。

（吴奇伟剧照）

日军在江北的作战主力是第3和第39师团，反转后遭到猛烈空袭，方天第18军等部也进行了虚张声势的追击，但杀伤有限。但是在江南负责攻占渔洋关的第13师团就惨了，该师团在战役第一阶段虽然击溃了第六战区的第32军和第86军，但自身损失也是不小，就在日军准备回撤之际，遭到了刚刚到达战场之第74军、第79军的凶猛侧击。

其中第79军的暂编第6师（湘军）赵季平部，死死咬住了第13师团的后卫部队，将其包围在石门县境内之磨市，迫使已经北渡长江的赤鹿理师团主力回救，又与第79军主力发生大规模激战，混战中第13师团司令部一度失联，吓得横山勇急忙派遣独立混成第17旅团前往接应，结果这个旅团的鬼子在开进途中，6月5日于松兹县境内与王耀武第74军猝然相遇。

这才是鄂西战役最精彩的一战，由于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所以这样的遭遇战非常考验战斗素质。第74军开来的是周志道51师和张灵甫58师，其战力和经验确实要高于日军的三流部队混成旅团，战斗打响后，一个照面下来，第74军毙杀日军400余，伤其更众，独混第17旅团两名大队长当场阵亡，鬼子在第74军手底下的伤亡，是石牌战斗的两倍不止。

第74军早就名扬在外，当横山勇闻报独混第17旅团遭遇的是王耀武部队后，立即电令旅团长高品彪少将“光速”脱离战斗撤出战场，若非日军跑得快，这个几千人的独混旅团真有可能被74军吞掉，因为得到补充的第32军、第86军正兼程赶来，日军在江南的兵力处绝对劣势。

所以，虽然陈诚、吴奇伟、方天、罗广文、胡琏等人都因“石牌保卫战”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但石牌大捷纯属子虚乌有，是重庆方面的政治宣传所需。而在战场上打得最好最漂亮的，反而是追击阶段的第74军，拊日军侧背猛击，在野战中歼寇如麻，迫使敌人全部撤回原出发阵地，这才是鄂西会战的真相。

此战过后，王耀武因功擢升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74军军长，正式跨进高级指挥官行列。

还真好意思吹，除了郝伯村外，哪个脑子被门夹过的西方军事学家说过石牌大捷是“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了？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一下石牌之战的范围。实际上石牌之战根本没打到石牌要塞核心阵地，所谓的石牌之战战斗主要是指5月28日以后发生在八斗方，大朱家坪，小朱家坪，参战部队分别是我军第11师、18师一部和日军步兵第231联队，步兵68联队一部。

按照国府编撰的战史记载，自5月28日日军2000多人发起猛攻以后，“日军攻势甚锐”，各处阵地连续告急。29日起守军就不得不逐步后撤，30日大、小朱家坪先后失守。好在31日日军的攻势减弱，守军得以稳住阵脚。

而根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几天的战斗中第231联队27日攻克偏岩，29日开始进攻牵牛岭（这两处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石牌之战范围），当天就抵达石牌正面，可以说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像样抵抗。倒是步兵68联队在和第11师的战斗中损失不小。特别是大朱家坪一战双方以手榴弹互相猛攻，苦战以后才突破我军阵地。

日军停止进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打击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江防军，并护残留在宜昌的日军船只前往武汉。在前期战斗中，第10集团军下属的87军，94军和第10集团军下属的第73军都遭到重创。

不过在此后在和江防军的战斗中，日军的进攻受挫。特别是217、218联队一部在牵牛岭遭到重创。217联队参战的一个大队大队长广濑义福少佐被击毙，218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野口重义少佐重伤，配属给他们的山炮大队也损失惨重，只能掩埋山炮撤退。

217、218联队被击退以后，作为先锋的68联队、231联队显然不可能继续孤军冒进，加上战略目标基本达成，日本并没有继续西进的打算，所以日军没有继续冒险进攻石牌，而是逐步撤军。

在整个鄂西会战中，我军死伤将近四万，而日军上报是死亡1306人，受伤4812人，其中在石牌作战中死伤的大约有1000多人。在5天的战斗时间里死伤1000多人，这个战斗烈度在抗战里也只能算一般，勉强击退敌军也算不上大捷。所以石牌之战根本无法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

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居然可以吹到这个地步。

所谓石牌战役，日军只是试探性进攻石牌，然后主动退却而已。

首先鄂西会战跟所谓石牌大捷是包含关系，石牌战斗，仅仅是鄂西会战的很小的一个末尾而已。双方的兵力对比是十个军VS日军约5个师团。

日军总兵力不过7万，第六战区三个集团军12万。以区区七万的兵力，日军就妄图进攻四川么？！

其实日军的作战目的是极其有限度的：

首先是企图击溃在该地区的第6战区部队的主力。

其次短时控制宜昌至岳阳的长江水路，将在平善坝地区掠夺得近20000总吨位的各类大型船只约50艘，由宜昌下航，以弥补长江内军运船只的不足。

整个鄂西会战，鬼子出动有限的兵力，基本完成了作战目标，猛烈打击了第六战区的部队，还抢了国统区粮仓的粮食。并使长江航运贯通，让抢到的船只跟物资顺利运回日占区了。所以到了石牌，他就按原计划收兵了。

就是这么回事情。

方面的宣传资料故意混淆鄂西会战跟所谓石牌大捷的关系，故意将鄂西会战的开头全部隐藏起来，只拿这个尾巴来吹牛而已。

无非是那个逻辑：反正是鬼子退兵了，于是，一定是英勇抗日的大捷啦！

当时出了大力打的很顽强的邱行湘认为，此战乃为大败，不宜宣称大捷。却有人告诉他，陈诚打仗少有胜迹。然后什么十八军补给困难。若不趁机宣布大胜，18军不好有出头之日。所以就开动宣传机器鼓噪。果真到了1944年，18军就换装为美械了。

给大家看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的回忆，就知道这个石牌大捷是怎么吹出来的了：

赵秀昆回忆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

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加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团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干三百具……’，

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干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

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

“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ll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推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围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由倔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

当然，其实何应钦对内部的造假胡编，也是心中有数的。如上图。所以，内部都不拿这事儿当真，如今却有人信，岂不怪哉？

实际上，鄂西会战日军只战死771人，伤亡总数只有2746人。

这点战果楞是给国民政府吹嘘成“只赢得数万具尸体”，吹嘘水分如此之大，吹牛能力如此之强，就怪不得国府要“歼敌一亿，转进台湾了”。

陈诚指挥的石牌战役，石牌战斗是胡链，今年去三峡人家旅游，专门问导游石牌保卫战，导游告诉我宜昌人民感谢陈诚，我问石牌不是胡琏驻守的吗？导游说不知道这个人！导游让我看看宜昌保卫战，我后来发现石牌只是一个战略要点，石牌本身的战斗并不激烈，战斗主要是海军(武汉打光了舰艇)布雷狙击日军舰艇沿江上行，胡琏负责火炮及火力掩护，整石牌战役是以石牌为中心，在周边展开，南从恩施，东从宜昌，东北从荆门等地展开激烈战斗，最危险的时候是一个叫什么芋的地方失守，直接威胁石牌，后来经过惨烈战斗收复后日军收兵！宜昌保卫战结束！胡琏不能说没有功劳，居功至伟还差得远，所以宜昌人大部分并不知道胡琏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参与的部队有几十万，很多部队都打没了！胡琏部损失并不大！

石牌

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枪杆子里出”的著名论断。抗战时期，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是“敌后对日作战的最高及最基本的形式，也是决定胜负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后，在各地努力以“合法名义”扩军。为了实现扩军，首先需要解决人与武器的问题，尤其是武器的问题。因为“有枪就有人，扩军几乎就是扩枪！”然而，要在敌后解决武器问题殊非易事。山东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就为我们展现了领导的艰苦敌后抗战历程。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示意图

收集民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军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迅速向华北前线出动。但首先进入的是邻近陕甘宁边区的山西省，山东省由于距离陕甘宁边区较远，主力进入较晚。当时，华北战局急转直下，北平、天津很快失守，日军在1937年10月侵入山东，统治山东达8年之久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却私自率部南逃，致使山东大部沦入敌手。在民族危难之际，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利用山东的民间发动起义，白手起家创建山东的抗日武装。

近代以来,由于山东地区战乱频仍，久经战乱的山东人民积累起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典型表现便是私造、私存以看家自卫。据东平县在1936年的统计，县内29户地主共拥有长短枪910支，拥有私人武装1007人。因此，为了组建山东的抗日队伍，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在起义前后开始广泛收集民间，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如向地方武装借枪，在溃军遗弃武器后捡枪，动员持枪群众献枪，收编民间武装编枪，甚至卖掉家产积蓄，等等。

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山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掖县、黑铁山、牛头镇、蔡家栏子、瓦城、徂徕山、泰西、鲁南、鲁东南、湖西等地，成功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在各地发动起义前后，通过上述方式广泛收集民间，不仅在起义之初掌握了一批武器，还使自身的装备逐渐有了一定的改善。例如，临淄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练团凭借起义时借来的100支枪，在1938年初增加到近千支枪。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在寿光县政府及其武装溃退时，将其遗弃在弥河以西的武器大部分收集起来，仅用半月时间，也增加到近千支枪。1938年1月，山东人民抗日救第五军取得小清河伏击战的胜利，群众在振奋之余，将过去收存的韩复榘军武器、悉数送给第五军，第五军不但用这批武器补充了自己，还有大量余存。

但是，随着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收集民间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其一，在频繁的武装冲突中，民间也属生存所需的稀缺资源，各方势力对其争夺比较激烈。前述东平县29户地主拥有的，除2支去向不明外，后被土匪劫去51支，军收去70支，日伪军收去155支，余为收去。其二，收集的民间种类太杂，质量太差。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时，抗日队员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有手枪、匣子枪，也有“汉阳造”、“老套筒”和“土压五”。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部队收集的民间也是各式各样，有“十三太保”、“大鼻子”、“红铜翻”、“九连灯”、“单打一”等等。而且，这些的零部件大都残缺不全，不缺部件的，也常出毛病。即便不出毛病，由于类型各异，补给也有难度。其三，在抗日武装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人是携枪来投，但整体而言还是人多枪少，因此有些自带参军的士兵往往把视为私人财物，不服从部队调配，甚至企图带枪离队。其四，为了扩充抗日队伍，收编了部分原地方武装、地主武装、会门武装和土匪武装，导致部队成分过于复杂，时有受编武装叛变事件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山东地方党掌控民间的力度。

因此，在山东抗日武装走向正规化，尤其是建立基层人民武装后，主要依靠动员民间来装备民兵和自卫队，并对请求收编的团体武装持慎重态度。至于山东主力部队的武器来源，则另有他途。

作战缴获

自红军诞生以来，作战缴获一直是军队获取武器装备的重要途径。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但依靠作战缴获武装自己的军事传统并未改变。这一传统的保留源于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发展和的断绝接济。

抗战爆发后，中央对山东的抗日武装斗争极为重视，提出要大量发展山东抗日武装，建立，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敌后的一个战略基地。但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就需要有正规化的主力部队作为支撑。为此，中央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派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入鲁，二是把山东抗日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应该说，八路军主力的入鲁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但部队的扩大和正规化建设对武器装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起初，将获得武器装备的希望寄托于方面。1937年2月至1937年9月，国共之间围绕抗日合作先后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期间，提出了补充武器装备的要求。对于的武器诉求，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头两年给予补充了一定数量的军械，但主要以和炸药为主，很少补充及火炮，态度上也是敷衍了事，而在其余的6年里则未发一枪一弹。1939年初，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性质的决议，八路军再试图从手中获得枪弹的补充基本无望。

1940年1月，朱德、彭德怀在一份电文中指出，在限共、防共的政策下，今后将更严厉限制八路军或全不发，因此“以各种方法收买与节省子弹，成为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问题”。1940年5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指出，山东纵队在坚持抗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需要猛烈的扩兵扩枪，“理应由政府予以特殊补给，借资鼓励”。可事实是，国民政府“不但赏不及于山东纵队，罚且踵至而来，怎还能说得上得到当局的补充？”故最正确而且比较可靠的办法，仍然是“从战斗中夺获敌人的武器”。

武装作战缴获的首要对象是日伪军。早在主力未入鲁之前，山东地方党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已经在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打击日伪军，并时有缴获。主力入鲁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山东八路军更是通过袭击、埋伏、抗敌、攻坚等方式积极打击敌军，并取得不俗战绩。据统计，在八年的抗战中，山东八路军作战缴获日伪军长短枪207326支，占八路军总缴获的45.5%；缴获轻重机枪1106挺，占八路军总缴获的14.7%；缴获各种炮955门，占八路军总缴获的74.1%。

武装作战缴获另一对象是顽军。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后，尽管国共两党携手抗日，但对的发展始终存有芥蒂，并在1939年之后屡屡挑起事端。在山东，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口号，并从1939年3月开始，连续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和“葛家惨案”等等系列摩擦流血事件。有资料显示，仅从1939年6月到11月中旬，顽固派就向山东八路军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名，扣押干部战士812人，缴去山东八路军枪械2057支。而在同一时期，山东纵队同日伪军作战200多次，消灭敌伪4500多人，本身仅伤亡1200多人。

《大众日报》发行“太河惨案”专刊

面对顽固派在山东制造的一系列摩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发起了自卫反击战役，缴获了部分武器。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山东纵队在反摩擦斗争中，缴获顽军电台3架、炮3门、机枪50挺、枪11000支。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山东纵队在反顽作战中缴获大小炮51门、机枪73挺、炮弹522发、长短枪6700支、子弹121325发。

然而，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面前，为保存抗战力量，对待顽军的态度十分慎重。1944年1月1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分局等：“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因此，对待顽军的态度主要以团结疏通为主，只是在顽军咄咄逼人时才会发起反击，且有时会把缴获的武器退还顽军。

1944年8月，山东八路军在利津战役中缴获的敌军枪炮

在领导的山东抗战中，处于武装三级体制最底层的民兵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很大战绩。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山东民兵缴获飞机4架、汽艇10艘、运输船52只、机枪195挺、长短枪10853支。

瓦解敌军，争取敌军的反正，这也是武器装备来源的重要渠道。在对日军工作方面，在山东军区部队的政治攻势下，日军被俘投降的人数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为17人，1943年为27人，1944年则增至292人。瓦解敌军的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伪军方面。1943年，山东军区瓦解伪军7000余人。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在政治攻势与军事威胁下，山东伪军大股反正65次，共16085人，带出兵舰1只、重机枪2挺、钢炮2门、汽艇4艘、迫击炮55门、轻机枪152挺、长短枪9159支。

除了作战缴获和争取敌军反正外，还通过各种渠道从日伪军、军手中够买了一批武器以解燃眉之急。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七团甚至利用阳谷县伪军的关系，托人购买到了两发九二式步兵炮弹，为后来的炮弹仿制提供了便利。但是，不管是从敌占区购买武器，还是运输武器经过敌占区，成本与风险太高，稍有不慎，人、财、物俱失，购买之法根本不能满足持续抗战的要求。

然而，武器取之于敌顽的方法在抗战中期很难再行之有效。因为在1938年秋，华北日军情报部门已认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开始频繁“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此时，在与的较量中，日军也逐渐意识到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己方。于是，日军在濒临被歼时，常常主动破坏武器及其它军用品。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的一份指示称：“与日寇战斗中，枪械之缴获较少，而不会再发。因此我各根据地，对兵工建设应有正确的原则与注意。”由此，自办兵工建设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1944年8月，鲁中军区在沂水葛庄缴获的日军七五山炮

自造武器

在看来，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做到自产自给才是解决武器问题的根本之道。早在抗战爆发之初，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造枪的重要性。1937年10月21日，在发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制造。”然而，在抗战初期，由于尚可广泛收集民间，且方面略有武器拨付，自办兵工厂的问题显然没有那么急迫。但是，随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尤其是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引起了日军的高度关注，对的防备之心也与日俱增，这都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因此，八路军总部不得不告诫各地武装，只有“切实的贯彻彻底自力更生的精神”，才是战胜民族与阶级敌人的基本条件，任何丝毫的忽视，“必将招致严重的恶果”。

就当时山东的具体情况而言，在山东建立兵工厂亦是迫在眉睫。一方面，山东八路军的扩军速度较快，山东纵队在1940年上半年有51000余人，一一五师在1940年9月份发展到70000多人，都需要及时补充武器装备。加之还要武装数量庞大的民兵自卫武装，部队在战斗中又存在损坏、遗失等现象，山东八路军在武器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如果说的特点是可重复使用，的特点却是易消耗，因此，与不同，依靠缴获并不能解决问题。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山东纵队作战缴获日伪军子弹38996发、炮弹362发，但战斗消耗损坏子弹227000多发、炮弹500发、手榴弹24165枚，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5.82:1，炮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38:1。

可见，面对山东抗战中所出现的武器问题，在抗日根据地遭受封锁、破坏，民间不能供给，对敌又不能大量缴获，即便缴获又不能弥补消耗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自造武器予以解决。

其实，领导的山东各抗日游击支队早在起义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自办兵工问题，但因初期条件有限，兴办的多是简单的随军修械所和小型的炸弹所。然而，简单的修械所和炸弹所难以应付现代化的战争，也难以应付抗战的长期性。随着主力的到来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筹办兵工厂的时机逐渐成熟。

抗战时期，领导的山东兵工建设以胶东地区成绩最大。早在胶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创建不久，该部就兴办了胶东最早的小型兵工厂，利用土法生产、子弹、手榴弹和小型迫击炮。1938年5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救第三军建立了胶东第一个兵工厂黄县圈杨家兵工厂。此后，胶东陆续建立兵工二厂、三厂、四厂和五厂。1944年，胶东军区兵工厂生产子弹231418发、手榴弹248685枚、地雷19612个、50毫米掷弹3992发、炮弹2659发、无烟药452.5斤、炸药1019斤，但仅生产枪441支、50毫米掷弹筒169个、迫击炮2门。

在渤海、清河地区，在1942年下半年，清河兵工厂可月产刺刀200余把、炸弹300余枚、子弹数千发，还能修复、仿制“捷克式”轻机枪和生产“八二”迫击炮弹。

在滨海地区，1945年，滨海兵工厂生产鹿砦雷近300发，“五五”迫击炮400门，“八二”燃烧弹500多发，“八二”迫击炮弹3600余发，地雷3900多个，黑火药8600多斤，子弹10000多发，手榴弹280000多枚。

在鲁中地区，1942年，鲁中军区设立的军工科在抗战后期可月产地雷1500个，手榴弹100000枚，并能制造生产“八二”迫击炮。

在鲁南地区，1944年底，鲁南军区兵工厂每月能出枪榴弹筒30个，手榴弹15000枚（如只生产地雷可出6000个），可制打刺刀300把，黑火药1200斤，翻造子弹3500发，手榴弹把6000个，枪榴弹把6000个，还能修理长短枪、轻重机枪，提供炮配件。

整体来看，领导的山东兵工建设基本保证了抗日部队对的需求，惟生产相对较少。不过，这一现象并非兵工生产伊始就是如此，也并非山东抗日根据地所独有，而是贯彻执行中央指导方针的结果。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指出：“兵工建设应以为主、枪械为副，在现在条件下，我兵工建设只能充实我技术装备，即补充（步机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改善枪械，希望我兵工建设把我军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是不可能的。”显然，对而言，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极大悬殊与敌后根据地极不巩固的条件下，希望生产新式武器，求得敌我装备实力平等，根本不现实。因此，在当时条件下，搞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就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人斗争，以数量胜质量。”

胶东第一兵工厂旧址

但是，即便把军工生产降到了以生产、修理枪械为主的最低限度，在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军的封锁下，山东的兵工建设仍然面临严重的困难。

首先，缺乏稳定的生产环境。因为日军在“扫荡”根据地时把兵工厂作为重点攻击的目标之一，故经常导致工人被杀、机器被砸、兵工停产。如1943年11月6日，日军对山东清河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清河军区兵工总厂工具、材料损失80%，被迫停产。然而，生产环境虽然恶劣，却难以阻挡山东兵工人员的生产研发热情。在基本上并不具备生产现代兵器的艰苦条件下，山东兵工人员通过把现代科学技术与民间手工艺相结合，仍旧逐步解决了步枪、机枪、迫击炮、步兵炮、掷弹筒等现代兵器以及无烟火药、黄色炸药等产品的制造工艺问题，并投入生产，支援前线，进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其次，面临兵工人才和原材料的严重短缺。当时，为了解决兵工人才问题，山东八路军积极通过多种形式，或招收民间手工业者、地方学生，或培训有一定文化的战士，或改造被俘的日伪军技术人员，来不断壮大兵工技术骨干队伍。对于原材料匮乏问题，各兵工厂也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或扒敌人铁轨，或靠当地政府筹集，或派采购员外出采购，或收集战地弹壳碎片。

总之，在的领导下,山东的兵工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兵工的生产，以坚持山东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至1944年，山东军区已发展到28个兵工厂，队伍达5000余人，年产掷弹筒270个、迫击炮弹5000余发、刺刀5000余把、掷弹10000余发、地雷40000个、手榴弹60余万枚、子弹100余万发。

（本文首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原题《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作者刘世超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已经作者删改，原文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